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本文系作者為紀念毛主席誕辰130周年而作，全文共六個部分：一、引言；二、軍事；三、人口；四、經濟；五、政治；六、文化和意識形態。我院及昆侖策網授權分篇連載，現為第四部分“經濟”，以饗讀者。

四、經 濟

　　評價不同時代先進程度的標準是什么？從經濟上看，最重要的是增長率即發展速度，而不是發展水平。我們知道，人類社會是不斷發展的，特別是近現代以來，技術不斷進步，社會領域也不斷進步，人類社會發展應該是不斷加快的。但如果孤立地看發展水平，早期上升階段的社會發展水平也無法與后期走下坡路時的社會發展水平相比的。大英帝國在19世紀成為日不落帝國，是英國歷史上最輝煌的時代，從狄更斯小說《霧都孤兒》所反映的當時英國老百姓和貴族的生活水平來看，其當時的實際發展水平當然遠遠不及現代英國。

　　如何評價經濟增長率和發展速度？我們不能拿所謂的產值或GDP來進行比較。無論是美元，還是人民幣，其價值是不斷變化的，不同時代是無法比較的。70年代初的美元與黃金是等價的，每克黃金僅相當于1.2美元 （1盎司31g＝35美元），現在每克黃金相當于50美元以上（1盎司31克1700美元），同時期人民幣同樣貶值幾十倍。我們提出，應通過關鍵產品的增長率來進行評價。主要關鍵產品應包括糧食和發電量，一方面，糧食是人們生活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現代社會進步的主要特征是工業化，工業化最重要的是電器化和對應的耗電量，因此，電力增長率是工業發展速度的基本標志。

1、糧食生產

　　很多人拿吃飯問題來否定新中國前30年，還有一些人拿大躍進和自然災害期間人口死亡率升高來指責，這是非常荒謬的。新中國前30年的基礎非常薄弱，建國時，人均壽命僅35歲，總人口僅5.4億人；到1979年，人口已增長到9.8億，人均壽命已增加到69歲，這反映了這30年社會的極大進步。同時這個時代我國糧食產量有了很大增長，否則無法支撐人口的增長和人均壽命的增長。根據我國官方公布的統計資料，實際糧食產量從1949年的11318萬噸增加到1979年的33211萬噸，增長了193.4%。而對比后30年，糧食產量到2009年增加到53940萬噸，僅增長了62.4%，不到前30年的三分之一。當然，前30年由于人口增加較大，人均糧食增長較低，但仍遠高于后30年。就平均增速來看，建國前30年，糧食年平均增長率是3.23%，發電量年平均增長率是15.3%；而后30年，糧食年平均增長率僅為1.63％，發電量年平均增長率僅為9.16%。

　　當時為防范蘇軍入侵，同時儲備了5000億噸糧食用于備戰，這也是當時居民糧食供應不夠充裕的主要原因。改革開放后，國家實行計劃生育，人口增長明顯減緩，故雖然糧食增長速率下降，但人均糧食增長速率在有的年份加快；同時，不儲備糧食進行戰備，還大量進口，所以市場糧食供應得到了改善。然而，今天我們的糧食仍然沒有達到自給，如今每年需要的大豆高達上億噸左右，進口大豆已經占消費率90%左右。甚至在2003年糧食總產量僅4.307億噸，人均僅333公斤，明顯低于1979年的人均341公斤。

　　【圖：我國歷年人均糧食產量變化】

　　考慮到小崗等一些農村從1978年開始實行包產到戶，但全國范圍內推廣是在1982年，也就是說，1981年全國大部分地區還是人民公社制度。如果以 1985年攝入2900大卡熱量為“感覺吃飽”的標準，那么在人民公社時期的1981年，已經接近這個標準。之所以花了30年，才達到接近吃飽的水平，主要原因：一個是解放初期糧食產量很低；另一個原因是人口大量增長，前30年人口增長80%（后30年人口僅增長38%）；還有一個原因是當時是戰爭經濟，儲備大量糧食，防止戰爭。

　　鄧小平在1982年說：“建國以來，我們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糧食達到了自給。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舊中國長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405頁。）馬克塞爾頓曾指出：“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英國學者在論述中國改革開放時說，中國的改革，有“人民公社創造的良好的農業績效可以利用。”（《馬克思的復仇》）

　　現在我們食物豐富，一方面，雖然后30年人均糧食增長率僅是前30年的四分之一，但是，畢竟又增加了16%，在接近吃飽飯的時候，再增加一點，當然給人的感覺是現在吃飽了；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進口糧食和油料。2009年進口食物占消費總量之比，按照重量計算占10%，按熱量計算占20%以上，因為主要進口食用油、大豆等高熱量食品，其中2009年進口大豆4225萬噸，食用油818萬噸。而在前30年最多進口2%，還是以高價大米出口換更多低價小麥和玉米等糧食。

　　解決糧食問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解決很多基礎問題。毛澤東時代，制定農業“八字憲法”，包括了農業生產的八個主要方面：

　　土：改良土壤。例如，大寨用大量秸稈增加土壤有機質，格田整方，平整土地，方便機械化耕作。筆者讀書時還參加過勞動。開墾荒地，增加耕地面積。毛澤東時代，在這方面的貢獻可參閱《孟凡貴（蘇拉密）：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 No.2007-02）

　　肥：增加肥料來源和肥料生產，改進施肥方法。一方面，發展沼氣發酵，生產有機肥料；另一方面，增加化肥生產。70年代初，幾乎每個縣都建化肥廠，生產氮肥和磷肥。改進施肥方法，包括測量了解各地土壤狀況，試驗不同作物生長與施肥方法的關系。筆者就曾經在家鄉磷肥廠工作，收集過本縣編輯的土壤情況，列出了詳細的土壤分布圖（很厚一本正規印刷的書）。

　　水：新修水利設施。包括水庫，灌渠等，當時全國建成大小水庫八萬座、塘壩無數，人工河道、田間路、溝渠、防護林網形成，極大地增強了灌溉能力和防災抗災能力，保證了農業的穩產高產。對比2009年云南，前一個月，媒體還在報道是百年未遇的旱災，后一個月又報道發大水，政府官員的解釋是，水利建設投入不足。實際是很多老的水利設施都年久失修，新建的設施主要是特大工程，如三峽水庫，目的是發電，南水北調，主要接近北方城市用水（不可能用在農業，每噸水的成本都超過一元）。1980年我國灌溉面積達到最多的4488.8萬公頃，到1985年反而下降到4403.6萬公頃。

　　種：發展優良品種。全國每個省都建有農科院，每個縣都有育種站，發展了著名的雜交稻等優良品種。到改開后都成了市場經濟，袁隆平都要想法找資金，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糧食自給率不斷下降，政府想改變這種趨勢，制定了糧食自給率5%目標（參見1996年10月24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但是糧食自給率仍然不斷下降，現在已經低于80%了。病急亂投醫，大力引進轉基因種子，誰也無法保證其安全性，可能埋下了亡族滅種的隱患。

　　另外還有四個方面是密、保、工、管，就不一一分析了。

2、收入增長

　　改開前，我國很多家庭普遍有3-5個孩子，撫養負擔很重，但那時城市有很好的福利待遇，農業有國家兜底，集體負責的五保戶制度和合作醫療制度，老百姓并沒有生存危機，人口數量和素質都有了極大提高。倒是改開時代，住房私有化、醫療私有化、教育私有化，農村集體經濟被大大削弱，農民只能依靠自己，即使長期實行獨生子女政策，撫養負擔大幅度降低，但由于分配不公，底層老百姓仍經常處于生存威脅之中。甘肅曾有一家6口因貧困自殺身亡，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從未有過的人間慘劇。人口數量增長減緩，甚至從去年開始已經開始下降，而人均壽命和人口素質前10年也曾下降。

　　經濟發展的目的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最直觀的是看收入和消費水平的增長率。早在十多年前，那是高速發展的20年，日本人均收入就趕上了美國和西方，但我國人均收入僅相當美國3%。到最近的2023年第三季度，我國人均收入為9726元，對比美國為17203美元，按照官方平均匯率，我國人均收入僅為美國7.88%，而且收入嚴重不均，按照官方公開說法，我國有6億人月收入僅有1000元。因此，人均消費差距就更大，最近6個季度我國僅為美國的7%左右。對比美國基本不生產工業消費品，我國生產超過世界一半的工業消費品，人均生產量也超過美國歷史上的巔峰時期，但人均消費卻不到美國零頭。早在2007年美國哈佛大學弗格森教授就總結為“中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消費”的中美國經濟模式，實質是一種經濟殖民地模式。我們的人均生產能力是世界人均的4倍，但我們的人均消費還不到世界人均一半，我們的大部分工業產品，都供應給西方，讓美國和西方基本不搞工業消費品生產，人均消費卻比中國人均多5-10倍，實現了西方在殖民地時代也從未實現的不勞而獲的夢想。而在前30年，我們的生產成果除了積累，都是國內人民消費的，集中體現在人口數量和人口素質的極大提高。

3、積累問題

　　主流經濟學家認為，我們不提高消費，是在進行積累。其象征就是我們的外匯儲備年年高速增加，最多時高達4萬億美元，遠超其他國家。可實際上，我國大部分外匯儲備都是美國和西方資本家拿美元到中國“投資“，購買中國工廠以及這些工廠出口產品得到的。央行專家曾經在官方網站上清楚地介紹，政府要動用它，還必須向資本家貸款人民幣置換。它們是發行的人民幣的依據，實際對應的是西方資本家在中國的人民幣資金，實際主人還是西方資本家，它們不是我們的積累。再說我們積累的外匯，主要用來購買西方國家國債，利率都比西方通貨膨脹率低，這就連保值都做不到，等于免費借給西方用，而且其實際購買力，也就是價值在不斷下降，在逐漸消失。雖然我們可以說積累了生產能力，但生產能力會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而不斷淘汰。真正重要的積累是基礎設施，不是生產能力。基礎設施則會一直伴隨人類社會，我們的趙州橋已經存在1400多年了，還在為我們服務。

　　事實上，我們在基礎實施建設方面的積累速度甚至還遠低于美國100多年前。例如，距離現在130年前的1880年代，僅10年時間，美國就建成鐵路14.9萬公里，超過我國一百多年的鐵路建設積累至今的鐵路總長度；僅1886年美國就建成鐵路2.7萬公里，接近改開30年的鐵路建設積累。而改開30年建成的鐵路長度僅比前30年多0.13萬公里。如果從建設增長速度比較來看，后30年趨于0，遠低于前30年，更無法與當時的美國相比。

　　在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積累方面，我們也無法和美國相比。例如，下水道建設方面，美國大城市的下水道，往往直徑超過10米，下水道里可劃船。而在北京，這是我們國家下水道建設標準最高的地方，下水道主干線也僅有1-2米直徑，遠低于美國標準，排水能力十分有限。2012年7月12日，北京下了一場平均降水量300毫米的大雨，僅相當于南方幾年一遇的大雨，就水淹全城，成災面積超過14000平方公里，幾乎覆蓋整個北京市，造成79人死亡。

　　在機場建設方面，我們的差距就更大了。到2010年底，美國有15079個機場，我國僅有502個機場，只有美國的3%，僅排在世界第15位。美國僅1946年就建成機場1259個，是我國現有機場數量的兩倍半。改開30年，我國僅增加民用機場77個，略低于前30年。 如果算上軍用機場，則遠遠低于前30年，因為大部分軍用機場都是前30年建設的。

　　另一方面，現在我們的工業生產能力遠超美國。一些基礎工業生產能力甚至超美國10倍以上，就是算人均也超過美國數倍。例如，2014年我國生產鋼材11.25億噸，約是美國歷史上最高年份的10倍，人均是美國的2.5倍，接近美國1946年的17倍。2015年由于需求下降，雖然我國煤炭總產能高達57億噸，實際產量僅37億噸，但美國煤炭產量僅8億噸，不到中國四分之一，人均也比中國低。在工業消費品生產方面，美國就更沒法比了，因為美國大都不生產了；就是按人均產量計較，也是我們比美國多幾十倍以上。

　　和歷史上大建設時期的美國相比，我們的生產優勢就更大了，也遠遠大于前30年。1886年美國僅有人口5800萬人，工業生產量，例如鋼產量僅有256萬噸，不到現在中國的千分之三。1946年美國人口約1.41億人，鋼產量為0.59億噸，不到中國現在8%。很顯然，今天我們的生產力發展水平，要遠高于美國1886年和1946年，我們的勞動力數量、工業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也遠超美國1886年和1946年。但我們的積累速度卻遠低于美國遙遠的舊時代，就是與前30年相比，積累量也沒有多少增加，以積累增速對比就是負數了。

　　建國前30年的條件遠遠比不上后30年。新中國剛剛成立的時候，我們的經濟是十分落后的。當時，毛澤東曾說過：“現在我們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面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329頁。）由于沒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許多重要工業產品主要依賴進口。從零開始，從不知道如何造，到學會如何造，遠比增加規模困難。

　　建國開始，國內還有大量土匪、蔣介石派遣的特務在進行各種破壞活動，被打倒的舊政府的官僚和地主還在時時刻刻想推翻我們的政權，國外的敵對勢力一直封鎖中國，還不斷派出軍隊，從我們的周圍動手，我們不得不同當時最強大的軍事力量進行了殊死戰斗，先后進行了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戰爭，對印自衛還擊戰、對蘇自衛還擊戰，在東南沿海我們還不斷與蔣進行戰斗。我們的整個海洋被封鎖，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們的發展速率仍然是前所未有的，發展水平有了極大提高。相反，后30年，我國已與美國建交，與整個西方關系正常化，北方的敵對勢力消失，處在相對比較好的和平發展環境下，然而實際增長率卻下降一半左右，還出現了嫖娼、包二奶、吸毒、黑磚窯等丑惡現象。由于財富大大增加了，卻主要集中在少數人手里，老百姓生活雖有提高，卻遠遠低于經濟發展速率。

　　綜上所述，現在我們的工業生產能力高于美國歷史最高年份10倍左右，更是美國大規模建設時代生產能力的10-100倍左右，但基礎設施建設速度僅是當時美國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甚至低于我國前30年。我們有巨大生產能力，為何卻積累少、消費低？一個根本性原因，就在于我國依據外匯儲備被動發鈔，發行人民幣主要拿去換外匯，加上配套3到5倍貸款送給美西方，而他們又用于投資購買我們的工廠，控制我們的經濟資源，拿走了我們的大部分產出。這種我國負責生產、美國負責享用的發展模式，已經對中華民族的生存基礎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害。

4、經濟發展總結

　　事實表明，在毛澤東主席領導時期，中國的經濟建設的成就是巨大的。對此，一些外國人士也不否認。比如，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就說：毛澤東時代“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后起之秀的工業化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中國取得了“全世界所有發展中國家和主要發達國家在同一時期取得的最高增長率”。（余飄主編：《中外著名人士談毛澤東》，大眾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頁。）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當時在《經濟學》第10版里也說：關于中國的基本事實是，“它向每一個人提供了糧食、衣服和住房，使他們保持健康，并使絕大多數人獲得了教育，千百萬人并沒有挨餓，道路旁邊和街路上沒有一群群昏昏欲睡、目不識丁的乞丐，千百萬人并沒有遭受疾病的折磨。以此而論，中國的成就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不發達國家”。1998年12月26日即毛澤東誕辰105周年當天，當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美國大學任教的印度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在談話中，充分肯定了中國1979年前在擴大初等教育、提供基本醫療保障和實行土地改革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且指出：“中國在改革前實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為其市場經濟發展奠定了扎實的基礎。”“中國的改革后政策在某種程度上受惠于早些時候中國的改革前政策。”（參見《參考要聞》1998年12月27日。）這些評論，是合乎實際的。

　　鄧小平在1979年明確地講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使我國大大縮短了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發展方面的差距。我們盡管犯過一些錯誤，但我們還是在三十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頁。）這些進步，是在毛澤東主席和以他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取得的，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斗的成果，是社會主義制度具有巨大優越性的初步的但又是有力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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