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農業增長研究中間的本質論方法

為服務于分田政策的政治需要，杜潤生領著主流經濟學家成立一個正部級的意識形態機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專門搞理論包裝。由于杜潤生本人十足的敬業精神，硬要說農業增產是分田政策的那一瞬間，帶來了“瞬間增產效果”，“回國以后，林毅夫教授于1987年至1989年擔任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和增長研究室主任，1990年至1993年隨單位變遷改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與城鄉協調發展研究部副部長。”[1]

杜潤生的敬業精神，就決定了林毅夫等人的理論論證方式，需要把從前幾十年的農業增產成績貶值為零，據此才能夠把分田政策的效果最大化。正是要服務于這一學術論證過程，導致結論完全對立于統計數據，老是寫這樣的論文，其結果肯定是要拖累到主流學界的聲望。林毅夫就是從這里開始其苦逼的學術生涯。

作為林毅夫的頂頭上司，杜潤生希望看到的論文能夠證明分田實現的“瞬間增產效果”，以學術的路數來確立此種極端簡明的因果邏輯：

“聯產聯住心，一年大翻身；紅薯換蒸饃，光棍娶老婆。”

“包地出產量，包山批綠裝；包水魚滿塘，包廠廠變樣。”[2]

對照杜潤生的敬業精神，看一看依據統計數據繪制的曲線圖，就知道在杜潤生手下服務，是多么苦逼的一件事了，這等同于要抹掉全部的良知，甩開事實，去尋找一種別樣的理論路徑，才能夠完成論證任務。

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編輯《新中國五十年農業統計資料》，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年，第6頁

民間諺語說“端人家的碗，服人家的管”，針對杜潤生老先生的期待，下屬各廳局級研究員只好殫精竭慮地寫文章加以論證和解釋，1985年周其仁寫了《家庭經營的再發現》發在《中國社會科學》上。而林毅夫先選擇用博弈論中間的退出權來進行理論包裝，“在一個合作社

里，社員如果擁有退社的自由，那么，這個合作社的性質是‘重復博奕’的，如果退社自由被剝奪，其性質就變成‘一次性博奕’。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運動中，社員退社自由的權利還受到相當的尊重，但自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后，退社有由的權利就被剝奪了，因此，‘自我實施’的協約無法維持，勞動的積極性下降，生產率大幅滑坡，由此造成了這場危機。”[3]該文發表在美國《政治經濟學雜志》1990年12月號。

一般認為，“在重復博弈中，每次博弈的條件、規則和內容都是相同的，但由于有一個長期利益的存在，因此各博弈方在當前階段的博弈中要考慮到不能引起其它博弈方在后面階段的對抗、報復或惡性競爭，即不能象在一次性靜態博弈中那樣毫不顧及其它博弈方的利益。重復博弈均衡結果的主要因素是博弈重復的次數和信息的完備性。在重復博弈中，參與人存在著短期利益和長遠利益的均衡，有可能為了長遠利益犧牲短期利益而選擇不同的均衡策略。”（百度詞條）正是因為在重復博弈中間，每一方都需要考慮長遠利益，都需要考慮對方的針對性策略，因此，最有可能走出囚徒困境達到均衡解。相反，如果只是有限次數的N次重復博弈的話，那么在N-1次階段博弈中間，就會出現機會主義策略，博弈參與者基于這個預期，就會有參與者選擇N-2次階段博弈中間采取機會主義策略，由此向前類推，可能一開始就不存在均衡解。在早先的博弈理論研究中，麥克洛伊德（Macleod，1988）從理論上說明了社會條件對人的行為的影響。他證明，只要一個合作社的成員的退出成本較高，社員就容易產生自我約束，減少機會主義傾向，一個合作均衡也就可以維持。[4]而林毅夫的退社權一說如果成立的話，不僅直接推翻了麥克洛伊德的結論，還從根本上推翻了有關重復博弈與均衡解關系的定見。

在上面林毅夫自己總結的論文主題中間，有著明顯的“偷換概念”的邏輯錯誤。退社恰好構成了終結重復博弈的選擇，林毅夫硬說退社只是一種對機會主義的懲罰或者報復手段，好像退社單干之后博弈還在重復著似的。在邏輯上，如果能夠證明退社是僅有的一種懲罰或者報復手段的話，那么此一論證多少還有那么一點點靠譜，但這個至關重要的邏輯前提卻未得到說明。就這樣，林毅夫把終止重復博弈的方式本身，匪夷所思地規定為唯一的懲罰或者報復方式，這不管是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間都是徹頭徹尾的胡說。

以這種低級邏輯錯誤為論證起點的造假論文，迅速受到美國學界的嚴厲審視。1992-1993年美國《比較經濟學》組織了六篇論文，對林毅夫的論文造價和邏輯胡說進行專題剖析，[5]當即被學者指出“林毅夫的假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都是難以置信的”。[6]這個一針見血的批評意見也就在美國廣為人知了。

小崗村某位村支書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從人性自私出發，在經濟學中間有一個好聽的詞匯叫做“經濟人假設”專門用于表現這個思路。因為在研究起點上，中特主流經濟學發現統計數據實在太壞了，老是與研究想要得出來的結論作對，為此中特主流經濟學不得不甩開統計數據，選擇以本質論代替機制研究。[7]而林毅夫的巨大理論貢獻就在于：在中特主流經濟學不得不選擇本質論研究方法方面，他率先選擇了監督成本問題作為對“本質論”進行理論化的入口，當然，這個入口也是有著理論源泉的：

“A·阿爾欽和H·德姆塞茨1972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他們認為，在一個團隊中，如果對努力的計量不完全，那么勞動激勵就會比較低。傳統理論忽視了勞動監督在集體生產中的必要性和監督成本問題。林毅夫教授沿著他們的理論思路，在國際學術界首次將監督理論引入農業合作社理論研究中去。在集體生產中，生產隊成員的勞動積極性同勞動監督的準確程度和監督的難易程度密切相關，監督越準確、越容易，則生產隊成員勞動的積極性就越高。”“與工業不同，農業作業天然具有地域空間上的分散性和時間上的季節性，勞動監督非常困難，監督的準確程度很低，監督成本高昂，結果分配制度(主要是工分制度)中平均主義嚴重，生產隊成員勞動激勵低下，導致集體農業耕作制度效率低下。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成功在于它從根本上解決了農業生產中十分棘手的勞動監督問題，農業生產以家庭勞動力為主，農民為自己勞動，勞動積極性高昂。”[8]

恰好，在杜潤生等人想要論證集體農業不行的時候，美國學界的轉型開始了，很多人特別愿意聽到說中蘇的壞話，最頂點就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1988年在講座中間提出1989年發表于《國家利益》雜志。福山并沒有把自己想象為創世神，以神啟方式去開創新時代，而是一個標準的市場調研員——他發現了自里根和撒切爾上臺后新自由主義改革，業已普遍地滲透了學術市場的產銷關系，并形成了新的消費趣味，現在，學術市場上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比任何時候都更愿意聽說社會主義的壞話，同時要聽到更多的說資本主義的好話。福山那個著名的論斷提出，恰好是對學術市場消費興趣轉型的體認。

從左翼角度出發進行觀察，也得出了與福山一樣的判斷：“1968年之后的25年里在政治上所發生的事情是，恢復元氣的世界右派宣稱它比支離破碎的世界左派更有效。由里根的共和派和撒切爾夫人的保守派領導的世界右派改變了世界話語和政治優先項。”

【沃勒斯坦：面對世界體系的結構性危機，我們將何去何從？

http://www.guancha.cn/YiManNiuEr-WoLeSiTan/2011_10_28_61127.shtml】

學術市場上消費趣味的改變，可以視為一種新的時勢，而在市場趣味轉型過程中間，一定會產生一批新的話語英雄，他們肯定會淘汰舊的。我們都知道“英雄造時勢”和“時勢造英雄”兩個互為對照的說法，作為意識形態生產領域的話語英雄的林毅夫與時勢之間的關系是什么呢？在西方最愿意聽到說集體農業壞話的時候，他適時地生產出最符合形式理論外觀的壞話，由此得到了高度接納和重視，林毅夫如此明顯的造假論文還能夠發表出來，就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據說，林毅夫說集體農業根本不行的論文極其受歡迎：“他的這些研究集中體現在1992年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的文章《中國的農村改革和農業增長》，該文榮獲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國際糧食和農業政策研究中心1993年度最佳政策論文獎(每年一位)。”同時，也正是借助于林毅夫的努力，在一個壞話特別好銷售的市場里，林毅夫生產出來最高質量的產品，從而助推了時勢的生成。

應該指出，在林毅夫退出權和監督不足的兩篇主要論文中間，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如果自我實施的合約其實現方式有且僅有退出權一種的話（譬如后文要提到的認同建設以及熟人社會的輿論監督作用就是自我實施的兩種更常見重要方式），那么，在邏輯上就能夠證明有效監督對于勞動投入數量的因果關系。實際上，不僅自我實施合約只有一種的假設不成立，而且林毅夫選擇的方式，也未能從理論上證明退出權與自我實施之間存在著令人信服的邏輯關系，而是恰好相反這個假設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間都難于相信。

就這樣，原先在西方流行的觀點被林毅夫和新時勢一起，徹底地淘汰了：“在中國農村改革發生之前，不僅僅國內認為農業集體生產優于個體勞動，農民在集體合作社中的勞動積極性高于個體家庭農場，而且在國際經濟學界，傳統的農業合作社理論也認為，合作農場的資源配置至少從長期來看是有效的，對勞動努力的激勵可能要大于私人農場。對于中國改革開放前實行的人民公社制度，國際上許多經濟學家是持贊賞態度的，甚至認為是落后國家農村發展的典范，解決了農村貧困和經濟發展中的貧富分化難題。”[9]

確實，沒有人能夠隨隨便便成功，林毅夫就是在這些外在時勢之下，才透過重重選擇而成功的。在西方特別愿意聽到說社會主義壞話的時候，林毅夫提供了最符合學術理路的壞話，由此得到極高程度的接受和傳播，還被某公司“評選為在1980年至1998年間各領域發表的學術論文中，引用率最高、具有高度影響力的文章之一。”[10]

我們都知道“劣幣驅逐良幣”的格萊欣定律，在學術場域中間，謊言代替真話，本質論的講故事方式代替機制分析的“逆向選擇”也是常常能夠觀察到的，在這樣的過程中間，既有時勢的作用，也有英雄的影響力。

三、企業“自生能力”方面的想當然

在其學術生涯中間，林毅夫從假定農業勞動監督不足出發，繼而討論工廠中間缺乏激勵機制起作用，“在價格扭曲和缺乏競爭的條件下，企業盈虧不取決于經營好壞。如果給企業自主權，必然會出現企業經理人員和工人侵蝕利潤和資產的情況。為了防止侵蝕利潤和國有資產，就必須剝奪企業自主權；而取消了自主權，就不能根據工人的努力程度決定工資標準，就必然造成勞動激勵不足。勞動激勵與勞動獎懲具有正相關的關系。要提高勞動激勵，必須實行多勞多得的分配制度。問題是在傳統經濟體制下，企業沒有自主權，無權選擇雇用對象，也無權解雇工人，更為棘手的是，在這種體制下，城市職工的報酬是固定的，與個人勞動努力及企業績效都沒有聯系，即無論職工個人干多干少還是職工群體干多干少，都不會影響職工個人收入。由于職工個人多勞不能多得，勞動激勵必然不足。”[11]

然后又加上比較優勢的背景，繼續繼續其激勵不足理論，在2007年的劍橋大學馬歇爾講座中間，他說“如果按照比較優勢，政府幫企業克服了信息處理的問題、協調的問題與外部性的問題后，企業只要建立起來后，其產品就可以在國內外競爭。如果違反比較優勢，企業是沒有自生能力的，政府的保護補貼就會長期存在，即出現了‘嬰兒產業永遠是嬰兒’的情形。”[12]

假如林毅夫的學術理路把握住了真實的機制缺陷，能夠與實際相互吻合的話，顯然，中國企業的改革中間，從無激勵機制到強化激勵機制的改革之后，企業的績效肯定應該表現出相應增長的趨勢。非常遺憾的是，我們看到的是相反的表現，在國企改革確立激勵機制之后，企業的主要績效指標開始了急劇下降，到了1990年代中期之后，國企的盈利能力無限接近于零了。

也就是說，我們從事實演變中間看到，經過強化了企業內外部的激勵機制改革之后，中國國企的自生能力不僅沒有提高，反而大幅度下級到無限接近于零了。從這個嚴峻的事實出發，我們可以有把握地說，林毅夫的研究及其結論，未能有效揭示企業績效的真正原因。由此，雖然整個的改革規劃就是從干部放權讓利開始的，強化管理權同時弱化勞動者的地位，目的是為了有效地使得監督和激勵手段的效果更好，最后的結果卻出現在意料之外。

一九八二年的中央改革指導性文件指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首先應該是企業有充分活力的社會主義。而現行經濟體制的種種弊端，恰恰集中表現為企業缺乏應有的活力。所以，增強企業的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的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在服從國家計劃和管理的前提下，企業有權選擇靈活多樣的經營方式，有權安排自己的產供銷活動，有權擁有和支配自留資金，有權依照規定自行任免、聘用和選舉本企業的工作人員，有權自行決定用工辦法和工資獎勵方式，有權在國家允許的范圍內確定本企業產品的價格，等等。總之，要使企業真正成為相對獨立的經濟實體，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成為具有一定權利的義務的法人。”“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認真貫徹按勞分配原則”“職工勞動所得同勞動成果相聯系。”“企業活力的源泉，在于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的積極性、智慧和創造力。”“只有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才能適應這種要求。”“使承包責任制在城市生根、開花、結果。”“就是企業職工資金由企業根據經營狀況自行決定，國家只對企業適當征收超限額獎金稅。”“在企業內部，要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以充分體現獎勤罰懶、獎優罰劣，充分體現多勞多得，少勞少得，”“社會主義企業之間的競爭，同資本主義條件下的弱肉強食根本不同，它是在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計劃和法令的管理下，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前提下，讓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優勝劣汰。”【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

從時間先后順序上，林毅夫的論文寫作與發表時間在后，而改革政策設計及其實踐在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把林毅夫的研究及其成果，視為對政策的事后論證和辯護。林毅夫的研究從農業中間監督不足起步，到工業中間的激勵不足，核心理念并無差別：“在生產隊中，無論是管理者還是單個勞動者，都已在他們所面對的約束下作出了最優選擇。管理者選擇實施一個較低的監督程度，這不是因為他無能，而只是因為要達到一個較高監督程度的費用太高。勞動者選擇偷懶，這不是因為他天生惰性，而只是因為不值得更辛苦地勞動。”“一個勞動者在農業生產中努力的邊際報酬，只是整個生產的邊際報酬的一小部分。在家庭責任制下，努力的邊際報酬恢復到全部份額。作為一個理性的勞動者，為了使他的收入最大化，他會將他的努力分配到使不同工作間的邊際報酬相等。”[13]

而國企在1996-1997年陸續兩年出現全局性虧損，則是出現在林毅夫等人《中國的奇跡》一書的第一版（1994年）和修訂版（1999年）之間，在第一版出版之先，國企績效大幅度下滑以及持續了近十年時間，在修訂版出版之前終于出現了全局性虧損，并開始了私有化產權同時對員工買斷工齡的改革。包括林毅夫在內的三位作者并未針對這個嚴峻的事實，對專著的觀點和邏輯進行校驗、對照和修改，這也許可以理解為他們服務于政策辯護的前后一貫的精神，以至于無法兼容現實演變出現的重大證據。世界銀行1996年年報甚至大量引用此書，并美譽為“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杰出著作之一”（原書《增訂版序》），此時也恰好是國企效益極度下滑近于谷底了。

從企業績效數據看其自生能力狀況，今天中國國企的盈利能力，包括上市公司的平均盈利能力，均小于改開前國企的平均盈利水平。也就是說，改革前國企自生能力遠遠優于今天。

在事實與理論認識（政策設計）的巨大反差中間，必定有地方出了差錯，使得原初設計不僅未能達成預期目標，反而走向了反面。在這樣的事實基礎上，可以對照西方社會學“勞動過程”研究的成果，進行相互檢驗。美國麥克·布洛維提出了生產政體的概念(其專著《制造同意》和《生產的政治》)，他認為生產場所并不僅僅是一個經濟關系成立的領域，還存在著內部國家和內部意識形態。布洛維在美國工廠中間觀察到，戰后的勞資協調和霸權政體，使得工人認同于工廠目標，最小化了工人階級的反抗意愿，在車間里就形成高度的認同以及由此主導的“超額游戲”(可以視為認同支持下的勞動積極性)，出現了各種“自愿泰勒制”的效率提升。【參閱老田《毛氏生產政體及其修正主義威脅問題》，

http://oisum.com/Article/lishi/2017/07/381700.html】

對照布洛維的經驗研究之后，可以發現，林毅夫所稱的管理者選擇一個較低的監督程度，勞動者選擇偷懶，原因在于個人和管理者對企業目標的認同為零，在這樣的情況下，才會出現管理卸責與工人偷懶，而且還必定要搭配真正的“所有權虛置”——不存在外部選擇強有力介入改變這種狀況的任何可能。林毅夫所推薦的研究結論，轉換為布洛維的概念，就意味著：霸權政體是不可能的（該生產政體的管理績效有認同參與創造），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專制政體，林毅夫這個結論近似于“零認同假設”。而在企業內部的是否真的存在著認同不足或者認同為零的狀況，這恰好是需要經過研究加以說明的關鍵事項，但主流經濟學都沒有做這樣的基礎性工作。或者反過來，如果能夠證明認同是不可能借由“激勵不足”的管理方式來確立，那樣也能夠彌補邏輯缺環，由于這兩個方面的關鍵工作都沒有做，因此林毅夫的研究展開就沒有了靠譜的基礎——此時理論和結論是否成立，端視假說是否恰好耦合了現實狀況——就如同瞎貓碰到死老鼠那樣，是否每次都有碰到死老鼠得結局，則處于不確定狀態。

從對老工人的口述史研究中間，可以看到改革初期出現的狀況，可以稱之為“認同歸零過程”——強化管理權損害了干群心理契約，因此破壞了工人們的認同。（參閱李懷印等《回首“主人翁”時代》）改革后的宣傳輿論，往往把官員對權力和制度的合理運用說成是企業利潤的主要源泉，這就徹底破壞了干部的心理平衡——其實際所得遠遠少于新宣傳方法所揭示的貢獻，破壞了干部認同于企業的基礎。就這樣，是在改革過程中間，制造出干部和群眾雙方對企業不認同程度的節節攀升。這樣，才根本性地毀壞了企業效率的基礎，從中可以看到不認同程度與績效下滑的正相關關系。也許可以這樣看待改革破壞工人和干部認同的后果：在一個主要依賴自愿泰勒制作為效率基礎的國企生產政體中間，改革的管理權強化以及對管理權的利潤貢獻的過渡宣傳，毀壞了管理層和員工雙方對企業的起碼認同，結果就使得國企無法生存下去。也就是說，自生能力的消失本身是重建兩種激勵機制過程中間，通過管理權權力強化去毀壞工人的認同，通過輿論和先進承包典型的貢獻宣傳輿論誘發了管理層對于企業的不認同。兩個認同的消失，最終使得國企生產政體無法持續下去了。就國企績效演化的史實來看，林毅夫對于激勵機制和自生能力的判斷，只有在引入了認同分析之后，才能夠建立起與企業績效下滑趨勢相一致的機制研究，而林毅夫等人的理論假設是完全無法與實際吻合的。

在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進行國企產權改革之后，此后國企數量大為減少，最終只剩下金融、公用事業和資源類企業，不再存在從前那種多業并舉的普遍化結構，此后的企業績效數據與之前具有結構方面的不可比性，即便如此，各種具有壟斷優勢地位的國企盈利能力依然大大低于改革前。從國企占比而言，今天國企在工業固定資產總額中間的占比，遠小于蔣介石時期，當時國企資產占全部工業資產比重約65％。

由于經驗數據如此反常和懸殊，導致林毅夫和中國主流經濟學的研究，不得不背離機制研究，而長期局限于一種“積極心理狀態”的描述過程。中特主流經濟學被鎖定于心理狀態描述，這是被西方多個學科的大佬徹底批倒過的“本質論”路數——就人性的某些特點進行講故事模式的展開。而無法進入到機制研究的學術空間里來——就各種投入產出要素利用狀況與效率，借用實際的經濟發展效果統計數字，進行有因果關聯的機制分析。

附錄一：國企績效狀況的數據資料來源（轉引自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99）》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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