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讀］今年恰逢蘇軾誕辰980周年，近日，清華附小學(xué)生的分析報告吸引了眾多人的關(guān)注。然而，撇開數(shù)據(jù)分析，將目光集中于蘇軾本身，這一位先于我們千年的古人究竟是怎樣的人，他為何得以為歷史所銘記?朱永嘉先生通過對《宋史·蘇軾傳》與蘇軾諸多詩詞創(chuàng)作的細(xì)讀，嘗試進(jìn)入這一位歷史人物。本文勾勒了他的前半生歷程，刻畫出這位歷史上的文學(xué)家、思想者對于政治、人生的諸多思考，同時提出政治工作與思想工作具有不同的意涵與工作倫理，促使我們思考，今天，蘇軾對于人生的諸多體悟以及他的工作倫理對我們而言意味著什么。

　　離開京師后的蘇軾　　

　　蘇軾是熙寧四年(1071年)八、九月間離開京師的，十月至楚州(今江蘇淮安)，因遇大風(fēng)受阻，在楚州逗留了一段時間，至次年的正月才到達(dá)杭州。蘇軾這次在杭州大體上有二年半左右，在熙寧七年的上半年去過潤州(今江蘇鎮(zhèn)江)，一路上經(jīng)過湖州、蘇州、常州、丹陽諸地，都有他的作品流傳。熙寧七年(1074年)十月，徙密州(今山東諸城)，蘇軾懷念其弟蘇轍的名作《水調(diào)歌頭》即是熙寧九年(1076年)中秋作于密州。其詞云：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fēng)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zhuǎn)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yīng)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宋史·蘇軾傳》稱：

　　徙知密州。司農(nóng)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于司農(nóng)，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

　　又稱：

　　有盜竊發(fā)，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lǐng)悍卒來捕，卒兇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斗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到，蘇軾為地方官，不是惟上是從，而是想方設(shè)法維護地方民眾的利益，他為官一任，總是想方設(shè)法造福一方。

　　蘇軾在密州呆了二年多，徙知徐州。他于熙寧十年(1077年)正月起程，先自汴京前往洛陽訪友，之后東行，至七月到達(dá)徐州。他到徐州后，寫有《徐州謝上表》，對往事略有表白，其中云：

　　向者屢獻(xiàn)瞽言，仰塵圣鑒。豈有意于為異，蓋篤信其所聞。顧慚迂闊之言，雖多而無益;惟有樸忠之素，既久而猶堅。遠(yuǎn)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言之無罪，實深恃于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空懷此意，誰復(fù)見明。

　　對于往事，他還是實話實說。那年中秋他是在徐州過的，蘇軾與其弟蘇轍在這一年的二月相會于今山東鄆城，蘇轍即子由，隨蘇軾同行前往徐州。兄弟二人在徐州一起過的中秋節(jié)，當(dāng)時二人同宿在逍遙堂，蘇轍有詩《逍遙堂會宿二首，并引》：

　　轍幼從子瞻讀書，未嘗一日相舍。既仕，將宦游四方，讀韋蘇州(應(yīng)物)詩至“安知風(fēng)雨夜，復(fù)此對床眠”，惻然感之，乃相約早退，為閑居之樂。故子瞻始為鳳翔幕府，留詩為別曰：“夜雨何時聽簫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復(fù)移守膠西，而轍滯留于淮陽、濟南，不見者七年。熙寧十年二月，始復(fù)會于澶濮(今河南濮陽)之間，相從來徐(今江蘇徐州)，留百余日。時宿于逍遙堂，追感前約，為二小詩記之。

　　其一：

　　逍遙堂后千尋木，長送中宵風(fēng)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

　　其二：

　　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窗呼不起，風(fēng)吹松竹雨凄凄。

　　該詩與詩前小引既反映了兄弟之間感情深摯，又答復(fù)了蘇軾在一年前寫的《水調(diào)歌頭》對自己的懷念，此時二人又將分別，蘇軾在客人離去之前，故意爛醉如泥，“困臥北窗呼不起”，以避免分別時的傷感情緒。離別之后蘇軾再作《水調(diào)歌頭》，其在序中云：

　　余去歲在東武，作《水調(diào)歌頭》以寄子由。今年子由相從彭門居百余日，過中秋而去，作此曲以別。余以其語過悲，乃為和之，其意以不早退為戒，以退而相從之樂為慰云耳。

　　蘇轍之所以勸蘇軾早退，是因為他對蘇軾日后的牢獄之災(zāi)已有預(yù)感。熙寧十年春，他們在汴京王銑的集會上相聚，王銑是功臣王全斌之后，尚英宗之女蜀國公主。蘇軾在集會時有詩《滿庭芳》，其中描寫的佳人即囀春鶯。蘇軾在元豐二年的烏臺詩案即與此有關(guān)，王銑因此被謫，囀春鶯輩也流落他人。蘇軾的這首《水調(diào)歌頭》在思想上與蘇轍的《逍遙堂會宿二首》的詩前小引是相呼應(yīng)的，主旨在于“以退而相從之樂為慰”。蘇軾在這首《水調(diào)歌頭》中有這么幾句：

　　歲云暮，須早計，要褐裘。故鄉(xiāng)歸去千里，佳處輒遲留。我醉歌時君和，醉倒須君扶我，惟酒可忘憂。

　　這幾句便是回答蘇轍《逍遙堂會宿二首》的，意謂到了晚年，須早作安排，要脫掉官服，回到千里之外遙遠(yuǎn)的故鄉(xiāng)四川眉縣，沿途有好的風(fēng)景可以停留。吾醉而高歌時，你與我相和。我醉倒時，你扶著我。唯有好酒可以使我們忘卻過去的憂愁。蘇軾前后二首《水調(diào)歌頭》中的這些表白，也是他對兄弟情深一以貫之的表示，并不是為了個人的功名，對官場生活有什么依戀。所以蘇軾為官，還是真誠地想為人民、為國家辦幾件好事和實事，至于他們的兄弟之情，還是真情流露的。

　　蘇軾于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離開徐州轉(zhuǎn)去湖州，他是熙寧十年(1077年)七月到達(dá)徐州，在徐州前后有二年零二個月的時間。這二年多時間，他在徐州做了些什么呢?《宋史·蘇軾傳》載：

　　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泄，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決不能敗城。”驅(qū)使復(fù)入。軾詣武衛(wèi)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涂潦，吾儕小人，當(dāng)效命。”率其徒持畚鍤以出，筑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于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fù)請調(diào)來歲夫增筑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

　　在治水問題上，蘇軾為當(dāng)?shù)乩习傩崭闪艘患嵤拢彩呛檬隆?/p>

　　蘇軾在徐州任上，元豐元年(1078年)的十月，寫了一份《上皇帝書》，其中分析了徐州的地理條件，歷史狀況，經(jīng)濟狀況，呼吁朝廷注意這個地區(qū)，認(rèn)為徐州在當(dāng)時具有重要地位，關(guān)系到社稷存亡。這件事他是受到神宗獎諭的，故他有《徐州謝獎諭表》，在謝表中他沒有個人居功，強調(diào)的是“僚吏之劬勞”。徐州在古代叫彭城，地理形勢非常重要。蘇軾在《上皇帝書》中說：

　　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guān)，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舍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于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shù)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guān)而延敵，材官騶發(fā)，突騎云縱，真若屋上建瓴水也(按：此言對于西邊河南地區(qū)是居高臨下)。地宜菽麥，一熟而飽數(shù)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按：此為當(dāng)年項羽閱兵場所)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櫑木炮石，凡戰(zhàn)守之具，以與城相表里，而積三年糧于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為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為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shù)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fù)，兇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于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

　　蘇軾從地理、歷史、人文的狀況，說明徐州在北宋王朝所處之重要地位。從這一段話可知，蘇軾在地方為官，還是一個有心人，指出徐州在全局中的重要地位，也是當(dāng)時宋遼對峙的重要地區(qū)。現(xiàn)在我們?nèi)鄙龠@樣有遠(yuǎn)見的地方官，做地方官，要對當(dāng)?shù)卦谌种姓巍⒔?jīng)濟、軍事上的地位有清醒的認(rèn)識，不能滿腦子都是仕途的上升空間，缺少的是憂國憂民的心思。

　　蘇軾的這篇《上皇帝書》，對徐州如何發(fā)展冶鐵業(yè)，如何加強地方官的威權(quán)，如何選拔當(dāng)?shù)氐娜瞬哦继岢隽俗约旱慕ㄗh，希望在地方上要慎擇守臣，稍重其權(quán)，責(zé)以大綱，略其小過，允許其法外處置應(yīng)急事變，這樣才能保障社會安定。蘇軾認(rèn)為取士不能只憑文詞，應(yīng)別開仕進(jìn)之路。其云：

　　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為多。黃霸起于卒史，薛宣奮于書佐，朱邑選于嗇夫，丙吉出于獄吏，其余名臣循吏，由此而進(jìn)者，不可勝數(shù)。

　　這是以史為例，他還說：

　　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鰍為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仆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　　

　　他這是強調(diào)用人要不拘一格，不能僅憑文詞，還是實踐出人才。在用人的過程中，又要讓英雄有用武之地，這樣如“江河所趨”、“蛟龍生之”。其實當(dāng)年劉邦之所能夠勝出，關(guān)鍵還是他善于用人。蘇軾這篇《上皇帝書》還是有見地的，他對當(dāng)年與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并未耿耿于懷。

　　蘇軾在元豐二年(1079年)三月，獲悉將要離開徐州前往湖州的消息時，依依不舍地以擬人化的方式寫了一首《江城子·恨別》：

　　天涯流落思無窮。既相逢。卻匆匆。摧手佳人，和淚折殘紅。為問東風(fēng)余幾許，春縱在，與誰同。

　　隋堤三月水溶溶。背歸鴻。去吳中。回首彭城，清泗與淮通。寄我相思千點淚，流不到，楚江東。

　　上闋描寫離別之難舍，下闋描寫他離開彭城的路徑。隋堤是隋煬帝所修之通濟渠，引汴水入黃河，與淮水溝通，渠廣四十步，堤筑御道，并植柳樹，故謂之隋堤。蘇軾想象自己沿著這條通濟渠南下，正是大雁北歸之時，故云“背歸鴻”。這是在前往湖州的途中，回首彭城，經(jīng)過泗水與淮水，言自己相思之淚流不到江東，。這說明蘇軾到一個地方，便流露自己對這個地方的真情所在。他到湖州的職司是知湖州軍州事，同一個品秩，換了一個地方。

　　蘇軾于元豐二年四、五月間，經(jīng)過揚州抵達(dá)湖州。他在湖州的作品不多，曾寫有一篇《湖州謝上表》，報告自己上任以后地方的情況。其云：

　　已于今月(五月)二十日到任上訖者。風(fēng)俗阜安，在東南號為無事;山水清遠(yuǎn)，本朝廷所以優(yōu)賢。顧惟何人，亦與茲選。……用人不求其備，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jìn);察其老不生事，或能收養(yǎng)小民。而臣頃在錢塘，樂其風(fēng)土。魚鳥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吳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職，息訟平刑。上以廣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無任。

　　烏臺鞫詩案與赴任黃州

　　蘇軾到湖州不久，七月便發(fā)生了烏臺鞫詩案。《宋史·蘇軾傳》載：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摭其表語，并媒糵所為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置之死，鍛煉久之不決。

　　烏臺，指那時的御史臺。“摭其表語”指那篇《湖州謝上表》中的話，這篇表文引起李定不滿之處，只能是其中那句“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jìn)”，可能“新進(jìn)”二字得罪了李定這批新進(jìn)之人。牽涉到這個案子的不僅是蘇軾，還有王銑等人，他們在蘇軾前往徐州赴任時曾相聚在一起，蘇軾在席上賦有《滿庭芳·佳人》一詞，佳人是指王銑家之歌妓囀春鶯輩，詞之下闋有這樣幾句話：

　　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yīng)謂尋常。坐中有狂客，惱亂愁腸。

　　可能在這個場合，有人對時政發(fā)了幾句牢騷，被人告發(fā)了，所以才有“鞫詩”的問題，因為僅憑“難以追陪新進(jìn)”無法定罪，那首詞下闋的幾句話則可以推衍定以訕謗之罪，但也要有席上的具體議論作根據(jù)，故這個案子有好幾個月定不下來。實際上蘇軾對于王安石新政的不同觀念還是堅持的，這在他《徐州謝上表》中表達(dá)得很清楚，說自己發(fā)表的那些議論“豈有意于為異，蓋信其所聞”，即不是故意唱反調(diào)，確實是感受到問題而說的。他還說：“惟有樸忠之素，既久而猶堅。”說明自己過去講的那些話，出于忠心耿耿。“遠(yuǎn)不忘君，未忍改其常度”，意謂自己雖然已經(jīng)離開京師，但該說的話還是要說，因為不忍心朝廷改變祖宗之成法。其實這個話與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是對立的。還說：“言之無罪，實深恃于至仁。知臣者謂臣愛君，不知臣者謂臣多事。”說明言者無罪是中國的傳統(tǒng)，深信皇上至仁，會知道我的這番議論出于愛護君王之心。蘇軾以此表明自己在朝堂上說的是實話，是真話，沒有個人私念，是為了朝廷好，深信皇上也懂得言者無罪的道理。那么再來看《滿庭芳·佳人》所言“人間，何處有，司空見慣，應(yīng)謂尋常”，應(yīng)是有所指的，指的是那些新人的墮落，朝政的黑暗，不過沒有明言罷了。至于“坐中有狂客，惱亂愁腸”，在這次聚會時，狂客們對時政和新人陰暗面的議論要直白得多，這大概是李定他們利用這首詞對蘇軾等人往死里整的原因。這個案子在烏臺拖了好幾個月，為什么?他們找不到實證，僅憑言還不行，言者無罪嘛。《宋史·李定傳》提到此事的經(jīng)過，其云：

　　元豐初，召拜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進(jìn)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劾蘇軾湖州謝上表，擿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逮赴臺獄窮治。

　　從這一段文字，可以知道李定抓捕蘇軾時，彈劾其《湖州謝上表》只是一個因頭，實際上要對蘇軾自熙寧以來的議論算總賬，稱其“作為文章，怨謗君父”，而“交通戚里”是指蘇軾與王銑的關(guān)系，因為王銑尚英宗女蜀國公主，蘇軾與其交往密切當(dāng)然是犯忌的，故在這個案子中王銑與蘇軾一起被貶謫。這樣的小人執(zhí)政，那就與王安石不一樣了，王安石與蘇軾在政見上不同，互相爭論，但從未故意整過蘇軾呀!蘇軾外放杭州是自己請求的。那些小人執(zhí)政則完全不同，他們是靠整人來樹威的，那就不是執(zhí)政理念上不同觀念的爭論，而是派系利益之爭。到了元豐年間，已不是王安石在那兒執(zhí)政了，而是呂惠卿等小人們的執(zhí)政，他們在政見上以排斥異己整人為能事，這對北宋王朝不是好事情，在中國歷史上發(fā)生任何黨爭，只要一露頭，便不是好兆頭。《宋史·舒亶傳》記載舒亶“同李定劾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

　　亶又言：“王詵輩公為朋比，如盛僑、周邠固不足論，若司馬光、張方平、范鎮(zhèn)、陳襄、劉摯，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而所懷如此，可置而不誅乎?”

　　這不是要開殺戒了嗎?那就成為統(tǒng)治集團內(nèi)部自相殘殺了，這只能是王朝行將終結(jié)的征兆。這中間有一個界限，可以有不同執(zhí)政理念的爭論，但不能允許派系的組織架構(gòu)，更不能使派系之間的矛盾變成你死我活之自相殘殺，這是北宋王朝滅亡的致命傷之一。當(dāng)時宋神宗還是有所節(jié)制的，烏臺鞫詩案有幾個月久拖不決，神宗采取赦免的辦法。《宋史·蘇軾傳》稱：“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

　　蘇軾是元豐三年(1080年)一月前往黃州赴任的，烏臺鞫詩案前后半年不到，蘇軾沒有講到自己在烏臺的情況，那還是為了保全大局的安定。蘇軾作有《到黃州謝表》，其中云：

　　臣軾言：去歲十二月二十九日，準(zhǔn)敕，責(zé)授臣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僉書公事，臣已于今月一日到本所訖者。

　　蘇軾于元豐三年的二月初一日到達(dá)黃州，總算擺脫了案子。他在黃州是閑職，沒有公務(wù)在身了。黃州的治所在今湖北黃岡，是一個山清水秀的地方。那一年蘇軾四十歲，他在黃州前后不足五年，反而是他詞賦最豐收的時間，他沒有因鞫詩案而擱筆，也許這也是禍兮福所倚，對災(zāi)難怎么看，有時反而是激發(fā)人們前進(jìn)的一個動力。

　　蘇軾到達(dá)黃州以后，所作的第一首詞便是《卜算子·黃州定慧院寓居作》，蘇軾于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一日出京，二月一日到達(dá)黃州，寓居于定慧院，這首詞應(yīng)作于三、四月間，那時他還是孤身一人居于定慧院。其詞云：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首詞語義深邃，前半寫景，后半抒情，情景融為一體。梧桐還只有疏枝，說明時令在二三月間。缺月，指彎月的日子。漏斷，是夜深人靜之時。幽人，作者自謂。他一個人在定慧院獨來獨往地漫步，正如天上飄渺不定之孤雁的影子。驚起是猛然，回頭，指回望自己一生的經(jīng)歷，有恨無人省指有恨卻無人懂得。揀盡寒枝不肯棲，表白自己從不偷安于高位。寂寞沙洲冷，謂寧可一個人寂寞冷落地安處于沙洲之上。全詞不露痕跡地表現(xiàn)出他對烏臺鞫詩案的控訴，這下半闕正是最打動我的摯友莫須有先生的地方，在這一點上，他有類似于蘇軾那樣有著切膚之痛的遭遇，詩詞就是這樣溝通古今之心靈世界。

　　蘇軾到黃州以后，所作的第二首詞是《南歌子·感舊》，今錄其詞于下：

　　寸恨誰云短，綿綿豈易裁。半年眉綠未曾開。明月好風(fēng)閑處，是人猜。

　　春雨消殘凍，溫風(fēng)到冷灰。尊前一曲為誰哉。留取曲終一拍，待君來。

　　這首詞反映了蘇軾在外部環(huán)境嚴(yán)峻的情況下，希望自己的小環(huán)境也就是家庭生活能夠溫暖一些，成為能夠安頓自己心靈的一個溫暖的港灣。蘇軾在夫人去世以后，續(xù)娶了王閏之，這一年的五月，蘇轍即奉蘇軾的家小抵達(dá)黃州，蘇軾到河口相迎，這首詞是對其家小的呼喚。

　　此詞之上半闋所言“寸恨”，便是指烏臺鞫詩案時自己受誣系獄遭貶之恨，時間雖然只有半年，但這陰影綿綿留在心底，豈能輕易裁斷。半年來其愛妾王閏之憂心忡忡未能展眉，希望有朝一日，兩人在明月好風(fēng)下之閑處相會，蘇軾在猜測什么時候能來相聚。下半闕意謂，如果有相聚那一天，對蘇軾而言是春雨消殘凍，溫風(fēng)暖冷灰。留取曲終一拍，是指二人后半生能相聚在一起。這一曲是為了誰?是為了等待王閏之前來相聚。大丈夫在困難落魄時，還是需要有一個溫暖的家庭作自己生存和生活的港灣，這一點對任何人都是如此，生存才有溫暖和樂趣，對此我深有體會。　　

　　蘇軾在黃州期間，作下名帖《寒食帖》。

　　蘇軾到黃州的第三首詞是《南鄉(xiāng)子·黃州臨皋亭作》。此詞寫作的時間，應(yīng)是元豐三年(1080年)的春天，臨皋亭是蘇軾最早在黃州落腳的地點。今先錄此詞于下：

　　晚景落瓊杯。照眼云山翠作堆。認(rèn)得岷峨春雪浪，初來，萬頃蒲萄漲淥醅。

　　春雨暗陽臺，亂灑歌樓濕粉腮。一陣東風(fēng)來卷地，吹回，落照江天一半開。

　　臨皋亭，是蘇軾初到黃州落腳之地，在黃州的朝宗門外。明弘治《黃州府志》卷四：“臨皋館，在府城南，即古臨皋亭，宋蘇軾初謫黃寓居此亭，有詩曰：‘臨皋亭中一危坐，三月清明改新火。’”后來蘇軾作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即在此地。蘇軾在黃州給友人的書信中介紹當(dāng)?shù)氐娘L(fēng)光，他說：臨皋亭下八十?dāng)?shù)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xiāng)哉!江山風(fēng)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

　　《南鄉(xiāng)子·黃州臨皋亭作》上闋說映照在杯中之靜景，言山水之晚景映照在瓊杯之上，在杯中看到的山水都堆在一起，認(rèn)得這些景色似乎是岷山、峨眉山上之雪水在江中翻起的波浪。自己初來這兒，即有萬頃葡萄釀的美酒。

　　下闋描寫抬頭所見山水之動態(tài)，傍晚的細(xì)雨使山色暗下來，一陣春雨將山巒淋濕，好似女子著粉的臉腮，一陣東風(fēng)席地而來，將雨水都吹散，夕陽照得江天對半分開。

　　蘇軾在黃州之第四首詞是《菩薩蠻·七夕黃州朝天門上》，此詞有二首，今錄其第一首：

　　畫檐初掛彎彎月，孤光未滿先憂缺。還認(rèn)玉簾鉤，天孫梳洗樓。

　　佳人言語好，不愿求新巧。此恨固應(yīng)知，愿人無別離。

　　這首詞是蘇軾繼配夫人于五月抵黃州以后，七夕之夜在黃州城樓上賞月時寫的。上半闋寫天空之景，描寫在黃州朝天門城樓上看到屋檐上掛著彎彎的月亮，月光還沒有圓滿便憂慮著再一次缺月，看那月鉤所在之處，可能是織女洗梳的樓房。天孫，指織女。下闋言人間情。佳人，指繼室王夫人。言語好，指其祝福的心愿。不愿求新巧，指不希望再有分離后的重逢，因為經(jīng)歷這一次分離的痛苦，他們才祝愿人間再無離別之恨。人們經(jīng)過夫妻分離的痛苦，才感到重聚值得珍視。此詞是蘇軾興到之作，發(fā)于至情。

　　盡管蘇軾在黃州的生活由于家人的相聚，慢慢恢復(fù)正常，但往事的綿綿遺恨豈易消散，他在黃州的作品中，仍不斷地感慨人生之艱難，既不甘心，又出于無奈，流露出那種不羨人間功名利祿的超脫情緒。元豐四年(1081年)重陽日，蘇軾作《南鄉(xiāng)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徐君猷是黃州的太守，這首詞之下闋末二句為：“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這是對人生無常之無奈而又憂愁的感慨，如果仔細(xì)體會，蘇軾的內(nèi)心世界還是非常復(fù)雜的，這個時期能代表蘇軾思想的是元豐五年二月寫的《江城子》，該詞之序云：

　　陶淵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余躬耕于東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嘆，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蘇軾以東坡為號，始于此詞，他是借陶淵明以明己志。陶淵明有五言詩《游斜川》并序，該詩作于辛丑正月五日，那一年是東晉安帝隆安五年(401年)，正是東晉衰落的時期。斜川的地理位置當(dāng)在今九江廬山北面的長江邊，近鄱陽湖水入江口不遠(yuǎn)。陶淵明《游斜川》詩序云：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fēng)物閑美，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于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fù)乃為嗟嘆;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皋;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jì)鄉(xiāng)里，以記其時日。

　　辛丑年陶淵明三十七歲，那一年的正月初五日，陶淵明與兩三個鄰居一起游斜川，其地在鄱陽湖(即古之彭澤)入長江口邊。臨長流，指在長江邊上。曾城，是鄱陽湖中一小山，相傳是落星墜水中所化，上有寺，稱落星寺，西晉時稱為曾城。在斜川可以看得到曾城，傍晚時分，鯉魚躍出湖面，鱗光閃閃，水鷗在湖面上飛翔。南阜即陶淵明《飲酒詩》“悠然見南山”之南山，位于廬山南北兩側(cè)，陶淵明在柴桑可以看到南山。陶淵明《游斜川》詩中稱：“迥澤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謂自斜川遙望曾城之美。蘇軾《江城子》中提到陶淵明《游斜川》一詩關(guān)于斜川及曾城的地理方位等背景情況，大體就是如此。

　　蘇軾詞中所言壬戌是元豐五年(1082年)，他講到自己躬耕于東坡，《蘇軾詩集》卷二《東坡八首敘》：

　　余至黃州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余乏食，為于郡中請故營地數(shù)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為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

　　東坡實際上是官府給他的一片荒地，面積數(shù)十畝，蘇軾在這塊地上墾荒以種糧食，在東坡筑了居所，號為雪堂。蘇軾有《雪堂記》一文，其文云：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脅，筑而垣之，作堂焉，號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huán)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

　　雪堂周邊的情況，南面是四望亭之后丘，西邊有北山流下來的泉水，蘇軾感到這個地段與斜川的風(fēng)光近似，借此以喻自己那時的處境猶似陶淵明《歸園田居》所言“復(fù)得返自然”。弄清此詞之背景，其詞意便容易理解了，今錄其詞于下：

　　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

　　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dāng)日境，吾老矣，寄余齡。

　　上闋首句是反其意而用之，意謂人間之是非，怎能在夢中了斷，醉中清醒，所以說夢中了了醉中醒，從本意上講是一種無奈，只能在醉夢中求解了。然而也不能說全無此事，酒后吐真言，不就是醉中醒嗎?有的事你朝思暮想，有時也會夢想成真，這類事例生活中也能見到我就見到過，這畢竟是強權(quán)之下無奈的表現(xiàn)。作者把陶淵明的遭遇看作自己的前生了，他自己如陶淵明那樣，看不慣現(xiàn)實的政治生態(tài)，最終只能退而躬耕于田園。蘇軾以東坡自號，何嘗不是一種對黑暗的抗?fàn)帯Ｗ蛞箹|坡春雨，早晨烏鵲明膠，報告天氣終于晴朗了。

　　下闋講雪堂的地理位置與陶淵明所游之斜川相似，西邊有泉水流動的聲響，北邊山上有小溪流下來，向南看則有四望亭，有孤山那樣如同曾城一樣聳立，完全是斜川當(dāng)日的景象。我老矣，如陶淵明那樣，這兒是我歸宿之地。

　　該詞所表達(dá)之思想傾向，那是既胸懷不平，又無可奈何的心情，借陶淵明《游斜川》詩的情景，顯示自己筑雪堂以東坡為號的情緒。一般人都是如此，受到不公正對待時，這種不平的心情歷久不滅，總會找各種方式流露出來。蘇軾的詩詞和文章，則借此給人以美的感受。還是韓愈當(dāng)年說的“不平則鳴”，而鳴也要給人以一種美的享受，這才是文學(xué)得以發(fā)展的源泉。

　　蘇軾在黃州所作之詞很多，大多都寓有深意，其內(nèi)容與黃州的地緣和人際相關(guān)，人生如夢始終是他詞中的主體，但讀來都有一種美的感受，我也只能略舉一二，供讀者欣賞。其所作《水龍吟》云：

　　閭丘大夫孝終公顯嘗守黃州，作棲霞樓，為郡中勝絕。元豐五年，余謫居黃。正月十七日，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樓中歌樂雜作。舟中人言：公顯方會客也。覺而異之，乃作此詞。公顯時已致仕在蘇州。

　　小舟橫截春江，臥看翠壁紅樓起。云間笑語，使君高會，佳人半醉。危柱哀弦，艷歌余響，繞云縈水。念故人老大，風(fēng)流未減，獨回首，煙波里。

　　推枕惘然不見，但空江，月明千里。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云夢南州，武昌東岸，昔游應(yīng)記。料多情夢里，端來見我，也參差是。

　　該詞寫作的時間是元豐五年(1082年)正月，是年蘇軾四十七歲。這是一首說夢的詞，夢到自己乘扁舟自江中望棲霞樓，看到故人在樓上尋歡作樂。此故人即閭丘大夫，閭丘為其姓，名孝終，字公顯，曾任黃州太守。蘇軾于熙寧七年九月自杭州赴山東密州時，路過蘇州，曾訪閭丘。熙寧十年，閭丘過彭城，二人在徐州有過相會，故蘇軾在《浣溪沙·贈閭丘朝議，時過徐州》一詞之首句即云“一別姑蘇已四年”。閭丘曾任黃州太守，在黃州筑棲霞樓，為黃州絕勝，據(jù)稱此樓就在赤壁之上。黃州與武昌隔著長江對峙，故其序中云“夢扁舟渡江，中流回望”，在江中回望赤壁上的棲霞樓，只看到和聽到樓中歌樂的聲響，舟中人稱，這是閭丘公顯在那兒會客。這是夢中之事，夢醒作《水龍吟》記夢，那時閭丘公顯已退休在蘇州了。此詞蘇軾借夢來說“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與《南鄉(xiāng)子·重九涵輝樓呈徐君猷》之詞意相同。

　　《水龍吟》上闋言夢中所見，說自己在夢中乘小舟橫渡長江，在船上臥看棲霞樓之翠壁紅樓景象，只聽到他們?nèi)缤谠崎g的歡聲笑語，那是使君在樓上高朋滿座，佳人半醉，以歌樂伴飲。危柱哀弦，指弦樂器奏著哀怨的音樂。佳人的歌聲，一起縈繞在云水之間。想到故人已經(jīng)年邁，但當(dāng)年之風(fēng)流未減，再回首，卻都在煙波飄渺之中。

　　下闋講夢醒后的感慨，醒后推枕而起，夢中的景象惘然皆不可見，但見江面上空蕩蕩的，只有月光照瀉千里，據(jù)說范蠡攜西施乘扁舟泛五湖而去。云夢南州，指黃州在云夢澤之南，與武昌是隔江相望，閭丘大夫在這兒昔日之游應(yīng)有所記憶，如今依稀帶病在夢中前來相會。

　　全詞的中心和題意，仍然是那個“萬事到頭都是夢，休休”的意思，可見烏臺鞫詩案對蘇軾打擊之深遠(yuǎn)，在作品中隨時隨地都會有這種情緒的流露。

　　蘇軾流傳最廣泛而且久遠(yuǎn)的作品，還是他那首《念奴嬌·赤壁懷古》。蘇軾所言赤壁，便是在黃州之長江邊。關(guān)于赤壁故址，有二說，一說在長江南岸，武昌西邊的赤磯山，一說在黃州城西北的長江邊。蘇軾在這個地方先后寫了三篇作品，《赤壁懷古》是詞，此外還有《赤壁賦》與《后赤壁賦》兩篇長賦。今錄該詞于下：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fēng)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瑾當(dāng)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fā)。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故國神游，多情應(yīng)笑我，早生華發(fā)。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此詞作于元豐五年(1082年)七月，地點在黃州，要理解此詞，需要先讀蘇軾的《赤壁賦》，該賦亦是名篇。二者皆作于同一時間點，但側(cè)重點不同，賦重點在講曹操由盛而衰，詞則重點講勝利者周瑜之瀟灑。在觀念上，二者主題都是講英雄“而今何在哉?”只有山水和月光依舊，人事無論其成敗都是短暫的，“萬事到頭都是夢”，所有的成敗得失、功名利祿，都不過是過眼煙云，很快都消失得無影無蹤。這一切對作者而言，大概也是給平常人之心以心理安慰吧，以詞賦的形式描寫山水，能給人一種美感的享受。

　　《赤壁賦》以蘇子與客問答的形式敘述。其文稍長，全賦共四段，第一段敘述江邊的場景，第二段敘述主客在船中扣弦而歌，第三段敘述赤壁之戰(zhàn)及作者的思索，第四段敘述只有天地自然才是永恒的。今摘引其首段文字于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風(fēng)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東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fēng)，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此言蘇軾與客于七月十六日在江面上的情景，他們以扁舟游蕩于赤壁之下，江面上清風(fēng)徐徐吹來，水波不興，月亮自東山升起，月光與水面在天邊相接，船若葦葉在萬頃水面上茫然漂泊而不知所止，此時船上之主客似乎遠(yuǎn)離當(dāng)今世俗，如同邁入仙境。其第三段云：

　　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郁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托遺響于悲風(fēng)。”

　　這一段話是告訴人們，人的一生非常短暫，暴發(fā)與驟富不見得是一件好事，它不可能給你留下什么。曹操輕易拿下荊州，結(jié)果給他帶來的是赤壁之戰(zhàn)的失敗。反之，如果你遭遇不公正的對待，若蘇軾之烏臺詩案所帶來的悲情之遺響反而能長留于人間，可以使自己的生活回歸自然，在自然中獲得永恒。故還是老子講的二句話有道理，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回頭再看《念奴嬌·赤壁懷古》，若周瑜、諸葛亮那一代豪杰，即使作為千古風(fēng)流人物，畢竟皆已大江東去，哪有如畫之江山永恒呢?對于蘇軾而言，應(yīng)笑我多情而早生華發(fā)，“一樽還酹江月”，在黃州之江邊，只有長江與月光才是永恒的。賦與詞所貫穿的是同一種思想和情感。

　　《后赤壁賦》作于元豐五年的八月中秋，寫的是作者與兩個客人一起自雪堂步行到臨皋亭作故地重游，敘述艱難爬山的經(jīng)歷和感慨。該賦首先敘述其故地重游之經(jīng)歷：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fēng)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wǎng)得魚，巨口細(xì)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于是攜酒與魚，復(fù)游于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fù)識矣。

　　這一段落寫了他與兩個客人自雪堂步行到臨皋亭，然后取了武昌魚和酒，乘船游于赤壁山下的江面上，描寫所見山水景色。這一年蘇軾四十七歲，最后一句是感慨自己人生還有多少時間，如此江山如畫的景色，以后能否再見呢?這引出他第二段爬山的艱難經(jīng)歷：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棲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yīng)，風(fēng)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

　　這一段是蘇軾借叢林之野蠻的原始生活以喻官場的陰暗經(jīng)歷。文章最后寫其回到江面，隨波逐流地在夢中回歸自然的境界，比喻自己如孤鶴那樣自由翱翔于天際，赤壁之下，只有自然，再沒有人事之紛亂了。其云：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躚，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俯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寤。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蘇軾在元豐五年七月到十月，圍繞赤壁，先后寫了三篇作品，《念奴嬌·赤壁懷古》與《赤壁賦》作于七月，《后赤壁賦》作于十月。前兩篇作品告訴人們，赤壁之戰(zhàn)無論勝敗都是短暫的，唯有那里的山水與月光才是永恒的，人的生命都是短暫的，迅即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他抵達(dá)黃州，自臨皋亭到雪堂，躬耕于東坡，以陶淵明自喻，再自雪堂步行至臨皋亭故地，在江面上漂泊，經(jīng)山林中跋涉，回到江面上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只有聽其自然，才是自己心靈安頓之處，這是古代士大夫因在政治上失意后，以一種豁達(dá)的心態(tài)保持自己生活的樂趣，使自己不再受人生中功名利祿的拘束。這也是在人生無奈中的選擇，借此保全自己的一種生存狀態(tài)，同時也曲折地保持自己不屈不撓、不忘初心的倔強性格，形式上是消沉，骨子里是不畏豪強，外柔內(nèi)剛。只有這種情況下，山水的永恒才有歷史意義。人的一生，總有順境和逆境，在順境中不忘乎所以，堅持不忘初心、堂堂正正為人的準(zhǔn)則，在逆境中不垂頭喪氣，仕途上你們能阻斷我的道路，在文學(xué)上我照舊能放出異彩。蘇軾仍然在骨子里傲視一切，走自己的路，保持一個人的尊嚴(yán)，他這個時期的作品之所以能打動人，原因就在這里。蘇軾在為人上是一個有骨氣和風(fēng)范的人，如果不能正確理解，不結(jié)合他的處境去理解，弄不好會成為歷史虛無主義，那才是消沉了。他的長處是傲視政治上的挫折，做一個有骨氣的人。

　　換一個角度看，從某種意義上說，赤壁是一個空間，是一個舞臺，在時間或者說在歷史的長河中，各色人等都曾在這個舞臺上表演過許多悲喜劇，蘇軾看赤壁之戰(zhàn)是一種景象，這個景象與他在黃州時因烏臺詩案的影響有關(guān)。赤壁之戰(zhàn)對曹操是一次大的失敗，《三國志·魏書·郭嘉傳》載：“后太祖征荊州還，于巴丘遇疾疫，燒船，嘆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在郭嘉去世以后，曹操對荀攸等說：“諸君年皆孤輩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曹操還說過“唯奉孝為能知孤意”，為什么?郭嘉的聰明才智反映在他能謀劃全局，用今天的話講，郭嘉對國際國內(nèi)的矛盾有一個全局性的謀劃，這才是制勝之道。其他人對郭嘉亦有不同的評論，其本傳云：“初，陳群非嘉不治行檢，數(shù)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郭嘉不以人言為意，他有自己的主見，曹操看重他的就在這一點。一個人要有骨氣和自己的風(fēng)度，不隨風(fēng)搖擺。這說明曹操用人是看才能和骨氣，不是看與他人的相互關(guān)系，隨風(fēng)倒的人大都靠不住。毛澤東讓林彪讀《郭嘉傳》，著眼的是國家與民族的利益，林彪小人焉，只看到小家庭的利益關(guān)系，結(jié)果是折戟沉沙。各種對于九一三事件的胡亂猜測，都沒有從大處著眼，只是小人的眼光。在大人物身邊難免總有被寵信的小人，如王安石身邊便有那么多小人，搞烏臺案陷害蘇軾的不就是曾被王安石寵信的小人嘛!空間只是一個舞臺，變化的速度很慢，在這個舞臺上，不同的時間段會有各色人等上場表演，作為歷史保留下來，是保留在人們的記憶中。登場的是丑角還是英雄，都會給人以有益的啟示，每一個登上舞臺的人也應(yīng)考慮一下，你準(zhǔn)備為后人留下什么，一個人的生命畢竟是短暫的。

　　綜覽蘇軾這前半生，他是一個有懷疑精神，并且抱著批判態(tài)度、有自己獨立思想的文學(xué)家。蘇軾還是一個有行政工作能力的思想家，他在密州、徐州、杭州做地方官，都是有成就的。為政不在當(dāng)時之譽，而在人們過后之思，從某種意義上講，行政工作的實踐，及其精神上的超脫，正是他思想的源泉，也是他文學(xué)創(chuàng)作上的源泉。蘇軾在官場上，能夠始終保持特立獨行。他的性格與王安石不同，王安石是一個思想家，卻一心想做一個政治家，而且要做一個有理想主義色彩的政治家。但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兩個人卻都有些不合時宜。從某種意義上講，蘇軾比王安石幸運，這是指在歷史的長河中，后人對他的思念遠(yuǎn)遠(yuǎn)超過了王安石。雖然王安石的改革是失敗了，但是王安石那種大無畏的改革精神，他那種“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勇往直前的那種精神，始終值得人們尊敬。所以每當(dāng)社會矛盾疊加，需要變革時，人們往往會懷念王安石，從而對他的評價便會上升。在社會生活趨于平穩(wěn)時，對他的評價便會有所下降。所以我的老師陳守實先生曾經(jīng)說過，歷史上對王安石的評價，如市場商品價格一般，隨著市場需求的變動，其價格以價值為中心而上下波動。蘇軾雖然在政治上是一個失落者，然而他務(wù)實的批判精神，其言論之精辟與深刻，在如何真誠為人的人品上，他都是值得人們尊敬和懷念的。從他為后人留下了那么多作品上講，特別是那么多詞作，在中國文學(xué)史上影響深遠(yuǎn)，后人在心靈上不斷地產(chǎn)生不可磨滅的共鳴，不論他在何種境遇下的作品，都能深刻地扣動讀者的心弦，這就是作為有深刻思想的文學(xué)家最高尚的歷史品味。

　　本文上篇到此應(yīng)該結(jié)束了，我還有一段多余的題外話要說，從王安石與蘇軾的關(guān)系，使我想到政治家和思想家在社會歷史發(fā)展中，職能上之分工有其客觀的需要，社會的發(fā)展需要杰出的政治家，也需要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要有思想，王安石便是有思想的政治家，蘇軾是有思想的文學(xué)家，同時他又是有政治抱負(fù)和高尚人品的思想家。政治家與思想家有共同點，也有區(qū)分，二者的位置不同，職能不同，又往往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一定要兼而得之，那就太苦命了，其結(jié)果往往難以兩全。我不知道歷史會不會幸運地創(chuàng)造奇跡，如果真有奇跡，那么在這個人身上，在不同時期亦還有主次之分，一個時期以思想家的角色為主，另一個時期以政治家的角色為主。在作為政治家時，他有思想萌發(fā)，那也只能出題目請人幫著做，能不能產(chǎn)生理論家的系統(tǒng)著作，結(jié)果也很難說。思想家之思想發(fā)展的動力在哪兒?在社會生活的矛盾之中，來自于社會實踐中的問題，故問題意識是思考的起點，這個起點是什么?那就是要有懷疑的精神，唯有如此才能發(fā)現(xiàn)問題。此外還需要什么呢?那就是愛憎分明之批判的精神。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就是這兩條，也是馬克思曾經(jīng)說過的話。不斷深入思考社會問題的過程便是不斷揭露矛盾、分析矛盾，分清矛盾的主次，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從而愛憎分明地找到解決問題的途徑，并使之理論化，在邏輯上保持論述的系統(tǒng)性和一致性，為政治家提供實踐的方向和途徑，這也是從社會生活出發(fā)，從感性到理性的認(rèn)識過程，通過思想家的努力，形成系統(tǒng)的理論，最終又回到社會實踐，這是一個不斷反復(fù)的過程。習(xí)近平同志在7·26講話中要求廣大干部從問題意識出發(fā)，直面社會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和自己工作中的各種矛盾，從而好好反復(fù)學(xué)習(xí)毛主席《矛盾論》、《實踐論》，并借以在提高認(rèn)識的基礎(chǔ)上自覺地推進(jìn)我們社會主義的各項事業(yè)，其原因就在于此。要充分認(rèn)識我們繼續(xù)前進(jìn)的起點在哪兒，不是陶醉于我們已經(jīng)取得的成績和勝利，而是直面我們自己的問題，直面世界矛盾所賦予我們的機會和困難，考慮如何開始我們新的長征。這就是問題意識的出發(f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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