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130周年紀念日。新中國成立前，青年毛澤東先后兩次來到北京，歷時三百多天。毛澤東在北京的活動，是他從湖南山區走向全中國、乃至后來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對他未來的革命生涯有著深遠影響。這也是舊中國千萬有志青年苦苦探索、不斷追尋救國報國之路的一個縮影。

　　本期推出《青年毛澤東在北京的紅色足跡——青年毛澤東在京居住地》。

　　毛澤東第一次來到北京是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2日，最初住在老師楊昌濟家中，后又搬至景山東北，與蔡和森、羅章龍等七人同住。1919年12月18日至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居住在位于北長街的福佑寺中。

　　1、豆腐池胡同15號

　　楊昌濟原住在北京鼓樓豆腐池胡同15號（現為9號），這也是毛澤東來京后的第一個居住地。這是一座兩進院落的小型民居建筑，形式是北京最普通的硬山合瓦頂，現在，這座宅院仍保持著當年的格局。院子并不大，南北長不足三十米，東西寬十二米，前院有南北房各三間，后院有北房四間。初入北京的毛澤東與蔡和森就借住在前院南邊一間客房里。不久，毛澤東、蔡和森為方便與其他來京新民會會員聯系，另覓了新住處。雖搬離了，但毛澤東等在節假日里仍常到這里聚會，或聆聽楊先生講授哲學和倫理學，或一同議論國是。楊昌濟的女兒楊開慧常在一邊旁聽，在這里的重逢和相處，促成了毛澤東與楊開慧的愛情佳話。

　　楊昌濟故居今貌

　　2、吉安所東夾道7號

　　離開楊昌濟家后，毛澤東搬到了沙灘北大紅樓附近三眼井里的吉安所東夾道7號，現為景山東街吉安所左巷8號。這里有北房3間、東西耳房各1間、東房2間。毛澤東他們租住的是3間北房中的一間，使用面積不足10平方米，是名副其實的“一間屋子半間炕”的小房。房間里的擺設陳舊簡陋：一個土炕緊貼南墻，炕上鋪一條破舊炕席，存放書和衣物的網籃，只能疊放在墻旮旯里。為使小油燈的弱光照遍房間，只能把它掛在墻角上。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陳昆甫、羅章龍等八人就住在這間小房子里。

　　毛澤東后來回憶在這里居住的場面時說：“我們全體擠炕上，幾乎透不過氣來。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住所狹窄，他們的經濟情況也十分困難，當時的房東、左鄰右舍常常在飲食等方面幫助這些初到北京的年輕人。據羅章龍回憶當時的飲食條件：“初始，大家在外吃飯，食費昂貴且不習慣，于是商議自行炊爨，各事所宜……嘗因缺乏炊釜，乃以搪瓷面盆做鍋。北京米貴難賣，經常以炒面調成糊，加蔥花、鹽末充食。一次子升做了一面盆漿糊，大家外出勞累了一天，雖餓亦無法下咽……我們八人只有外衣一件，出門時輪流著穿……入冬以后，晝則往沙灘北京大學第一院圖書館閱覽室避寒，夜則返寓圍爐共話。那時生活很苦，大家從中得到鍛煉，不以為苦，反以為樂。”雖然生活艱苦，但這些年輕人心態樂觀，雖“窮困”卻不“潦倒”。毛澤東在回憶中說：“在公園和故宮的宮址我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

　　3、北長街99號

　　福佑寺今貌

　　1919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居住在位于北長街99號（今20號）的福佑寺。這所寺廟相傳曾為雨神廟，早年曾作為皇家禮佛的專用場所，清康熙皇帝兒時曾在此避痘。屋頂是和故宮相同規制的黃琉璃瓦，設有專門的御道，長期不對外開放，民國時期開禁后，北洋政府時期曾作為班禪駐京辦事處。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時，就居住在寺內后配殿。

　　4、香爐營西橫街

　　除了以上三處居住時間較長的住所外，毛澤東還常頻繁出入于香爐營西巷一戶人家，就是北京師范大學黎錦熙教授的家。黎錦熙也是湖南湘潭人，1911年從湖南優級師范史地部畢業之后，任湖南省督秘書，但因不滿當局政治腐敗，毅然辭去待遇優厚的職位，從事教育工作。1913年他到湖南省第四師范任教，同年毛澤東考入該校就讀。次年春，他們又隨第四師范與第一師范合并，一起轉入湖南省第一師范。對毛澤東來說，黎錦熙亦師亦友。黎錦熙當時教歷史，這是毛澤東非常感興趣的課程。他經常到黎錦熙處請教問題，古今中外、天文地理無所不談。

　　1915年9月，黎錦熙赴北京，受聘為教育部教科書特約編審員，住在香爐營西巷湖南會館內。毛澤東經常與他通信。1918年至1919年，毛澤東兩次到京，都多次到香爐營拜訪黎錦熙。黎錦熙總是吩咐家人做好家鄉菜款待毛澤東。他知道毛澤東生活清苦，便對他給予多方照顧。1919年和1920年的春節，毛澤東都是在黎錦熙家度過的，可見二人情誼之深厚。

　　毛澤東兩次進京時，正逢在新文化運動大潮的推動之下，種種主義、學說紛紛涌入中國，在北京的青年們也熱烈討論著百花齊放的各種思想。經過思考和實踐的錘煉，毛澤東最終選擇馬克思主義作為他的終生信仰。

　　第一次來京

　　“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18年6月，毛澤東在湖南第一師范學校畢業。當年夏天，他和20多名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來到北京。當時作為革命團體新民學會會務主持者的毛澤東，到北京是為了組織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籌備工作。他精心制定計劃、籌措經費、四處奔走，“出力甚多”。

　　毛澤東在回憶時說：“我是向朋友借錢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時，從前師范學校的倫理教員楊懷中（昌濟）在北京大學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幫我找事。他將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長，這人就是李大釗……李大釗給我工作做，叫我做圖書館佐理員，薪俸是每月八塊大洋。”毛澤東當時的工作是管理15種中外文報紙，將訂閱的上海《申報》《民國日報》《京報》等15種報紙夾上去，登記、管理，月底送去裝訂，并負責給進館來借讀報紙的人登記名字，有時還幫助整理李大釗辦公室的書刊報紙等。毛澤東和新民學會在京會員，曾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大樓座談，所談多是學術和人生問題，對他們很有啟迪。

　　由于工作關系，毛澤東能閱讀到各種新出版的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毛澤東時常到時任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處請教，也常讀到一些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還參加過李大釗組織的學生研討各種新思潮的活動，在這一時期“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毛澤東在1918年11月聆聽了李大釗的演說《庶民的勝利》，也研學過李大釗《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文章。這些經歷使他開始具體地了解俄國“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正如1949年3月，他重返北京時回憶第一次到北京的這段歲月時，感慨萬千地說道：“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指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里呢！”

　　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發表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毛澤東在北大時，接受了許多文化科學知識的訓練，特別是新聞和哲學兩門學科的訓練。他參加了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和哲學研究會，并在新聞學研究會聽《京報》社長邵飄萍講授《新聞工作的理論與實踐》課程。毛澤東認為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良品格的人”。

　　1918年和1919年冬春之際，毛澤東曾兩次來到長辛店，白天在鐵路工人中間活動，晚上到留法預備班，一方面深入調查工廠和工人們的生產生活狀況，另一方面了解長辛店留法預備班青年們半工半讀的情況，協助解決他們的困難。1919年3月，經過半年的學習準備，第一批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從北京到上海乘船起航，毛澤東出京為他們送行，自己卻決定留在國內。他認為：“我們要有人到外國去，看些新東西，學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學問，拿回來改造我們的國家。同時也要有人留在本國，研究本國問題。”而他自己，就是要“留在本國”的那部分人。

　　第二次來京

　　“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在1919年12月18日，離開北京9個多月后，毛澤東為組織“驅張運動”，再次來到北京。

　　從1918年3月開始擔任湖南督軍兼省長的張敬堯，上臺后搜刮民財、增收捐稅、勒索軍餉、摧殘教育、鉗制輿論、鎮壓愛國民主運動，激起了湖南全省人民的憤怒。1918年8月，毛澤東主編的湖南省學聯刊物《湘江評論》被張敬堯查封，不久湖南學聯也被迫解散。當年9月，毛澤東在學生聯合會干部中醞釀驅逐張敬堯。1919年11月16日，毛澤東組織被張敬堯解散的湖南學生聯合會骨干重建學聯，決定開展驅除張敬堯出湘的運動。12月，學聯公開發表驅張宣言，一場浩大的驅張運動正式開始，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直接領導發動有廣泛影響的政治運動。為擴大影響和取得全國各界支持，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教員易培基為總代表、毛澤東為學界代表的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赴京請愿團于1919年12月18日到達北京。

　　毛澤東抵京后，立即四處奔走呼號，積極聯絡湘籍學生、議員、名流和士紳，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及“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在他的主持下，北京成為驅張運動的大本營。12月24日，湖南籍旅鄂學生易禮容等人在武昌鲇魚套車站，查獲張敬堯部私運的罌粟種子45袋（每袋約100公斤）。毛澤東得知后，讓易禮容等攜帶罌粟種子、照片，來北京公布，并撰寫討伐《湘人對張敬堯私運鴉片之公憤》檄文，向全國散發。毛澤東重視新聞輿論的力量，開辦平民通訊社，自任社長。白天，他們外出活動，調查訪問；晚上，他們伏案整理材料，編輯、撰寫、油印稿件，寄發全國各大報社。平民通訊社每月印發驅張文章150余份，送出的稿件每期篇幅不等，多則10頁，少則兩三頁。平民通訊社成立當天，毛澤東發表《〈湘人力爭礦廠抵押〉呈總統府國務院及外財農商三部文》，在北京《晨報》全文登載。平民通訊社發出的文章越來越多，驅張運動的影響越來越大，北京、上海、天津、漢口等地的報紙紛紛登載平民通訊社的文章，發表社論或時評予以支持，形成強大輿論壓力。

　　12月28日，毛澤東組織在湖南湘鄉會館召開“旅京湖南各界驅張運動大會”，在會上發表了演講。他的演講慷慨激昂，有理有據，贏得了陣陣掌聲。受邀參會的10位國會議員當場簽名擔保驅張，并推舉熊希齡、范源濂、郭同伯3位議員面呈北洋政府總統、總理，表達驅張決心，參加大會者千余人，聲勢浩大。

　　1920年1月毛澤東（左四）在陶然亭慈悲庵同輔仁學社成員合影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與湖南輔仁學社在京成員，以及鄧中夏、羅章龍、王復生等北大學生，在陶然亭慈悲庵集會，商討驅張斗爭策略。第二天，毛澤東與湖南省城各校教職員代表聯名呈文總統，控訴張敬堯摧殘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國今日要務，莫急于圖強，而圖強根本，莫要于教育”。驅張代表團反復向北洋軍閥政府強烈呼吁，終無效果，決定做最后請愿。1月28日上午，毛澤東以湖南公民代表團團長身份帶領請愿團，冒著嚴寒向新華門國務院請愿，后又轉赴國務總理靳云鵬宅第。像這樣的請愿，他們先后舉行了7次，毛澤東作為請愿代表，義正詞嚴地向北洋軍閥政府揭露張敬堯的罪行，提出驅張要求。在毛澤東和各界人士的不斷努力和全國的聲援下，加之直皖兩派軍閥的斗爭日益激烈，張敬堯最終于當年6月退出湖南。

　　第二次來京期間，毛澤東一邊積極組織開展驅張運動，一邊積極探討對湖南乃至中國實現根本改造的方法。來京之前，毛澤東草擬了一份詳細的“新村”建設計劃，作為改造社會的一種構想。抵京后不久，他就和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取得聯系，并在1920年1月正式加入這一團體。驅張運動不斷發展，也深刻影響著毛澤東對改造湖南問題的認識。毛澤東多次與師友探討改造湖南問題，3月12日，他致信黎錦熙，請教“吾湘將來究竟應該怎樣改革”，并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從“軍政”“財政”“教育經費”“自治”等方面闡釋建設湖南的條件。

　　《少年中國》刊登的毛澤東加入少年中國學會的消息

　　第二次北京之行，對毛澤東影響最大的還是接受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后，研究蘇俄和十月革命成為當時的熱潮。毛澤東在京期間廣泛接觸李大釗、陳獨秀、鄧中夏等人，多次同他們討論赴俄留學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等問題。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越來越有興趣。30年代，毛澤東在延安回憶起這段歷史，不無感慨地說：“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于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有三本書特別深地銘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毛澤東所說的“三本書”，就是《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著）《階級爭斗》（考茨基著）以及《社會主義史》（柯卡普著），這些著作對他產生了巨大影響。

　　毛澤東的北京之行，一直處于緊張忙碌的活動和不停的思索之中，生活充實而有收獲。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帶著對真理的追求和思索離開了北京，繼續不斷學習理論、探索實踐，逐漸成長為一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后來毛澤東回憶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來源：北京市檔案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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