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6月，毛澤東參加了湖南第一師范組織的“人物互選”活動。這項活動從德育、智育、體育細化若干條目進行評分，毛澤東從400多名學生中脫穎而出，以一騎絕塵的優勢當選為全校之冠，且德、智、體三項均有得票者唯獨他一人，這充分證明了青年毛澤東綜合素質能力俱佳。毛澤東能獲得如此高的評價，與其有意識地從德、智、體三個方面塑造自我，追求人的全面發展有密切的關系。

　　一、 以德為先，欲動天下

　　德，一般指道德、品行，是一個人的價值選擇，之于社會、國家來說具有基礎性意義。1913年春，毛澤東報考了湖南第四師范，一年后學校并入湖南一師，前后共做了五年半的師范生。根據《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章程》，學校“采最新民本主義規定教育方針”，強調人格和學識的全面培養。在民主開明的校風以及楊昌濟等名師的熏陶下，毛澤東把修德作為自我塑造的一項重要課題。

　　毛澤東在一師就讀期間，與楊昌濟、徐特立、黎錦熙、袁仲謙等優秀教員們建立了良好的師生關系。其中，對毛澤東德行修養影響最大的當屬長沙大儒楊昌濟了。楊昌濟提倡以道德教育為中心的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教育，對宋明理學關于“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從積極方面加以闡發，1914年自編講義《論語類鈔》供學校修身課使用。

　　在修身課上，毛澤東注重從道德、倫理、為人、做事等方面進行學習，從1913年11月1日至12月13日的一個多月里，他在聽課記錄《講堂錄》里認認真真寫下了六段關于修身的筆記。例如，《論語類鈔》在解釋孔子“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時說：“王船山謂豪杰而不圣賢者有之也，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論語》中如此節語言，可以見圣人之精神也。”毛澤東則在《講堂錄》里記錄著：“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圣賢，德業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名者。拿（破侖）翁，豪杰也，而非圣賢。”筆記中的內容部分是楊昌濟課堂上所講述的，部分是他聽課后的自由發揮。但是不管屬于哪種情況，對于青年毛澤東來說都極為重要，這是他向圣賢學習德行的重要依據。

　　◆1913年，青年毛澤東留影。

　　《大學》指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齊其家；欲齊其家，先修其身。”在完善個人基本道德素質的基礎上，毛澤東極力涵養“大德”，始終以救國救民為己任。出于嚴于律己的目的，楊昌濟曾提過“三條戒律”，即不談瑣碎，不論人非，不涉狎邪。與之相呼應，為避免自己成為庸俗之輩，毛澤東也與一群要好的同學約定“三不談”，即不談金錢，不談男女間問題，不談家庭瑣事，而關心和談論的應該是“大事”，即“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身處新舊交匯處的毛澤東很清楚地知道，袁世凱復辟、張勛復辟活動接踵而至，軍閥混戰連綿不斷，帝國主義國家也趁機加緊對我國的侵略，國家正處于危若累卵的境地。因此，在民族危亡面前，求學目的遠不只是解決個人生活或是謀求個人前途，個人命運必須與國家命運有機統一起來！1917年8月，他在寫給老師兼好友黎錦熙的信中談道：“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字里行間散發著愛國和進步思想，以及追求大本大源、“欲動天下”的遠大志向。

　　在尋找救國救民道路的過程中，毛澤東曾推崇曾國藩、左宗棠等人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主張“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1916年4月，時任湖南一師學友會文牘的毛澤東，以湖南一師學友會的名義，收集湯化龍、康有為、梁啟超在報刊上發表的不滿袁世凱稱帝的論述，并編輯成冊，題名為《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立即引起了人們的高度關注。毛澤東借三位先生在國內思想界的重大影響，來反對袁世凱復辟帝制，不失為一種好手段。與此同時，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致力于廓清蒙昧、啟發理智的工作，發起了中國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運動——新文化運動。在楊昌濟的推薦下，毛澤東開始接觸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思想上拋棄了先前的政治文化偶像梁啟超，逐漸轉變成為一名激進民主主義者，并不斷廓清和實踐各種政治思想。

　　◆毛澤東的讀書筆記《講堂錄》。

　　此外，毛澤東還深刻意識到，要想救國，必須要有一批有志青年組織起來，互相砥礪品行，切磋學識，為將來擔當改造中國與世界的重任而打下堅實的基礎。于是，毛澤東經常與蔡和森、蕭子升等一批有志青年到橘子洲頭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討論“如何使個人及人類的生活向上”等問題。最終，他們得出了結論：“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1918年4月，青年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正式成立，在毛澤東的帶領下逐漸發展成為湖南社會政治運動的中堅力量，發起和應援了不少活動，包括聲援五四運動、成立湖南省學生聯合會、驅逐軍閥張敬堯、創辦文化書社、開辦工人夜校等。后來，毛澤東以此為基礎，組織開展建黨等早期革命活動，指引大多數新民學會會員走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道路，為改造中國和世界而努力奮斗。青年毛澤東以實際行動踐行了“養大德者方可成大業”這句話。

　　二、 以智為本，力學篤行

　　智，即學習科學文化知識、技能，使個人智力得到充分發展。毛澤東充分發揮學習的主觀能動性，建立起一套關于掌握知識、發展智力的個人讀書方案。

　　在學習形式方面，毛澤東習慣于自學。就讀一師之前，毛澤東曾在湖南省立圖書館有過一段“極有價值”的自修生活。進入一師之后，他仍欣賞以自修為主的讀書方式。雖然湖南一師的教育相較于其他學校民主而開放，但是設置必修課程眾多，且內容繁雜主次不分，好比“雜貨攤”。毛澤東雖然形式上決定留在學校繼續學習，但實際上主要是為了方便利用學校的有利條件，以自修為主完成學習計劃。1915年6月，毛澤東致同學湘生的信中談到自修順序，康有為“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梁啟超“先業詞章，后治各科”。對此，毛澤東制訂了“三先三后”的讀書治學順序，即“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根據這一基本原則，毛澤東在一師期間廣泛涉獵古今中外的書籍，既有系統性又有專門性，豐富的知識在其腦海里激蕩、融合，最終達到為他所用的目的。從一師畢業后，毛澤東依然認可這種化被動灌輸為主動的自修方式，并在1921年于長沙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

　　在學習方法方面，毛澤東主張學思結合。從當年毛澤東記錄的讀書筆記、讀報摘記來看，筆記本共47頁。《離騷》和《九歌》手抄全文在前11頁，筆記《講堂錄》在后36頁，內容頗為駁雜，有文字訓話、警句摘錄，也有圓周率、經緯度等自然科學常識。毛澤東對《倫理學原理》認真研讀和思考，逐字逐句加上圈點、單杠、雙杠、三角、叉等符號，并且寫下長達一萬兩千多字的批注。但凡他讀過的書，總要在空白處注上個人見解，有的批上“此論甚精”“言之成理”等詞句，有的則批上“不通”“荒謬”等話語。除了養成“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學習習慣，這一時期的毛澤東還注重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不少年輕人容易把某幾本書里的話當成金科玉律，并用以理解世界、解釋世界，但是毛澤東明白，讀書絕不是把大腦變成別人的“跑馬場”。毛澤東經常與師友們討論問題，有時通宵達旦，從中收益不少。據老師黎錦熙的日記記載，1915年4月至8月，毛澤東質疑辨惑多達19次之多。

　　在學習內容方面，毛澤東注重時事新聞的跟蹤閱讀。他在一師的讀書生活大體上可以分為前后兩個時期。1915年之前為前期，1916年以后為后期，這一劃分主要和新文化運動的興起有密切關系。在前期，毛澤東主要攻讀中國傳統典籍，即所謂“國學”；在后期，毛澤東則把主要精力投入哲學、倫理學的學習上，同時他更加關注社會實際問題。當時了解社會實際問題的方法就是閱讀報紙雜志。毛澤東充分利用飯后、課后等閑暇時間，只要一有空就到閱覽室閱讀《新民叢報》《民立報》《新青年》等報刊，有時一看就是一兩個鐘頭，從未間斷。他還時常向他人借閱報刊，后來干脆自己訂閱，養成了閱讀報紙雜志的好習慣。他后來回憶說，“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沒有走上井岡山以前，我從來沒有停止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天的報紙。”毛澤東還認為看報是“明了時事，熟悉地理，學習英文一舉三得的事”。或許有人感到疑惑，讀報紙了解時事是必然的，怎么還能學地理、英文呢？實際上，毛澤東在讀報的時候，常常隨身攜帶地圖、英漢字典以及筆記本。他根據報紙里提到的地名就翻閱地圖，遇到疑難字就打開字典，遇到感興趣的地理名稱就備注上英文。毛澤東和同學們談論時事的時候總是分析全面、見解獨到，為此獲得“時事通”的稱號。1916年夏天，毛澤東在給蕭子升的信中對中日關系的走向作出預測：“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生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毛澤東表達這番言論的時候，北洋政府正為軍費開支，私下里與日本打得火熱，很多人都不以為然。但是，后續事態的發展正如毛澤東所料。

　　◆1918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為毛澤東。

　　在學習實踐方面，青年毛澤東提出不僅要讀“有字之書”，而且要讀“無字之書”。1917年暑假，毛澤東邀請當時已從一師畢業、在楚怡小學教書的蕭子升外出游學，二人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裝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文房四寶，前往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5個縣游學，歷時1個多月，步行900余里，實地考察了當地生活、歷史、地理、社會風俗，以及農民和其他階層人士的思想狀況，并寫下了厚厚的考察筆記。1918年夏初，毛澤東又同蔡和森一起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游歷半個多月。他還將沿途的見聞，用通俗幽默的文字寫成通訊發表。毛澤東還經常利用課余時間同造幣廠、黑鉛冶煉廠、電燈公司的工人接觸，了解他們的生活和思想要求。正因為有了這些經歷，他在接辦工人夜學時，能夠適應工人的文化水平，寫出他們聽得懂、感興趣的夜學廣告，在短時間內就有幾百人參加夜學。青年時期的學習實踐活動，不僅有助于毛澤東更好地理解從書本上學來的思想理論，促進他形成獨立的思想建構，而且為他日后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國情有機結合起來，創造性地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

　　三、以體為重，身心并完

　　體即發展體力，增強體質，使個人的意志力得到充分鍛煉。毛澤東認為一個優秀的人不僅僅在學習上表現優異，而應該是德智體全面發展，尤其注重體育方面的進步。

　　在第一師范求學期間，毛澤東對國人“馴良儒弱”深感擔憂。他先是聽聞同班同學易昌陶勤于學業而忽略了體育鍛煉導致身體孱弱，于1915年3月病死家中，之后在1917年秋又驚聞長沙有七名學生因病不幸夭折。毛澤東深感學校不重視體育的弊端，事后在一師的演講比賽上，他廣泛向同學們宣傳體育運動的意義。他說，當世百科之學，無論在校學習，還是自修，只有體之強者，方能勝任。如果今日不為，他日將無以謀生。

　　為了讓社會大眾意識到體育鍛煉、增強體質的重要性，1917年，時年24歲的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的名字在《新青年》上發表《體育之研究》一文。這是毛澤東一生中第一篇有代表性的學術論文，此文并非就體育論體育，而是從“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的國家高度談起，文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一精辟言論，從一個獨特視角提出了強體健身、文武并重的新民見解，受到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李大釗等的高度贊賞。

　　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闡述了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思想。在“體育在吾人之位置”的篇目中，他指出：“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也，其載知識也如車，其寓道德也如舍。體者，載知識之車而寓道德之舍也。”他已把身體看作物質性的實體，認為物質實體決定德、智這些精神的東西。在談到體育之效用時，他進一步論述了知識、感情、意志這些精神的東西對于體魄的依賴關系，他說：“直觀則賴乎耳目，思索則賴乎腦筋，耳目腦筋之謂體，體全而知識之事以全。”這是對當時非常流行的“精神身體不能并完，用思想之人每歉于體，而體魄蠻健者多缺于思”，將精神和身體孤立起來甚至對立起來的形而上學觀點的有力批判。文章還提出參與體育運動可以轉化身體強弱的觀點。他指出，體質強的人如果不戒掉惡習，不鍛煉身體，身體就會變弱。而體質稍弱的人只要參與鍛煉就可以轉變為強者。

　　毛澤東不僅從理論上重視體育，而且身體力行，特別注重身體鍛煉，增強體質，為將來實現理想準備好一幅硬朗身板。他當時參加的體育項目很多，如體操、日光浴、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徒步等。其中他最喜歡的是游泳。他時常約二三好友到湘江里揮臂擊水，還在學校組織了一個有近百人的游泳隊，晚飯后到湘江里暢游一番。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那時初學，盛夏水漲，幾死者數。一群人終于堅持，直到隆冬，猶在江中。當時有一篇詩，都忘記了，只記得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上學期間有效錘煉了毛澤東的身體，在長期革命中，特別是紅軍長征期間爬雪山過草地，無論怎樣的惡劣環境，他都扛了下來。

　　1918年6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結束了他五年半的師范生涯，開啟了波瀾壯闊的人生。之后，毛澤東依然重視對人的全面發展的問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曾兩次給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寫信，強調學生應“健康第一，學習第二”。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更是明確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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