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達挖坑“坑林彪”?——對陳伯達和秘書有關九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的謠言辨析

　　老田

　　昨天早上吃早點的時候，聽到爺孫兩人關于文革的一段對話，孫子年齡很小，看上去在上幼兒園的年紀;孫子問道：爺爺，他們說文革的時候農民不種田，工人不做工，學生不上學，是真的嗎?爺爺說，是真的。孫子回答說：不上學那多好呀。從這個對話看，以編造謠言的方式再現(xiàn)歷史，其效果真不容小視，這不僅可以讓謠言代代相傳，到了一定時候之后，最理性的態(tài)度是將錯就錯，講真話糾正謠言反而成了不對的了。

　　為了把歷史事實攪混水，謠言的生產過程許多年一直在持續(xù)不斷進行著。關于九大政治報告起草的謠言，就很好地服務于黨史造謠學的需要。

　　依據(jù)歷史文件的誤判和個別人的說法，陳伯達個人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體現(xiàn)他和林彪的觀點，還是與毛澤東有著不同政見的林彪罪證之一;同時，廬山會議之前，陳伯達上躥下跳竭力鼓動林彪集團的幾個大將去“揪張”，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催化和加速了林彪事件的爆發(fā)，并導致后續(xù)很多重大事態(tài)的演化。假如這些說法可信的話，顯然，林彪掉到坑里爬不出來，陳伯達負有很大的責任，陳伯達明顯是挖坑坑了林彪，當然也坑了自己。

　　陳伯達兩位秘書王文耀和王保春所寫回憶文章《關于陳伯達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前前后后》(載《中共黨史研究》2003年第2期，下文未注明來源引文，均引自此文)，就是一份這樣的經典造謠文本。這個造謠文本，在兩個方面著手編造謠言，首先是關于政治報告起草所必須的程序方面造謠，其次是在事實方面進行造謠，核心邏輯是捏造陳伯達主張抓生產與張姚要搞運動的對立，目的是以此影射毛澤東只想搞運動。本文從文獻和歷史演變的事實兩個方面，來對照檢驗這兩位王秘書編造的謠言。

　　一、兩王秘書要把陳伯達與壞人進行切割

　　太子黨和秘書黨寫回憶文章的常見必備策略，永遠是美化老爹老媽或者老上級，這個邏輯也不復雜：成功地維護了老子也就維護了兒子，維護了領導就維護了秘書自己。文章為了美化陳伯達，文章還試圖要把陳伯達與中央文革小組進行切割，說謝富治只愿意幫助文革小組而不愿意幫助陳伯達，這個謠言要不靠譜到什么程度呢?難道陳伯達不是文革小組的組長嗎?用如此拙劣的謠言去完成與謝富治的切割，以刻意營造這樣的印象：不管是出于主動還是被動，陳伯達與壞人都是有很遠距離的。

　　兩位王秘書還繪聲繪色地講到陳伯達苦心孤詣，要在報告寫作中間徹底抹掉江青的影響，兩位王秘書試圖借此營造一個陳伯達竭力抵制江青的印象，說陳伯達誓言“我的這個報告里就是不吹捧她，就是不從她的所謂‘紀要’開始，而是提前到八屆十中全會開始，貶低她的影響。就是要把報告寫得非常嚴謹，使得在討論它時，無法加進她的‘紀要’!”“看得出陳也同樣著急，但他不讓江青主張的一套插進報告的強烈心情，使他不得不一字一句地仔細斟酌。”經查，是毛澤東明確指出政治報告中間不出現(xiàn)文革小組成員的名字，后來張姚的報告里面也沒有江青的名字和事跡。毛澤東明確指示過：不要提到文革小組，除了他和劉少奇的名字之外，都不要提名字。

　　文章的核心思想和美化陳伯達的地方是：說陳伯達主張結束運動抓生產，而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則要繼續(xù)搞運動。這樣的謠言編造出來，對于不了解黨史和那段歷史的人士，還是有欺騙性的，但是，對于專業(yè)黨史學者而言，其欺騙性無限接近于零了。時間流逝是很重要的尺度，歷史會在新陳代謝中間遠去，一代知情者逐步離世，結果，似乎2003年就是謠言出籠的好時機了。反常的倒是，最熟悉黨史的專家云集的那個當事部門，卻讓這樣一份造謠文獻，公然在黨史研究室的專門刊物上刊登出來，幫助這個謠言傳播。這就很不尋常了。

　　在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過程中間，陳伯達也是一個人搞了個報告，據(jù)劉少奇秘書鄧力群回憶，稿子出來之后，胡喬木送達劉少奇，劉少奇就稿子征詢胡喬木意見，胡認為陳的稿子像是個學術報告，不像是政治報告。結果，劉少奇要求胡重新起草，也未采用陳伯達個人起草的稿子。后來毛澤東說陳伯達“永世不改”，明顯指代陳伯達一向不按照程序辦事，早有前科還屢教不改。

　　在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間，毛澤東作了幾十處修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六冊，第136-165頁)劉少奇也對起草內容作了思想貢獻(《劉少奇年譜》下，373-374)，周總理也不止一次參與討論政治報告。至少，對于起草政治報告而言，政治局常委是有發(fā)言權的，都有資格參與意見和修改，秀才班子的起草主要限于文字工作而不是出思想。到了九大之前，陳伯達本人已經榮晉常委了，應該有參與意見的資格，但是肯定沒有壟斷報告思想和起草的資格，這是確鑿無疑的：為什么陳伯達要一個人這么硬干呢?這個至今成謎。

　　二、起草政治報告的程序問題

　　據(jù)這篇造謠文章說，1969年1月陳伯達開會回來稱，中央決定起草九大政治報告，主要是陳伯達起草，起草小組成員還包括張春橋好姚文元。陳伯達的意思是自己一個人單干，甩開張姚兩人，還得到了林彪的認可，吳法憲后來也跳出來證實謠言，說林彪對張姚起草的政治報告嚴重不滿。

　　這一段講述中間有真有假，陳伯達也許想要甩開張姚一個人單干，但是，作為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絕對不可能是由起草小組壟斷的，更不可能按照陳伯達一個人的意見去起草政治報告，報告的內容和思想首先肯定是要聽取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康生等常委的意見。附錄從《毛澤東年譜》中間摘錄了一些毛澤東有關政治報告的批示，多次批給林彪閱看，這是肯定常委們在政治報告中間的發(fā)言權，而不僅僅是因為林彪是報告人。

　　而且，作為共產黨執(zhí)政后的政治報告，有著固定的格式和內容要求，不是可以任意省略或者跳過的。作為執(zhí)政黨的政治報告，首先需要回顧上一次大會之后的主要活動和業(yè)績，還需要對現(xiàn)實問題進行診斷，并對未來的努力方向作出展望。對照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的狀況，在程序方面就很清楚，陳伯達本人也是起草小組的負責人，起草報告是依據(jù)政治局常委會議議定，按照毛澤東《反右派反保守的講話》精神來起草八大政治報告，而不是把起草人自己的思想和認識寫入報告。

　　從事后寫成的八大政治報告看，報告回顧了1945年七大之后的十一年的狀況，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及其完成過程，國家的工農業(yè)、商業(yè)發(fā)展狀況等方面做了回顧與規(guī)劃，還在黨內政治狀況進行了診斷，報告還有專章談到國際形勢和對外關系。這說明，政治報告不是學術或者個人思想認識的闡述，而是要緊扣執(zhí)政黨的執(zhí)政過程與狀況來展開，據(jù)以提出問題并解決問題。在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間，文字工作是陳伯達、胡喬木等秀才班子著手處理的，但思想和認識則來自政治局常委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共產黨政治號稱是“議行合一”——決策與執(zhí)行權力集中于同一個領導班子手上，而秀才班子的成員多不夠格參與議行合一，說報告起草人壟斷政治報告的思想表達，那不僅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笑話，還是徹頭徹尾的違法亂紀。

　　后來林彪所做的政治報告中間，也與八大政治報告一樣，要回顧歷史，分析現(xiàn)實并展望未來。第一部分談論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這一部分從八屆十中全會開始，梳理了繼續(xù)革命理論提出的過程。第二部分講文化大革命的具體過程。第三部分是認真搞好斗批改，是針對現(xiàn)實中間較為突出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第四部分是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這是針對當時較為顯著的干部和知識分子問題的政策。第五部分關于無產階級革命的最后勝利，第六部分關于黨的整頓和建設，都是講當時最為迫切的政治生活前景問題。第七部分講對外關系，最后一部分號召團結起來去爭取勝利。報告的整個基調，符合標準的格式文本，總結過去，面對現(xiàn)實迫切問題提出方案，展望未來，沒有任何號召繼續(xù)搞運動的內容，也沒有任何拒絕生產的指向。

　　官學機構學官們總是說，文革是一個人發(fā)動幾個人利用的運動群眾，兩位王秘書編造的謠言，恰好能夠佐證這個說法，完美滿足官方需要——把文革的一切事情都推到毛澤東和文革小組頭上，對其他文革參與者的自主作為進行遮蔽。同時，作為陳伯達的秘書，對于政治報告的起草的必備程序和格式內容，也假裝成“什么都不知道”，這才能夠生產出這么一篇文章來。

　　兩位王秘書為了加強戲劇性和轉折，特意造謠說毛澤東根本未曾拆閱陳伯達上送的稿子。“九大開完之后，我們收到毛主席處退回的一件文件。我們仔細查看了一下，原來是陳伯達呈送毛主席的九大報告稿的第一部分，原封未動。主席用粗粗的鉛筆大大地寫著‘退陳伯達同志毛澤東’，后面署著日期。毛主席的字跡幾乎占滿了封面。我們和陳看了都愣了，原來主席從未拆封看過。我們倆一聲未吭回到自己的辦公室，只剩下陳一人在他的屋子里呆坐著。”陳伯達對葉永烈說，他為此傷心難過，還哭過鼻子。

　　但是，正式的文獻記載與此一說法相反，1969年3月12日毛澤東主持討論過陳伯達起草的初稿，毛澤東還有評論意見，說不要那樣吹，不要提三個里程碑。這就與兩位王秘書說的完全不一致了，陳伯達初稿的問題是對文化大革命吹得太過，沒有提到抓生產方面的內容，也沒有人反駁過兩位王秘書編造的“唯生產力論”，只說對文化大革命吹得太過所以是不妥的。正是在這一天的會上，決定由張姚重新起草政治報告，對陳伯達稿子的批評意見是對文化大革命吹得太過，沒有提到矛盾和困難。

　　另據(jù)葉永烈訪問陳伯達所知：“‘九大’前，原來決定要我和張春橋、姚文元共同起草政治報告稿。我不愿同張、姚等人合作。起草人名單上，是我列在前面。我就自己著手，并組織幾個人幫助搞材料。在我起草的稿子上，我寫過關于‘劉鄧路線’的話。毛主席看過，說了一個重要批示：‘鄧小平同志打過仗，同劉少奇不一樣，報告上不要提他。’”【葉永烈《陳伯達傳》作家出版社1993年，第64節(jié)】

　　兩位王秘書還捏造說：“由于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那里(毛家灣)談了一下，以表示林委托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兩位王秘書先說陳伯達一個人打算甩開張姚單干，然后又說是林彪授權陳伯達單干的，好像是林彪要陳伯達甩開毛澤東、周恩來和康生去單獨起草的，林彪有這么白癡和不了解程序嗎?林彪一個人決定政治報告由秀才們起草，剝奪其他常委們在政治報告起草中間的發(fā)言權。作出此種違背程序獨斷專行的決策，這是到底是林彪坑陳伯達，還是反過來陳伯達坑林彪，或者是兩位王秘書捏造謠言去坑林彪和陳伯達?

　　兩王秘書說，有了林彪的吩咐之后，“陳伯達回辦公室后，很快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帶著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后，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然后由我們抄清，陳伯達親筆給毛主席寫了一個報告，附上提綱呈報主席。主席很快圈閱退回，就這樣，陳開始了緊張的工作。”

　　對照一下八大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來源，就可以判斷這個說法的可信度了。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兩次，第一次是依據(jù)政治局常委議定要按照毛澤東《反右傾反保守的講話》精神起草，陳伯達單干寫的這個稿子被劉少奇否決了。據(jù)劉少奇秘書鄧力群回憶，到了1956年4月底，第二次報告起草是依照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新講話精神重新起草的，后來劉少奇自己也確認過這一說法：“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jù)毛澤東同志關于處理十大關系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劉少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300頁】

　　另據(jù)張蕓生回憶《毛家灣紀實》，林彪并未參與陳伯達的稿子起草過程，完全是陳伯達一個人閉門造車。陳伯達的稿子印出后，送到毛家灣之后，也只是由秘書給林彪略講了一次。有人編造說林彪主張陳伯達的觀點要搞生產，并無其實。陳伯達的兒子陳曉農在《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中，還力證吳法憲的說法“陳伯達天天跑毛家灣與林彪商量政治報告起草”一事為無稽之談(P364-366)。

　　三、到底是誰不肯讓運動消停下來?

　　與文獻記載的相反，兩位王秘書捏造說，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如何是完全開放的，僅僅由起草人自己來決定，而且還產生了兩種相互競爭的主題思想和彼此不服氣：“當天晚上，總理讓陳先拿出寫完的報告稿交‘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談一下。后來，在會上還是被張、姚攻擊為是在鼓吹‘唯生產力論’而否定了。”“我們說：他們這個稿子講現(xiàn)在的問題多，看后覺得一般;你這個稿子目的明確，談生產多些，邏輯性強，結構確實嚴謹。”

　　兩位王秘書在回憶文章中間，特意捏造陳伯達和張姚的對立，說陳伯達要搞生產，張姚要搞運動，這兩種起草主題思想，最后毛澤東選擇了張姚而冷落了陳伯達。通過捏造這樣的謠言，來突出毛澤東反對搞建設、專門搞運動的印象。這應該就是為什么這樣一篇充滿著謊言的文章，卻得到黨史研究機構放行和發(fā)表的原因所在了：這篇文章雖然是謊言，但是可以符合某種政治需要去維持某種刻意編造的毛澤東形象。

　　關于張姚和毛澤東是不是堅持在九大之后，是否繼續(xù)過不停頓地搞運動，我們雖然看不到原始文獻，但是可以用事實來進行檢驗。在1968年7月份之后，毛澤東、周恩來和文革小組，連續(xù)出臺多項政策，抑制群眾運動，全力恢復秩序，并竭力維護革委會的工作權威。從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七二七接見五大領袖，到八月份派出軍宣隊工宣隊進清華，然后，周總理著手召開國防冶金工作會議，這都是要終結群眾運動的安排。還有在各種場合彈壓造反派對革命會的不滿情緒，例如周總理和康生等人對于1968年7月底“造反派北航黑會”的批評，都是為了預防性地抑制群眾運動潛流可能造成的對于革委會的沖擊。

　　九大報告的題目就是《團結起來　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個報告中間沒有任何要不停地搞運動的內容，同時這個報告的潛臺詞也是準確地針對了革委會內在的不穩(wěn)定性——組成革委會的軍干群三結合中間彼此矛盾較深，難于精誠合作。按照造反派的看法，所謂的三結合完全是“三湊合”，是對文革前舊秩序的復舊，沒有體現(xiàn)文革的新精神。造反派的不滿當然是有根據(jù)的，但是，這個并沒有得到毛澤東和張姚等人的支持，上述羅列的系列政策調節(jié)過程，都是單方向地彈壓造反派的不滿情緒，目的當然是維護革委會的權威，這是是以犧牲造反派的合理追求為代價，去為恢復秩序和生產創(chuàng)造條件。歷史事實很清楚，毛澤東、周恩來和文革小組成員，在九大前后，從未鼓勵或者支持過繼續(xù)搞運動的做法，而是反過來不間斷地彈壓造反派的不滿情緒，為恢復秩序創(chuàng)造條件。因此，陳伯達說他一個人從張姚的稿子中間讀出來沒有目的的運動，這在史實方面是無法進行佐證的。

　　兩位王秘書想要捏造一種印象，是九大政治報告本身主張把運動搞個不停，陳伯達反對這樣做：“中央開會在討論張、姚的稿子時，陳伯達很激動地抨擊了張、姚的報告稿子，說：還是要發(fā)展生產、搞好生產，提高勞動生產率，不能盡搞運動。運動，像伯恩斯坦說的運動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沒有的。張春橋反駁陳說:你說的是‘唯生產力論’，……會上爭論很激烈。后來毛主席說，可以考慮在報告中加進陳伯達的意見。會上大家都表了態(tài)。最后，陳伯達說大家都同意，我也同意。毛主席說：你可以不同意，不要你同意。”

　　在此之先的1968年夏天，文革小組就已經開始系列彈壓群眾運動的做法了，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對大學和文教單位派出軍宣隊和工宣隊接管。通過對那一段歷史的回顧之后，就很清晰地看出：從來就沒有存在過毛澤東或文革小組要繼續(xù)搞運動的計劃，也沒有這樣的事實。全部的歷史事實都說明：是林彪集團刻意地威脅著革委會和秩序的穩(wěn)定，妨礙了生產，不妥協(xié)地鎮(zhèn)壓群眾和亮相干部。

　　反過來看，九大之后運動之所以停不下來，是革委會內部的軍頭們，在軍委辦事組的幕后支持下，鎮(zhèn)壓造反派和支持三結合的老干部，從而導致局勢不穩(wěn)和生產受影響。從九大之后革委會的演變狀況看，是革委會中間的軍隊干部，對造反派代表和地方干部代表的嚴重不兼容，導致革委會不穩(wěn)定，社會秩序和生產也廣受影響。邱會作等人的回憶錄毫不隱晦地指出，他們把持的辦事組專門支持各地的軍頭，就是要把造反派趕出革委會，同時還把支持造反派的最先亮相的老干部也趕出去，例如山東王效禹、貴州李再含、四川劉張、湖北任愛生等人都被軍頭們擼下去了，這樣，革命后的軍干群三結合就變成了軍頭們的獨自壟斷了。如果結合各級革委會內部人員結構的變化，去對照廬山會議上設立國家主席的要求，就可以看到軍頭們的野望了：把軍政合一的體制徹底肯定下來。

　　毛澤東批評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這種狀況完全是老軍頭們不妥協(xié)的鎮(zhèn)壓意志造成的，以及對老干部揪住不放的結果，并不是文革小組或者毛澤東支持群眾搞運動的結果，這個狀況發(fā)展到廬山會議，林彪和軍頭們還試圖在毛澤東身前搞粉碎四人幫了，這才引起毛澤東的反擊和南巡講話，隨后出現(xiàn)林彪事件和八大軍區(qū)對調，終結了軍頭干政的狀況。這一段歷史線索是非常清晰的，是林彪集團不滿足和惡性膨脹導致革委會成立之后的各種問題，沒有文革小組或者毛澤東本人什么事兒。如果想多一點，對照中唐以后的藩鎮(zhèn)割據(jù)狀況，發(fā)展軍政合一政權且長期化，可能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也是有思考價值的。廬山會議和林彪事件之后，迅速實現(xiàn)了“權歸政、兵歸營”，還通過八大軍區(qū)對調，快速切斷軍頭對黨政權力的干涉鏈條，也應該是有著歷史經驗參照的。

　　看起來，兩王秘書的謠言，可以起到一種顛倒是非黑白的作用，把那些鎮(zhèn)壓群眾并破壞革委會結構的軍頭們洗白，把在背后支持軍頭們胡作非為的軍委辦事組(其主要成員級構成林彪集團)洗白，把責任倒過來扣在毛澤東、文革小組和造反派群眾頭上去。這就相當于說：鎮(zhèn)壓者沒有任何責任，而被鎮(zhèn)壓者才有責任——他們想要把運動搞個不停。

　　在廬山會議前，陳伯達以其對張春橋的極度嫉恨，去影響林彪集團的幾個大將，還成功地激發(fā)了草包司令吳法憲的積極性，在廬山會議上提出揪人。這中間的信息尚有很多缺環(huán)，無法拼出完整的面貌，除了四大將很積極地要揪人之外，還有三個大軍區(qū)司令員給林彪寫信事發(fā)生。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陳伯達嫉恨張，然后四大將們也不爽張，在這樣的共同點基礎上形成共同語言，還由此形成共同的政治行動，形成的后果是廬山會議之后的政治大地震。毛澤東南巡的系列講話，針對的是軍頭們聯(lián)合逼宮的態(tài)勢，林彪在那個態(tài)勢下還跳出來主動充當領頭羊和代表人，再結合軍頭們在各級革委會中間清除異己與鎮(zhèn)壓群眾的記錄，在對照歷史經驗和當時軍政合一的權力格局，需要對潛在的巨大危險采取行動，這是不言而喻的。陳伯達以其狹隘的羨慕嫉妒恨，影響到了軍頭中間的同道們，這個政治大坑的挖就，還無法進行精確描述和分析，但是后果是清楚的。這難道就是“蝴蝶效應”嗎?

　　事后，毛澤東提醒大家不要上騙子的當，說“我黨多年來不讀馬、列，不突出馬、列，竟讓一些騙子騙了多年，……在廬山鬧出大笑話。”這是從事情的原發(fā)性起點去認識的。但是，軍頭們的逼宮現(xiàn)實和清洗革委會的前科——把革委會的三結合狀況由不完全的軍政合一變成無線接近于純粹的軍政合一了，這就變成了一個亟需著手處理的現(xiàn)狀了。此后，結束軍隊支左和鄧小平出山，很多變化都肇源于此。從文革的現(xiàn)實看，軍隊支左原本就是一個恢復秩序的臨時性措施，不是永久性的權力格局安排，而成立革委會之后軍頭們的鎮(zhèn)壓群眾代表和亮相干部的選擇，向著軍政合一邁出了一大步，這就提出了結束支左的新情況需要面對，而廬山會議上的逼宮表現(xiàn)，則直接提出解決問題的迫切性了。

　　橫看成嶺側成峰，不同的角度觀察，看到了不同的景色。在廬山會議上，陳伯達也許只是不想抑制自己的嫉妒恨，吳法憲等人也許為了諂媚林彪還有不爽張，邱會作自稱痛恨文革派及其符號人物。其中陳伯達似乎只是純粹從個人體驗出發(fā)把張姚看做是自己不受重視的原因來看待，黃吳李邱們一貫是反對文革派、鎮(zhèn)壓文革派且討厭其符號人物，但是，毛澤東則完全是從客觀的權力格局及其內在危險性來看待問題的，畢竟唐代軍政合一的藩鎮(zhèn)割據(jù)經驗在前。今天那些為林彪翻案的人士，則純粹從文革不好的事后判斷出發(fā)立論，或者脫離軍政合一的具體格局去討論國家體制有無設國家主席必要。成為疑問的反而是林彪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因為他自己沒有留下說法，所以，他講話的動機難于確定：僅僅是反對文革，還是主動充當領頭羊想要把軍政合一提升到中央層級，還是有什么別的動機，現(xiàn)在都無法弄清楚了。

　　四、謠言的生產與放行

　　真正有力的證據(jù)，是在十大政治報告中間，說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是反對繼續(xù)革命，主要任務是發(fā)展生產。在文革的大背景下，批判劉少奇的階級斗爭熄滅論、批判以生產壓革命，顯然，如果有這樣的主張肯定就是錯誤的。而且，當時有材料證實這個結論也是可能的，在林彪事件之后，黃吳李邱等人都被隔離審查，陳伯達也是同樣待遇要交代問題的，這些人的口供中間，倒是有可能出現(xiàn)陳伯達與林彪勾結反對繼續(xù)革命之類的言辭，換言之，周總理的政治報告中間，據(jù)以得出結論的材料，有可能源自不盡可信的口供。除了口供材料之外，在1956年《關于八大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間，那個充滿著語法錯誤和邏輯錯誤的基本矛盾表達，就出自陳伯達之手，這就與口供材料形成了相互佐證。

　　在十大政治報告中間，周總理說“大家知道：九大政治報告是毛主席親自主持起草的。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xù)革命，認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務是發(fā)展生產。這是劉少奇、陳伯達塞進八大決議中的國內主要矛盾不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一修正主義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林彪、陳伯達的這個政治報告，理所當然地被中央否定了。對毛主席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林彪暗地支持陳伯達公開反對，被挫敗以后，才勉強地接受了中央的政治路線，在大會上讀了中央的政治報告。”【周恩來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報告，八月二十八日通過)】

　　在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中間，幾乎每一個批評意見，陳伯達的兒子總是有話要說，都有所辯解，只有毛澤東批評他總結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犯了邏輯錯誤這個問題上，沒有辯解。在陳伯達接受葉永烈的訪問中間，他也提到張姚批評他的“唯生產力論”，但是在正式的文獻記載中間卻沒有絲毫這方面的內容，依據(jù)《毛澤東年譜》記載，他的報告被最終否定是因為對文革吹捧太過，且完全不提矛盾和困難，這樣才被否定的。

　　就陳伯達自身而言，比較詭異的狀況倒是在八大和九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間，都選擇單干和閉門造車，這嚴重違犯了程序和發(fā)言權的實際分配格局。而且，陳伯達對于張姚兩人的羨慕嫉妒恨的情緒，業(yè)已到了喪失理智的癲狂高度，幾十年后他對兒子回顧過去時還說：毛澤東每到一個歷史關頭都讓姚文元發(fā)表一篇署名文章，這個是很罕見的。據(jù)邱會作回憶錄，在廬山會議前后陳伯達還不停地在背后誹謗張春橋，說張去上海處理安亭事件的功勞都是他陳伯達指導下的，這種小文人的嫉妒情緒確實發(fā)展到了癲狂高度。據(jù)戚本禹回憶錄，張春橋在安亭事件處理過程中間，沒有得到陳伯達絲毫幫助，一方面是張春橋自己選擇承擔政治風險按照實際狀況處理，另外一個方面是與江青溝通過，戚本禹回憶說，張春橋打電話過來找陳伯達，戚提醒他不如找江青，這種有風險的事情陳伯達是不會沾手的。

　　在文革的重大歷史政治考驗中間，張春橋在1967年7月12日接見江蘇三派群眾組織時，就已經有了犧牲自己的準備，因此張的表現(xiàn)就與陳完全不同。戚本禹回憶說，陳伯達的問題是私心太重，凡屬事情涉及到自己就要遮掩責任，文革小組支持群眾組織批判當權派，陳伯達為此整天憂心忡忡，唯恐得罪官場禍及自身。由此可知，這樣一個人處在政治漩渦中間的表現(xiàn)會怎么樣，又會給人留下什么樣的印象。

　　這些可以解釋陳伯達決心不與張姚合作，但是，這依然無法解釋陳伯達甩開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和康生搞閉門造車一個人單干，這四個人無論資歷還是地位均在陳伯達之上，起草政治報告肯定需要優(yōu)先聽取這些人的意見，而不是由陳伯達一個人說了算。陳伯達并非第一次起草政治報告，也完全明白政治報告應該寫入什么內容、反應誰的思想，事后的解釋和回顧中間可以有很多造謠和拔高自己的說法，但在當時這些謠言是完全不成立的，現(xiàn)實的政治格局還正在起作用，而陳伯達只是現(xiàn)實格局中間的一個較小角色，為什么陳伯達這樣的小角色鐵了心要剝奪大角色的發(fā)言權呢?這個至今依然成謎。

　　看看附錄一中間毛澤東是如何批轉報告草稿的，不僅要批給林彪看，還要征求周恩來等許多人的意見，疊次開會討論征求意見，還特意提到郭沫若的一個修改意見，這才是政治報告起草應該有的程序——讓很多人都有參與意見的機會。陳伯達與此相反，卻堅持一個人主導的閉門造車模式，這個謎一般的事實，就成為陳伯達及其親近人士進行事后造謠的基礎，也剛剛好符合了非毛化時代的政治需要，還通過文學煽情手法去襯托陳伯達智慧遭遇忽視的各種悲情，以襯托毛澤東的霸道，這個極為反常的事實，就此幫助塑造普通人心目中間黨史線索——兩種不同政見是如何對立的印象。

　　陳伯達的各種編造和裝羊，還得到官方平臺給予的傳播機會，還讓很多不了解情況的人士接受下來了。兩位王秘書還說：陳伯達一個人甩開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康生等人，一個人起草政治報告并確定政治報告的主題思想，陳這樣一個人壟斷還很正當，甚至還得到周總理的同情;而毛澤東和其他人一起否決他的報告反而不正當，這就不是謊話而是笑話了。更為有意思的是，兩位王秘書編造的這個笑話，陳伯達站在道義一邊而毛澤東站在非道義一邊，這個還受到中央黨史研究室的認可，在自己的刊物上給發(fā)表出來并到處傳播。

　　陳伯達兩秘書的謠言文章，之所以出臺和發(fā)表，其后果和政治作用是掩蓋了林彪集團鎮(zhèn)壓群眾和干部的事實，然后把責任推卸到毛澤東和文革小組頭上，這個當然也能夠佐證那個“文革是一個人發(fā)動幾個人利用”的定義，同時，也可以幫助確證毛澤東只喜歡搞階級斗爭不喜歡搞建設的官方宣傳。甚至，有些老造反派也簡單地接受這個方面謠言，認為九大之后是毛澤東和文革小組不愿意消停下來，說明這個謠言的傳播效果，堪稱上乘。

　　如果把人想壞一點的話，這樣的造謠文章能夠寫出來，并經過很多黨史專家審核程序之后發(fā)表，發(fā)表之后接受效果極佳，還節(jié)節(jié)吻合官學黨史的幾個最重要的線索，這么好用的謠言，有理由相信不是依據(jù)親歷者的史實記憶，而且根據(jù)特殊需要而寫成的命題作文。有且只有這樣去假設，才能夠解釋為什么陳伯達及其秘書的回顧中間，徹底遮蔽掉正常的報告起草應該如何進行的經驗事實。很難相信，無論是陳伯達還是其秘書，會如文中所言，對一個起草政治報告本應該遵循的必要程序，會表現(xiàn)出如此無知和格格不入。但如果是為了寫命題作文需要，還要達成命題作文的傳播效果，這些反而是“不得不”的選擇了。甚至，這一份謠言還很吻合為林彪翻案團伙的需要，陳伯達及其秘書捏造的林彪與毛澤東的對立表述，還成為那群人的最愛，為此，吳法憲還特意插上一手，與他們的謠言形成呼應，同樣地，吳法憲的造謠貢獻也被官學機構所接受并傳播開來。

　　從黨史造謠學的需要看，陳伯達和兩王秘書關于九大報告的謠言的附加值極高，不僅很好滴激活了歷史文件中間的“誤判”，還有力地呼應了黨史造謠學的幾條主要線索，同時還成功地顛倒了九大之后鎮(zhèn)壓者和被鎮(zhèn)壓者的責任關系，并往毛澤東頭上扣了一個不愛生產只喜歡運動的帽子。因此，陳伯達雖然成了壞人，也還沒有平反昭雪，但他已經有資格參與毛后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生產過程了。

　　二〇一七年八月五日

　　附錄一：《毛澤東年譜》記載的有關九大政治報告起草的內容：

　　(1969年)2月7日下午，毛澤東提出：政治報告由陳伯達牽頭起草，張春橋、姚文元參加，林彪掛帥，二月二十號搞出初稿，

　　2月19日 下午，談到九大政治報告的起草，讓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三人一起找林彪談一下時，毛澤東說：報告不要搞那么長，長了沒有人看，有萬把字就行了。搞不出來，就搞那么幾條，林彪同志去講，講了以后再整理。

　　3月7日  下午，伯達同志起草的報告不是講二月二十日交卷嗎？沒有說明延長時間的理由。作了決定又不辦，不辦又不報告。你們有一個三人小組，又不在一起議論，索性把小組取消，歸中央文革碰頭會議，大家來議，請總理負責。

　　3月12日  下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討論陳伯達起草的九大政治報告初稿。毛澤東說：政治報告只提劉少奇，其他不提。不能引證太多，引我的多了。列寧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現(xiàn)在還是帝國主義時代，無產階級專政時代，沒有變，所以不能提三個里程碑。報告主要是鼓氣，但要講點困難。對戰(zhàn)爭的問題一點未講到。要提出矛盾來，講清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發(fā)明火，發(fā)明蒸汽機，是兩次文化大革命，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比這兩次小得多，過幾年，連印象都沒有了，何必那樣吹？還有十月革命嘛！中國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繼續(xù)，從十月革命學來的。會議決定由張春橋、姚文元執(zhí)筆重新起草九大政治報告。

　　3月15日  下午，關于九大的準備工作，毛澤東說：九大政治報告還沒有寫好，索性四月一日舉行。

　　3月中旬—3月31日  審閱修改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稿。

　　在三月二十五日送審的報告修改第一稿上批示：“看了一遍，略有修改，大體可用。覺得還應壓縮，把空話和不需要的形容詞盡量刪去。請林彪同志酌定。”

　　在三月二十八日送審的修改第二稿上批示：“請林彪同志審閱。退還張春橋、姚文元同志。有一些小的修改。”

　　在三月三十一日送審的修改第三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看了一遍，作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第四節(jié)與第三節(jié)對調一下，末尾一小節(jié)當作第五節(jié)。這是郭沫若[1]同志提出來的，我覺得這個意見較好。是否可以，請你酌定。并告張、姚二同志。”

　　3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集周恩來等開會，談九大政治報告稿和國際問題。

　　3月26日  下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討論九大準備工作。毛澤東提出：九大政治報告字數(shù)少了才有人看，長了沒有人看。

　　3月29日  下午，在人民大會堂一一八廳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開會，討論九大準備工作和中蘇邊境沖突。毛澤東說：三月二十八日修改的九大政治報告的修改稿，看了一下，大概差不多了，有幾句話要刪掉[1]，有些話有后遺癥。使將來的人不好辦。還是引證太多，外國人看不懂。

　　4月1日—24日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一千五百一十二人，代表全國二千二百萬黨員。

　　4月1日  下午，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大會選舉毛澤東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為副主席，周恩來為秘書長。通過三項議事日程：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修改黨的章程;選舉黨的中央委員會。毛澤東主持開幕會議并講話。他說：經過八大到現(xiàn)在，對一些人的政治歷史搞得比較清楚了，在政治路線上，組織路線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較清楚。因此，我們希望這一次大會，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在這個團結的基礎上，我們能不能取得勝利?就這個大會來說，能不能開成一個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能不能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我以為，可以的。可以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大會以后，可以在全國取得更大的勝利!接著，林彪作政治報告。報告分為八個部分：一、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準備;二、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過程;三、關于認真搞好斗、批、改;四、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五、關于我國革命的最后勝利;六、關于黨的整頓和建設;七、關于我國和外國的關系;八、全黨、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個報告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理論”為核心，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的新貢獻”。關于國際形勢，報告提出，決不可以忽視美帝、蘇修發(fā)動大規(guī)模侵略戰(zhàn)爭的危險性，“我們要作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準備他們早打，準備他們打常規(guī)戰(zhàn)爭，也準備他們打核大戰(zhàn)”。報告的第四部分“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和第七部分“關于我國和外國的關系”，分別以黑體字引用了毛澤東的以下最新講話：“無產階級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一個階級，是思想上、政治上、力量上最強大的一個革命階級。它可以而且必須把絕大多數(shù)的人團結在自己的周圍，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擊一小撮敵人。”“關于世界大戰(zhàn)問題，無非是兩種可能：一種是戰(zhàn)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zhàn)爭。”

　　附錄二：《毛澤東傳》記載九大報告起草過程的相關信息：

　　“報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寫，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都不要寫，只寫我和劉少奇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這次犯錯誤的同志，沒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時一個也沒有丟。我們還是按過去老規(guī)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shù)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當敵我矛盾處理。至于有些人，江渭清、譚啟龍、張平化、趙紫陽、霍士廉，要好好研究一下，究竟有些什么樣的嚴重問題。如沒有什么嚴重問題，只是這一次犯嚴重錯誤的話，過一個時間，群眾的氣消了，就可能解放他們。”①(①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等談話記錄，1969年3月22日。)

　　二月七日，他召集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開會時說：“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讓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文章寫出后才好開會。現(xiàn)在講幾個里程碑(指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fā)展的第三個里程碑。──引者注)，我就不贊成。”①(①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9年2月7日。)在這次會上，還討論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的具體指標。會上初步商定報告稿在二月二十日交卷，九大在三月十五日開幕。十九日，毛澤東催促陳伯達：“你報告寫得差不多了吧!二十號交卷有希望嗎?你們三個人要一齊找林彪同志談一談。”②(②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等談話記錄，1969年2月19日。)三月三日，期限已過了十多天，仍然沒有消息。毛澤東很生氣，在找中央文革碰頭會議成員談話時說：“原定二月二十日交卷，交不了又不說明道理。會議決定的，一個人(指陳伯達。──引者注)推遲時間。”③(③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9年3月3日。)七日，他在談話時表現(xiàn)出更大的不滿，說：“開會，一個主要的是文件，一個是黨章，一個是選舉。做了決議又不辦，不辦又不報告。還是準備兩手：一個是寫出報告可用，一個是不能用。”他問陳伯達：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陳伯達回答：我自己一個人在寫。毛澤東說： “你這個人每次都說知過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變。”④(④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9年3月7日。)十二日，他就提出換人的問題，說：“是不是請你們三位：康、張、姚三位。”“兩家各搞各。”并且點明報告的主題：“總之，要提出矛盾來，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斗爭，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阻礙群眾運動，就是有這個東西，相當嚴重。”①(①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9年3月12日。)這以后，九大報告就由張春橋、姚文元來起草。三天后，毛澤東說：“報告沒有寫好，遲幾天開會不要緊。給陳伯達是一個月，給你們半個月，索性四月一日開會。”②(②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記錄，1969年3月15日。)張、姚兩人從十六日起陸續(xù)將報告稿分批送審，毛澤東改了多遍，在三月三十一日完稿。

　　據(jù)當年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議的吳法憲回憶：“陳伯達寫時天天跑到林家，商量怎么寫，林講了個大概。從這以后，陳開始靠林了。”“主席否定陳伯達的報告，林彪很不高興，因為這是林、陳兩人商量的。”在由張春橋等起草后，“林說：寫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報告，是林彪在會上照著稿子念的。” ③(③訪問吳法憲談話記錄，1983年11月18日至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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