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起,經元、明、清三代,長時期沒有出現中唐以后那種六鎮林立、驕兵悍將當道、軍閥割據的局面,辛亥革命以后卻重新出現了這種現象。北洋軍閥統治的時間雖不長,地方軍閥半割據的狀態,卻延續了好幾十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才告一段落。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局面,背后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深思。
在秦漢以來中國歷代的政治體制上,只要一旦時局穩定,戰亂過去以后,歷來是文武分職,文主武從。在科舉與銓選制度上,歷來是文優于武,武舉不占重要地位,只有立國初年,將軍才有顯赫地位,接下來便是文官占據主流地位。明代的內閣都是文官,沒有武官的地位。清代也是如此,議政王大臣會議在雍正時被軍機處取代,康熙時的《大清會典》明文規定:“國家軍旅之事,專任武官,其在行省者,以文臣監督,曰總督、曰巡撫。”總督、巡撫都是監察系統演化而來,是文人的職務。清代這個情況的改變是太平軍起義失敗后,湘淮軍的統帥政治地位提高,他們出任地方督撫以后,軍人地位有顯著提高。然而他們出任地方督撫時,亦還是以文官的身份,但他們畢竟是帶過兵的武官,在軍隊內部有深厚的人脈關系,同時各省的督撫,實際也掌控著一部分兵權。兵將相習,實際上蘊含著兵將之間的特殊關系。
晚清的練軍,實際上還是想用湘淮兵勇的辦法來改造原來綠營的軍隊,但并未根本改變原來的軍事體制。到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新編陸軍實際上替代了原有綠營的軍制。清廷練兵處曾于一九〇九年計劃編練新軍三十六鎮,到辛亥革命前夜實際練成十四鎮,又十八混成協,又四標。新編陸軍亦還只是初具規模,新軍的軍官大都出自袁世凱主持的保定軍官學校,也有一部分是當時各地派往日本學習的,回國以后在各地主持軍隊工作,綠營制度退出歷史舞臺了。地方督撫有不少人與新軍保持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這樣一支現代化的新軍,清王朝已不能進行嚴密的控制了。
辛亥革命前,已有新軍軍官起事的案例。武昌起義,本質上便是新軍的兵變。中下級軍官思想的變化,逼著上級軍官跟著轉。辛亥革命不僅結束了帝制,也改變了原來軍政分開的體制。在辛亥革命后各省市易幟的督撫大員,大都轉任民國的地方都督,他們要維護自己在地方的統治,必須緊緊地抓住手中的兵權,軍與政也就合一了。民國二年(公元一九一三年),袁世凱下令實行軍民分治,黎元洪雖發電支持,但各省督撫幾乎是一片反對之聲。辛亥革命后關內十七省都督中,十二人為軍人,其中有六人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袁世凱所以主張軍政分開,在當時是為了擴張其北洋軍閥在南方的勢力范圍,削弱孫中山革命黨在南方的影響,受到南方都督們的抵制亦是勢所必然。這時南北的對峙,擴大了軍閥割據的局面。辛亥革命以后,無法迅速出現全國統一的局面,卻為軍閥割據提供了客觀的歷史條件。袁世凱死后,北方分裂為直、皖、奉三系,南方則有滇系和桂系,滇粵之間對立。總之各省都各自為政,中央政府形同虛設,那種情況下,中央政權成了空架子,而各地軍閥勢力的背后,都或多或少有外國勢力在那里插手,結果是軍閥之間混戰不斷。外國侵略,特別是日本侵華的危機日益加深,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局面下,為挽救民族危亡,勢必提出“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口號。
軍閥這個概念,是從海外引入的,主要是從日本引進的。在中國明確提出軍閥概念是一九一六年左右,最早提出這個概念的是陳獨秀、李大釗他們,說得比較明確的是譚平山。討論這個問題的由頭,是軍隊干政的問題。辛亥革命后,全國政權實際上掌握在袁世凱一系的北洋軍閥的手中,受革命黨影響,最早響應武昌起義的都是南方的督軍,他們與孫中山的革命黨有著錯綜復雜的聯系。袁世凱及后來的北洋軍閥如段祺瑞、馮國璋等,要削弱孫中山對南方各省的影響,在理論上自然提出反對軍人干政,這樣才能限制孫中山在南方活動的地盤,切斷革命黨與軍隊的聯系,限制軍人參政的權力。事實上南方新軍官兵在辛亥革命前后都或多或少地介入了革命運動,軍人同政治關系問題凸顯出來。袁世凱為了削弱革命黨對新軍的滲透,自然要限制軍人參政。故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三日的大總統令稱:“至軍人入黨,前經下令施禁,尤宜服從。”“如有軍人受黨證者,立即銷毀,從嚴革究,以肅軍紀,而維大局。”這條大總統令的目的,是為了對抗國民黨二次革命的影響。把國民黨與南方都督軍的聯系切斷以后,國民黨很難再作有效的反抗。對于這一命令,南方的督軍很難公開反抗。在理論上,袁世凱占先,即使蔡鍔這樣云南的督軍,也承認軍隊與政黨之間,一定要劃清界限。他在致電袁世凱和孫中山時,亦表示:“集會結社自由,為文明國通例。惟軍人入黨,各國都有限制。鄙意同一集會,亦宜稍有區別。如現在南北軍界統一會之類,系為維持大局起見,自為全國所贊同。至如政治集會,似不宜以統兵大員為之。誠恐以政見不同,遂至以武力盾其后,反足以劫持公論,而破壞和平。雖險象尚未昭著,而流弊似宜預防。”蔡鍔的主張,在當時屬于中間派。
袁世凱去世以后,北洋軍閥自身的派系分裂。北洋內部分裂成以段祺瑞為代表的皖系,以馮國璋為代表的直系,而東北則是張作霖的天下,即所謂奉系。在徐州這一帶則有張勛的辮子兵;在南方則有唐繼堯控制的云貴,俗稱滇系;有陸榮廷控制的廣東和廣西,對北洋政府出于半獨立狀態,并分別向四川和湖南發展自己的勢力。在各種力量相持不下的情況下,哪一派也無法獨自控制中央政權。軍人干政的情況在北方也顯現出來,圍繞是否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問題的表決,府院之間也就是以黎元洪為代表的總統府,以段祺瑞為代表的國務院的爭論激化,于是有十一省的督軍組成的督軍團進京干預國會討論參戰的決議,一時成為鬧劇。
到了二十年代初,北洋軍閥內部皖、直、奉三系之間的戰爭不斷,南方桂系、滇系與北方也紛爭頻仍,南北分裂,國民黨提出聯省自治。國家政局動蕩不定的過程中,國人注意的焦點,自然從軍人干政的問題轉向如何討伐軍閥的問題了。如陳獨秀在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中,還在強調如何限制軍隊干政的問題,認為“國家的海陸軍,都是為對外的國防而設。至于對內,非因特別事變的發生,是不能時常使用的。”“督軍制度,固然是辛亥革命以來的產生物,但是現在革命時代已過,此種臨時組織,當然是憲法時代所斷然不容存在的。”(《我的國內和平意見·裁兵問題》一九一九年二月十六日)而孫中山與革命黨人則是軍人政治化的倡導者,盡管孫中山在民初也曾經強調過軍人不干政的原則,但由于革命屢遭挫折,孫中山不得不接受蘇聯的援助,在廣東創辦黃埔軍校,培訓軍事人才,組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支黨屬的軍隊,并提出了軍人參政,在軍隊中建立政治工作的理論主張。同時南方的軍事實力派也不斷地有人加入革命黨,從事革命戰爭。如馮玉祥便是一個典型,他說過:我是一個軍人,不懂政治,后來改變認識,決定全軍加入國民黨。
從二十年代初起,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理論界,也不再議論什么軍人該不該干政的問題,而是把矛頭指向軍閥了,強調政黨統率軍隊的重要意義:“革命的武力至少必須與民眾合作,必須受民眾和黨的制裁,才能免除形成軍事獨裁走到反民眾利益那邊去的危險。”(《革命與武力》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向導》第一七九期)比較系統論述軍閥問題的則是譚平山,他在一九二〇年初便發表了《軍閥亡國論》的文章,他說:“我們的國家,變成軍人專有的國家;我們的政治,變成軍人獨擅的政治了。所以軍人在社會上,握了一種特殊的勢力,成了一種特別的階級,組織了一種特別的系統,這就叫做軍閥。故所謂北洋系、西南系和東三省系、直隸系、安徽系、云貴系、廣西系等就是南北軍閥所專有的名詞。”他還在文章中羅列了軍閥的十二條罪狀。
孫中山建軍的思想,實際上是學習蘇聯紅軍的建軍思想。一九二三年底,孫中山派出以蔣介石為團長的考察團訪蘇,根據蔣介石考察的建議,決定在黃埔創辦軍校,培訓軍事骨干,建立新式的革命軍隊。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軍校舉行開校典禮,孫中山自兼軍校總理,主持辦校練軍,建立黨代表制和政治機關,以黃埔學生為骨干,編成教導隊,作為直屬國民黨中央的軍隊,稱為黨軍,一九二五年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軍。黃埔軍校由廖仲愷任黨代表,戴傳賢為政治部主任,在軍校成立國民黨的特別黨部,蔣介石、嚴鳳儀、金佛莊、陳復、李之龍五人為執行委員,蔣介石兼任監察委員。教導團成立之初,團、營、連都設有黨代表,在軍隊內還制定了一套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制度,以黃埔軍校為基礎,把這一套制度推廣于其所屬之各路國民革命軍,并逐漸完成南方各路舊軍隊的改造,在南方確立了國民黨的黨軍體制。
這是一種新的軍政關系模式,蔣介石在《告全體將士書》中說:“國民革命軍乃黨之所有,任何人不可得而私也。”“政治工作為革命精神之所寄,其職責所在,必相與努力,促其完成,不得輕視。此為革命軍真正命脈之一,慎勿等閑視之。”那時候蔣介石革命得很呢!在那個條件下,也只有以黨治軍,才能練成一支新軍,逐步取代舊的軍閥割據的局面。在軍隊內建立黨的組織,那就必須把黨的組織建在基層。
如何在連隊建立黨的小組,那時周恩來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蔣介石寫信給周恩來,希望他能“先把第一師各團黨部整頓起來,使士兵開小組會議時,完全自由發表其意見。”周恩來在第二天便通告國民革命軍第一師諸同志,具體規定了各連隊要建立黨部,每星期必須依章開會,黨代表及常務委員負全責,連隊黨部每周至少開二次會,每次一小時或一小時半。黨代表須親自參加會議,執行委員輪流參加,組長在小組會議報告工作。那時國民革命軍的黨建工作,還是周恩來幫助蔣介石搞起來的,實際上這一段時間中共幫助國民黨的建軍工作,也為自己后來的建軍工作奠定了基礎。至于以后國民黨軍隊的變化及新軍閥之間的混戰,則不在這里說了。真正把黨軍制,也就是黨指揮槍原則貫穿到底的還是共產黨,國民黨在這方面并不徹底。從根本上徹底消滅大陸各地軍閥勢力的歷史使命,只能由中國共產黨來擔當。
朱永嘉(1931—),歷史學者,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明史研究專家。著有《論曹操》《劉邦與項羽》《商鞅變法與王莽改制》《讀史求是》等。“文革”時擔任上海市寫作組總負責人,曾為王洪文講解《后漢書·劉盆子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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