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中央蘇區的根基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十八）
曹征路
前三次反圍剿毛澤東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還沒有免除，在軍事問題上還是由他主導，而反圍剿自然是那時蘇區的頭等大事。
第一次反圍剿是在否定李文林的“夾江而陣”以后展開的，堅決把敵軍引入蘇區腹地，集中優勢兵力打殲滅戰。
起初紅三軍的許多官兵不愿意東渡贛江，在彭德懷的說服下執行了命令。主力部隊埋伏在寧都西北部山區，羅炳輝的十二軍則在東固山區鉆來鉆去吸引敵人。
1930年12月30日，首殲張輝瓚部兩個旅9000余人，緊跟著又吃掉譚道源部兩個旅，五天內兩戰兩捷。
其中的一個插曲是，張輝瓚部與公秉藩部因不熟悉地形，在山霧彌漫時誤以為對方是紅軍，交火后死傷400多人。老資格的公秉藩大罵張輝瓚，張輝瓚憋了一肚子火，進了東固山區大燒大殺，群眾恨之入骨。
張輝瓚被俘后，提出愿意出錢出軍需物資換取生命。當時毛澤東、朱德去看了他，也有意留他在紅軍學校當教員。張輝瓚的妻子急赴上海與中共中央談條件，中央也同意并派人到南昌與當局談判釋放100多名共產黨員的事情。可惜東固群眾1000多人沖進駐地搶走了張輝瓚，并殺了頭，這筆交易只有告吹。
第二次反圍剿是在兩個月后，蔣介石派出軍政部長何應欽出任剿匪總司令，坐鎮南昌行營。
何應欽的20萬大軍一開始就拋棄了魯滌平的“長追并進，分進合圍”，畢竟吃過一次虧，而采取“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戰法，在重兵合圍的同時對蘇區實行經濟封鎖。
1931年4月17日，中央“三人團”、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項英，以及一方面軍領導在清塘新屋底召開蘇區中央局成立的第一次會議。會上，又圍繞“打不打”出現了截然對立的聲音。
三人團的任弼時態度非常明確，主張紅軍退出蘇區，分散兵力，讓敵人撲空，“轉移目標方可退敵”。項英此時已經失去權力，但他的見解更加令人大跌眼鏡：紅軍不但要退出蘇區，而且要退到1000里外的四川去，因為“斯大林同志說過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據地”。
這些意見自然遭到一方面軍的激烈反對，他們已經嘗到了第一次反圍剿“誘敵深入”勝利的甜頭，理解了根據地“天時，地利，人和”的重要性。4月21日，會議擴大到七個軍的20多人，大家一致要求就地迎戰。
任弼時最終表態，接受大家的意見，承認三人團對于軍事是門外漢，宣布由毛澤東全面指揮戰爭。
第二次反圍剿最值得一提的是東固隱匿。紅軍主力3.2萬人于4月30日進入東固山區隱藏，家家戶戶都住滿了人，白天上山躲避飛機偵察，晚上才回來睡覺。連續15天，紅軍意志力經受了極大考驗，糧食不夠，活動嚴格限制。敵軍三面包圍，最近的地方只有30里，三人團有點沉不住氣，多次催問毛澤東。毛澤東的回答是，一定要等敵人離巢。
5月14日戰機出現，彭德懷的紅三軍從郭華宗部與蔡廷鍇部之間的20里夾縫中鉆出去迂回包抄，紅四軍和紅十二軍“飛將軍自重霄入”，一舉殲滅敵二十八師大部。公秉藩夾在俘虜中，謊稱是書記員，領了赤衛隊一塊銀元的路費僥幸逃脫。
5月17日至5月31日，紅軍自西向東“七百里驅十五日，橫掃千軍如卷席”，五戰五捷，共殲敵3.3萬。
第三次反圍剿是蔣介石在痛定思痛中親自指揮的，共調集30萬人馬。
經歷第二次失敗，蔣介石還真哭了鼻子。1931年6月6日，在南昌的原北伐軍司令部大廳召開的剿匪會議上，蔣介石以哭聲發誓：“三個月內定當肅清江西赤匪，不成功則成仁，如不獲勝，定當自刎首級”。眾將領也都跟著做哽咽狀。
7月1日發布總攻命令時，紅軍主力還在閩西休整。這一次是毛澤東失算，他原先以為敵軍怎么都要等新谷下來以后才有可能行動，沒料到才一個月又卷土重來。而且這一次蔣介石又改策略了，是“長驅直入”加“步步為營”。
到了7月中旬，根據地的重鎮廣昌已經失守。若不及時千里回師，根據地一旦被敵軍站住腳跟，紅軍的優勢便不存在了。7月25日，經過半個月的酷暑行軍，紅軍進入興國縣境。朱毛的策略是先打北方來的部隊，完成這個戰役構想的關鍵是要完成兩次穿插：讓三萬多人從敵軍的結合部鉆出去，有人比作駱駝穿針。所幸的是兩次都做到了偃旗息鼓銜枚疾行，由于熟悉地形又有蘇區群眾的赤色警戒，經常是與敵軍只隔一座山頭而對方渾然不覺。尤其是通過尖腦嶺的危險程度，毛澤東也說是“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驚險危急的一次”。
到8月底，蔣介石的十幾萬大軍已經不斷重走回頭路，饑不得食倦不得眠行不得安。而紅軍在興國茶園等地養精蓄銳半個月了，正在等待戰機。這時，蔣介石已經不得不面對桂系、粵系的發難，回過身來對付“兩廣事變”，9月2日下達了全線撤退命令。朱毛卻認為，想來就來想走就走，沒有這么便宜，必須留下買路錢。
到9月15日，紅軍六戰五捷，殲敵兩萬。遺憾的是紅三軍軍長黃公略被飛機炸彈擊中，當場犧牲，全軍痛悼。毛澤東書挽聯：
廣州暴動不死，平江暴動不死，而今竟犧牲，堪恨大禍從天降
革命戰爭有功，游擊戰爭有功，畢生何奮勇，好教后世繼君來
至此，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中央蘇區的根基，建立與南京政權對峙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已經迫在眉睫。當初項英就是為這個事來的，籌備了一年半，共產國際對于一再拖延已經非常不滿，電報催促多次。遠在上海的以博古為首的中央也討論過多次，在哪里定都，誰出任主席等等。唯獨對最該總結的三次反圍剿的經驗教訓不夠關注。
以今天的眼光看，三次反圍剿的勝利至少有三方面可記取：
一是發揮根據地的優勢，“誘敵深入”的策略正確；
二是“富田事變”的負面影響并沒有黨史專家夸張的那么嚴重，干群關系、軍地關系、群眾的支前熱情并沒有遭到破壞，土地革命依然是主旋律；
三是在軍閥混戰的條件下，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還有很大空間，蘇區建設完全有可能形成規模。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相繼發生了“九一八”事變、“一二八”抗戰和寧都起義等重大事件，整個形勢的發展對革命非常有利。如果當時共產黨有一條正確的路線方針，發展這一大好形勢，將會極大推進革命的進程。然而，尚處于幼年期的黨在六屆四中全會之后，“王明路線”逐漸在全黨占了上風。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名義上毛澤東擔任主席，實際上已經被排斥在黨的決策系統之外了。
蘇區中央局取代總前委，客觀上已經意味著毛澤東在黨內事務上不能參與決策了。尤其在重大政策上，他的觀點往往被批評為“狹隘經驗論”，所以最好的辦法是不說話。
1931年12月底周恩來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為便于熟悉情況，仍由毛澤東主持蘇區中央局的會議，但當時毛澤東的處境已經非常困難。
在蘇區中央局討論研究中共臨時中央要紅軍攻打贛州的指令時，毛澤東不同意立即打贛州，當時就有人表示：“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賬。”
1932年1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報告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后的全國形勢。毛澤東在講話時沒有提日本占領東北就是為了進攻蘇聯，也沒有提“武裝保衛蘇聯”之類的傻話。有部分人便借此批評毛澤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
毛澤東保持沉默，再也不開口，會議陷入僵局，只好中途更換主持人。
出現這種尷尬局面的原由，主要是六屆四中全會以后，黨內高層對形勢的判斷依然以共產國際的意志為圭臬，實際上比李立三更加激進盲動。加之顧順章、向忠發叛變以后，中央機關在上海已經很難生存，高層領導干部陸續進入蘇區，也改變了黨內的風氣，“山溝里的馬列主義”自然處于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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