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益于制度在調動積累方面非常有效，（新中國前30年）在工業化和消滅貧窮兩個目標上取得巨大進展；
中國的工業化進展很快，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占到40％，和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差不多；
雖然貧困問題在一些地區持續存在，但中國的貧富懸殊不大，中國低收入群體的狀況比大多數其他窮國同類人要好得多，教育、醫療和平均壽命方面都有不俗表現……
如果筆者不交代上面幾段結論性內容的出處，很多人一定會誤以為這些某個冥頑不靈的老左派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
然而，這段評價卻是1980年10月至12月，世界銀行組織經濟考察團對中國進行深入且專業的正式考察之后，所形成的報告給出的結論。
筆者當然不認為這是世界銀行在1980年萬里迢迢跑到中國，來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正名，這份報告本質上是一份“診斷書”，其目的還是為了“開藥方”，而且是第一次為中國“開藥方”。
2012年年初，美國前副國務卿、時任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訪華并發布了《2030年的中國》報告，對中國改革提出諸多私有化建議，該報告在網上引發熱議，被指是對中國經濟開毒藥——直到這時，國人才開始逐漸醒悟過來，認清了世界銀行的真實面目。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設計之初，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成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這兩家金融機構，是為了確立美元的世界貨幣霸權地位服務。1971年，美元與黃金脫鉤以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開始了新的使命：“幫助”發展中國家進行“全球化”。在拉美，世行和IMF通過“華盛頓共識”對拉美諸國開出了私有化藥方，讓跨國公司接管了他們的糧食、石油、電力、礦產、電信等等一系列國民經濟的命脈；在前蘇聯，他們指導搞出了一個“500天綱領”的私有化行動綱領，在實行國企私有化、金融自由化之后，蘇聯人民積攢了70年的財富一夜之間被掠奪殆盡……
1980年的世行報告同樣包藏禍心，但正如筆者上面所說，他們的目的是“開藥方”，所以必須先如實“做診斷”。
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世界銀行就一直向中國拋出橄欖枝。然而，一方面，那時的新中國認為世界銀行是資本主義的象征，是國際金融資本的利益代表，拒絕成為其會員國；另一方面，新中國堅持經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既無外債也無內債”，不稀罕世行的“支持”和“援助”。
1978年10月，小平明確表示“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要善于學習，大量取得國際上的幫助”；1979年，為恢復中國在世界銀行的席位及爭取使用世界銀行貸款，中國成立以中國銀行研究部主任林基鑫為團長的恢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席位可行性調研團，開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密切接觸；1980年初，中國銀行邀請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訪華，磋商中國恢復在世界銀行席位的相關事宜；1980年4月，麥克納馬拉一行訪問中國，獲得小平高度重視和接見，并釋放了中國希望加強與世界銀行合作的強烈意愿；當年5月，中國順利加入世界銀行。
加入世行后，中國想要申請貸款和援助，還必須由世界銀行進行經濟考察并作出贊同決定。于是，1980年10月至12月，世界銀行組織經濟考察團對中國進行正式考察。
世界銀行考察團由一批具有各種知識背景和豐富考察經驗的經濟專家組成。
為了更加準確地掌握中國的情況，世行考察團在出訪前做足了功課，委托長期從事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研究的學者或來自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專家撰文介紹中國經濟背景，組織相關專家深入討論。
考察團抵達后，中方也是給予了全面的配合和支持，很多被視作國家機密的信息及資料被提供給了考察團。在各級各部門的全力配合下，考察團考察了三個直轄市和從東南沿海到中西部的17個省、自治區，考察范圍和對象兼顧廣泛性和代表性，考察牽涉范圍之廣沒有高層的協調支持是根本無法進行的。
經過兩個月的考察和考察后的反復討論，世界銀行考察團最終提交了一個主報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及八個附件。
筆者啰啰嗦嗦交代這些背景，就是要說明，不必懷疑這份報告的真實性與準確性，值得留心的是，考察團的立場和視角與我們并不相同，他們也并不是為了充分肯定毛時代。
考察團認為，新中國的經濟發展戰略目標很明確，即一方面要實現工業化、奠定重工業基礎，另一方面要消滅貧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這個戰略目標受到人均耕地面積不足、與國際社會隔離兩個因素的限制。
考察團實事求是地肯定中國在工業化和消滅貧窮兩個目標上取得巨大進展，而且速度是驚人的。
報告還指出：“（新中國）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比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生產的工業品種類多得多！”
報告實際上要給出的結論就是，30年的積累已經為接下來的開放和改革創造了充分的條件。
世界銀行有了第一次與中國成功合作的經驗之后，1984年又第二次對中國進行大規模經濟考察，重點從第一次的過去歷史的“診斷”，轉向對中國到2000年的遠景規劃和可能遇到的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措施。
在此之前，世界銀行已經開始了在中國的密集活動。除了向中國提供近10億美元貸款援助，還給予了提供咨詢、培訓人員、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的支持。1982年7月，世行派出著名經濟學家布魯斯、錫克等七人組成的經濟體制考察團到中國進行交流，在杭州莫干山召開蘇聯東歐經濟體制改革座談會，世行專家提出了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看法，由此引發了激進改革還是漸進改革的激烈討論。
1984年的第二次考察結束以后，世行考察團圍繞經濟管理體制改革，提出了針對國有部門的合股所有制建議，股份制后來成為中國國企改革的重要方向，考察團還特意強調“社會主義合股所有制”并非私有化……
與其在28年后開出的藥方比較來看，這頓時給人“要到天津先到廊坊”的感覺……
無論如何，1980年的世行報告算是對新中國前三十年所取得建設成就給予了充分的肯定，打了那些無恥污蔑毛時代“瀕臨崩潰邊緣”的家伙們的臉，只是這份報告在當時的非毛化背景下并沒有在國內廣泛宣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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