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按】
曹征路老師是一位敏感而富有正義感的優秀作家。
是在這樣一個惡俗而趨炎附勢的時代里特立獨行，敢于反抗的作家，也是一位使自己的心跳和呼吸緊緊貼近工人階級的心跳和呼吸的作家。
他創作了被稱為“工人階級傷痕文學”開山之作的《那兒》，記錄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企改制的過程中，工人階級的不幸與困惑，感動了無數人，也堪稱時代記錄。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是曹征路老師重新思考近代以來革命與現代性的系列之作，將在本公眾號陸續刊出。
革命為了誰？革命依靠誰？
——重訪革命史，解讀現代性(十六)
曹征路
進入1930年，國際國內形勢都出現了一些重要變化。
首先是美國的經濟危機爆發，波及到各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有大量工人移民蘇聯去找工作，這對社會主義蘇聯是顯然是個鼓舞。
其次是1929年7月“中東路事件”爆發以后，共產國際加強了對中共的影響，“立三路線”也發展到了頂點，對形勢作出了一系列錯誤的判斷。
對國際形勢認為是帝國主義聯合進攻蘇聯，提出了“武裝保衛蘇聯”；適逢蔣馮閻中原大戰在即，認為國民黨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將成為全世界的階級決戰戰場，要求蘇聯出兵中國東北；
對國內則認為是又一次革命高潮的到來，不切實際地提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要求紅四軍進攻南昌、九江，“會師武漢，飲馬長江”，還要在上海發動工人總罷工。
這些幼稚的口號自然無法實現，也使毛澤東與中央的分歧再次凸顯，日后毛澤東在中央蘇區屢遭排斥也因此埋下了伏筆。
但此時的軍閥重新開戰確實為根據地的大發展提供了良機，一方面形勢大好，一方面黨內矛盾突出。毛澤東惹惱中央的主要有兩件事：
1930年4月，在尋烏期間沉心于社會調查的毛澤東接到由福建省委轉遞來的中央指示信。信中提出朱毛紅軍要去攻奪南昌九江，以配合武漢暴動。李立三要毛澤東前去上海當面接受中央的指示，轉變思想觀念，要求“毛澤東同志必須來參加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毛澤東和朱德商量后，決定不理會。
他說，“我這個老鄉李隆郅，坐在上海的洋房里想當然指手劃腳，有這樣指導紅軍戰爭的嗎？”
朱德也支持毛澤東，拒絕立三中央的意見。毛澤東沒有去參加中央的全蘇會，而是派李文林、曾山、熊壽祺等人赴上海與會。
第二件事是6月，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到了汀州，督促朱毛實現中央的戰略部署。
“中央認為，贛南閩西蘇區目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保守觀念與狹隘的游擊戰略。這與中央的進攻戰略是大為相悖的。紅軍的主要任務是進攻中心城市，紅軍隊伍要無條件地擴大，在8月之前擴充到50萬軍力。四軍的同志務必打掉右傾觀念，明了全國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
面對如此頭腦發熱，毛澤東與朱德商量后，決定采取軟磨硬拖的辦法，從來不喝酒的毛澤東也端起酒杯應付涂振農。實在被催逼不過，就發布一個“向南昌推進”的命令，“爭取江西首勝”。后來果然也到南昌城北的牛行車站轉了一圈。遠在上海的李立三遲遲沒有等到紅一軍團占領南昌的捷報，心中自然是窩火的。
直到10月，為了配合紅三軍，二打長沙失敗，回師贛南打下了吉安，宣布成立了省一級的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這個矛盾才算緩解。不過那時他們還不知道，9月下旬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上，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下，李立三已經被撤銷了職務。
另一方面，毛澤東在這期間與贛南地方黨組織負責人的思想矛盾也在發展，思想斗爭逐漸演變而導致了“富田事變”。
古田會議以后，江西、福建，廣東之敵對閩西地區發動“三省會剿”，圍攻紅四軍。為了將敵引出閩西，打破“會剿”，發展閩西蘇區，擴大贛西南根據地，紅四軍離開閩西，向武夷山中部及贛南進軍。
1930年2月7日至9日，毛澤東在吉安東固地區的陂頭村召開過一個各軍軍委與地方黨委的聯席會，史稱“二七會議”。在這次會議上，為攻取吉安和土地分配的政策問題發生了激烈的斗爭。
此前，由于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的干擾，對土地分配政策已經爭論了半年，工作一直處于停頓狀態。爭論的一方是外來干部，以劉士奇、曾山為代表;另一方是本地干部，以李文林、曾炳春為代表。爭論的焦點表面上是“按勞動力分配”還是“沒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實質是要不要分配，偏向富農還是偏向貧農。
在毛澤東的心目中，土地革命是第一位重要的原則，只有土地平均分配了農民的積極性才能調動起來，蘇維埃政權才能鞏固，也才能支持工農武裝割據。
這也是毛澤東的底線，所以他非常著急，“一要分，二要快”。
那么為什么本地干部不贊成平均分配呢？這要從贛西南地區黨組織的構成談起。
大革命時期，一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接受黨的命令到農村傳播革命思想，寧岡的龍超清、劉輝宵、永新的歐陽洛、劉真、王懷、賀敏學、東固的賴經邦、劉經化、李文林等人都是在這個時期回到故鄉展開工作，這些同志為黨在贛西南地區建立了基層組織，掌握了農會并儲備了干部力量。
大革命失敗后又有一大批共產黨人來到贛西南地區組織農軍進行武裝斗爭，南昌起義后在贛南搞了一系列以農軍為主力的武裝暴動，后來一部分力量上了井岡山，另一部分則轉移到東固地區繼續堅持斗爭。
客觀地說，贛西南地區黨的領導人中出身地主富農的比例相當高，但這是歷史造成的，因為當時只有這些出身富裕家庭的青年才有機會到南昌、吉安這些江西的大城市里求學，能夠較早的接觸和接受革命思想。
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曾提到尋烏縣三個出身地主家庭的大學生共產黨員，其中兩人在尋烏暴動中當場犧牲，一人后來成為紅軍五十團參謀長，被俘后被敵人活活用刀割死。
早期的根據地由于敵人封鎖和地理條件使得各個小塊根據地處于相對封閉隔離的狀態，因而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紅軍不可避免的帶上濃厚的個人和地方色彩，如果領導人出問題很容易變質為守土安邦看家護院的靖衛團。
朱毛在井岡山搞的是公開割據，所以透明性高。李文林搞的是秘密割據，一時難以看清。
而在延福地區(吉安、新余、分宜、峽江、安福幾縣之間的邊區)參加革命的多半是青年學生，其中不少青年知識分子黨員，家里有錢也有很多土地，最初發展革命武裝主要是采用買槍的辦法武裝自己，成為日后黃公略紅六軍第二縱隊的組成部分。
到了1929年下半年, 革命高潮的到來要求原來分散的紅軍和根據地集中起來后，在這個大背景下原來并不突出的一些矛盾開始在根據地凸顯出來。
土地革命中是否應該平均分配土地本來不應該成為問題，但贛西南地方領導人中出身地主富農的一些干部卻在這個大是大非的面前躊躇不決。他們認為革命草創階段利用過家族關系鬧革命，有的還鬧得家破人亡，一轉臉還要分人家的土地，在感情上過不去。一個時期內當地居然出現了一個名詞叫“同志地主”，在一個黨支部內也常有同志間相互催租的現象發生。
這說明一部分干部在革命涉及到自身和家族利益時，確實立場有問題，曾經被毛澤東贊揚的李文林也在這個問題上成為阻力。
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則走的更遠，認為“土地革命不是目的，社會革命才是目的”，完全否定了土地革命的意義，同時在是否組建紅六軍，是否進攻吉安，是否將贛西南幾個特委合并建立政權這樣的問題上一直爭論不休。
所以“二七會議”上毛澤東斷然決定，“開除江漢波的黨籍，報江西省委批準”。這次會議對贛西南地方工作有積極推動的轉折意義，促進了贛西南軍事斗爭的發展，但同時也為黨內思想斗爭帶來了陰影，日后的“富田事變”多多少少也與此有關。
此時的毛澤東可謂壓力山大，對上要面對冒險主義的“立三路線”，對下還要面對溫情主義的地方實力派。
可是革命為了誰？革命依靠誰？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再一次擺在每一個共產黨人面前。
一個真正有歷史擔當的領導人自然要做出現代性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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