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 陰謀論” 答香港財經記者問

2007．12.

記者：楊教授您好！我們這期的標題是“貨幣戰爭，兵臨城下？”。之所以打個問號，主要是很多學者的對于這個的觀點也都不盡相同。有的學者認為中國已經卷入了貨幣戰爭中，而有的則不這么認為，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楊教授：宋鴻兵寫了《貨幣戰爭》這本書，我們就從這里說起。我最近也想寫一篇文章，還沒開始動筆：《陰謀論和規律論》。這個問題概括到哲學上的高度來講，就是陰謀論和規律論的關系。這個問題我已經講過幾次，除了立場和利益的問題，如果沒有偏見的話，我認為我的這個說法是站的住腳的。

首先，概括這兩個“論”的關系，就能說明問題。所謂陰謀論，長期以來是一個非主流的看法，比較早的是美國的拉魯什學派，在30年前就寫了很多關于暗殺的問題，和宋鴻兵書上寫的一樣。我20年前就看過這些東西。拉魯什學派來往于世界各地，揭露金融資本操縱世界貨幣。他們預計的很多事情后來都出現了，很多國家都金融崩潰。美國克魯格曼也預計到亞洲金融崩潰。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就是陰謀論的證明， 有人操縱大數量貨幣，沖擊國家金融體系。

10年前一些德國人訪問中國學者，他們是美國拉魯什學派的德國朋友，我這才感覺到拉魯什學派的背景與德國有關。 他們拿著孫中山先生作鐵路總監時畫的歐亞大陸橋的圖，說孫中山很偉大，一直有夢想，就是修10萬公里鐵路，連接亞歐大陸。他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世界是美英日三國的海洋霸權，加上猶太人的金融資本來控制世界。 我才知道孫中山還有這么一個偉大之處，原來只知道他是中國華盛頓。我現在到處講孫中山的三大貢獻：建立共和國，退位保中國不分裂，第三大貢獻就是連通亞歐大陸橋。 他當時的戰略就是中國和歐洲要聯合，來抵抗英美的海洋霸權和貨幣霸權。

當時這個思想是非主流的，中國又處在改革開放時期，好像宣傳這個就是反對改革開放。但當時我也有所保留。德國人鼓吹這個理論，實際上是把兩次世界大戰的責任推到英美身上，說是英美為了防止貫通歐亞大陸而耍的陰謀。這樣的話，兩次世界大戰德國就沒責任了。這個學派有德國背景，而且有黃金背景。鼓吹美元不行，就意味著鼓吹黃金。

規律論一直就是主流，是西方經濟學和各國當權者一直奉行的。規律論就是說，歷史是有規律的， 而我就是規律的代言人。 金融創新是規律，誰都不可以不這么做，最著名的就是麥金農和肖寫的《金融深化理論》。這本書奠定了西方金融上的規律論的基礎。任何國家都必須超前發展金融，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必須發展金融創新工具，并不是誰設計的，即使是設計的，也是符合歷史規律的，如果不這么做，就會被邊緣化，最后就無法成功。

規律論有兩個重大的欠缺：第一，它如果否認陰謀論的存在的話，那么就是說，沖擊也是規律，是必然的。 自己被沖擊垮了是自己的問題，是國家內部制度有問題，跟外國資本沒有關系。這個說法就有很大欠缺。在金融上，不僅僅是制度問題，還有一個資本大小的問題，即使制度再好，如果資本規模小，仍舊會被人控制。所以不能掩蓋大資本對小資本的控制。還有對規則的控制，強者利用規則進行控制是一個更高層次的控制。

第二，規律論否認在發展過程中有分配關系。發展規律是存在的，你參與進來就能發展。但不能否認發展中間分配問題，有人發展，有人失敗，多事人可能得不到發展的利益。

陰謀論假設在發展過程中，經濟主體之間是有博弈的，這種博弈不僅僅來自個人和市場的博弈，還來自國家戰略與政策。 陰謀本身就是一種博弈，在這樣理解下，陰謀無處不在。陰謀論永遠不可能在法律上被證明，但可以假設有陰謀。這是我最核心的觀點。一個國家一個企業一個人，都必須時時假設來自別人的威脅。要對陰謀有個正確的理解。因為每個主體在發展過程中都是要爭取利益的，發展只是一個客觀的結果。就比如說“大牛市”，股市漲就是一個規律，但是真正賺錢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數人能賺到。這是怎么回事呢？這里面就有陰謀。別人策劃好了，即使股市再漲你還是賺不了錢。

規律論在哲學上叫歷史必然性，陰謀論屬于個人能動性。 以上大概就是兩者的關系。其實按照美國自由主義的觀點，更應該強調的是個人能動性。所以他們就有陰謀論。但是強者總是把他們行為解釋成規律所在，強調規律就是這樣，我是應天命做事。

搞文化大革命也說歷史規律要求我們發動文化革命。后來我們反思到：規律是需要代言人的，誰可以為規律代言？ 就是那些能夠主導現實的強者，有權力有金錢的，他們需要話語霸權。

規律論和陰謀論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兩者都存在，不可以隨便否定掉其中一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解決好，過分強調歷史規律性。

記者：那您用這種眼光來看待中國經濟和人民幣升值，是不是也認為是規律與陰謀同時存在？

楊教授：當然。這根本就是哲學問題。我再插一段話。

文革時期我國最左傾時，連《資本論》都不讓看，大家只讀毛澤東選集，馬克思主義33條。如此左傾的年代，居然保留一本普列漢諾夫的《論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雖然作者被批判為“中國的陳獨秀”，但把這本書譽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

馬克思在歷史發展規律上的理論，比較僵化，他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變成物質生產力，但是過分強調歷史規律。 后來恩格斯在晚年時候，說你們不要錯誤理解我和馬克思，我們當年和青年黑格爾派論戰時過分強調歷史規律了，歷史并不完全是這樣的。于是普列漢諾夫的這本書作為馬克思主義的經典， 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補充，強調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從哲學上來看，反對馬克思的西方經濟學家，在歷史觀上和馬克思是一回事，左派右派是一回事。 馬克思主義里面有“西方中心論”和“歷史規律論”。

我一直說要超越左右翼， 左派右派表面上在產權制度，政治制度上分歧很大，在哲學層面很一致。我指出了“西方中心論”和“歷史規律論”，在哲學上必須超越這些理論。 歷史是人創造的，但人不能隨心所欲的創造歷史，人們的行為是有客觀規律可循的，但這個規律是在人的行為之后才能確定的，不是在還沒做的情況下，就有人告訴我們必須怎么干。 事實上每個人都按自己的意志來干，到最后有客觀結果。 這叫做“平行四邊形的對等線規律”。

按自己意愿行事，這可以理解為“陰謀”，是微觀的個體行為，即每個人都要壓倒別人，得到自己的發展。到最后可能是誰也打不倒誰，才有談判有交易，有雙贏。 最后有人告訴你走中間道路是規律，那難道走兩邊道路的人就都走錯了嗎？并不是這樣。支配人行為的動力始終是個人自己，而不是規律。規律只是一種結果。

有些人特別是強者、當權者都拿規律來要求人的行為，在這個層面來說，規律就不再是科學了，規律變成了上帝和信仰。文化大革命的發動也是這樣，發動者說這不是我的個人意愿，是歷史規律決定必須這么做。改革開放后對文化革命進行批判，這些批評者真正肅清了錯誤所在嗎？真正領會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嗎？沒有。包括現在資本的力量一樣的專制，經濟崩潰、工人下崗等等現象，說是規律，非干不可。

我總結一下就是，規律是人的行為的客觀結果，而不是我們一定要遵循的先知。 陰謀是假設其存在的，寧可信其無，不如信其有。兩者必須兼顧考慮。

第二個問題就是回答你的問題，具體到了中國金融發展問題，一是要不要金融創新，二是創新過程中要不要假設有美國陰謀？肯定是兩個都需要。我們可以談些具體的問題。

記者：人民幣升值壓力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楊教授：我的思路很清晰，而且我超越了你們訪問的那些經濟學家。許多經濟學家沒有思想，沒有哲學理念。著名經濟學家首先都是哲學家，思想家。馬克思，索羅斯，亞當·斯密無一不是哲學家。沒有理念，經濟學不能成為經濟學，就變成技術了。

人民幣升值也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人民幣升值就是規律。我在1994年就認為人民幣該升值了，這13年來經過無數的論戰，都證明我說的對。這就是說我認識到規律了。其實認識到這個規律也很簡單。 1994年人民幣超貶了，后來我們計算出實際匯率已升值，這是有經濟根據的。

到2000年的時候，反對升值的人反而提陰謀論。我雖然是假設有陰謀的，但這件事上恰恰沒有陰謀，人民幣的確是該升值了。但有人鼓吹陰謀論，反對美國日本壓迫我們升值。因為他們不想升值，又沒有理由，就提出“陰謀論”。他們代表了中國出口集團的利益，其前身是計劃經濟時期的出口集團。 在計劃經濟時期，出口集團的利益就是最核心的。到改革開放之后，出口集團一直在干擾我們的匯率制度，一直鼓吹貶值。一直到2002年，中國都不敢升值。之所以這樣，主要是因為中國出口集團的利益，僵化的思想和戰略以及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如依靠勞動密集型產品，依靠比較利益，依靠美國市場。就這一整套東西形成了一個利益集團。就是這些人在阻擾人民幣升值，這就是陰謀，陰謀不在美國，而在中國。

1998年金融危機，他們又鼓吹人民幣貶值，這才是美國的陰謀，就是要打垮香港聯系匯率，迫使人民幣貶值。那時我就認為人民幣絕對不能貶值。結果證明不貶是對了。

我1994年就看到了，人民幣沒有貶值壓力，只有升值壓力，周邊國家都貶值，人民幣也不能貶，因為人民幣是該升的貨幣。 2000年以后人民幣就該升值了，因為國際資本已經回歸中國，他們知道中國要崛起了。大量資本進入會壓迫人民幣升值。首先我認為人民幣就是應該升值，這是規律論。 升值對中國利益并沒有害處，是有好處的。不能說美國壓迫人民幣升值有陰謀，即使有陰謀也不妨礙我們升值。

國際資本真正的陰謀，是利用人民幣升值來賺錢，進入中國股市和房地產。他們要進入中國股市，就先把中國股市打掉進來抄底。 這樣的共識是怎樣形成的？ 首先是國際投機資本的代言人索羅斯總結1998年沖擊中國的失敗在于“沒有想到中國政府不守規矩”， 他進一步提出“市場經濟非均衡理論”， 感到了中國的“歷史性非均衡崛起”； 然后是國際經濟學主流派接受了所謂“北京共識”，認為中國有維持穩定的能力； 然后是美國日本政府要求人民幣升值；這等于給國際資本下達了一系列的動員令，他們從2000年開始偷偷進入中國，進入時搞了個陰謀，用四年時間把中國從牛市打到熊市，股指打掉50%。這就是一次明顯的陰謀，在這個過程中低估股價，低估國有資產，低價購買大量資產，然后必然是特大牛市。 所謂陰謀，就是這樣一系列的共識和行動組成的，未必有一個什么“司令部”在直接指揮。 你也可以說，這不是陰謀啊，這就是市場經濟的規律啊？ 也可以。 只不過說有陰謀，可以使我們國家提高警惕，在宏觀上注意金融安全，也沒有什么不好的。

人民幣升值沒有陰謀，也不是我們受美國壓迫的結果，我們是拿升值在和美國做利益交換，這也是可以的，比如要求美國歐洲轉移高技術。人民幣匯率在1：6以前，都是符合經濟規律的。

概括起來，關于人民幣升值問題有三點。第一，升值不能太快，太快會產生問題。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完成企業技術升級的歷史任務是需要時間的，不能聽任他國的要求。一年大概升值五毛到一塊，升到一比六就要堅持住，但是我估計可能堅持不住， 到 1：5就危險。升值過程中要給企業五到十年時間，使他們在升值壓力下轉變企業戰略，提高技術。這不是一兩年就可以完成的。第二，匯率大概一比六最適宜。美國讓我們升到一比四太過分了，這就有陰謀了。第三，在升值過程中控制泡沫經濟的問題。這個過程中必然會有股市和房地產的高潮，這里面沒有陰謀。 萬點我是最早提出的，到2013年股市漲到萬點，不算有泡沫?？赡芨?。 在中小城市，房地產漲三四倍都正常。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在7年之內大概還能漲50%。 現在資產價格應控制漲速。中國經濟和股市總體趨勢很好， 只是速度快了些。 像羅杰斯等唱空中國股市的人，就是一種陰謀，也是一種小博弈。

流動性過剩是相對的，是市場機制不能容納這么多錢，又缺乏大國戰略，中國用錢的地方很多，外國資本來多少都可以吸收消化，但必須按照我們國家主義的思路來。扶貧、環保、技術升級、國防等方面都需要錢。但市場機制容納不了這么多錢，  過剩資本只能流向股市房地產。 要利用10年大牛市，企業上市融資，政府收取印花稅等，把這部分錢籌集起來，投入到國防等方面。

記者：現在很多人都把日本的“廣場協議”看做是前車之鑒，您認為有什么借鑒意義？

楊教授：中國和日本性質不一樣。我前不久剛從日本訪問回來，與一些搞實務的政府官員交流過，對于泡沫究竟是怎么產生的，他們也不是特別清楚。歸結起來，一個就是日元升值過快。實質是先決定了日元升值的預期，“廣場協議”起了壞作用。 在升值預期下一系列資本操作，日元四年升值了60% 以上。 這里也有國家博弈，美國不讓日本啟動內需，讓他產生泡沫，這是英美的陰謀。日本錯誤政策，放松住房貸款，財政貨幣政策雙松。

我們國家和日本有兩點不同。第一，日本在經濟上沒有主權，受英美的壓力更大。而我國不同，我國經濟不受外國左右，能頂住壓力。第二，中國的內需沒有啟動，而日本當時已沒有潛在內需。所以要有國家戰略，單純追求利潤必然會使錢流向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光靠市場經濟不行。我反對經濟學主流派，美國通過他們給中國灌輸新自由主義，在大量財富流入中國時候，光搞市場經濟是不行的，搞市場經濟和搞泡沫經濟是一回事。這個過程中，可利用股市和房地產漲勢，把創業板上市，國防企業、環保企業上市，社?；鹂梢宰鳛楣墒衅綔驶?。

利用泡沫經濟，即使有泡沫我們也不怕。把價值變成使用價值，把虛擬經濟變成實物經濟。  日本當時沒有可轉換的余地了。如果轉換搞網絡，結果他們搞機器人，也是錯誤。美國是利用全世界資金建立新經濟，最后股市崩盤，股民受損，但優良企業都起來了，是成功的。日本在泡沫經濟中是失敗的。中國會對日本的教訓提高警惕，不會重蹈覆轍。

記者：中美在關于人民幣升值談判中，美國往往會提出這樣的一個要求，就是要中國開放金融市場，您對這個有什么看法？

楊教授：這個問題沒必要聽美國的，沒必要受制于美國的壓力。美國在中東事務還抽不出身來，而我們剛開完十七大，上層領導沒有問題，美國明年大選總統是誰未知， 共和黨恐怕是要下臺了。新總統上來從中東撤兵，整個中東局勢對美國是不利的。我們歷年來對美國的讓步太多，包括對日對臺問題。我們沒必要再對美國讓步。如果我們自己有問題，改正就是了。如在環保問題，食品安全問題等方面。

記者： 盜版問題呢？

楊帆： 我一直認為盜版在一定時期是雙贏。 中國人均收入太低，按這個收入水平沒幾個人能使用電腦，軟件買不起，連硬件也不買。

打擊盜版，政府無能為力，美國政府指責中國也沒有用。 是誰鼓吹“小政府，大社會”？ 又指責中國政府管的少，話語霸權完全在他那里。想減少盜版，美國可以把軟件業轉移到中國，使用中國軟件人才，降低成本，降低軟件價格。軟件業的技術壟斷和人才壟斷不正是違反市場經濟嗎？盜版才是符合市場經濟。  

現在中美戰略對話沒有平等，是美國話語霸權。對話應該公開、擴大，要有人民的聲音參與進來，要逐漸民主化，不要只限于官方對話。對于國家利益的讓步，必須要受民眾的監督，不能隨便讓步。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這是均衡。

中國需要一部分外國勢力，制約官，但不能太大，讓步要有限，開放是必要的，給外國人一部分利益，在客觀上也有好處。 最近不是有外國資本想參股證券公司嗎，我主張總部不可以，但在落后地區的分部可讓外資參與。因為對于合資企業，當地政府不敢剝奪。 讓步過程中，要提防像前段時間股市被低估，外國人“抄底”的情形再發生，讓外國人的陰謀得逞，賺不正當的錢。中國在經濟高速增長、財富聚集的時期，外國人想分享利益，必須公開。

我在深圳講課的時候，還和股民們討論，中國要不要守規則？要守，但是這個規則要改，要和美國商定下共同制定，共同遵守，要是美國單方制定的規則，還讓我們無條件的遵守，這就不一定了。結果是大家熱烈鼓掌，我今年一個貢獻就是在中產階級里面宣傳愛國主義成功。當然，政府必須支持中國企業和人民，而不是把經濟發展的利益讓外國人無條件地分享。

在大戰略大格局下，美國資本可以進來中國，我們同時要求美國轉移高新技術，開放對我們的市場。 大層面利益交換就是美國日本退出臺灣和澳洲，我們協調維持朝鮮和伊拉克。 中美的合作領域很多。我現在就認為美國日本應該把艦隊從澳洲撤出，在澳洲搞自由貿易區，中國人進東南亞和澳洲。美國力量要從臺灣撤出，臺灣通過公投自然就回歸。 這個過程應該和國內民主化同步，以民主聯邦制的形式實現中國統一。美國應心悅誠服承認中國崛起，承認中國文化的高明之處。中國近代是受欺負的對象，中國的崛起并不會造成威脅。中國的民主制度搞的不好，我們自己也承認，但民主或專制與侵略與否沒有必然聯系，這主要是源于美國的偏見。中國應該在崛起過程中逐漸轉向民主，這一點可以向美國學習。但不能因為民主制度不完善就把中國利益讓與美國。

最后強調的是，人民幣可以升值，但升值期間絕不能自由兌換。誰主張兌換誰就是民族罪人。一旦自由兌換，人民幣隨時可能崩潰。中國要管制國際投資資本和國內腐敗資本。事實上現在中國管的很嚴，所以還沒有出事，嚴格的財務制度使腐敗資本也很難外流。等中國崛起完成以后才能貨幣自由兌換。中國發展模式和西方國家不同，要等人民幣實際成為亞洲貨幣和國際貨幣以后，再宣布自由兌換。

我認為人民幣在7年之內會成為實際上的亞洲貨幣，這樣在國際上就形成美元，歐元和人民幣。如果能和日本東盟合作更好，按權重搞一個貨幣基金，就是未來的 “亞元”。人民幣表面上不能自由兌換，但在實際中一直就可以。比如說，人民幣在香港實際就自由兌換，我研究過“雙幣”流通問題， 用雙幣流通形式來解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 這樣繼續發揮香港的作用，包括廣東地下錢莊在股市上的兌換，每天可達千億規模，相當于自由兌換。但法律上不能寫人民幣自由兌換，否則如果一旦發生問題，就無法控制了，要保持最終控制權。如果中國搞民主議會制度，議員可能被美國收買。 現在宣布人民幣自由兌換，一旦國際資本撤資， 我們想恢復外匯管制就難了， 結果是凈等著崩潰。 迫使人民幣自由兌換才是真正的陰謀。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