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究竟是誰煽動情緒？究竟是誰似是而非？

2006年3月31日《第一財經日報》刊登《吳敬璉：支持過去改革方向的就是主流經濟學家》，其中一段話注目： 對于國有銀行是否被賤賣，吳敬璉教授說“我覺得最近以來常常如此，提出一些很抽象的說法。研究經濟最好是具體來分析，抽象說明能夠煽動情緒，能夠給人以“似是而非”的滿足，但是無助于真正地認識問題所在。” 我們不禁要問：究竟是誰煽動情緒，是誰似是而非？這里，我們就看具體事實： 吳敬璉教授說：“之前國有銀行，我們搞了許多年，資本金變成了零，甚至負數，這樣一個銀行讓投資者怎么信賴呢？第一個進來的人需要承擔風險，后來的投資者才會隨后進入，價格才會越來越高。”“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很容易情緒化，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過于情緒化，就容易出問題。要解決國有銀行的問題，就要仔細地把問題的癥結弄清楚。”（《吳敬璉不贊同國有銀行賤賣論稱國人容易情緒化》《新京報》2005年12月10日） 我們從A股與H股比較來看這個問題：如果在香港上市的銀行股沒有賤賣，那么A股市場銀行發行股票就是貴賣了，因為都是銀行股為什么內地發行價要高幾倍？如果內地發行價正合適，那么到香港發行就是賤賣了，為什么比內地發行價要低幾倍？這實際已經陷入二律背反。

吳教授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承銷中石化的是中金公司，在香港發行H股是1.60港幣，發A股4.22元人民幣，1.60與4.22中間的差價就形成了公司的資本公積金，這個公積金立即就被全體投資者所擁有，包括香港以及海外的投資者，使內地股民的資產被國際股東吞食。為什么吳教授2001年對內地投資者與國際投資者的機會不公平保持沉默？現在卻為國際投資者介入銀行股進行辯護，這是不是忽悠我們小老百姓！吳教授說： “第一個進來的人需要承擔風險，后來的投資者才會隨后進入，價格才會越來越高。”我們內地的投資者為什么不不能第一，為什么讓國際投資者第一？我們不怕冒險，這總不在A股市場上高價接盤要好得多！ 還有，中海油收購美國石油公司受到美國某些國會議員的阻撓，為什么吳教授不說美國國會議員情緒化？卻一味指責中國“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難道美國人就沒有民族情結了？ 我們請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看一看這些報道：

據《華爾街日報》披露，雪佛龍已在國會活動，設法阻止中海油對優尼科提出的競購。而在雪佛龍的發動下，美國40余位國會議員已向布什總統遞交公開信，以國家安全和能源安全的名義，要求政府對中海油的并購計劃立即進行嚴格審查。（《優尼科推遲發布表決公告中海油收購案懸而未決》《中華工商時報》2005年7月18日）

近日，中海油收購美國石油巨頭優尼科引起了美國新聞媒體的恐慌，他們大肆渲染中國經濟威脅論，害怕美國會淪為從屬國。《紐約時報》7月31日撰文指出，這些報道是短見而無知的，美國人不應害怕中國，反而應向中國學習。（《畏華論杞人憂天學中國才是正道》《國際金融報》2005年8月1日 ） 相比較而言，中國人士只說國有銀行被賤賣，還沒有什么“外國威脅論”卻被吳教授指責為中國“國人容易有民族情結”。這是不是雙重標準？

我們再請吳教授看交通銀行上市的報道：

交通銀行，于6月13日赴香港正式公開招股，6月18日定價，總計籌資約146.6億港元。其發行價為每股2.5港元，發行市盈率為14.8倍，大約是內地銀行的中間水平。此前交行招股價區間為1.95~2.55港元，高盛和匯豐控股為其上市保薦人。

此次IPO，交通銀行在香港資本市場掀起一股認購狂潮，公開發售部分獲得205倍超額認購，凍結資金近1500億港元，國際配售部分也獲得20倍超額認購。不少散戶投資者表示，匯豐銀行入股交行、成為策略性股東，是吸引他們認購的主要原因。（《交行登陸香港股市 料首日將大幅上漲》《東方早報》2005年6月23日）正在接受公安機關調查的顧雛軍還拖累了相關的銀行。中國第五大銀行交通銀行昨天發布的上半年業績報告稱，該行給顧雛軍旗下格林柯爾系企業的貸款尚有4.45億元人民幣未能收回。（《4.45億元貸款未能收回 交通銀行受到顧雛軍拖累》《北京晨報》2005年8月24日） 交行2005年凈利潤飆升近5倍，至人民幣92.5億元，而2004年僅為人民幣16億元。讓投資者心花怒放，而匯豐和社保基金更是心滿意得。同時，交行行長張建國透露已經收到有關A股上市的批準。

　　財報顯示，交行的每股收益從2004年的0.06元人民幣，增至2005年的0.22元人民幣。

　　財報還顯示，交行2005年凈利息收入從2004年的人民幣251.9億元增至315.9億元，服務費和傭金收入從人民幣16.8億元增至人民幣21.1億元，凈利息收益率也從2.59%升至2.64%。交通銀行提議每股派發人民幣0.08元的全年分紅。（《交通銀行05年凈利飆升近5倍已收到A股上市批復》《上海證券報》2006年3月29日） 這里，我們請吳敬璉和那些說“國有銀行沒有被賤賣”的經濟學家好好看一看：交行H股發行價為每股2.5港元，發行市盈率為14.8倍，大約是內地銀行的中間水平。與A股相比是不是被賤賣？如果H股價錢合適，那么A股就是貴賣，也就是說內地投資者要為國際投資者買單。某些經濟學家已經陷入這個二律背反、想到矛盾命題之中。

請大家注意，截止到2005年8月24日交行給顧雛軍旗下格林柯爾系企業的貸款尚有4.45億元人民幣未能收回。郎咸平揭露科龍系造假行為，曾經受到一批主流經濟學家和企業家的圍攻，其規模遠遠超過所謂“五大經濟學家質疑吳敬璉”，甚至有經濟學家集體參加科龍的紀念大會，而事實證明郎咸平是對的。而那些曾經支持顧雛軍的主流經濟學家們，沒有一個敢公開承認是錯了。 我們再請大家注意；交行2005年凈利潤飆升近5倍，如果不是在2005年急于上市，而是再等半年，其發行價會高出許多。目前得利的是國際投資者，交行在香港市場的價格已經上升，再發行A股，發行價肯定會高，新的一輪內地投資者為國際投資者買單，又要開始了。 吳敬璉教授說“我覺得最近以來常常如此，提出一些很抽象的說法。研究經濟最好是具體來分析，抽象說明能夠煽動情緒，能夠給人以‘似是而非’的滿足，但是無助于真正地認識問題所在。” 現在，我們對交行的分析不是抽象而是具體，更不是似是而非，這直接關系到A股市場投資者的切身利益。

 （二）利用他人的話，指責貧困人群反對市場化改革

3月8日《上海證券報》刊登了對吳教授的專訪，其中有一段話引人注目：

記者:有些人說您“嫌貧愛富”，是支持富人和資本階層的，您怎么看這個說法?

吳敬璉: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從何而來，就像有人曾經指出我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實際上那是別人抄錄的時候寫錯了，我的原文并不是這樣，第二天《中國青年報》上已經刊登了更正啟事，后來《財經》雜志刊登了我的全文。（《吳敬璉：我從來沒有嫌貧愛富》《上海證券報》2006年3月8日） 看了吳教授的這些話，讓人想到一個問題，究竟吳教授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沒有，是不是別人抄錄的時候寫錯了？

這里，我們把2005年12月13日《中國青年》的文章，2006年1月17日《財經》的文章引出來，看一看：“貧困群體可能反改革”第一次出自《中國青年報》：

“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今天在《財經》雜志2006年年會上，出人意料地用這一段話來結束自己的主題演講。 （《吳敬璉動了感情:誰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2005-12-13《中國青年報》）

第二次出自《財經》雜志：

吳敬璉說：前一段時間我讀了一本書，書名叫《從資本家手中拯救資本主義》。書中有這樣一段話：

　　“自由市場經濟是人類創造的最有效的組織生產和安排分配的方式。然而，它的發展需要一系列良好的制度安排作為其基礎設施，而這些基礎設施的建立和維護需要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這種政治環境面臨著兩個方面的威脅，第一個威脅是來自既得利益集團，他們已經在市場中占據了強勢地位，還企圖繼續維持其地位。第二個威脅來自龐大的貧困人群。這兩方面的人群，看起來彼此地位極其懸殊，可是它們一旦在反對市場體制的問題上結成聯盟，就會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政府對市場采取干預行動。這種行動表面上打著改進市場缺陷的招牌，實際上卻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而大眾不但不會抗議，甚至還要喝彩，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未來會因此受到損害。”

　　我自己讀了這段話覺得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 （《吳敬璉：實現可持續發展關鍵在政府職能的轉變》 2006年1月17日《財經》雜志）

其實，兩次講話的差別很小，《中國青年報》沒有指出吳敬璉是引用他人的話表達自己的觀點。既然吳教授宣稱是以《財經》為準，那我們請吳教授把話說清楚，對這段所謂“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的話，究竟是贊成，還是不贊成？如果不贊成，就可以完全否認說過“窮人反對改革”的話。如果“很有啟發，愿意在此貢獻給諸位”，能說不贊成嗎？ 誰心里都明白，吳教授是引用他人的話，指責貧困人群反對市場化改革。事后卻不想承認了，作為一個學者，如此出爾反爾，是不有失風度？

（三）“像賭場”改為“是賭場”

2000年1月在中央電視臺的節目中，吳教授說：“就像外國人說的：中國的股市很像一個賭場，而且很不規范。賭場里面也有規矩，比如你不能看別人的牌。而我們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別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詐騙。做莊、炒作、操縱股價可說是登峰造極。” 我曾經多次寫文章，指出；吳教授本來是說股市不規范，“像一個賭場”只是一個比喻，并沒有說“股市是賭場”，小學生都知道“像”與“是”的意義不同。但是，一些報刊把吳敬璉的“像一個賭場”改成了“是賭場”，猛批“賭場論”。吳教授是要股市規范化，“像一個賭場”只是一個比喻，如果換一種比喻，“不許打假球”，就不會惹麻煩了。 現在，我看到吳教授自己改了口，他說：

　　我不是什么大師，6年前我說當時中國股市是一個沒有規矩的賭場，所謂沒有規矩的股市、沒有規矩的賭場就是說，有人從里面把錢偷走了。我勸我們的低收入者、下崗職工不要到里面去。

　　我現在覺得當時的判斷沒有錯，但是我希望它能夠逐漸變好，因為股市是現代市場經濟中太重要的一個支柱，能促使我們企業做強。（《吳敬璉：支持過去改革方向的就是主流經濟學家》2006年3月31日《第一財經日報》） 請大家注意，吳教授說，“6年前我說當時中國股市是一個沒有規矩的賭場。”那么，我們請問；做為市場化的改革重要組成部分——A股市場究竟是什么？既然是“一個沒有規矩的賭場”，那么所謂“市場化改革的股市”成功了嗎？由此可以引申出一個結論：證券市場的改革并不成功！這樣一來，吳教授豈不是自己否定了A股市場的改革嗎？天天給別人扣帽子，這一次，誰也別怪了，“市場化改革”改出“一個沒有規矩的賭場”。“6年前我說當時中國股市是一個沒有規矩的賭場”，這話可是吳教授自己說的。 這里我們再看破吳教授改口；他現在說“6年前我說當時中國股市是一個沒有規矩的賭場，所謂沒有規矩的股市、沒有規矩的賭場就是說，有人從里面把錢偷走了。我勸我們的低收入者、下崗職工不要到里面去。” 吳教授當時真的說過“我勸我們的低收入者、下崗職工不要到里面去”了嗎？請看6年前在中央電視臺的《對話》：

觀眾3：從咱們國家現在全面炒股，這種面臨的情況，對國民生活將會帶來什么影響。

吳：資本市場要擴大，應該要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進行直接投資，應該說是好的現象。但是全民炒股，就是講的不是投資了，我看是不正常的。這說明我們沒有為我們的大眾，提供一個好的投資的機會。

觀眾3：銀行利率降低了以后，許多居民都把資金投向一個是選擇炒股，選擇其它的一些投資，包括現在彩民，包括前陣子彩票。 吳：我們沒有給我們的大眾準備這樣好的投資場所，所以他只有在這個股市里面看這個漲落，做各種各樣的奇奇怪怪的分析，希望通過這個能夠得到回報。炒作過程中，賺錢的人賺的是誰的錢呢？他不是在生產發展中，創造財富得來的錢而是從別人的口袋里轉到他的口袋里，靠這個炒作來讓一個民族富起來，這就像拔著自己的頭發要離開地球一樣，這是不可能的。美國有個經濟學家叫加爾布雷思，他說美國人特別地健忘，二十年被崩盤咬了一口，過了二十年又忘了，又來了。我們這個忘性可大，幾個月就忘了，但是這個不要怪我們的老百姓愚昧。（《對話》央視國際 2001年1月16日）

請大家注意，吳教授6年前的原話是：“資本市場要擴大，應該要吸引越來越多的人進行直接投資，應該說是好的現象。但是全民炒股，就是講的不是投資了，我看是不正常的。”他只是說“我們沒有給我們的大眾準備這樣好的投資場所”，所以形成涌向股市的情況，只不過是借用“美國有個經濟學家叫加爾布雷思”的話說：“美國人特別地健忘，二十年被崩盤咬了一口，過了二十年又忘了，又來了。我們這個忘性可大，幾個月就忘了，但是這個不要怪我們的老百姓愚昧。” 很明顯，吳教授并沒有“勸我們的低收入者、下崗職工不要到里面去。”

盡管我對吳教授的言論有不同看法，但我仍然認為，近五年的股市下跌與吳教授的言論沒有什么關系，因為證券市場的運行有自己的內在規律，把股市的下跌歸罪與吳教授個人是不客觀的的。2000年底股市下跌，是因為中科創事件。2001年1月以后，股市是上升的，8月份創出2200點的新高。所以評論要實事求是。我也希望吳教授能實事求是，過去說的就是過去說的，現在改變了就是現在改變了。

（四）請中金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說一說中石化A股為何高價發行？

吳教授一直強調自己是在維護中小投資者的利益，我們有一個問題：

吳教授是中金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承銷中石化的是中金公司，在香港發行H股是1.60港幣，發A股4.22元人民幣，1.60與4.22中間的差價是A股投資者付出的。這不是給一個“一個沒有規矩的賭場”添亂嗎？ 《公司法》第152條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申請其股票上市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三）開業時間在三年以上，最近三年連續盈利”。《公司法》第137條又規定：“公司發行新股，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二）公司最近三年內連續盈利”。

　　中石化的《招股說明書》中披露了近三年的業績：“扣除成本后的營業利潤總額：1998年-1.986（億元）；1999年66.932（億元）；2000年261.442（億元）。這說明中石化在A股市場發行是不符合《公司法》的。有人說中石化先是在香港特區發行H股然后到內地發行A股，這種說法并不能成為中石化發行A股的辯護理由。任何人都知道法律是必須遵守的，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借口破壞法律的嚴肅性。中石化在香港發行股票必須遵守香港特區的法律，在內地發行新股必須遵守內地的法律，如果到美國發行新股必須遵守美國的法律，這也是“國際慣例”。能說我曾經在香港發行過股票，所以我是特例，其他法律我可以不遵守嗎？由此可見，法律是前提，這才是規范的、法制的經濟原則。
 
　　中石化以2001年預測利潤計算市盈率也很不規范。早在1998年證監會就規定，新股發行不能以預測利潤計算市盈率，只能以上一年的實際利潤計算市盈率，但是《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網定價發行公告》說：“本次發行價格為人民幣4．22元／股，按2001年預測凈利潤計算全面攤薄發行市盈率為20．10倍。”實際上，中石化2000年每股收益是0.19元，2001年預測每股收益是0.21元。中石化以預測利潤計算市盈率在一定程度上誤導了投資者。2001年中石化年度報告顯示：2000年度凈利潤161.54億元人民幣相比，中國石化2001年業績下滑13.2%。年報披露，按國內會計準則計算，中國石化2001年度合并主營業務收入3043.47億元人民幣；凈利潤140.18億元，每股盈利0.162元。（《證券日報》2002年4月2日） 中石化以2001年預測每股收益是0.21元發行股票（2001年終報表是每股收益0.162元），顯然是不合乎《公司法》和《證券法》的，如果嚴格按照規定在2002年1月發表新股，很難達到4.22元，因為2001年8月以后股市已經大幅度下跌。 簡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企業會計準則》（1992年12月3日國務院批準、財政部發布）第五十四條規定：“利潤是企業在一定期間的經營成果，包括營業利潤、投資凈收益和營業外收支凈額。營業利潤為營業收入減去營業成本、期間費用和各種流轉稅及附加稅費后的余額。投資凈收益是企業對外投資收入減去投資損失后的余額。營業外收支凈額是指與企業生產經營沒有直接關系的各種營業外收入減營業外支出后的余額。”

《企業財務通則》（1992年12月3日國務院批準，財政部發布）

　第三十條也規定，“企業的利潤包括營業利潤、投資凈收益以及營業外收支凈額”。

　　根據上述行政法規對“企業利潤”這一概念的界定，中石化1998年的營業利潤是-77.78億元，投資凈收益是68.08億元，營業外收支凈額（加上未作說明的補貼收入之后）是-6.88億元。前述數字相加為-16.58億元（上述數字見中石化招股說明書，未合并報表之數字）。這說明，中石化在1998年當期是錄得了虧損，而且數額特別巨大（虧損16.58億元）。中石化公司招股說明書第194頁坦承，“1999年本公司的營業利潤從1998年的虧損轉為盈利67億元”。

　　如果公司沒有達到“最近三年連續盈利”，則公司法第137條不允許它發行新股，第152條不允許它申請上市。而中石化1998年虧損，但在2001年夏天，它新股也發了，市也上了，這實在是一件讓上上下下都不得不感到難堪的事情。簡直期待著中金、畢馬威華振的先生女士們再施妙手，化法律于無形，給大家的難堪一個過得去的交待。（《財經時報》2001年8月31日） 我們請中金公司的首席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說一說中石化A股為何高價發行？ 這是不是損害了內地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五）這是學術討論，還是上綱上線壓制不同意見？

今年2月，吳敬璉說：“只要與公眾所期待的觀點不同，學者們就很容易在互聯網上招致罵名。吳敬璉認為，對于各領域制度調整的具體措施和經濟學家的學術道德問題，應該分開來做更具體的討論，而不應該混為一談。”（《吳敬璉呼吁學界討論應切實學術和人品不能混談》2006年2月13日《北京晨報》）“ 經濟學家作為知識人，應該按照“學術獨立，思想自由”的精神，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地提出自己的見解，并且對這些見解是否符合學術規范獨立地負責。 ”（《吳敬璉：有人正力圖把人們引向反市場化改革》2006年2月13日《中國青年報》） 但是，兩會剛一結束，吳敬璉就發表了《學術分歧事關大是非 改革何必糾纏表象》：“現在媒體上充斥著否定市場化改革大方向的議論，把收入差別過大、國有資產流失、上學難、看病難、沒有房子住等都歸罪于改革，”他說，“主流媒體應該有個明確的態度。”

在兩天后的另一次小組發言上，吳敬璉再次重申了上述批評，稱“否定改革、反對改革、否定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潮蔓延”，而一些主流媒體也是在“火上澆油”。 （2006年3月13日《中國房地產報》） 說反思改革要在學術討論領域內進行的是吳教授，說學術分歧事關大是非的還是吳教授。讓人感覺吳教授根本不讓別人說話，他自己想怎么說都可以。

（六）學者要不要自律，，經濟學家要不要講道德良心？

請大家看6年前吳敬璉教授在中央電視臺與觀眾的對話。

觀眾4：作家張平就談到反腐敗的問題的時候，他講了這么一段話，他說現在的知識分子，經常在桌子底下說話，那么在桌子上邊的時候，他保持沉默。因為知識分子當中的某些人，已經進入到這個既得利益的群體，他說知識分子的這個集體沉默，是導致目前道德滑坡，或者說是道德產生腐敗的一個重要原因。那么我的問題就想問您，您對這種說法是否贊同，當然了這個問題比較難回答，如果您覺得為難，您也可以保持沉默。
吳：我想這個沒有什么難回答的，你說引用的這一位這種判斷我覺得有偏頗的地方，就是把這個現在正氣不伸張都看成完全是知識分子的責任，對于我們自己來說，應該要求自己為人們的利益立言，我們首先就要沒有任何顧慮地說明，他是什么，他到底是什么，我們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群體來說應該自律。但是應該考慮到還有個環境的問題，所以我要呼吁社會的各個方面，包括政府的官員，要給知識分子要給經濟學家敢于直言的這么一個比較寬容的環境，比如說這個基金的問題，其實在中國經濟學家里面正面提出這個問題大有人在，但是當一提出，他們馬上就受到了壓力。

什么叫自律，自律就是講道德良知，所以吳敬璉才說：“我們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群體來說應該自律。”6年以后，吳教授好像忘記這段話，他說： 目前的狀況卻是缺少思路清晰的具體分析，籠統判斷的氣氛也影響到公眾對經濟政策調整，甚至對經濟學家學術人品的判斷，使得原本應當越辯越明的爭論更加混亂。（《吳敬璉呼吁學界討論應切實學術和人品不能混談》《北京晨報》2006年2月13日） 社會科學，特別是與現實利益相關的經濟學，能脫離道德良知而泛泛地談學術嗎？6年前吳教授說：我們經濟學家作為一個群體來說應該自律。”6年后，吳教授又說：“學界討論應切實學術和人品不能混談”。給人的感覺是：吳教授永遠正確，他想說什么就說什么，想怎么說就怎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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