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向中共中央通報了一個重大變故：

　　在詳細研究之后，我們堅決認為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㈠在嚴冬和沙漠的環境之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㈡日本飛機有對紅軍及汽車轟炸的可能；㈢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沖突的可能。因此，現在已經決定目前不采用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經過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如果我們將大約1 000噸物資運到哈密，你們能不能占領甘肅西部前來接運？并請通知我們接運的辦法以及你們準備采用什么樣的具體的運輸方式？[1]

　　這個變故來得太突然了，可以想見中共中央領導人得到這個信息后的郁悶：黃河那邊，已經西渡的紅四方面軍3個軍窩在靖遠、景泰間的黃河三角洲地帶，行動方向難以取舍；黃河這邊，“海打戰役”因張國燾“釜底抽薪”遭致破壞，河東紅軍主力被迫東移，“寧夏戰役”瀕臨流產不說，就連陜北蘇區也受到嚴重威脅，兩岸紅軍也將被隔斷……！現在可好，我們鼓了恁大勁頭費了恁多周折要去捧來的“國際主義援助”，你們輕飄飄的一紙電文就給支到了天遠地遠的另一頭？那你們早干什么去了？從外蒙接運物資你們說是因“嚴冬和沙漠環境”而不可能，可我們要一路顛簸跑到哈密去，“嚴冬和沙漠環境”不是更多更長更嚴重么？咋兒個林育英還在關橋堡和朱德、張國燾聯名給徐向前、陳昌浩發電報打氣鼓勁，告訴他們“遠方貨物已準備好了”的“好消息”哩！你們倒是說說，你們這“已經準備好了”的，是牛皮哩，還是氣泡？這“寧夏戰役”里里外外的麻煩已經夠鬧心的了，可如今我們好像反倒應該慶幸，慶幸這個計劃還在半空中——要是真的已經順順當當地打到定遠營才得到了這個消息，那又該如何收場？……

　　這……這……這算怎么檔子事兒嘛！

　　這種話當然是不可能道出口的：既不能向共產國際發泄以圖情緒上的快感，更不能向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的下級將領傾訴以求推脫責任，一肚子郁悶也只能咽進自己肚子里。毛澤東求人，不僅得有一年多前就有的“用戰爭用發展用不使陜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去“打通國際”的遠見卓識，而且還得有吞咽天大責任的海量襟懷。

　　當晚22時，毛澤東、周恩來致電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

　　所部主力西進占領永登、古浪之線，但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2]

　　需要說明的是，毛澤東等這個電示中的“西進”，并不是后來那個西進河西走廊的“西進”——此“西進”非彼“西進”，而只是在“大的方向仍前不變”的前提下“向三面擴大占領區域”！——黃河在此間有一個“S”拐彎，即或是實施寧夏戰役奪取中衛、中寧也需要沿黃河西岸“西進”爾后再“東進”乃至“北進”，因為這個時候寧夏戰役計劃尚未終止，是否繼續實施，還需要根據河東戰局的發展等等情況詳作考量后才能定奪。而電文中的一條山、五佛寺都靠近黃河渡口，正好位于黃河西岸的“S”轉彎的拐點處……

　　很顯然，這是中央在考慮紅四方面軍西渡部隊的東返退路。

　　此后，揣著一肚子郁悶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好像一連幾天都沒給徐陳那邊發電——他們太難太難了！他們一邊得考慮如何根據共產國際這個大變故調整戰略方針，以決定河西徐陳那兩萬多紅軍將士的行動去向，一邊還得殫精竭慮地籌措如何“打擊胡敵”，以改變河東被動局面，保住雖然窮困窘迫卻是最后一片生息復蘇家園的陜北蘇區……

　　更何況，這片“生息復蘇家園”極其接近“抗日救亡中心地帶”，與中國大地各路諸侯利益沖突相對較小，極有利于對各方開展深入而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也是他們已作出預見必將到來的民族革命戰爭和民族解放戰爭的“進攻出發地域”，其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還有，正懸在半空中的“寧夏戰役計劃”是否繼續實施，也是一個需要仔細掂量的問題：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重大變故”，的確使“寧夏戰役”的“重要意義”打了很大折扣，但“寧夏戰役”卻與此前醞釀過的“西進甘西”有所不同：“攻寧”之目的并不僅僅是“打通國際”接受軍援，還有“擴大蘇區”以解決數萬大軍棲息就糧獲得生存發展空間以走向民族革命戰爭第一線之目的——這個目的的必要性并不因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重大變故”而有所降低！所以中共中央領導集團需要根據各種環境參數以及眼前“打擊胡敵”的成效，來重新考量和掂量這些問題……

　　然而尚不知“重大變故”的徐、陳卻很著急，11月4日8時，他們致電朱、張：

　　一、目前戰役計劃已決定，務請速戰遲則敵齊頭難決戰。關麟征師、馬鴻賓師既有令開石咀子，如不速戰則該兩敵如先我出中衛、寧夏后，使寧夏戰役更難速完成。我方情況實不允許久控制現地區等待配合右岸行動。

　　二、軍隊指揮貴在統一集中，或軍委或總部或前敵機關統一行之；各方面軍須嚴格服從指揮，打破本位主義。

　　三、建議四、三十一軍成一×由肖、周指揮擔任一路。如不決戰，可令其過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護的消耗戰，于決戰時則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戰員的滅敵雄心。

　　四、韓起功旅全部固守一條山寨子，外交無效。馬步芳之一、二旅據寺兒灘及通一條山中間，每天以兩三團來犯一條山陣地以山炮配合。八十八師限于地形接敵太近不便周轉兵力滅敵，擬集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師先滅寺兒灘敵軍。現地區糧難、資材缺，敵據堡寨，須分兵圍困，而敵騎四出活動，我又不能分兵行動。如情況不利時惟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

　　……[3]

　　從此電可以看出，徐向前、陳昌浩也知道“海打戰役”流產，中央和軍委正在籌措“海原戰役”，而河西部隊的行動方向將取決于“海原戰役”的結果，所以他們電文的第一個內容就是“催戰”——還相當正確地指出了“如不速戰”可能導致“寧夏戰役更難完成”的嚴重后果。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緊接著又表達了一個很有大局觀的“希望”：“軍隊指揮貴在統一集中，或軍委或總部或前敵機關統一行之；各方面軍須嚴格服從指揮，打破本位主義”，將這個“希望”與幾天前紅軍總部上演的“變臉戲”互為參照，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或許有理由感到欣慰：這雖然是事后之言，但也說得很在理也很有現實針對性嘛！……

　　然而非常令人遺憾的是，尚不知“重大變故”的徐、陳不但沒有反省自己“不速戰卻速渡”致使“寧夏戰役更難完成”的問題，緊接著還提出了一個置寧夏戰役部署而不顧似有“本位主義”之嫌的要求：“建議四、三十一軍成一×由肖、周指揮擔任一路。如不決戰，可令其過河增我方；如只使任掩護的消耗戰，于決戰時則分散箝制，似不能鼓起指戰員的滅敵雄心”……

　　言外之意似乎是：中央沒把四軍、三十一軍的部隊用好，是中央委曲了他們，是中央沒有將他們用于河東“決戰”之緊要關鍵之處，不如讓他們“過河增我方”！至于此前是誰只思“速渡”不愿“決戰”，真到了“決戰”關頭又是誰在“釜底抽薪”破壞了“決戰”……，這些就發生在幾天前的事情，似乎在他們頭腦中就沒有留下任何印記。至于現如今的河東部隊倘從其所求繼續被他們這么著“本位”下去，又該如何去“速戰”乃至“速決”，那是根本就不在他們視野當間，考慮之列的……

　　最為關鍵的是，在報告了一大堆“滯留現地”的困難后，他們又再次提出了“如情況不利時惟有放棄現地區，集兵出大靖、涼州方面”——也就是說，要把原擬執行“寧夏戰役”的方向整個左旋90度，而對毛澤東、周恩來日前“一條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電臺，以利交通后方行動”的指示，未作只字應答。

　　11月5日，共產國際改變援助地點的消息應該已傳達到了已轉移至同心城的朱德、張國燾、林育英等人。而參照張國燾一直孜孜于“西進”的糾結心態——他在《我的回憶》中對這種心態毫不掩飾，我們或可推測出他此間的心理活動：這個“重大變故”正好給了他一個堂而皇之再張“西進”之旗的理由。而只要河西這支紅四方面軍主力能在甘肅西部站住腳打出一片局面來，自己這個主帥既或到保安與張聞天、毛澤東等照了面，也照樣有“憑實力說話”而在黨內斗爭中得以自保的本錢！如今，自已雖然已不再擁有對河東部隊的指揮權，但對河西部隊事實上的影響力卻依然在握，而這是可以及時而充分利用的——這段歷史的當事人之一陳昌浩數十年后就剖折過張國燾的這種心態：“到會寧后他又要我們全軍渡河。為什么全軍渡河他一人留下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了國際路線，取得了援助，軍隊機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對他是無可奈何的”[4]。

　　于是，當日14時，一份署名“朱張”的重要電報發給了徐向前、陳昌浩。

　　這份電報有必要全文引出：

　　徐、陳：

　　（甲）三日孔、丁兩師及胡敵騎兵團與我十五軍團在麻春堡戰斗甚烈。胡敵李旅亦到古西安州，周師及馬師之一旅騎兵團進至何家堡、上龍池灣昨（四）日周師進至關橋堡。孔師傷亡較大，在周師后尾進，今日大雪，想前線無大戰。

　　（乙）敵若深入到上、下全家莊，我從三面夾擊必獲勝利。

　　（丙）現敵我均極感糧困。在決戰勝利后我一方面軍擬向金積、靈武行動。三十一、四兩軍在中寧、同心城、興仁堡、賀家集行動，一面解決糧食，一面相機實現新任務。二方面在鎮原、慶陽、固原、西峰地區行動，從戰略上調動胡宗南。

　　（丁）胡敵處目前困境，有可能靠近中衛、中寧就食；馬鴻逵利用土砦厲行堅壁清野并有一部擾惠安堡之說。

　　（戊）你們之河北縱隊目前最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部，獨立開展一個新局面。乘敵人尚未十分注意你們的時候，站穩腳跟，首先占領大靖、古浪、永登地區，必要地應迅速占領涼州地區。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

　　（己）敵人可能隔斷你們與河左面主力之聯絡。你們盡可能派一部帶電臺保持黃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礙你們主力的行動，不得已時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當由三十一、四軍負責來接通你們。

　　（庚）寧夏戰役能否實現，決之于明后日之決戰，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你方和河右岸主力行動有何意見？請隨時電告。

　　朱、張[5]

　　張國燾對“徐陳”關于行動方向左旋90度的建議完全予以了確認，而且在強調了“獨立”、“不受一切牽制”、“行動要迅速、秘密、堅決和機斷專行”，哪怕是“敵人可能隔斷你們與河左面主力之聯絡”。中央要求保持一條山、五佛寺“以利后方交通”，該電卻稱“不得已時不必留兵力守渡口”，甚至還對“徐陳”4日電的“本位主義”要求作出了擔保性應答：“如有必要當由三十一、四軍負責來接通你們。”

　　最后一句話最耐人尋味，“寧夏戰役能否實現，決之于明后日之決戰”，而“你們應不受一切牽制獨立去完成你們的任務”——這里“明后日之決戰”是指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正苦心籌措中的“在關橋堡東北地區消滅敵二三個師以停止南敵追擊[6]”即“海原戰役”，這個“決戰”的確有可能決定“寧夏戰役能否實現”。如此，“朱張”緊接著道出的那個“應不受一切牽制”，也就顯然包括了這樣的意思：河西部隊應不受“明后日決戰”及其成敗之“牽制”！

　　再順此邏輯鏈推論之，那就是：也不受“寧夏戰役能否實現”之“牽制”！

　　第二天，“徐陳”就按這個“指示”之精神，擬定了《平大古涼戰役計劃》，上報了。

　　如今做顛覆學問者及“陰謀論”者，竟然還認定張國燾此令旨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真是可氣，可悲，又可笑！

　　注釋

　　[1]《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36年11月3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2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2]《中央軍委關于河西部隊行動部署致朱德、張國燾等電（1936年11月3日22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徐向前、陳昌浩關于一條山地區敵我態勢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11月4日8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陳昌浩介紹情況記錄（1961年5月10日）》，紅四方面軍戰史編輯委員會辦公室（1961年6月14日印）。原件存中央檔案館。

　　[5]《朱德、張國燾為河北縱隊主要任務是消滅馬步芳獨立開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陳昌浩電（1936年11月5日14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6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彭德懷關于消滅胡敵先頭縱隊二三個師的命令（摘錄）》，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第163頁，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彭德懷關于鉗制麻春堡前進之敵致朱德、張國燾、毛澤東等電（1936年11月3日15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毛澤東、周恩來關于集中全力殲滅饑疲之敵致紅軍各部隊首長電（1936年11月3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毛澤東關于關橋堡地區作戰應依實況決定致彭德懷電（1936年11月3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彭德懷關于打擊周、孔兩師東進的部署致賀龍、任弼時等電（1936年11月4日17時）》，《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2～第83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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