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有之鄉講座

主題：如何反思改革——韓德強評高尚全和吳敬璉

主講人：韓德強

時間：2006年1月15日星期日下午2：00

地點：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號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下面是演講稿第一部分。

新自由主義者如何影響改革？

——評高尚全的最近言論

韓德強

2006-1-13

最近，經濟學界發生了一場大論戰。論戰一方是馬克思主義者，另一方是新自由主義者，出陣者大都是重量級人物，但雙方的追隨者都陣容龐大，從會議打到網絡，從網絡打到報刊，令觀者驚心動魄。不少朋友勸我參戰，但我似乎興趣不是很大。我既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也不是新自由主義者。在感情和立場上，我更傾向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事實上已經不影響政策和公眾輿論了。所以，我更愿意與新自由主義辯論。看了高尚全的講話后，覺得他在否認基本事實，誤導改革，誤導公眾，其危害是現實的。所以，還是發表一點看法。這仍然不是參與兩派論戰，而是站在公眾立場上的獨立看法。當然，也歡迎兩派批評。

一、當前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高尚全在接受《經濟觀察報》采訪時認為，“當前我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遇到的一個主要矛盾，是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的矛盾，真正的焦點在于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不公平，推進政府改革、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才是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的基礎和前提。”

高尚全參與了改革開放的政策設計，他應該十分清楚，二十多年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就是“甩包袱”：醫療市場化，把免費醫療制度當作包袱甩掉，現在只有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可以繼續享受公費醫療的好處；教育市場化，放棄面向全體大眾的免費教育承諾，收取越來越高昂的學費，把廣大貧民子弟擋在大學門外；住房市場化，房價一路高漲，房地產商、銀行和地方政府組成“聯合收割機”，把城市白領多年的積蓄和未來的收入都“收割”了；交通市場化，貸款建設高速公路，每公里的路費是油費的二倍多，結果，輔路繼續堵車，旁邊的高速公路卻經常車流稀少；銀行商業化，結果工農中建四大銀行關閉了5000多家分支機構，最需要貸款幫助發展經濟的落后地區、農村地區卻得不到貸款。對于政府來說，每甩掉一個包袱，都可以減少一大筆財政支出；但是，對于老百姓來說，卻是增加了一筆沉重的負擔。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已經成為壓在廣大公眾頭上的新的“三座大山”。在這種情況下，公共產品的供應自然嚴重不足。需知，公共產品的市場化，導致公共產品嚴重不足，這正是高尚全所參與的改革的基本走向和“偉大成就”啊！現在，這位參與、擁護改革的高尚全又出來說話了，說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成了社會的主要矛盾了！

當然，公眾是善良的。不管高尚全參與過什么，不管他如何自相矛盾，只要他承認公共產品供應嚴重不足，還把這當作當前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我們都可以既往不咎，可以感謝他說出了實話的。問題在于，未來怎么辦？如何解決這個矛盾？

二、這個主要矛盾是怎樣產生的？

高尚全認為，這個矛盾是由于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產生的。

我看，這里至少有兩層錯誤。

第一，顛倒了矛盾的主次關系，混淆了是非。看不起病的問題，首先是政府甩包袱，放棄提供免費醫療的責任，放棄對公立醫院的嚴格管理，然后才是醫院利用地域壟斷，提高收費；上不起學的問題，首先是政府甩包袱，放棄提供免費教育的責任，放棄對公立大學的嚴格管理，然后才是權力私有化、市場化，收取高昂的學費；住不起房的問題，首先也是政府放棄了免費或成本價提供住房的責任，然后才有房地產商、銀行、地方政府的勾結，不斷提高房價。放棄行政責任在先，行政權力參與市場化分配在后。顛倒了這一關系，或者干脆忽略第一點，就是回避反思改革，回避高先生應該承擔的一丁點歷史責任。

第二，為市場化開脫責任。當今社會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市場化過度造成的，還是市場化不足造成的？按照高尚全的看法，問題顯然不在于市場化本身，而在權力參與市場化。但是，在一切都市場化、交易化、金錢化的大潮中，權力本身難道不會市場化嗎？權力市場的公開化和透明化程度難道不也在提高嗎？過去，人們不知道一個市長值多少錢，現在，人們不僅知道上海市長值多少錢，還知道洛陽市長、襄樊市長值多少錢，還知道錄用一個什么機關什么崗位的公務員值多少錢。對于官場老手來說，這些都是近乎公開的秘密，就差明碼標價了。人們還知道，這些職位的行情還在不斷看漲。隨著官位投資成本的上升，還產生了官位股份制。例如，交通局長的預期利潤豐厚，張三想去得到這個位置，自己手頭的錢不夠二百萬，就找李四、王五、馬六入股。事成以后，大家按股分紅。越是買來的官帽，就越敢貪污受賄甚至公開索賄，因為官帽的批發商會提供售后服務，幫著擦屁股。不但權力市場化到如此程度，甚至良心、道德都已經市場化了，這市場化難道還不過度嗎？

高尚全可能會說，權力市場化不是市場化的錯，是權力的錯。但是，權力者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認為市場化浪潮可以不導致權力市場化，就像莎士比亞筆下的夏洛克，割了人的肉還不許流血。如果說干部隊伍可以達到這種境界，可以真正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那么，原則上，搞計劃經濟又有什么不可？人性自私論是一切市場化改革的理論基礎，怎么到了權力市場化問題上，又希望干部不被腐蝕了？

三、高尚全的理想是什么？

高尚全可能會說：對啊，我沒有要求干部無私啊，我知道權力市場化的危險啊。在人性自私的前提下，要保證權力不被市場化，必須推行政府改革，使權力受到制衡，受到約束。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不是權力制衡，而是官官相護。審計署本來是個清水衙門，但是對任何部門都擁有審計大權，是一個以權力制衡權力的機關。它是怎樣行使審計權的呢？許多地方審計局進駐某機關，沒日沒夜地查帳，查清楚了，再與該機關首腦談判，是拋出大魚呢？還是拋出小魚？是避實就虛呢？還是避虛就實？從中分贓漁利。

高尚全可能會反駁說，在一黨專政下，審計署式的制衡是不徹底、不可靠的。高說的政府改革，說清楚了就是實行三權分立，多黨選舉，搞西方民主模式。當然，這一點高尚全和他的盟友們絕不會公開承認。承認這一點就是承認他希望共產黨讓位，就是承認他是美國的第五縱隊，承認自己客觀上是顏色革命的內應。

所以，問題進一步可以被歸結為兩種可能：第一種，高尚全不清楚他的邏輯、一定程度上改革的邏輯，最后的結果將是共產黨讓位；那他就是糊涂。糊涂之人居此高位，是不稱職的。第二種，他清楚這一邏輯結果，他正是要竭力推進這一結果的出現。那他就是在主觀上是美國的內應。

對于這種推理，高尚全似乎不能接受。他說：“還有人寫文章說，中國改革是美國情報機構派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來指導改革，搞和平演變。不能荒唐到這個程度。”我相信，高先生不是美國中央情報機構派來的代表人物。但是，高先生所遵循的邏輯卻會引導他走向美國中情局所樂意見到的結果。這正如戈爾巴喬夫不是中情局特務，但起的作用卻比一百萬個中情局特務更大，他改變了蘇聯制度，使蘇聯四分五裂，使美國多年來的夢想成真。至于高先生所交往的朋友中，他所供職的機構中，有沒有貨真價實的中情局特務，恐怕高先生無法確知吧。既如此，那憑什么就一口咬定沒有呢？

當然，在我們今天這個多元化的時代，當中情局的特務似乎也未嘗不可，甚至是一種光榮。有的人不是聲稱要當一夜美國人嗎？有人的不是想給美國大兵帶路，廢除中國的薩達姆嗎？在一些自由派學者看來，這是與時俱進，順應民主潮流的偉大壯舉。當第五縱隊有什么不光彩的？

我這種看法，大概在高尚全看來，就是對改革的干擾。他說：“當前對改革的干擾不少。有人給中央領導寫信，說現在不是要執政黨的能力的問題，而是要糾正路線問題，認為中國走了一條資本主義的道路。”

當然，高尚全這里指的“有人”，是指社科院原副院長劉國光。只有劉國光這樣參與過改革方案設計的人，才有資格構成對改革的干擾。我看，高尚全應該感謝劉國光。是劉國光在公眾心目中部分地挽救了改革參與者的聲譽，讓人們知道，這些參與者中還有在主觀上不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只要還有一點點事實求是的態度，且不說教育、醫療、住房領域的市場化，且不說嚴重的腐敗，且不說名列世界前茅的兩極分化，就憑國企私有化、股份化這一條，就可以說，中國已經走在資本主義的道路上了。對目前的現實，高尚全這樣的改革參與者難辭其咎。

四、不要拉總設計師做高尚全的虎皮

公道自在人心。高尚全大概知道自己的邏輯站不住腳，他的最后一招是拉總設計師做自己的虎皮。

隨著新自由主義實踐不斷在世界范圍引發經濟危機、政局動蕩、種族主義和恐怖主義泛濫，國際和國內都掀起了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潮流。對此，高尚全感到很害怕，他怕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會導致對改革的反思。他說：“另外一個干擾，就是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按照新自由主義設計的，因此在改革中出現了這么多矛盾和問題。這樣一來，也就否定了我們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

反思改革并不等于否定改革。承認改革受一定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并不等于要否定改革。改革是什么？總設計師自己并沒有搞清楚，他只給出了一個總原則：摸著石頭過河。河的對面是什么？是共同富裕。如果說新自由主義可以讓全國人民共同富裕，新自由主義為什么就不可以？如果說社會主義公有制可以讓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什么就不可以？手段可以摸索，方向不容置疑。改革在九十年代后受到新自由主義的嚴重影響，這是不爭的事實，但也是一個摸索實踐的過程。既然是一種摸索實踐，犯錯誤是正常現象。只要勇于承認錯誤，改正錯誤，化代價為教訓，化教訓為經驗，仍然是在總設計師的框架內。在九十年代初期，鄧小平同志說過（大意），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經濟的手段。但是，高尚全卻忽視鄧小平思想中對計劃的肯定，夸大市場的作用，把總設計師的正確思想片面化、極端化，走入了新自由主義的、市場萬能論的迷途，這能怪總設計師嗎？

承認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承認市場萬能論的錯誤，承認將市場機制泛化到一切領域的錯誤，并不等于要否定市場，更不等于要拋棄新自由主義改革期所積累的物質財富。要市場，不要市場化；要計劃，不要計劃化；要改革，但不要改革神話。這才我們的正確選擇。

但是，始作俑者，要改也難。反思新自由主義的錯誤，恐怕高尚全就應該公開承認錯誤。這是他不能接受的。

五、如何防止災難性的后果？

高尚全大概知道自己的言論經不起推敲，所以，他還有一招來嚇唬公眾：“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

今天我們的確要解放思想。可是，什么東西束縛著我們的思想呢？是馬克思主義嗎？還是市場萬能論？是制度萬能論？是新自由主義？劉國光的言論表明，馬克思主義早就不再成為束縛人們思想的教條了。解放思想，要害的是要解放決策者的思想。而今天，體制內的決策者的思想在相當大程度上受到新自由主義的束縛。市場化都深入到權力體系了，他們還認為市場化不徹底。權錢勾結、官官相護都成了潛規則，他們還認為是制約機制沒有建立。按照這種邏輯，提倡“多快好省”的大躍進又有什么錯呢？錯誤在于沒有“多快好省”啊！迷信者的特點，就是自己不認為自己是迷信，而認為自己是科學。

改革開放時代的確取得了成就。可是，這種成就有多少是改革開放成份帶來的，多少是原來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成份帶來的，這值得進行一分為二的分析。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正確地總結經驗教訓。八十年代，這兩種成份力量相當，客觀上成就了各種經濟成份的繁榮。但是，按新自由主義的片面思維，八十年代的成就只是改革帶來的，只是開放帶來的，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則阻礙了改革開放。加快改革開放就要取消計劃，取消公有制。結果，不但社會公平嚴重喪失，而且國家自主創新能力嚴重削弱，中國成了發達國家的經濟殖民地，世界打工仔，在國際分工體系中被鎖定在低利潤、低附加價值的環節中。這樣一來，勞資矛盾空前激烈，重大礦難頻繁發生，政權的階級基礎發生轉換，國家憲法中享有領導權的工人和農民淪為弱勢群體，政權的合法性遭到質疑。只有正視這種嚴峻的現實，才有資格談論“堅持改革”。無視這種現實，那就是背叛了總設計師的初衷，就沒有資格談論“堅持改革”。人民群眾擁護的改革，是走向共同富裕的改革，絕不是高尚全想象中的全面私有化、市場化、兩極分化、腐敗化的改革。

在人民群眾眼里，改革已經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6000萬國企職工下崗，數億農民工在低工資、無福利、無勞保的條件下每天勞動12小時，極少數人控制了絕大部分的生產和生活資料，自主技術體系被摧毀，金融和經濟危機隨時可能爆發，國家安全形勢日益嚴峻，這些難道不是災難性的后果嗎？鄧公有靈，他能接受這種現實嗎？

    事情和高尚全所想象的恐怕恰恰相反，正是九十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造成了中國社會的深刻分層和斷裂，埋下了全局性危機的禍根。如果不加反思，不加糾正，中國的未來完全有可能陷入社會動蕩、國土分裂的巨大災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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