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8日 《環球時報》
《金融業越開放越安全嗎》
楊 帆
金融深化是今后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大動力
經濟總量的提高總是包含著經濟結構的優化。馬克思曾經指出:第一部類應該優先發展。后來又出現了技術創新與轉移論,外貿優先與出口導向論,交通能源基礎論,國家戰略產業論……都是強調在某些歷史時期,會出現不同的先導和支柱產業。這些支柱產業獲國家支持,有超額利潤,從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增長。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等提出金融深化論,揭示了在一定發展階段,貨幣超量發行與金融領先發展的必然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也遵循著這樣的經濟基本規律:計劃經濟時期以國家力量提高積累率,優先發展軍事重工業;改革開放以來轉為出口導向戰略,工業輕型化;近年來重新進入重工業化中期階段。與此同時,金融深化與開放也隨之出現,貨幣、國債、外匯、保險、股市和房地產市場全面發展,家務勞動社會化、財政補貼貨幣化、價格市場化已經實現,未來還有資產證券化和各種金融衍生工具逐步推出。我們看到,股票市場設立17年以來,經歷了四次大起大落,目前進入大牛市。人民幣實際匯率已升值40%左右,名義匯率的進一步升值仍不可避免。
筆者曾多次撰文強調,未來7至10年是中國生產與財富增長最快的時期。儲蓄大于投資,出口大于進口,中國自1993年以后就擺脫了發展中國家的“雙缺口”。1998年中國成功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國際資本重估中國國力,蜂擁而入。資本嚴重過剩,是金融深化與開放的天賜良機,我們必須抓住這一歷史機遇發展資本市場,其本質是要實現70年高速增長(1949-2019)的最后果實。無論是被計劃經濟思想束縛頭腦,還是被市場經濟均衡論束縛頭腦,都不能充分認識中國的發展潛力,而且有可能在決策上強行壓制金融發展,造成“金融壓抑”。
中國的金融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盡管金融深化與開放對中國經濟今后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但中國的金融安全意識卻嚴重不足。從內部看,數年來關于房地產與股市的爭論,最近股市的暴漲與暴跌,都反映出我們在認識和利益上的差異與不成熟。就管理層而言,一方面對中國金融的深化與開放的形勢估計不足,不能充分利用金融發展的潛力;一方面對維護金融安全準備不足,監管不力,應對不能自如,有時出爾反爾,有時突然襲擊,反而助長了市場的謠言和不穩定。同時,社會各階層對于金融的知識掌握不足,數千萬股民入市,對市場經濟的風險和不確定性,對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區別,對投資的規則與限度都缺乏基本的理解,心理上從貪婪到恐懼,操作上從冒險追漲到恐慌性殺跌。
從外部看,中國的金融發展會受到各種外部因素的干擾與沖擊。要順利實現中國的金融深化,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處理好金融開放與安全之間的關系。應該說,金融深化是與金融開放分不開的,資本比起商品和技術,流動性更強,更容易國際化。從長遠看,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有必然性,但開放與安全永遠是國家戰略的兩個車輪,開放可能對國家利益和民族經濟造成巨大壓力,如果應對失策,即可能造成經濟泡沫和金融危機。
在當今世界上,以基金為組織形式的國際投機資本是制造金融危機的主體。如索羅斯的量子基金,隨意沖擊世界各個國家。它的成功是有基礎的。以美國政府為核心,掌握了世界金融貨幣霸權,濫發美元造成世界流動性過剩;推行新自由主義包括金融自由化的規則,為國際投機資本開辟道路。同時,大量金融衍生工具的發明,使世界金融市場的交易額達到天文數字;各種投資基金調動龐大資本,不僅可以輕易操縱任何一支股票,而且在互相連通的某一市場制造壟斷,利用其不均衡而在另一市場獲利。索羅斯深刻地揭露了金融市場的“非均衡性”,正如他指出的,均衡市場雖然到處存在,但對于投資者沒有意義,因為在那里只能得到平均利潤率。而過早實行資本自由化的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失衡,資本市場狹小,缺乏管理經驗,最容易受到沖擊,這就是投機資本可利用并進一步擴大的“市場機會”,也是民族國家經濟崩潰的臨界點。亞洲金融危機,幾乎完全演繹了索羅斯的理念。
關鍵的金融政策不能出錯
面對這種內部的脆弱性和外部環境的復雜性,中國必須協調好開放與安全的關系。那種無限度的、單方面的開放,恨不得把中國所有東西都納入全球化,把外國所有東西都拿過來的饑不擇食的態度,是對30年計劃經濟的矯枉過正,并非正常心態。對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最安全”,“現在是中國歷史上最安全的時期”的觀點,筆者并不認同。我國對外開放戰略應隨歷史條件變化而調整。中國社會已奠定市場經濟基本格局,經濟社會文化開放程度很高,在國家整體戰略中,開放與安全應該相輔相成,并轉變為以安全為中心。在關系到我們能否勝利摘取70年經濟發展果實的金融領域,中國尤其應該謹慎對待。
頗具戲劇性的是,索羅斯最后受挫于中國。也是由于歷史的機遇,中國提前控制通脹,平息地產泡沫,危機發生后人民幣不自由兌換也不貶值。香港政府把100多年的“積極不干預”,變成了“積極干預”,在7000點力托股市,限制國際投機資本流動。事后基金經理們總結教訓說:“沒有想到中國不守規矩”,真是傷心悟道之言。果然,美國以后的戰略重點,就是不斷“教育”并且壓迫中國要“守規矩”,“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了。
中國成功抵御亞洲金融危機已經10年,目前的經濟特別是金融有巨大發展。未來10年是金融深化與發展的大好時機,股市、房地產與金融創新,都有巨大發展潛力;金融進一步開放和人民幣進一步升值,都是不可避免的。在這種形勢下,一味強調“越開放越安全”是極不負責任的。7年以后中國經濟很可能再翻一番,股價房價再漲幾倍,金融衍生工具進一步發展,中國將處于“高處不勝寒”的境地。在開放條件下,經濟更加脆弱,容易受到國際因素的干擾。因此我們在關鍵政策上絕對不能出錯。比如,人民幣可以升值但不能自由兌換。要抵御與化解國際壓力,預防國際資本利用國家宏觀調控,從中漁利。
因此,政府要保持自己的政治優勢和威望,管理調控手段要成熟,決策要有公開性透明度,依據法律進行。中國要有一批不搞腐敗、無丑聞、有水平、敢說話,關鍵時刻敢于擔當歷史責任的思想家、企業家和政治家。要有一批有影響力、有正義感的媒體,大家在國家民族利益的基本問題上,經過積極的思想整合,達成共識。在集團利益問題上,要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達與整合協商、互相制約的機制。只有這樣,才能夠在關鍵時刻,控制與化解危機,保持社會的和諧穩定。只要能夠維護國家經濟的基本安全,中國人民長期奮斗所贏來的最后勝利果實,就能夠最終為大多數人民所分享,國家也將實現最終的崛起。▲
(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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