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教授從1979年懷抱籃球從金門游泳到廈門登陸，然后在北大和芝加哥大學讀書，1987年回國。今年是其在大陸從教三十年，北大還舉行過相關慶祝活動，老田作為一個從1986年開始學習并長期閱讀林毅夫權威著作的經濟學學生，也借此機會來抒發一下對權威教授及其權威觀點的讀后感。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為了闡明在現實世界中間的具體個人，是如何很容易就誤入謊言深處，且自此難于擺脫謊言苦海而無法返航的。要而言之，林毅夫三十余年的學術努力，相當于是由美蔣合伙來為土共總結經驗和教訓。最后的結論是：土共的方法和經驗完全不符合美蔣的共同經驗和努力方向。

借用托馬斯·庫恩的看法，美蔣與土共之間存在著“范式革命”的巨大認識論鴻溝，相互之間在經驗和理論上完全是不可通約的。正是這個方法本身，就決定了林毅夫的理論努力無法嚙合經濟統計數據和經驗事實，所以就只能夠別出蹊徑，以本質論的方式勉強進行。當然，在后果上肯定是徹頭徹尾的歷史虛無主義——土共的歷史和經驗被徹底虛無，這是那種方法論被選擇之后附帶的必然后果，無關學者個人的主觀動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實存的歷史虛無主義，就其主流和源頭來說，首先是一種考察歷史經驗的方法：以美蔣學術共同體的理論研究范式，去剪切土共的政治歷史和經驗并極端勉強地做出評價。

本文只就林毅夫教授的比較優勢理論、退出權和自生能力三個主要的權威觀點作出評論，這是林教授仗以橫行宇內的三大權威觀點。目前林教授尚在鼓吹中的所謂“新結構經濟學”不是新觀點，而是對他比較優勢觀點的進一步闡發。

林毅夫1987年回國之后受到杜潤生看重，雇傭為超級寫手（廳局級研究員），專門論證分田到戶激發積極性帶來的“瞬間增產效果”。有道是：一個人要說點假話并不難，難的是一輩子說假話，不說真話。林教授積三十年日一日的努力，在艱難地踐行著人所難能。不過，相比較他的同事周其仁，林毅夫更加謙和與講道理，甚少像周其仁那樣以潑婦罵街的方式在學界打碼頭；與他的北大同事張維迎相比，林毅夫教授甚少表現出歇斯底里的于連情節——為富人吃飽撈足而不遺余力。所以，老田寫這篇文并不是要說林毅夫特別壞，而是說中國主流經濟學打從一開始就陷入了先天不足，林毅夫作為佼佼者也難逃其局限。

一、“比較優勢理論”的反經驗狀況

戰后時期，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經濟起飛，成為改開搞早期國內政學兩界的熱議對象，以為其內部必定存在著某種成功秘訣，需要加以借鑒。而林毅夫等人在《中國的奇跡》一書中間，把這一份成功解釋為發揮比較優勢的結果。

在該書增訂版的序言中間，在強調比較優勢之后，林毅夫轉而批評中國之所以不成功，是因為實行重工業優先戰略，沒有實行比較優勢。他解讀毛時代工業戰略的觀點是：“中國傳統經濟體制是為了在資金稀缺的條件下實現資金密集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目標，以扭曲產品和生產要素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計劃配置制度，以及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為特征的三位一體模式。作為一種具有帕累托改進性質的漸進式改革，中國的改革是從微觀經營機制的放權讓利入手，以改進激勵機制、提高微觀效率為目標。這種改革破壞了原有體制內部的一致性，為了落實放權讓利的措施，改革逐漸向資源配置制度和宏觀政策環境推進，并越來越觸動傳統的發展戰略。”

我們來看一下林毅夫教授是怎樣賣力地菲薄毛時代發展戰略的。在林毅夫等人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間：

“圖中表明，經濟發展戰略是外生的可以由政府選擇的變量；而在資本稀缺的農業經濟中，一經選定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就會形成相應的扭曲價格的宏觀政策環境，以及以計劃為基本手段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權的微觀經營制度。這三者是內生變量，在邏輯上是由特定的資源結構和發展戰略的選擇而誘發形成的，構成不可分割的或三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一定的資源配置方式必然相應導致特定的經濟結構類型，而一定的微觀經營機制也產生特定的激勵效果，這兩個方面就表現為一種經濟績效。”[1]

經過了十多年之后，林毅夫在新結構經濟學的新名詞之下，繼續翻新了他的比較優勢理論。

林毅夫的論證中間，沒有考慮全球貿易的不平等結構性質，也沒有考慮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資本狀況。林的觀點在學術圈內曾經以更為通俗的方式爭論過，林毅夫等人認為毛時代的發展戰略錯誤是——“輕工業太輕，重工業太重，重工業自我循環。”這樣的觀點，在1950年代就曾經提出過，在決策層中間依據經驗數據做過很明確的回答。按照當時計劃經濟對投資安排和輕工業原料增產狀況的評估，新中國的狀況是農業太過落后，輕工業原料存在嚴重的生產不足，而經濟剩余轉化為資本積累的數量卻頗為可觀，按照輕工業原料產出水平安排了輕工業投資之后，剩余資本投入重工業之后，導致整個投資比例向重工業的嚴重傾斜。也就是說，依據經驗材料，重工業優先不是如林毅夫等從理念出發的想當然：違背比較優勢的人為戰略選擇，而是實際上存在著資本積累的相對過剩——相對于輕工業原料而言資本數量過多，不得不投入重工業。李富春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報告》中間，對這個真實的邏輯過程，有過極為明晰的說明。

我們可以就林毅夫的重工業人為投資過多，李富春的輕工業原料不足的說明，依據統計數字進行比較對照，事實說明，林毅夫對于比較優勢的理論想當然，無法吻合中國經濟的實際。事實證明，在人均收入水平較高階段到來之前（最主要的標志是家電產品進入大眾消費階段），輕工業原料主要來自農業。

實際上，輕工業原料增產的條件，是與農業糧食產量滿足溫飽水平需要有關系的，在此之前，大量土地和勞動力都需要優先投入糧食生產，輕工業原料的增產條件是：全國糧食總產量滿足溫飽需要的最低水平。此后，輕工業原料才能夠實現快速增長，從農業統計數據看，在人均糧食產量突破350公斤之后，才開始了一個經濟作物快速增長的時間段，大體在1980年前后出現的，即分田之前的兩年。（全國多數省區分田到戶是在1982年秋后）

很明顯，輕工業原料增產緩慢，才導致輕工業投資在國家工業投資中間的比重逐步下降，由此帶來重工業投資比重的逐步上升，也正是因為原料不足，60年代紡織工業的投資重點開始轉向紡織原料，重視人造纖維和合成纖維的生產。輕工業投資占基建投資的比重，“一五”時期為6.4%，“二五”時期也是6.4%，1963～1965年下降為3.9%，“三五”時期為4.4%，“四五”時期為5.8%，“五五”時期為6.7%，“六五”時期為6.9%。從1953-1985年合計只占6.2%（對照重工業為45.0%，農業為8.9%）。【《中國固定資產投資統計資料(1949-1985)》中國統計出版社1987年，第97頁】

除了輕工業原料增產狀況的經驗數據之外，我們還可以對照一下有關理論界的深入研究成果：對于經濟增長而言，比較優勢遠沒有成功的學習型社會重要。依據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的看法：“西方國家從1800 年左右起開始向‘學習型社會’轉型，亞洲諸國近年來也開始了這一進程。向‘學習型社會’轉型的進程對人類福祉的影響，要遠遠大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或資源累積帶來的效果。”“與弄清如何增加資源積累或減少短期資源配置無效相比，成功創建學習型社會將對提高長期生活水平產生更加深遠的影響。”“在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市場有效的推測不成立。恰恰相反，市場是無效的。”另一位諾獎獲得者“阿羅承認，在知識的生產和傳播過程中，無論是因為研究和開發的資源配置問題或因為學習而導致的必然結果問題，都廣泛存在著市場失靈的現象”“不管針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如何，大家都一致認為，公共政策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政府有責任創建學習型社會。”【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爾德的中文版新書《增長的方法》第一章，中信出版社即出，網址：http://www.guancha.cn/SiDiGeLiCi/2017_07_22_419414_s.shtml】

針對斯蒂格利茨對比較優勢的批評，林毅夫回應說：“學習自然是重要的，但學習也要結合比較優勢，如果學習的產業和技術違背比較優勢，那在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中的市場中不具備自生能力，學習也不會成功。”（同上）

在現實的世界中間，所謂的比較優勢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戰略的批評，說這些國家好高騖遠不切實際，不愿意接受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合理分工。在這個方面，有大量的經驗研究成果，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期間興起的依附論學派，專門對于非洲和拉美各種后發國家戰略納入全球體系的狀況，進行了較為全面而深入的考察，結果表明：依附性的發展戰略會導致大量的資本和利潤外流，損害欠發達國家自身的發展潛力和實績。（保羅·巴蘭《增長的政治經濟學》）采取比較優勢和依附性戰略本身，就會永遠被鎖定在不發達狀態。（貢德爾·弗蘭克《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在開放條件下，國內統治階級往往把稀缺的資源，優先用于模仿中心國家的消費，而導致大量勞動力人口被積壓在社會底層而處于無所事事的半就業狀態。（勞爾·普雷維什《外圍資本主義》）在可能的條件下，要盡可能選擇“脫鉤發展”（薩米爾·阿明《世界規模的積累》、《不平等的發展》）。脫鉤發展的說法較為生僻，但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說法，中國民眾都非常熟悉。

林毅夫的比較優勢和后來的新結構經濟學，推薦了一種線性的發展觀，全球體系的發展歷史到底是線性的還是結構的，這個方面并非不言自明。依據華勒斯坦開創的世界體系學派的看法，整個資本主義體系，分為中心國家、半中心國家、邊緣國家的體系，處于中心國家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是以處于邊緣的不發達狀態為條件的，發達和不發達狀態是依據國際貿易和資本收益分配狀態而決定的。外圍國家生產低價值產品，而中心國家處于高附加值產業鏈位置，這價值鏈的高和低，是發達或者不發達狀態的關鍵。（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今天的全球格局中間，中國處于外圍而歐美日處于中心，華勒斯坦高足、社科院世經所研究員路愛國指出：改革三十年后，中國終于成了一個正常的發展中國家，在外圍國家呈現的不發達狀態及其表現，中國都已經具備了，并且還處于結構性的鎖定關系。也就是說，中國從毛時代的脫鉤發展戰略，走到今天加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并成為一個外圍國家，業已鎖定在外圍國家的不發達狀態上。

與林毅夫推薦的線性發展觀不同，美國總統奧巴馬含蓄地推薦了結構論的發展觀，并且把結構論發展觀的認識基礎，十分合理地與有限地球資源如何合理分享的問題聯系在一起：“2011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問澳大利亞時說：如果讓13億中國人，過上和我們一樣的生活，那將是世界的災難，我們將不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http://oisum.com/Article/jingji/2017/08/382033.html】

依據全球體系的結構性觀點，中國不可能出現林毅夫所描述或者許諾的，經過比較優勢的發展和新結構進步，變成一個中心發達國家，這是歐美日所不容許的，也是全球不可再生資源所無法支撐的。如果真的要走向林毅夫所許諾的未來，那將不是經濟戰略問題而是如何打垮歐美日使其成為外圍，中國變成獨一份的中心國家，這肯定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和自然的替代關系，而是一種結構性的顛覆。考慮到中國龐大的人口，享受發達狀態的生活水平依然是地球所難于承擔的，這就需要把歐美日徹底邊緣化使其資源消耗水平下降到必要程度才行。這樣的結構性顛覆，絕對不可能以和平方式實現。

在戰后的世界格局中間，美國等西方國家主導的冷戰，從外部決定了中國并沒有自主選擇的空間，林毅夫等人的批評不僅一筆勾銷了帝國主義封鎖中國的罪業，還反過來把這個責任扣在中國的決策人頭上了。正是在林毅夫等人的想當然批評中間，刻意遮蔽了中國戰略選擇的外部國際政治環境：1949年美國拉著西方17個國家一道拼湊了一個“巴黎統籌委員會”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貿易管制和禁運，對新中國的管制嚴厲程度甚至超過了蘇聯，直到1971年尼克松訪華之前，美國才把中國從管制最嚴厲的Ｚ組調到管制較松的Ｙ組，此時對華出口管制水平相當于對蘇聯的70%；1980年單列為P組，1983年在里根任上才調整到較寬松的V組。也就是說，美國等西方國家合伙，從外部強制幫助中國必須選擇“脫鉤發展”戰略，而不是加入全球體系發揮比較優勢，這一點也是與日本和四小龍的外部條件完全不同的。

【參閱：http://www.docin.com/p-470418740.html】

從中國的實際發展戰略執行效果看，也沒有出現林毅夫所說的輕視輕工業的狀況，更不存在發展輕工業能夠節約稀缺資本的現實可能性。以輕工業中間規模最大的紡織行業為例，建國后33年間中國新增紡錠1519萬錠，占全球同期新增數五分之一強。而且，國產設備價格不到進口設備的三分之一，且西方國家的設備多為自動化程度較高的勞動節約型技術，合并結果是使用進口設備后，單個勞動力就業配套投資水平十倍于本土機械，遠高于國內重工業對輕工業的有機構成差距。

由于國內生產的設備，在價格上能比進口紡織設備便宜得多，如五十年代初期，國產棉紡設備的價格只有進口設備價格的三分之一左右，七十年代后期還不到進口設備價格的30%。這樣，就能以同樣的投資建設更多的工廠。“新中國成立后僅三十三年，棉紡織工業的設備規模就發展到2,019萬錠，新增1,519萬錠，相當于舊中國的3倍。”“‘一·五’時期建設的240萬棉紡錠和相應的印染廠，……到一九五七年，我國紡織機械制造業已能每年生產棉紡設備70萬錠。不但裝備了國內紡織工業，而且開始出口援外。”“從一九五○年到一九八○年，棉紡總錠數共增加6,151萬錠。其中，增加最多的國家是中國，凈增了1,270萬錠，占世界凈增棉紡總錠數的20.7%，居世界第一位。”“世界各國紡織廠的勞動生產率，以美國、日本、聯邦德國的紡紗勞動生產率為最高；七十年代末，折合20支紗用工，一般水平分別為每噸7.8工、10工和12.2工。……我國的勞動生產率低于國外，一般水平為每噸紗30工左右。這主要是因為，我國勞動力充裕，工資水平低，而能源供應緊張，電費高。因此，不單純為節省勞動力而采用耗能高的設備，而側重于提高設備生產率和控制能源消耗，以及設備的看管和維修較易掌握等。”【錢之光主編《當代中國的紡織工業》當代中國出版社電子圖書，第一章第二節、第二章第二節、第三節、第四節，第四章第一節】

就產業裝備的實際投資數量來校驗，并不存在林毅夫所說的情況：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能夠節約投資幫助擴大就業，能夠更好地發揮比較優勢，恰好相反，引進西方國家設備的輕工業裝備，其資本有機構成，還遠遠大于發展本土裝備業的要求。

每一種理論研究，在其展開時都需要對紛繁復雜的現實進行簡化和抽象，但是，像林毅夫這樣，把最關鍵的事實和邏輯要素都省略掉了——從輕工業投資的原料條件，到全球體系的不平等交易現實，再到國際政治的硬性限制——來展開其理論想象力，這樣的理論研究方式完全是匪夷所思。從真正的社會經濟質變所需的學習型社會的變革諸項因素看，林毅夫的比較優勢論不能不是徹頭徹尾的瞎說，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就一直被這樣的瞎說籠罩著的，至今依然如此。

林毅夫的文章在美國頂尖權威雜志發表，其作品往往受到世界銀行賞識，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一切有助于維護西方優勢地位的學術或者話語產品，肯定會優先得到獎挹。薩義德以贊成的口氣引述另一位美國批判知識分子的看法，“1982年，諾姆·喬姆斯基得出結論說，在20世紀80年代，‘北南沖突不會減弱。必須設計出新的支配形式來保證西方工業社會的特權對全球的人力與物質資源的牢固控制，并從中獲取不成比例的利益。’”[2]

對五四之后第一代西化學人來說，尚存爭奪東方學正統的雄心，傅斯年就說過“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在實際研究工作中間傅高度重視和史料和考古材料的重要性，換言之，那一代學人除了要奪取東方學正統之外還重視本土材料的合法性。而林毅夫這一代人的西方學術入華過程，是在理論結論無法嚙合材料的前提下進行的，這就不得不連材料一起棄如敝屣，因此在林毅夫等人進行的東方學研究中間本土的材料合法性都喪失了地位。以林毅夫所代表的東方學研究狀態，應該是人類有東方學以來的一個新的高度，一位經濟學愛好者發現：“中國學者卻生活在小農時代，喜歡農貿市場賣茶葉蛋的模型，著述中很少看到統計圖表，而是引經據典，《中國統計年鑒》好像與他們沒有關系。”[3]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