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要點：

　　■ 開辟敵后戰場是中國共產黨基于對抗日戰爭特點、規律的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而做出的戰略決策。根據這一戰略決策，抗日戰場出現了一道奇特的景觀，即敵人向正面戰場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卻向敵后挺進。

　　■ 敵后戰場的開辟，實現了變敵人后方為前線、變戰略上的內線為戰略上的外線、變戰略上的被包圍為戰略上的反包圍。這種犬牙交錯的戰爭特殊形態，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是迫使日軍陷入兩面作戰局面，成為日軍在侵占武漢后被迫停止戰略進攻的一個重要原因。

　　■ 敵后抗日軍民在與日本侵略者展開殊死較量的同時，還妥善處理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各種反共摩擦事件，克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投降、分裂的危險，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可以說，沒有敵后戰場的堅持斗爭，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就不能堅持下來。

　　■ 在八年全國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共作戰12.5萬余次，殲滅日偽軍171.4萬余次，收復國土約100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約1億，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日本學家所說：中共軍隊的抵抗是中國能夠貫徹持久戰，并將擁有近代武器、具備壓倒性軍事優勢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戰敗的綜合性要素之一。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武裝以非凡的膽略和堅定無畏的革命精神深入敵后，運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爭，開辟了廣闊的敵后戰場，將敵人后方變成抗日前線。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在敵后戰場的日益發展壯大及其英勇作戰，給日本侵略者以越來越沉重的打擊，敵后戰場也由戰略上配合正面戰場作戰逐步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為支撐持久抗戰、奪取最后勝利發揮了決定性作用。正如習近平主席所指出的，“中國共產黨堅持全面抗戰路線，制定正確戰略策略，開辟廣大敵后戰場，成為堅持抗戰的中堅力量。”

　　一、敵后戰場的開辟，奠定了中國抗戰兩個戰場的戰略格局，為迅速扭轉戰爭初期的不利局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并存，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重要特點，兩個戰場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的關系。正面戰場在較長的歷史時間，特別是戰略防御階段起著主戰場的作用，但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以后，敵后戰場逐漸成為主戰場。

　　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初，采取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企圖憑借強大的武力一舉滅亡中國。作為執政黨的國民黨，在當時掌握著國家機器和全國絕大部分資源，國民黨軍隊在戰略防御階段的對日作戰比較積極，擔負了抵抗日軍戰略進攻的主要任務，抗擊了侵華日軍的主要兵力，正面戰場成為這一階段中國抗戰的主戰場。但由于國民黨推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和消極防御的作戰方針，沒能給日軍以更有力的打擊，華北、華中、華南大片國土相繼淪陷，戰局日益惡化。在此情況下，如何遲滯和阻止敵人的戰略進攻，穩定戰局，成為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

　　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為，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單純依靠正面防御，是很難阻止日軍進攻步伐的。而到敵后作戰，開辟敵后戰場，一方面可以收復一部分失地，縮小敵占區，威脅日軍后方安全，與正面戰場相配合形成對日軍兩面夾擊的戰略態勢;另一方面，能夠發揮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與人民群眾有血肉聯系、有開展游擊戰爭豐富經驗的優勢和特長，有利于在鉗制與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的同時，發展壯大人民抗日武裝，逐漸改變雙方的力量對比。這是擺脫戰略上的被動地位，爭取戰爭主動權的最佳方法。基于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下旬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做出了開辟敵后戰場的決定，并提出創造根據地、牽制和相機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保存和擴大自身及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的基本任務。可以說，開辟敵后戰場是中國共產黨基于對抗日戰爭特點、規律的科學分析和準確把握而做出的戰略決策。根據這一戰略決策，抗日戰場出現了一道奇特的景觀，即敵人向正面戰場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卻向敵后挺進。

　　太原失守后，八路軍在華北采取先山區后平原的戰略步驟，逐步向敵后展開，創建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晉西南等抗日根據地。在華中，新四軍展開于大江南北，初創了蘇南、皖中、豫東等抗日根據地。至1938年10月，八路軍、新四軍共進行戰役戰斗1600余次，殲敵5.4萬余人，八路軍、新四軍也由改編時的5萬余人發展到18萬余人，敵后抗日根據地(包括游擊區)總人口達5000萬以上。這樣，中國共產黨就通過自身的努力，在敵后站穩了腳跟，并將敵人占領區變成了具有戰略意義的打擊敵人的新的戰場——敵后戰場。

　　敵后戰場的開辟，不僅直接給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擊，分散和削弱了侵華日軍的力量，減輕了正面戰場的壓力，而且迅速填補了因正面戰場作戰失利留下的空白，壓縮了敵占區的范圍，使日軍既無法實現“面”的占領，也不能在其占領區內“安享其成”，實現了變敵人后方為前線、變戰略上的內線為戰略上的外線、變戰略上的被包圍為戰略上的反包圍。這種犬牙交錯的戰爭特殊形態，是“戰爭史上的奇觀，中華民族的壯舉，驚天動地的偉業”，是迫使日軍陷入兩面作戰局面，成為日軍在侵占武漢后被迫停止戰略進攻的一個重要原因。由此，這場戰爭就脫離了日軍追求的速決戰方向，進入了中國設定的持久戰軌道，并最終決定了中國抗戰的前途命運。正如毛澤東同志所指出的：“如果沒有最廣大的和最堅持的游擊戰爭，而使敵人安穩坐占，毫無后顧之憂，則我正面主力損傷必大，敵之進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難以出現，繼續抗戰可能動搖”。(《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427頁，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二、敵后戰場的堅持斗爭，粉碎了日本侵略者“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戰略圖謀，為維護團結抗戰、持久抗戰發揮了主戰場作用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后，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本被迫放棄速戰速決戰略，改以長期戰為主，實施“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戰略，逐漸減少了對正面戰場的進攻，而將其主要兵力用于打擊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間，日軍只對國民黨軍進行了一些有限規模的戰役進攻，而用于對敵后戰場作戰的兵力則分別為54萬人、47萬人、46萬人、33.2萬人、35萬人;敵后戰場抗擊侵華日軍(日本關東軍除外)的比例，分別達到62%、58%、75%、63%、58%。隨著日軍作戰重點的轉移和國民黨在抗戰方面的日趨消極，抗日戰爭的重擔就主要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軍民肩上，敵后戰場逐步上升成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所以戰略相持階段，“實即解放區與敵人的相持”，“構成這個階段的特點，是敵人與解放區之長期反復的最殘酷的戰爭。”(《朱德選集》第139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日軍從1939年起對各抗日根據地展開大規模的“掃蕩”，推行“囚籠”政策，企圖變“點”、“線”的占領為“面”的占領。與日軍的企圖針鋒相對，中國共產黨適時提出“鞏固華北、發展華中、華南”的戰略方針，開展更加廣泛的、群眾性的、分散的游擊戰爭，積小勝為大勝，逐步消耗與削弱敵人。從1939年到1940年的兩年中，敵后抗日軍民共作戰1萬余次，粉碎日軍1000人至5萬人的“掃蕩”近百次，殲滅了大量日偽軍，僅1939年6月至1940年5月，八路軍即殲敵11萬余人。為打破敵人的“囚籠”政策，八路軍還于1940年8月發起百團大戰，不僅給日軍以沉重打擊，而且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八路軍的聲望，鼓舞了全國人民持久抗戰的信心。這一時期，人民抗日力量在游擊戰爭中得到了迅速發展。至1940年8月，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部隊由抗戰開始時的5萬多人發展到50余萬人，此外還有大量的地方武裝和民兵。除陜甘寧邊區外，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16塊抗日民主根據地。這些根據地共擁有近1億人口，成為全國抗戰的重心。

　　1941年和1942年，日軍為將中國占領區變成其準備和進行太平洋戰爭的兵站基地，更加強調打擊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并實行所謂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總力戰”。兩年中，使用千人以上、萬人以下兵力對抗日根據地進行的“掃蕩”達132次之多，使用萬人以上至7萬人兵力進行的“掃蕩”達27次。同時，日軍還采取了“蠶食”、“治安強化”、“清鄉”等措施，實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企圖徹底摧毀敵后抗日軍民的抗戰意志和生存條件。在敵人的瘋狂進攻下，抗日根據地遭到嚴重摧殘，不僅面積大為縮小，人口也降到5000萬以下，八路軍、新四軍等人民抗日武裝則由50萬人減至40余萬人，經濟條件十分艱難，有的部隊指戰員甚至是在有半年吃樹葉、地瓜秧、花生皮稀稀摻一點糧食的情況下進行作戰的，即使環境相對穩定的陜甘寧邊區也“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的程度，敵后抗戰進入了極端困難時期。(《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9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敵后抗日軍民為克服各種困難堅持持久抗戰，采取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武裝群眾化及“敵進我進”的對敵斗爭指導方針和精兵簡政、發展生產、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展開了艱苦卓絕的反“掃蕩”、反“蠶食”、反“治安強化”、反“清鄉”斗爭，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了敵后斗爭，為積蓄力量、準備反攻奠定了基礎。

　　1943年，日軍仍強調，為了適應大東亞決戰的要求，迅速消滅中共勢力，乃是當前急務。據日軍華北方面軍的戰報統計，1943年該方面軍與中國軍隊交戰1.5萬次，其中與中共軍隊交戰的次數占75%。然而，日軍非但無法消滅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鞏固占領區，自身力量反而不斷受到削弱，且深陷敵后戰場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而無法自拔，其在中國戰場的處境日趨被動，將中國占領區變為兵站基地的企圖遭到徹底破產。這一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作戰也陷入了被動局面。中國敵后抗日軍民則在頂住日軍的各種瘋狂進攻后，進入了恢復和再發展的新階段。

　　敵后抗日軍民在與日本侵略者展開殊死較量的同時，還妥善處理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各種反共摩擦事件，克服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投降、分裂的危險，維護了國共合作抗戰的局面。可以說，沒有敵后戰場的堅持斗爭，中國的抗日戰爭也就不能堅持下來。朱德曾指出：“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又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這種與敵人相持的戰爭，如果解放區戰場的戰爭不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下來”，“那就不會有什么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朱德選集》第140頁，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三、敵后戰場率先發起反攻，成為中國人民對日反攻的戰略基地，為最終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了決定性作用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發生了有利于同盟國的根本性變化。作為抗日戰爭主戰場的敵后戰場也出現了重要轉折，敵后抗日軍民在斗爭中逐步由被動轉為主動，從而使斗爭形勢發生了有利于己的重要變化。從1943年7月起，八路軍首先在河南、山東部分地區發起攻勢作戰并取得勝利，揭開了中國戰場戰略反攻的序幕。

　　進入1944年，處于太平洋戰場和中國戰場的日軍在戰略上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境地。敵后抗日軍民抓住時機，在華北、華中、華南敵后戰場普遍展開攻勢作戰，以拔除根據地內和邊沿區的日偽軍據點，將敵人向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壓縮。這一年的攻勢作戰，從春季到冬季，此起彼伏，持續不斷。同時八路軍、新四軍各以一部轉入外線，向河南、湘粵贛邊、蘇浙皖邊敵后進軍，開辟新區，建立和擴大戰略反攻基地。一年間，八路軍、新四軍、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共進行戰斗2萬余次，殲敵約30萬人，收復縣城16座、國土8萬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約1200萬。通過一年的攻勢作戰，敵后抗日軍民不僅消滅了大量日偽軍，拔除了敵人的眾多據點，而且將近47萬日軍和超過78萬偽軍留在了敵后戰場，使其無法抽身到其他戰場，不僅有力支持了正面戰場作戰，同時也配合了盟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反攻。

　　進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勝利在望。敵后抗日軍民也發起了更大規模的春、夏季攻勢作戰，殲敵16萬余人，收復縣城60余座，擴大解放區24萬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近1000萬，并把日軍進一步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為轉入全面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隨著戰略反攻的不斷勝利，解放區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至1945年4月，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已在華北、華中、華南創建了19個解放區，擁有人口9550萬，正規軍發展到91萬人，另有民兵220萬人以上。日本歷史學家作過這樣的記述：“從(1945年)4月到8月之間，解放區的發展異常迅速。由于八路軍的進攻，華北的日軍從所有的小據點和碉堡里不斷地被驅逐出來。日軍的小部隊已陷于無法行動，而大部隊則被困在鐵路沿線的城市里”;“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占領區八年間的統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經瀕于崩潰了。”(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第104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1945年8月上旬，毛澤東主席發表《對日寇的最后一戰》聲明，號召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8月10日至11日，朱德總司令連續發布七道命令，令解放區部隊向各自當面之敵發動全面反攻。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人民抗日游擊隊利用自己長期浴血奮戰在敵后，處于敵占區最前線的有利位置，迅速向敵占城鎮和交通要道發起進攻，并派兵一部進軍東北，配合蘇聯紅軍解放了東北全境。日本簽字投降后，解放區軍民繼續攻殲拒降之敵。至1945年底，共殲敵近40萬人，收復縣以上城市250余座，取得了戰略反攻及殲滅拒降之敵的重大勝利。

　　這一時期，正面戰場除在緬北、滇西進行反攻并取得勝利外，在其他地區不僅未能實行與敵后戰場同樣有效的反攻作戰，反而出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豫湘桂大潰敗。1945年春，國民黨政府雖然制定了反攻計劃，但還未及實施日本就已宣布投降。由此可見，中國抗日戰爭戰略反攻的任務主要是由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抗日軍民完成的，敵后戰場對最后奪取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在八年全國抗戰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民共作戰12.5萬余次，殲滅日偽軍171.4萬余人，創建了面積約100萬平方公里、人口約1億的解放區，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全面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正如日本史學家所說：中共軍隊的抵抗“是中國能夠貫徹持久戰，并將擁有近代武器、具備壓倒性軍事優勢的日本一步步逼向戰敗的綜合性要素之一。因此，不考察中共軍隊的戰場，就不可能弄清強國日本何以最終敗于弱國中國。”(菊池一隆：《中國抗日軍事史(1937—1945)》第199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

　　硝煙雖已散盡，歷史仍將銘記。從70年前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到今天領導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堅強核心，中國共產黨始終勇挑歷史使命，始終勇擔歷史責任，始終站在時代的最前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民族的希望、勝利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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