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關于電影《色•戒》的評論成為輿論的焦點問題，我們烏有之鄉網站擬了一個采訪提綱對一些學者進行了采訪。下面是香港大學社會學系學者嚴海蓉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學者沙伯力（Barry Sautman）的采訪問答。下面的回答代表了他們共同的看法。

關于《色•戒》現象的采訪提綱

  
  1、您看過電影《色•戒》了嗎？對它有一個什么樣的總評價？

我們看了電影《色戒》，總的感覺是主要演員的演技不錯，故事的背景設在一個非常的年代，間諜的話題能吸引人的眼球，但是這部電影的政治品質很可惡，給了汪偽政府特務頭子兇殘和女間諜最后一刻的突變很多的“人性”空間，把他們塑造成值得唏噓同情的對象。

  2、從鄭蘋如歷史真實的原型故事、到張愛玲的小說《色•戒》、再到李安導演的電影《色•戒》，這三者之間的關系您是否都清楚？當前，中國媒體普遍關注電影《色•戒》并且主要是一片叫好聲，這儼然成了今日中國一個獨特的文化現象，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看了電影之后，我們找了張愛玲的原文，讀完以后又對照了關于鄭蘋如的報道。對《色戒》的一片叫好聲是今日中國的“獨特”文化現象嗎？好像不是。對《色戒》的這種反應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是最近一些年來社會上一些精英掀起的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時代的重新評價，或“翻案”的一個延續（比如，“曾國藩熱”）。就《色戒》這部電影來看，它連接了近年來出現的對舊上海所具有的買辦的、殖民主義的現代性的懷舊、欣賞、把玩和獵奇。

  3、關于電影《色•戒》，中國的主流媒體上幾乎看不到批評的聲音，但網上的聲音卻截然相反，批評的聲音很大，您如何看待這種狀況？
  
現在的主流回避認真嚴肅的討論和批評。在主流文藝這個領域，似乎明確地以政治的立場分析問題就是“簡單化”，“粗俗”。網上的聲音多一些民眾性，多一些不同的看法。

  4、必須承認很多人對《色戒》是相當推崇的，尤其是在精英階層中間，為什么會這樣？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精英和準精英階層比較推崇為藝術而藝術，因為他們把政治看作是外在的、具有強迫性的、工具性的、暫時的東西，而藝術是關乎內在的、自發的、真理的、永恒的東西。因為有這樣的二元對立的假設，文藝評論的目的仿佛就是要剝去外在的政治，或透過政治的外衣，尋找內在的心靈。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二元對立假設了我們所處時代的一個矛盾，就是現行的國家體制充當政治的主體與布爾喬亞（資產階級）人性作為去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

但是，這個二元對立是一個幻想。主流意識形態的“去政治”、淡化政治也只是一個策略性姿態，這個姿態一方面迎合了國家體制扮演政治主體，另一方面又與國家體制所代表的政治性保持距離。

具體到對《色戒》的推崇，我們認為這里面除了藝術以外，可能有一個希望和港臺搞好關系的愿望。一個臺灣出生的國際知名華人導演，導一個關于“中國大陸”題材的電影，突出了國民黨的抗日作為，以香港大學生為行動者。這個電影是一部“和稀泥”的作品，對我們大陸觀眾來說提供的是難得的“和稀泥”的機會。很巧的是，對于中國最近與日本修好來說，這部電影對汪精衛偽政府的特務頭子的“人性”展示好像也和時宜。

  5、您對原著者張愛玲及其作品有何評價？您是否了解張愛玲的作品從小說到電影從港臺到大陸逐步熱起的歷史過程？您如何看待中國大陸近年來長盛不衰的張愛玲熱？

我們對張愛玲沒有很多的了解，也沒有讀過她的大部分作品，但是從讀過的幾個作品覺得她當然是有才華的作家。關于大陸的張愛玲熱，我們認為這個也聯系著大陸的精英文化和海外華人精英文化在最近幾十年的接軌。海外華人在六七十年代產生了不少與中國社會主義和世界反殖民主義呼應的進步文藝。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熱心與之接軌的不是這樣海外文藝，而是逃離“共產黨中國”的遺老遺少的傷感文藝和一些海外通俗商業文藝。這種接軌代表了時尚和品位。
  
  6、您對我國的電影審查制度有何評價與建議？按照我國現行電影審查的法律制度，如果審查部門介入此事，禁止電影《色•戒》公映，您認為是否屬于“權力濫用”？有人認為現在允許電影《色•戒》公映屬于審查部門“失職”甚至“權力濫用”，您如何看這個問題？
  
許多國家都有關于電影的審查。美國式民主里“言論自由”也不是毫無控制的自由，至少在法律上講，色情電影就不能公映（當然“色情”的界定總是有爭議的，是要通過打官司法院裁決才見分曉的）。在歐洲，宣揚種族主義、納粹主義、美化納粹的合作者（collaborationists）的電影也不被允許。當然這些國家的控制是通過法律系統操作的。

  7、有人說這是純粹的藝術，無關政治，您如何看待這個說法？
  
電影是對社會、歷史、生活的表現，多少都與政治有關。有些電影可能與政治的關系真不大，但《色戒》與政治的關系太大了。“無關政治”的說法其實是無視政治。

  8、有人說這部電影歌頌的是愛情和人性，無關政治和愛國等，您如何看待這個說法？

這部電影的確關乎愛和人性，但也關乎政治，為什么一定要把它說成相互排斥的非此即彼呢？

人，在各種具體的社會情景里，是具體的、多樣的。有什么樣的社會組織、權力關系和價值認同就有什么樣的做人之道，這是人類學的常識（人類學里講personhood這個詞，不同的文化形態就有不同的personhood）。在社會關系復雜、矛盾重重的社會里，人更具有復雜性。我們熟悉的中國近代史展示了各種復雜的社會勢力和組織關系所帶出的多樣的人性（奴性、霸性、阿Q性、保守性、革命性、等等）。因為人是具體的、人性是具體的，脫離具體的社會形態和價值體系泛泛地講“人性”沒有什么意義。根據這種廣義理解的人性，所有的文藝作品都是有關人性的。在諸多的人性表現中，有可憐的、可鄙的、可敬的（當然這是根據特定的價值體系做出的判斷），所以籠統地說“歌頌人性”就有些莫名其妙。愛情，也是具體的、多樣的，有令人窒息的愛、有充滿占有欲的愛、有不平等的愛、有病態的愛。 是愛就值得歌頌嗎？

對于那些認為《色戒》“歌頌愛情和人性”的人來說，人性不是上面所說的廣義的人性，而是狹義的、八十年代“新啟蒙”培育出來的特殊的人性觀，一種布爾喬亞文化中心主義的人性觀。恰恰是這個特殊的人性觀假設了一個抽象的、普世的人性，這個“人性”成了尋求認同、同情、歌頌、理解的話語基礎，其本身就離不開價值判斷，也就離不開政治，廣義上的政治。歐洲啟蒙時期反映人本理念的口號是“人是衡量一切的標準”（“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然而這個看似抽象的、普世的“人”被證明是具體的人，是新興的統治階級的“人”，是同時符合下面三大條件的人：白人+男人+有財產的人。這些年來，得到大陸主流理解、認同、和欣賞的“普世人性”不是太平天國起義軍的人性，而是曾國藩的人性；而不是珠江三角洲千百萬打工者的人性，而是少數成功人士的人性；不是三農危機下蕓蕓眾生的人性，而是都市小資的人性。

《色戒》只關乎人性的看法緊扣了我們近年來的廣義政治，而且也特別緊扣我們近年來的性別政治。有一些人贊賞這部電影體現了女性視角，在我們看來它表現和強化了八十年代以來人性觀中的性別本質論。還有一些人從后殖民的理論出發，欣賞這部電影解構了“國家”和“民族”，在我們看來這種欣賞犯了“時代錯亂”的毛病，就是后殖民理論的大師們也沒有放棄對殖民主義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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