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不容歪曲，事實勝于雄辯。在艱苦卓絕的中華民族抗戰中——

　　中國共產黨無愧中流砥柱

　　■徐焰

　　油畫《轉戰南北——抗戰中的毛澤東與周恩來》(局部) 作者：湯沐黎

　　“他指引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領導中國走向光明。他堅持抗戰八年整，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設敵后根據地，他實行民主好處多……”

　　這首《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歌詞，以極為精當的表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近年來國內有些人在紀念抗戰時卻出現了一種奇怪現象，即極力拔高國民黨正面戰場的地位，渲染國民黨抗戰將領的作用，貶低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的重要性。

　　對于這些別有用心奇談怪論的影響絕不能小視，必須堅決抵制。抵制的最好辦法，莫過于理直氣壯地如實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業績，以科學的態度闡明中國共產黨起到的中流砥柱作用。

　　看待抗戰功績，要看誰最早提出抗日和態度是否堅定

　　——在外部侵略和內部投降的惡浪逆流中，沒有中國共產黨，抗戰極有可能半途而廢，最后勝利則無從談起

　　從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中期的世界形勢看，中國人民進行的抗日戰爭是整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一部分，開始的時間最早，持續的時間又最長——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堅持了14年。

　　當年在國際上興起的法西斯主義，是最反動的極端民族主義、專制主義和擴張主義的集合體，是追求和平、民主和自由的進步人類的公敵，因而當年主張共產主義的國家和政黨能與不同制度的國家和政黨攜起手來，形成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最終打垮了德意日這三個法西斯惡魔。

　　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共產黨人最早提出反法西斯的主張，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卻同納粹德國結成非常密切的關系。眾所周知，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東北時，國民黨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國共產黨最早提出展開對日抗戰。中共滿洲省委在九一八事變第二天就號召武裝抵抗，中共中央隨即又發出武裝抗日的宣言，并派干部在東北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游擊隊。1932年，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正式對日本宣戰，還宣布愿意同一切抗日的軍隊停止戰斗一致對外，接著同馮玉祥領導的察綏抗日同盟軍、福建人民政府建立過合作關系。這對促成全國抗日高潮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后，東北掀起了一年多的義勇軍運動，南京政府非但沒有派一兵一卒支援，還于1933年5月同日本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定”，承諾取締關內抗日運動并不支持東北的“反滿抗日”。東北舊式抗日武裝被歷史淘汰后，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高度政治覺悟和嚴密組織的部隊能堅持長年的武裝斗爭。這支部隊在1936年改名為東北抗日聯軍，并先后建立了11個軍。東北抗日聯軍始終沒有停止在東北土地上的戰斗，對關內抗戰和蘇聯對日戰備起到重要戰略配合作用。

　　國民黨政府的退讓，直接導致日本侵略者得寸進尺。他們侵占東北后又在1932年發動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1933年大舉進攻長城一線又兵臨北平、天津城下，1935年又制造了想炮制“第二滿洲國”的華北事變。當時中國面臨著嚴重的亡國危機，正如同《義勇軍進行曲》中所唱的那樣──“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自1935年共產國際七大確定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政策后，中共中央長征到達陜北即決定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隨后將“反蔣抗日”的口號改為“逼蔣抗日”。1936年12月，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鼓動下，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經過中共方面的努力，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國共雙方達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共識。試想，若無中共方面這些努力，南京政府還堅持“先安內后攘外”而內戰不息，哪里會有全民族共同抗戰?

　　1937年7月全面抗戰開始后，國民黨政府雖然進行抵抗，但在隨后的幾年內卻經常出現動搖。除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率20多名中央委員、50多名將軍以及數十萬軍隊降日充當漢奸外，退到重慶的國民黨中央也一再派代表同日本秘密議和，為此直至1941年12月都沒有向日本宣戰。

　　中國共產黨在國內各黨派中的抗日態度最堅決，一直帶頭反對投降，動員全國人民要求抗戰到底。正是靠著這一政治壓力，國民黨最高當局才不得不打消妥協企圖。在外部侵略和內部投降的惡浪逆流中，沒有中國共產黨，抗戰極有可能半途而廢，最后勝利則無從談起。

　　敵后抗戰雖以游擊戰為主，卻能拖住日軍

　　——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特現象：侵略者的后方變成了另一個前線！八路軍、新四軍只有“抗”方能“大”，光“坐”豈能變“大”

　　近些年講起抗戰，有人單純強調民族共同性而不講內在區別，造成了一種思想認識混亂，即許多人不了解這場戰爭實際上分為兩個戰場。有些人只重視國民黨軍的會戰，對敵后戰場的游擊戰不屑一顧。

　　看看國民黨正面戰場的22次會戰，大多數不都是敗仗嗎?全面抗戰之初，國民黨政權擁有200多萬正規軍以及差不多相同數量的非正規軍。面對幾十萬日軍進攻，除了臺兒莊一仗外，各次會戰都以失利告終，經過一年多的戰略退卻喪失了半壁江山。

　　此時，正是靠中共領導的軍隊深入敵后戰場，以游擊戰拖住了侵華日軍的后腿，才使其在1938年秋季以后在華停止了戰略進攻。共產黨在敵后進行的雖然是分散的游擊戰，總共作戰卻多達12萬次!歷史已經證明，這種積小勝為大勝的戰法，正是對付日本侵略者的有效戰法。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在全面抗戰開始時，確定了“到敵人后方去”的正確發展方向，制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的唯一正確方針。此時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的只有5萬多人軍隊(八路軍4.5萬人，新四軍1萬人)，武器只有少量槍支，幾乎沒有火炮，此后又一直得不到外援而要靠戰場繳獲來獲取裝備。在只有“小米步槍”的簡陋條件下，八路軍、新四軍根本沒有本錢打大規模正規戰，除了“百團大戰”這樣少有的集中作戰外，正確的指導方針便是發動群眾打分散的游擊戰。

　　在全國抗日戰場上，共產黨領導解放區戰場物質條件最困難，只能實行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游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廣泛的游擊戰，使得被日軍侵占的人口達2億的廣大淪陷區，有1億人口的地區被八路軍、新四軍解放。這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特現象：侵略者的后方變成了另一個前線!若沒有共產黨建立的抗日根據地，正面戰場怎么能繼續堅持?

　　國民黨當局當年污蔑共產黨軍隊在敵后“游而不擊”和“坐大”，此說根本違背了戰爭基本規則，即只有消滅敵人才能保存自己。八路軍、新四軍開創根據地后，日軍自然感到后方受威脅，自1938年10月攻占武漢、廣州后對正面戰場只實施規模不大的“壓制戰”，長期以在關內的約半數兵力進行“治安戰”，并以其特有毒辣實行了“鐵壁合圍，縱橫掃蕩”等戰術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敵后解放區通過粉碎一次次“掃蕩”，才能形成發展——縮小——再壯大的局面。上世紀90年代我在日本查過舊陸海軍檔案和戰史叢書，里面有眾多“治安戰”的記載并深感對中共游擊戰無奈的感嘆。事實證明，八路軍、新四軍只有“抗”方能“大”，光“坐”豈能變“大”?

　　1941年之后的兩年間，敵后抗日根據地進入最困難的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又實行軍民一體打游擊，華北敵后200余縣提出的任務是一個縣一天打死一個鬼子，每月便能斃日軍6000人。解放區戰場越戰越強，發展為北起長城邊、南至海南島的全國19塊地區。

　　談起抗日戰爭時國共雙方軍隊殺傷日軍的戰績，若將多方面的資料相對照，雖然能看出國民黨軍對日軍的殺傷要多一些，不過雙方戰果相差并不是很大。此外，中共軍隊還擔負了幾乎對偽軍作戰的全部任務，這是因為日軍將偽軍基本都用于后方作戰。

　　抗戰期間和戰后，國民黨政府為振奮士氣和表功虛報戰績甚多，曾長期聲稱斃傷日軍276萬。上世紀70年代蔣緯國主編的《抗戰御侮》叢書中，則統計戰時共斃傷日軍85萬人，這也等于否定了過去的浮夸數字。

　　據戰后日本解密的檔案記載，其在中國關內的“支那派遣軍”傷、亡總計133萬人。按靖國神社中查到每個戰死者的靈牌統計，戰時共有185萬軍人死亡，其中死在中國關內戰場者為40.5萬人。若加上負傷人員，日軍在中國關內戰場傷亡總數133萬應是可信的。再加上在緬甸北部戰場上日軍死亡4萬人，以及在東北等地同中國抗日武裝作戰付出一些傷亡，現在國內史學界公開的數字是共“消滅日軍150萬人”，正是綜合這些數據計算出來的。

　　日本投降時，延安總部宣布解放區戰場共消滅日軍52萬人，若再扣除東北抗日聯軍的戰果和不歸國共領導的民間武裝的有限戰果，日軍在華的損失應有80多萬人為國民黨軍所消滅。不過國民黨政府抗戰時長期保持著400萬人的軍隊，掌握國內主要資源，并壟斷國外20億美元以上的援助，戰爭后期在武器裝備上也不遜于日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至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夏天也才剛剛超過100萬人，裝備又非常簡陋。如此看來，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的作戰效能要高得多。

　　侵華日軍總頭目、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在戰后回憶錄中對八路軍的評價是“作戰勇敢，內部團結，只是武器裝備太差”。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以其英勇精神，在對日作戰中起到毛澤東所說的“先鋒隊”“壯氣軍”的作用。這是中流砥柱作用的又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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