“治大國如烹小鮮”

——紀念毛澤東誕辰122周年

迎春

　　這里所說“治大國如烹小鮮”，不是講這個典故如何理解，而是借用這個典故，說明毛澤東是偉大的戰略家、革命家，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治理我們這個“積弱積貧”的大國，如同家庭婦女做小菜一樣簡單，說明他的高瞻遠矚、雄才大略和宏偉的英雄氣概。

　　人們把毛澤東的一生劃分為三個28年：第一個28年，由一個農村小孩成長為一個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第二個28年，領導中國共產黨、全國人民打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建立了新中國;第三個28年，是治理中國。在短短的28年里，在先抗擊美帝，后對抗蘇修等非常惡劣的國際條件下，把一個被帝國主義國家侵略、蹂躪了一百多年的“積弱積貧”的國家，發展成為當時世界最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世界第六大工業國，成為擁有原子彈、氫彈的大國，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成為世界上政治最清明、社會風氣最良好的國家，沒有“黃、賭、毒”，學習雷鋒成為時尚、基本看不見警察的國家。不僅如此，在這28年里，毛澤東還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里說一說偉大的毛澤東是怎樣治理這樣一個“積弱積貧”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

　　他眼里有方向，胸中有全局，手里抓關鍵，一抓到底。

　　一，眼里有方向

　　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就預見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這個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階段，決不是也不能建立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要建立以中國無產階級為首領的中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以完結其第一階段。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他對于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充滿了信心，指出：“共產主義是無產階級的整個思想體系，同時又是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種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是自有人類歷史以來，最完全最進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唯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672、686頁)作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他在經歷國際國內的各種驚濤駭浪、多少曲折變故，如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出現，劉少奇修正主義的對抗等等，始終明確共產主義大方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毫不動搖。

　　建國前夕，他就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3頁)實際上指出了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在劉少奇等人講“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時候，毛澤東明確批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并指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義社會秩序，’怎么“確立”呢？---------我們現在的革命斗爭，甚至比過去的武裝革命斗爭還要深刻。這是要把資本主義制度和一切剝削制度徹底埋葬的一場革命。‘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65、81-82頁)以后，在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簡稱“四清”運動)，劉少奇又提出“四清運動”的性質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是“黨內外矛盾的交叉”，毛澤東則明確指出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我們這個運動，它的名稱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參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第1368—1373頁)

　　毛澤東不僅有堅定明確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方向，而且在斗爭中練就了一副辨別真假社會主義的銳利目光。

　　當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剛剛出現時，毛澤東就預見了它的性質。到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發展成完整、系統體系以后，毛澤東明確指出這是假共產主義。在他的指導下，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志編輯部名義發表了《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向世界人民揭露了這種假共產主義，充分表明毛澤東辨別真假共產主義的能力。由于本文主要是說毛澤東治國的問題，有關國際反修斗爭的部分就不多涉及。

　　鄧小平重新上臺以后，提出“三項指示為綱”，毛澤東立刻指出：“什么‘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第486頁)而且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歷史的發展充分證明，毛澤東辨別真假社會主義的能力超群。毛澤東逝世以后，鄧小平再次上臺，大力宣傳什么“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什么“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等等。(《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73、372頁)徹底撕下了假社會主義的面具，而一些人還把這種假社會主義吹捧為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真是不知羞恥，這也從另一方面證明毛澤東辨別真假社會主義的敏銳洞察力和堅定的共產主義方向。

　　正因為毛澤東眼里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明確方向，所以，在他治國過程中，盡管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挫折，斗爭形勢有起有伏，乃至明知道有可能“跌得粉碎”(引自《給江青的信》《建國以后毛澤東文稿》第12冊第72頁)，但是他始終牢牢地掌握著“舵”，保證了我國社會發展的共產主義航向。

　　二，胸中有全局

　　毛澤東不僅眼里有方向，而且胸中有全局。

　　新中國建立前夕，他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我們很快就要在全國勝利了--------奪取這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力氣了；鞏固這個勝利，則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要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還指出黨的工作重心應該由鄉村轉為城市，“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他在提出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和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目標的同時，對我國的經濟進行了全面、深刻地分析。他說：“中國的工業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全國范圍來說，在抗日戰爭以前，大約是現代性的工業占百分之十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百分之九十左右。這是帝國主義制度和封建制度壓迫中國的結果，這是舊中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會性質在經濟上的表現，這也是在中國革命的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基本出發點。從這一點出發，產生了我黨一系列的戰略上、策略上還政策上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8、1437、1430頁)充分顯示出毛澤東對于革命斗爭出現決定性轉折的把握，對于革命新階段的全局了然在胸。現在重讀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深刻地感受到他預見的科學性，深刻地感受他“胸有成竹”的震撼力。

　　胸有全局還表現在建國以后，他率領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沿著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的道路，一步一個腳印兒地迎風破浪前進：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手工業和資本主義企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又沖破實現生產資料公有制以后，社會主義社會沒有階級斗爭的陳舊理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政治領域進行全面的社會主義革命，把社會主義革命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正是在科學社會主義革命的軌道上，我國的工業化也在大踏步前進，由一個百分之九十左右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的小生產國家，發展成為能夠發射人造衛星的先進國家。盡管在發展的進程中，出現過這樣那樣的問題和挫折，像一些人認為是“一片黑暗”和不可逾越的“大山”一樣的三年困難時期之類的挫折，由于他眼里有方向，胸中有全局，依然“如履平地”的翻過小坎，繼續前進!

　　再一個事例“是十三年以后重提階級斗爭”(引自《毛主席重要指示》)以后的事。

　　從1949年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問題，到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所以說“是十三年后重提階級斗爭”。八屆十中全會以后，毛澤東非常重視開展農村的“四清”運動。他找地方干部了解情況，派人深入農村調查，不斷批發有關“四清”運動的材料等等。但是，當他發現，“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住城鄉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他就再不聽社教運動的情況匯報，說“現在看來光搞社教運動不能完全解決問題。”(參看《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第1390、1391頁)把眼光轉到文化大革命運動。可見，毛澤東胸中始終有著全局。

　　當然，他胸中不僅有我國的全局，而且有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全局，有世界革命的全局。當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剛剛露頭時，他就發現并提出批評;隨著修正主義的發展，他對于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也越來越堅決;對于世界革命的全局也一目了然。他把世界劃分為三類，與第三世界緊密團結，打擊美、蘇兩霸。這些都是眾所周知的事實，就不多說了。

　　三，手中抓關鍵一抓到底

　　胸中有全局和手中抓關鍵，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沒有全局，也就無所謂關鍵，反之，沒有關鍵，也就反映不出全局。

　　毛澤東善于抓關鍵。在認識到：“------中國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就其基本形態說來，還是和還將是分散的和個體的-------”。“嚴重的問題是農民。”(《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30、1477頁)他就抓住農業集體化不放，從農業互助合作，到農業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的建立，直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體制的確立，一直牢牢抓住農業集體化不放，一抓到底。

　　我國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家。1949年我國人口5.4億，其中農村人口4.8億，占總人口的89.4%;1952年，國民經濟恢復到戰前水平，當年全國有1.85億工農勞動者，其中農業勞動者為1.7億，占總數的93.3%，就是說建國時，近90%的人口在農村，百分之93%的勞動力在農業，(《中國統計年鑒》1983第103、104、122頁)城鎮人口和勞動力只占10%左右，這就是落后農業國在人口和勞動力方面從表現。

　　實現工業化，從人口、勞動力角度說，就是把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把農業勞動力轉變為以工業勞動力。而我國要實現的工業化，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化，而是社會主義工業化。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使勞動者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要把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動力轉移的城鎮和工業等行業，就必須發展公有制工業，帶動城鎮經濟的發展，保證工人有穩定的工作、收入，用形象的話說，保證工人的“鐵飯碗”;保證有必需的糧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保證工人有住房、教育、醫療等條件。而發展工業、發展經濟需要資金，在帝國主義實行經濟封鎖的條件下，完全要依靠我國的自身積累，最初主要是靠農民積累;城鄉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如糧食、蔬菜也要靠農民提供等等。總之，實現社會主義的工業化，首先要發展農業生產，而且是集體化的農業經濟。因為私有制的小農，不僅不可能為社會主義工業化提供積累，而且必然出現兩極分化，偏離社會主義道路。所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發展農業經濟就成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關鍵所在。

　　毛澤東牢牢抓住農業集體化這個關鍵，一抓到底。

　　1951年，當山西省委為防止農村兩極分化，提出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報告，被劉少奇批評為“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時，毛澤東批評了劉少奇的錯誤，指出“把農業互助合作當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59頁)

　　1953年，他又強調：“------個體農民，增產有限，必須發展互助合作。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嗎？”(《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17頁)

　　由于人口的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別是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糧食、副食品供應緊張，成為工業化的最大障礙，國家不得不采取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為了解決農業生產發展問題，建立農業生產合作就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1955年，毛澤東作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指出：“------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首先，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的，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求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181—182頁)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農村建立了大量農業生產合作社，有力地推動農業生產的發展和出現了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高潮。

　　在農業合作化形成的集體勞動協作力的推動下，1958年我國又出現了建立農村人民公社的大潮，很快全國就實現了公社化。(參看《論我國農村合作經濟發展變化的物質根源》《社會主義本質探索》第179-201頁)毛澤東主持了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說：“必須指出：由農業生產合作社到人民公社的轉變，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的過渡，由社會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這些是互相聯系而又互相區別的幾種過程。首先，農業生產合作社變為人民公社，使原有的集體所有制擴大了和提高了，并且帶上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但是這并不等于已經把農村中的集體所有制變成了全民所有制。現在全國農村已經公社化了，但是要在全國農村實現全民所有制，還需要經過一段相當的時間。---------------其次，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并不等于由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農業生產合作社變為人民公社，更不等于由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由社會主義變為共產主義，比由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變為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需要經過更長得多的時間。”等等。

　　如果說毛澤東在互助合作運動和農業合作化發展過程中，主要是反對右傾保守主義的話，那么在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過程中，他的矛頭則主要是反對左傾冒險主義，反對“共產風”。他重點強調劃清集體所有制經濟與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界限，劃清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避免了更大的挫折，保證了社會主義的航向。

　　由于我國遇到三年自然災害、蘇修逼債，加上人民公社運動過程中出現的浮夸風以及公社規模過大等原因，我國經歷了“三年困難”時期。在一些人認為農村經濟形勢“一片黑暗”之時，他深入調查研究，根據生產關系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理論，把人民公社的體制確定為“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使不同性質的生產(種植業、工副業、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等)，與“三級所”有相適應，從而從容地渡過了短暫的困難，重新進入“金光大道”。

　　再說一個實例，就是關于社會主義繼續的革命理論問題。毛澤東在蘇聯出現現代修正主義以后，就奮起斗爭;以后又察覺我國也出現修正主義，于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他不僅牢牢地抓住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斗爭，而且不斷地進行理論分析和概括;他一方面發動群眾打倒劉少奇、林彪修正主義集團，開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另一方面，還不斷地思考社會主義社會產生階級斗爭的根源;最初認為是“人還在，心不死”，認為主要是舊社會的殘余勢力;以后發展到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到最后回歸到經濟關系，在“理論問題”的指示中，明確指出是社會主義還存在著的商品貨幣經濟關系，把社會主義社會存在階級斗爭的理論，重新建立在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關系決定階級斗爭的理論基礎之上。

　　總之，毛澤東以其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根底，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不斷地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實際經驗，以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高瞻遠矚，胸有全局，牢牢抓住關鍵，推動著我國經濟、社會沿著科學社會主義的方向不斷地闊步向前，在短短的二十幾年內，就把我國建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強國。現在有一些人在咒罵毛澤東，說他這里有錯誤，那里有失策等等。借用毛澤東詞來回答，這不過是“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凄厲，幾聲抽泣”。讓他們抽泣去吧!

　　毛澤東治國的經驗、理論是一本宏大的“百科全書”，不可能在一篇短短的文章中說清楚、透徹。這里只想提出這個問題，“拋磚引玉”，并表達對于偉大領袖的深深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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