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汪暉事件的態度和看法
左大培（2010年7月17日）
前些日子聽說有人在雜志和報紙上發表文章，舉了一大堆事例來說明汪暉在學術上犯了“抄襲”之罪。汪暉是我少有的幾個有點交情的文人，也是我在學術上真正信得過那極少數幾個人之一。聽說他有此種問題，當然不能不關心一下，但也只找了一種最省事的方法來了解實情：大略地讀了一下出版汪暉著作的編輯在《烏有之鄉》上登載的為汪暉辯護的長文，其中對指責汪暉有抄襲之嫌的文本各處都逐一作了分析，說明了汪暉根本就沒有抄襲的問題。
看了這篇文章我就明白了，原來指責汪暉抄襲的那位不過是指鹿為馬甚至無中生有，在汪暉著作中引證有點毛病甚至根本沒有毛病的地方胡攪蠻纏而已。攻擊汪暉抄襲者根本沒有什么站得住腳的根據，只是講一些根本不可能成立的歪理，把不是抄襲的做法硬說成是抄襲。在我的印象中，這種做法已經不僅僅限于“煞費苦心地搜羅缺點和錯誤，無限夸大，上綱上線”，而是具有指鹿為馬地羅織罪名對人進行構陷或誣陷的性質。不過我對文人之間的筆墨官司歷來沒有什么興趣，因此僅僅關心了這一下就想拉倒。我是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人，那時雖然才十幾歲，但在寫大批判文章上也不想落后，當時雖然沒能上升成任何一級的“筆桿子”，但是在努力“將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的罪行批深批透”的過程中，也體會出了這種大批判的奧妙，那就是：鉆進一切窟窿中去搜集“罪證”，抓住片言只字無限夸大，上綱上線，最后給人戴上“走資派”的帽子。我只在一點上佩服“揭發”汪暉“抄襲”的人：他在羅織罪狀給人定罪名上的刀筆吏功夫肯定超過文革時寫“大批判文章”的任何一個“筆桿子”。
接下來需要搞明白的是，揭發者為何對汪暉有如此深仇大恨，非要無中生有地將汪暉打成“抄襲者”不可？《烏有之鄉》的網友們告訴我，原來揭發者是一個破口大罵毛澤東的“學院精英”。這讓我一下子就明白了整個事件的原委：早在十幾年前，中國的那些崇拜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精英”們就發起過對汪暉等“新左派學者”的圍剿，那時這些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們就“深文周納”，羅織罪名，甚至不惜跑到洋教授那里去告汪暉等人的狀，必欲置汪暉于死地而后快。我相信，以后將汪暉從《讀書》雜志的領導崗位上搞下來，也少不了這些“新自由主義份子”運作的功績。給我特別深刻的印象的就是，汪暉自己面對這些新自由主義“精英”的“深文周納”所發出的哀鳴。這回的“揭發”汪暉“抄襲”，不過是這些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十幾年來一以貫之的努力的又一“成果”而已，目的還是那樣簡單：要掐死汪暉。
我本來就沒讀過汪暉的著述，也沒有精力去參加新左派與哈耶克小尾巴們的論戰。對這次的汪暉事件，我本來想保持歷來的態度：為節省精力而保持沉默。但是汪暉事件卻越鬧越大，“揭發”汪暉“抄襲”的人已經煽動起一股浪潮，要逼著官方表態來給汪暉定罪和懲罰。據說有一個我與其座談過的香港教授高調發起，隨之有60多名“學界精英”聯名要求，要中國的官方組織什么專門的委員會來審查汪暉的“抄襲”問題，連一些本來與此無關的電視上的名人也在跟著湊熱鬧。這可損傷了我還僅存的那一點點知識份子的自尊心，我已經到了不講不行的時候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汪暉是否抄襲，是一個再簡單不過的事實問題。每一個有知識有文化的人都應當有能力去比對汪暉的著作和說他“抄襲”的任何文本，都應當有能力判斷汪暉是否抄襲了。我相信我的頭腦和判斷力，我相信我自己能夠判斷汪暉是否抄襲。那些要求中國官方審查汪暉抄襲的人，難道你們已經連這樣一點起碼的判斷力都喪失了嗎？連這樣的判斷力都沒有，你們還有什么臉以“知識精英”自居？社會還需要你們這些“知識精英”干什么？如果你還自認為能夠算一個“知識份子”的話，你怎么就不敢說一聲：“汪暉抄襲沒抄襲，要根據我們每一個有頭腦的人的判斷，要由我們這些讀書人說了算”？！憑什么要官方機構裁定一個學者是否抄襲?簡直是荒唐之極!你們怎么就那么相信中國官方的審查能力？你們這樣要官方去裁定這一類學術上的問題，就不怕由此而讓官方在一切學術問題上都說了算嗎？看來在這些連是否抄襲都判斷不了的“知識精英”們統治下，中國的學術界將來只有歸官方控制這一個前途。
我這樣說絕非危言聳聽。事實似乎已經證明了攻擊汪暉抄襲的人缺乏起碼的判斷力。一個明顯的例子是，汪暉在其著作中引用了他人的論述后，本來已經注明了援引的出處，只不過在這個注中的出處之前加上了“參見”二字，這就被“揭發”汪暉“抄襲”者說成是“抄襲”。這樣指鹿為馬式的判斷已經不能說是“錯誤地把非抄襲行為說成了抄襲”，而是讓人感到揭發者陷人以罪的偏執已經達到了可笑的弱智程度。從指責汪暉抄襲者的這種偏執和弱智來看，他也確實不具備判斷某種行為是否是抄襲的能力。更要命的是，可能就是看到了他的這種缺乏判斷能力，才導致了那么多的中國“知識精英”集體地喪失了自信心，連某些行為是否屬于抄襲都不敢自己作出判斷，而丟人現眼地去要求官方作出裁定。
不過我得再次聲明，我自信我自己對某種行為是否屬于抄襲這樣的問題有著足夠的判斷力，我也相信中國的大多數學者對這一類問題有著足夠的判斷力，不需要聽命于官方對這一類問題的任何裁定。
當然，有足夠頭腦的人也不會相信“揭發”汪暉“抄襲”者真會像表面上看起來的那樣弱智。《南方周末》這樣的大眾媒體熱衷于報道在所謂的“學術雜志”上發表的對“汪暉抄襲”的“揭發”，使人不能不相信這場“揭發”是美帝國主義的應聲蟲們所玩弄的一場在學術上打倒汪暉的陰謀。證據可以信手拈來：《南方周末》絕不是一個真正熱衷于揭露中國學術界抄襲現象的報紙，不信就請聽我下邊所述的事實。
中國的一位以鼓吹無恥的私有化而幾乎人人皆知的“著名經濟學家”、“海歸”的經濟學教授十多年前出版過一本講述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著作”，這本書在很長時期內被當作論述博弈論的“權威著作”，直到最近幾年還經常被“經濟學的學術文章”所引用。但是從大約十多年以前開始，我就不斷聽到一些深入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研究生對我說，這本書抄襲了西方一本介紹博弈論的權威著作。那位中國教授的這本書不僅在介紹博弈論的框架上沿襲了國外那本權威著作，甚至連其中論述的整個案例都大段地抄襲國外的著作，但是卻不注明出處，還在其“著作”的封面上堂而皇之地寫上是自己“著”而非“編”。這位涉嫌抄襲的中國教授肯定著名到《南方周末》久聞大名的程度，而且他與《南方周末》肯定有許多的“業務往來”。這或許有助于說明，為什么《南方周末》至今也沒有發表過揭發這位中國的“著名經濟學家”抄襲的片言只字。其原因很好理解：《南方周末》也是主張私有化的，怎么可能去揭發和打擊自己的戰友、鼓吹私有化的急先鋒。
講到經濟學家的抄襲問題，我就不能不指責我的經濟學同行：像我這樣極端自私的人不關心學術界的純潔，不肯花自己的一點點精力去揭露同行們的抄襲行為，這倒也罷了。可是我們經濟學界還有一些喜好“仗義執言”的“正義之士”，他們關心“學術界的純潔”，愿意投入精力去揭發和聲討抄襲行為。他們為什么也對“著名經濟學家”這樣明顯的抄襲行為默不作聲？像這次聯名要求有關當局審查汪暉抄襲嫌疑的那些“知識精英”中，就很有幾位是“著名經濟學家”。我真為中國的經濟學家感到羞恥：不去揭發自己同行里真正的抄襲問題，卻跑到別的專業中去聲討什么子虛烏有的“抄襲”。他們對“著名經濟學家”這樣明顯的抄襲行為默不作聲，只能是出于兩個原因：或者是他們確實對當代的經濟學前沿和中國經濟學的狀況完全無知，或者是他們有知而別有用心。到底原因何在，請他們捫心自問。
如果談到與認定汪暉是否抄襲的事實無關的個人好惡問題，那我可以毫不掩飾地聲明：從個人之間的關系上說，我只能站在汪暉一邊，而絕不會站在想把汪暉搞成有抄襲罪行的那些經濟學同行一邊。原因很簡單：在我看來，汪暉是真正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反對私有化的戰士。他不僅專門寫過文章批判私有化的企業改制如何損害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而且甚至親自參與法律上的訴訟，維護當年他曾經工作過的工廠中那些受到私有化的企業改制損害的工人朋友們的權益。而那些貌似“正義化身”指責汪暉涉嫌抄襲的經濟學同行們，我卻真是不記得那一位曾經對掠奪人民大眾的私有化企業改制有過片言只字的批判。稍一比較，高下立見。我不站在維護人民、工人利益的汪暉一邊，還會站在哪一邊？
不過，我之所以那樣堅定地支持汪暉，還有更直接的原因：在1985年到1988年的3年中，我與汪暉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的博士研究生，而且就住在同一層樓上。雖然我與汪暉專業不同，也從不敢冒犯他的領域去閱讀他寫的論著，但是3年中在同一個樓道中的生活，就使我通過每一天的碰面和閑談深深認識了汪暉。汪暉那穩重而大度的舉止，似乎總是經過了深思熟慮的談吐，淵博的學識，深刻而周密嚴謹的見識，都讓我對他不敢有絲毫的輕視。還記得我最初與他交談人文哲學方面的學說時，就得知他竟然在仔細地研讀19世紀德國那些大哲學家們的原著——而且讀得是英文本，他當然可能惋惜自己還不懂德文。這樣的治學風格，使我對他只能贊許甚至敬佩。
從那時起，我就深信，以汪暉的學術功底和見識，以他的處事風格和智慧，他不會、也絕不需要抄襲任何人，因為他根本就不需要通過抄襲誰來博取自己學術上的名聲。這也正是為什么我聽說汪暉被指責抄襲時要弄個明白的原因，因為我不相信他會愚蠢到以這樣的手段來在學術上毀滅自己。即便他真有什么在不認識他的人看來是毫無疑問的抄襲的文字，我也會傾向于相信，那只不過是寫作過多的人可能會一時犯下的失誤。畢竟人非圣賢，孰能無過。而幸運的是，這次指責他抄襲的人竟連這種失誤性的抄襲也沒能挑出。我畢竟讀過許多年的書，同學可謂多矣。如果風傳別的同學抄襲，我可能遠遠不會這樣關心。對有些同學我甚至可能會想：“他本來就是干那種事的人，他不干那個倒奇了怪了”。
坦白地說，在我接觸過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中，我真正談得上佩服的也只有汪暉。我的愛人至今都記得，我當年就對她說過：“汪暉歲數比我小，但是卻真是一個作學問的人，他前程無量，將來在學術上一定會成氣候。”20多年的事實證明了我當年的預言。我是絕不輕易予人好評的，廉價的吹捧更與我無緣。在我的記憶中，我可能再沒有給過第二個人這樣的評價和預言，這就是因為我在當時的汪暉身上見到了一個真正的大學者的潛質。那時我已經知道汪暉的博士論文是研究魯迅的。我當時就在私下的談話中鼓動他，不要滿足于研究別人的學說，而應當爭取作一個像他研究的魯迅那樣的大思想家。我看汪暉最近出版的那一套煌煌巨著，似乎是在向這個方向努力——這當然也只是一個猜測而已。
可以預言，我上邊對汪暉的那些高度評價對汪暉可能更為不利，甚至對他起到毀滅性的災難性后果。其原因在于，那些慣于舞文弄墨的人聽到我如此盛贊汪暉而對他們不說一句好話，一定會暴跳如雷，更加堅定其掐死汪暉的決心。文人相輕，中國的文人尤愛相輕相毀。我實在懷疑，某些“知識精英”這次如此降低身份地參與對汪暉的圍攻，其實是出于這樣一種忌妒心理。不過，既然你們已經這樣撕下臉皮作事情，就別怪我也講點難聽的話：且不說如何評價別人是我的個人自由，就是真講實際情況，我說的也并不錯。真正的大師是像汪暉那樣扎扎實實潛心作自己的研究作出來的，而不是像干“揭發”汪暉“抄襲”那樣的“揭發”工作“揭發”出來的。我之所以不去揭發經濟學同行的那些許多人都明知道的抄襲行為，就是因為不愿耗費精力在這種根本算不上什么研究的地方。請任何人都不要逼我，讓我加入這種我本不愿加入的揭發別人舞弊的競賽中來。
其實，汪暉也是當年那些直接把“左派”當作我的名字來稱呼我的博士生同學之一。這種稱呼雖是玩笑，但也流露出了汪暉的看法：他那時一定還是認為我過左了。而我此后的研究道路，幾乎與他完全不同。我其實一直在擺弄主流經濟學那些高度數學化的經濟學模型，與他研究的人文科學相距何止十萬八千里。對于汪暉在人文科學中所達到的成就和地位，我既不忌妒，也不羨慕，但是卻有一種暗中較勁的打算，那就是：我但愿有一天在學術上能夠作到可以與汪暉相類比的程度。
不過，我在寫作的風格上仍然會刻意保持與汪暉的差別：在我看來，汪暉這種人的問題根本就不在所謂的“抄襲”上，反而是他們太多地注意注明出處，說明誰最先說了什么，讓人感到他的論述過于繁瑣。這也是我從來沒有仔細讀過汪暉的任何一篇論著的原因。當然，汪暉與任何人一樣，有選擇自己寫作風格的自由。而我也要自由地保持我自己的寫作風格。我對自己寫作的要求是：盡量清楚地讓人知道什么是正確的。對我來說，重要的是讓人信服；我要讓人們知道的是真理，是正確的思想，而不是誰最先說了什么，什么思想的發現者是誰。
這樣的寫作風格當然可能使敵對者以為有機可乘，誘使他們像對付汪暉那樣挑毛病說我“抄襲”。不過，我得事先就把自己的“陽謀”公開告訴這樣作的“正人君子”：如果你們真想找出我“抄襲”的罪狀，那你們可真就上了我的圈套了。我真正的苦惱一直是：不像汪暉的學術著作有那樣多的讀者和援引者，我真正的學術著作從來就沒有多少認真閱讀的人。我最大的愿望之一，就是多一些認真閱讀我真正的學術著作的人，哪怕是多一個也好。任何人，只要他想揭發出我“抄襲”的“罪證”，就不能不認真閱讀我的學術著作，而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我堅信，認真閱讀我的學術著作的人，只要他的思維能力沒有問題而又不偏執到了極點，最后都將會被我的著作中的推理所說服。因此，只要能誘使人們仔細地閱讀我的學術論著，我就已經達到了目的。
因此，敬請那些想揭發我“抄襲”的“罪狀”的人，請你們認真嚴格地查閱我的那些學術論著吧！我求求你們了！我真是十分擔心，怕你們沒有時間或不愿花功夫來像對付汪暉那樣查閱我的學術論著。當然，對于相當一批舞文弄墨的人來說，很可能他們就是有時間并且愿意花功夫來查閱我的學術論著，他們也查閱不了，因為我的論著中的那些數學推導他們可能根本就看不懂。至于那些存心要找我的毛病將我打成“抄襲”而又讀得懂數學推導的人，他們可就慘了：這些人要是好好自己作研究，應當都能在經濟學的數學化模型分析上有所建樹，查找我“抄襲”的罪狀當然會耗盡他們的精力，使他們無法在真正的學術研究上獲得成就。不過，這也是我樂于看到的：誰叫你想無中生有地給我羅織“抄襲”的罪名，活該！
不管怎樣，為了實施這樣的“陽謀”，我要公開聲明：我會一直按我自己喜好的風格寫作，唯一可能的更改就是，有時可能參照汪暉的做法進行引證和作注，目的就是要讓那些攻擊汪暉“抄襲”的人氣得發昏，最終不得不也下功夫閱讀我的學術論著來搜集打倒我的“罪證”。先生們，誰愿意說我“抄襲”，就請你大膽地說吧；公眾會要求你們拿出證據的，那就請你們盡情地查閱我的論著吧！這是多么美妙的一幅圖景啊！我現在對你們說，不管你們搜羅了多少“罪狀”來指責我“抄襲”，我都絕不會對你們作出回應，你們相信嗎？
對于中國的知識份子，我只要提醒他們注意一點：那些一向以“新自由主義者”自居的人，竟然會想到要中國的官方機構組織什么專門的委員會來審查汪暉的“抄襲”問題。這些人日常標榜“個人自主”、“特立獨行”，但是一碰到判斷一個人是否抄襲這樣的對知識份子來說最簡單不過的問題，他們的思想就喪失了任何“自主”，既不“特立”，也不“獨行”，卻想跑去聽官方作的什么裁定！這還有一點知識份子的“自由”味道嗎？其實，這種悖論式的怪現象本來就說怪也不怪。我在《混亂的經濟學》中早就清楚地說明，“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其實是要在“自由”的旗號下實行獨裁，而且這種獨裁不能不通過政治權力。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們在汪暉事件中的丑惡表演，只不過是這一原理的又一證明而已。
我相信，每一個要真正的自由的知識份子都會說：我有能力判斷一種做法是否屬于抄襲，用不著官方替我們下判斷，強令我們承認什么算抄襲，什么不算抄襲。我相信，我們每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自己就應當是一個夠資格的審查委員會，用不著任何人來告訴我們什么算抄襲，什么不算抄襲。就我個人來說，我不需要任何官方機構有組織的審查，也歷來不相信這種審查。他們憑什么來審查我們？對這種審查機構所作的任何結論，我不可能給予任何先驗的認可。我認為，這是我個人的最起碼的思想自由的權利，我絕不會在任何強迫下放棄這一權利。
我還要說一聲：對那些窮兇極惡地攻擊汪暉“抄襲”的人，只要我知道了他的這種行徑，我就不再會閱讀他的著述。理由很簡單：肯花這樣多的功夫揭發別人“抄襲”的人，不會有多少時間放在真正的學術研究上，他的論著對我來說必定沒有什么閱讀的價值。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原因是：我之所以不肯認真閱讀汪暉的論著，本來原因之一就是嫌它繁瑣，這種論著中總是在注明出處，說明一個思想的各種來源。連這樣的論著都要攻擊其“抄襲”、“不注明出處”的人，他寫出的論著又會繁瑣到何等程度！難怪有些讀過這些人的論著的人會說，讀這些人的論著，“看了半天，不知所云”。像我這樣窮忙的人真是奉陪不起，只好畏而遠之，不讀拉倒。拜拜了您哪！
最后，為了給那些想揭發我“抄襲”的人留下點證據，特抄襲兩段古詩來概括我目睹汪暉事件的喧囂后的切身感受。我自己承認確實是抄襲了這兩段詩，因為我沒有說明它們的出處。我想不起它們是誰在哪里寫的，又不想花時間去查清，就把這個不算難的工作留給那些想揭發我“抄襲”罪行的人吧。也讓你們拿了美國人的錢以后，能夠對出資人有個交代。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盧駱王楊當時體，輕薄為文譏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
想揭發左派學者“抄襲”罪行的“正人君子”們，怎么樣，我抄襲的水平如何？
附：
http://www.wyzxsx.com/Article/Special/nfw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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