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綜述：圍繞《色戒》的一場爭論（已發表于12月2日《燕趙都市報》）
米格
一切都緣于黃紀蘇那篇在網上流傳極廣，但卻始終無緣在正式媒體上得見天日的文章《中國已然站著 李安他們依然跪著》。在此之前，主流媒體上對《色戒》一片歡呼雀躍，唯一的爭論是12分鐘的“床戲”該不該刪？黃文的不期而至，使得這種局面戛然而止，而轉向一個新局面：爭論的焦點變成了“《色戒》是不是用肉色混淆了近代以來的大是大非”？
烏有之鄉書社關于《色戒》的“影評沙龍”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的。
這里有必要稍微介紹幾句烏有之鄉。烏有之鄉書社設在北大資源賓館三層1308室，主業是售書，兼辦一個同名網站，另外它還經常在周末邀請各領域學者舉辦免費講座，有時也邀請熱心的書友、網友就一些社會和文化話題舉辦沙龍。這些年來，烏有之鄉的特點可以用“作用很大，地位邊緣”來概括：“作用很大”是指在近年來幾乎所有的爭論中，它都成了非主流學者發言的一個重要平臺；“地位邊緣”是指它一直不入主流媒體和主流精英的法眼，只能在邊緣地帶發出一點微弱的聲音。
11月11日，烏有之鄉舉辦了第一次“《色戒》影評沙龍”活動，邀請的嘉賓包括《國際社會科學》副主編、劇作家黃紀蘇、電影導演周國瑾、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祝東力、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員王小東、《南風窗》記者李北方、自由撰稿人郭松民等。書社的兩間房屋被擠得水泄不通，絕大多數參與者都是大學生。
沙龍結束后不久，《南都周刊》以“烏有之鄉《色，戒》觀影記”為題，發表了一篇署名“特約記者黃亭梓”的報道。和烏有之鄉在網站上發布的沙龍記錄全文相對照，就會發現這篇報道多有錯訛，報道還對嘉賓的形象進行了貶損性的描述（包括愛眨眼，在室內戴圍巾等）。作者似乎意識到了自己的漏洞，在文后標明“未經與會嘉賓本人審閱”。《南都周刊》還配發評論《<色戒>是一面照妖鏡》，副主編長平發表了署名評論《<色戒>大批判之戒》，將參加沙龍活動的學者劃歸為“濫用權力派”，指“對權力濫用的渴望，則反映了身為學者內心的荒漠”。
《南都周刊》對事件的傾向性報道及評論，左右了網上的情緒。騰訊網將報道加了一個“眾學者猛批李安拍《色戒》是漢奸”的聳動標題，做了一個“深度頭條”，點擊率很快超過了15萬。
《南都周刊》的報道引起了參會嘉賓的不滿。李北方在自己的博客上貼出了《致南都周刊副主編長平先生的一封公開信》和《致cctv沈亞川先生的一封公開信》（沈亞川即黃亭梓），對報道“不但處處流露出惡意的歪曲和貶低，還拼接組裝了我的話，大言不慚地打上引語，以直接引語的方式使用，甚至連與會者根本沒說過的話都編造出來作為內容提要了”表示強烈不滿。郭松民也在自己的博客上貼出了《批判<色戒>給自己惹一身螞蟻》的博文，并在11月22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了《批判色戒，為何往我嘴里塞大毒草？》一文，為自己辯誣。他并質疑：作者在可以很方便就能夠和與會嘉賓溝通的情況下，卻刻意不溝通，這是不是為了保持撒謊的自由呢？
國內的爭論也引起了國際傳媒的注意，《紐約時報》駐中國的記者很快采訪了參加沙龍的諸位學者，黃紀蘇、祝東力、王小東等還將自己答記者問的記錄整理上網。黃紀蘇并應鳳凰衛視的邀請參加了相關的談話節目。
在此期間，烏有之鄉還就《色戒》采訪了一些學者，如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曠新年、北大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夏威夷大學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田辰山等，并將采訪記錄整理上網。
11月25日，烏有之鄉組織了第二次《色戒》影評沙龍活動。在這次活動中，除了郭松民、李北方之外，還邀請了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韓德強、民間學者老田、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教授趙月枝等。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與會學者對《南都周刊》的相關報道很是不滿，但因為《南都周刊》的報道與評論并沒有全面回應第一次沙龍所提出的問題，所以這些學者的發言也并沒有過多涉及《南都周刊》。他們所預設的對象，仍然是為《色戒》叫好的主流學界和主流輿論界。只有李北方在發言中，從新聞從業人員操守的角度對《南都周刊》提出了自己的批評。
那么，參加沙龍的諸學者和主流學界及輿論界爭論的焦點究竟有哪些呢？綜觀他們在兩次沙龍上的發言以及所發表的文章，可以概括為這樣幾個（為了表述方便，我把對《色戒》持批判態度的學者命名為“批判派”，以區別于“主流派”）：
第一，《色戒》宣揚的人性還是動物性？
“主流派”認為，《色戒》的精髓是人性。“批判派”則認為，《色戒》的不是人性而是動物性。郭松民問道，假如王佳芝色誘和放走的對象不是漢奸“易先生”，而是南京大屠殺的制造者松井石根，大家還能如此肯定地說這是人性嗎？他認為，王佳芝只聽從自己的情欲，而不服從任何道德律，這是任何動物都能做到的，因此這不是一種人性，而是一種動物性。
韓德強則從文化和哲學的高度，一直追溯到了歐洲的文藝復興，他認為，文藝復興走過頭了，把人的動物性部分強調成了人性，變成了動物性的復興。他說，對于弱勢民族而言，那些只相信自己的欲望，單純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往往會偏離本民族的利益，去服從于這個世界上最強勢民族的利益，成為這個民族的“奸”。
第二，“皮膚病”還是“性病”？
這個命題是黃紀蘇提出的。他舉例說，醫院有皮膚性病科，因此人們往往辯不清入內看病的人患的究竟是皮膚病還是性病。他認為，《色戒》的原著者張愛鈴有和漢奸胡蘭成同居的歷史，她以烈士鄭蘋如的故事為藍本創作《色戒》，相當于把鄭蘋如強行拉進了皮膚性病科，同時使自己的行為合理化了。
黃紀蘇的這個判斷得到了祝東力和王小東的支持。王小東甚至說：“當張愛玲去糟蹋鄭蘋如時，我覺得她的心理是很陰暗的，這里面既有漢奸婆對先烈的那種心理，也有丑女對美女的陰暗心理”。
第三，政治電影還是藝術電影？
“主流派”認為，這是一部藝術電影，充其量是一部商業電影。但“批判派”認為，這是一部政治電影，甚至是一部漢奸電影。黃紀蘇說：個人利益跟家國利益之間的矛盾是最大的政治。這個政治，無論在小說還是在電影《色戒》里，都屬于核心靈魂部分。他質問：李安在境外對記者說，這樣的作品只有他來拍，才有可能通過（國內電影審查）。是李安不懂政治呢，還是“有人”不懂李安呢？
女導演周國瑾認為，《色戒》是一種政治隱喻，黃紀蘇指出，隱喻的“就是幾百年來西方殖民擴張的歷史，殖民擴張歷史就是這樣，炮艦也打完了，大炮把你的國家轟開，然后搞殖民教育，然后就開始出現一批人，這些人就開始叫好了。”民間學者老田則認為，電影反映其實是一種“皇民史觀”。
郭松民則根據張愛玲曾歌頌日本、歌頌國民黨、歌頌共產黨、到了海外以后又創作反共小說的經歷，指出在“文學的張愛玲”之外，還有一個“政治的張愛玲”，張愛玲從來都不是遠離政治的。
第四，《色戒》現象是孤立的嗎？
“主流派”一般不把《色戒》和當前的經濟、社會文化現象聯系在一起看，滿足于就事論事。“批判派”則認為，《色戒》成為一種文化現象并不是孤立的。張宏良直言“漢奸文化的泛濫是經濟殖民化的結果”，郭松民則認為買辦階層的存在構成了《色戒》被追捧的社會基礎。
《鳳凰周刊》主筆冼巖則指出三點原因：一是商業對輿論的主導，一切服從商業炒作；二是自由主義的啟蒙卓有成效，尤其是它對于國家、民族等“宏大敘事”的觀念性顛覆；三是知識分子對官方及其言說的普遍反感，殃及了與官方言說有所重合的一些觀念或敘述。
第五，《色戒》以及類似的電影應不應該被允許公映？
“主流派”是反對監管部門的介入的。在“批判派”當中，對此也分歧。祝東力認為，這樣的電影突破了底線，應該禁映，讓那些拍攝辱華電影的人失去市場；李北方則認為，不妨讓它公映，但應該對它進行批判。黃紀蘇則認為：“現在的問題不是讓不讓這部片子上演，而是讓不讓批評的聲音存在。”
烏有之鄉關于《色戒》的沙龍活動結束了，但爭論仍在繼續。《色戒》及其爭論，注定要成為2007年最引人注目的文化現象，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各種不同思想傾向的人群，都會從這場爭論中得出自己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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