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敵后戰場的抗戰與日本“治安戰”的失敗

胡德坤

　　【內容提要】中國敵后戰場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共按照中國抗日戰爭敵強我弱的國情而開辟的。敵后戰場自開辟之日起，日本當局和侵華日軍就將其視為心腹之患，絞盡腦汁，挖空心思，無所不用其極，實施了置之死地的滅絕政策，頻頻發動“治安戰”。但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等抗日武裝，緊緊依靠群眾，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將抗日根據地建設成了攻不破、打不垮的堅強堡壘，使敵后戰場逐漸上升成為中國抗戰的另一個主戰場，并成為中國對日作戰和反攻的重要一翼，致使日本的“治安戰”遭到徹底失敗。

　　關鍵詞：中共敵后戰場   抗戰   日本“治安戰”   失敗

　　中國敵后抗日戰場的開辟和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的杰作。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一開始就分為兩個戰場：國民黨戰場和解放區戰場。”[1]解放區戰場即中國敵后戰場，是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中共按照中國抗日戰爭敵強我弱的國情而開辟的。具體而言，敵后戰場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挺進日本占領區后方，建立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政權，發動群眾，開展廣泛的抗日游擊戰爭。敵后戰場自開辟后，日軍就頻頻發動“治安戰”。敵后戰場在同日軍的戰斗中不斷發展壯大，逐漸上升成為中國抗戰的另一個主戰場，它標志著日本“治安戰”的徹底失敗。

　　關于抗戰時期日本軍隊對中共敵后戰場的“治安戰”，由于資料的局限，在日本，只有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室出版過《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和《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兩本專著;在中國，研究中國敵后戰場抗戰的著作和論文數量雖然很多，但尚未見到從日本“治安戰”的角度研究中國敵后戰場抗戰的著作，相關論文亦甚寥寥。本文力圖運用日方資料就這一問題進行較系統的研究，以求教于各位同行。

　　一

　　1937年9月至1940年底，是敵后戰場的開辟、形成與發展時期。在這一時期，侵華日軍為維護占領區的“治安”，發動了以中共敵后戰場為目標的“治安戰”，其重點是華北地區。

　　七七事變爆發后，8月25日，中共領導的紅軍改編為八路軍，立即奔赴山西抗日前線。8月22-25日，中共中央在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分析了中日戰爭敵強我弱的形勢，確定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戰略方針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持久抗戰，八路軍的戰略方針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9月17日，毛澤東在給朱德等人《關于敵情判斷及八路軍的戰略部署》的電文中指出，紅軍在華北會戰中“不起決戰的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游擊戰爭的決定作用”。[2]9月21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關于實行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方針》的電文中指出：“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不是運動戰)。”[3]11月13日，毛澤東在給朱德等人《向全面抗戰過渡期中八路軍在山西的任務》的電文中指出，在華北，“正規戰爭結束，剩下的只是紅軍為主的游擊戰爭了”，“紅軍任務在于發揮進一步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華北游擊戰爭”。[4]1938年5月，毛澤東同志寫下了《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和《論持久戰》兩部名著，他在書中正確地闡明了中國反法西斯戰爭的特點和優點，即以群眾性的游擊戰爭為主要形式來進行持久的抗日戰爭。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從1937年底開始，八路軍的敵后游擊戰爭從山西迅速擴展到整個華北日本占領區。1938年5月，中共領導的新四軍也挺進上海至武漢之間的長江南北日本占領區，開辟抗日根據地。到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后，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和華中先后開辟了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蘇南和江北6個抗日根據地，標志著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正式形成。

　　中共在敵后的抗戰，從一開始便被日本視為心腹之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但中共緊緊依靠群眾，將敵后抗日根據地變成了一座攻不破、打不垮的堅強堡壘。從1938年開始，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占領區對抗日根據地進行“肅正作戰”。4月上旬，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制訂武漢會戰計劃時，原準備由華北方面軍一部沿平漢線南下，與第十一軍相呼應夾擊武漢。后來考慮到華北地區“治安不良”，難以抽出兵力而放棄了這一計劃。[5]據原日本華北方面軍獨立混成旅團直屬第三大隊作戰主任田副正信少佐回憶，該旅團于1938年4月在河北淶源、靈丘等地對八路軍進行“肅正作戰”，一年間進行了50次作戰，經過“我軍屢次討伐，土匪被消滅了，但八路軍的勢力卻逐步擴大”。日本華北方面軍在《戰時月報資料》中透露，截止10月末，曾設想通過武漢及山西北部作戰來改善華北治安，但與此相反，卻出現了得到民眾支持的共產黨越來越發展的趨向。在山西，由于日軍進行了五臺山作戰，山西北部共產黨軍隊的根據地雖改變了地方，但其活動仍頑強地持續著。在河北，平漢線東側的共產黨軍隊以南宮附近為根據地，努力爭取民眾并進行武裝工作。在山東，共產黨派遣許多人潛入山東省各縣，聯絡當地武裝，努力進行“赤化”工作。時任日本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的武藤章大佐回憶說，1938年秋，日本在華北占領區內的“治安惡化，每天都聽到炸毀鐵路的消息，連北平也受到威脅。尤其是共產黨軍隊以山西省山區為根據地，向平漢線和津浦線之間、山東省山區地帶，繼而向冀東地區擴大組織，巧妙地開展游擊戰，在日軍防守的縫隙中猖狂地擾亂治安”。[6]從這些史料可見，1937年底到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已成功地在日本占領區建立了抗日根據地，成為日本占領區維護“治安”的一大威脅。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后，中日戰爭進入了戰略相持階段。12月6日，日本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在《1938年秋季以后對華處理辦法》中指出：“以攻占漢口、廣東作為行使武力的一個時期”，“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內部進行基本工作——恢復治安”。按照這一總方針，規定中國派遣軍“如無特別重大的必要時，不準備擴大占領地區，而將占領地區劃分為以確保治安為主的治安地區，與以消滅抗日勢力為主的作戰地區”。這里所謂的“治安地區”，主要是指敵后抗日根據地所在的地區。“對占領地區的政策，應把治安第一作為當前的目標”，“固定地配備相當的兵力”，“迅速達到恢復治安的目的”。[7]這就意味著敵后戰場不可避免地要成為日本對華軍事作戰的主要目標。

　　1939年4月20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制訂的《治安肅正要綱》決定，1939年度的“治安肅正”作戰分三期進行：第一期1月到5月，第二期6月到9月，第三期10月到次年3月。經過日軍第一期“肅正作戰”后，占領區內的國民黨軍隊大多被擊潰。經過第二期“肅正作戰”，國民黨軍隊大多退出了占領區。在第三期“肅正作戰”中，日軍就完全把作戰重點指向了八路軍。由于中共在敵后開展的是群眾性的抗日游擊戰爭，深得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使日軍對八路軍的圍剿常常是無功而返。據日軍第三十六師團參謀小堀晃中佐回憶，在五臺山作戰中：“曾認為可以逐步摸清情況，但因共軍在五臺的寺院群周圍建有根據地，作戰開始后，敵情完全不明，如墜云霧，是無法捉摸的作戰。”[8]日軍第一一零師團作戰主任參謀中村三郎中佐在《華北第一一零師團的治安肅正》中指出，在“管區內，最棘手的是冀西及冀中軍區的中共軍隊”，“中共軍隊的行動輕快敏捷，精通地理，捕捉消滅甚難，甚至(日軍)還經常遭到中共軍隊的伏擊”。[9]

　　1939年9月23日，日本大本營在給中國派遣軍的《大陸命第363號》中指出：“大本營的企圖是希望迅速處理中國事變。”[10]為此，命令日本華北方面軍負責華北占領區的治安，第十三軍負責上海、杭州一帶的治安。當時，日本中國派遣軍有24個師團。其中，華北方面軍的9個師團、第十三軍的4個師團主要任務是在華北、華中同八路軍、新四軍作戰，第二十一軍的4個師團只起戰略牽制作用，只有第十一軍的7個師團主要是同國民黨軍隊作戰。[11]即是說，日本中國派遣軍的主要兵力是用于對敵后戰場作戰。1939年，日本華北方面軍進行“治安戰”達17457次。[12]經過日軍的“肅正作戰”，八路軍的力量反而增強了。1939年12月初，日本華北方面軍情報主任會議認為：“根據最近的情報，共產黨勢力滲透到了華北全境，就連北平周圍，共產黨組織也深入到了通縣、黃村(大興)縣的民眾之中。在山東方面，共產黨勢力的擴張更為劇烈。山西、河北的共產黨軍隊，以前的行動目的是擾亂我后方，消耗我戰力，牽制我兵力，乘機進行游擊戰爭”，“中共勢力是華北治安肅正最堅韌的敵人。為此，加強情報收集，確立排除中共勢力的對策，是目前刻不容緩的任務。”[13]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中將特別提醒與會者：“中國共產黨及其中共軍隊是今后華北治安之癌。要深刻認識到，只有打破這種立足于軍、政、黨、民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任務。”[14]1940年2月，河北省日本特務機關這樣記載：八路軍“占據了河北省的八成地盤”，河北“已成了中共獨占的活動舞臺，是成立新中央政權(指汪精衛偽政權)的一大障礙”。[15]

　　1940年春，日本華北方面軍制訂1940年度“肅正建設”計劃，分兩期實施：第一期從4月至9月，第二期是10月以后。根據兩期作戰設想，日本華北方面軍制訂了《1940年度肅正建設的基本方針》，規定治安作戰的重點“全面指向中共軍隊”。繼而又在《1940年度第一期肅正建設》的《要綱》中指出，“將作戰重點放在剿滅共產黨軍隊方面”。“討伐肅正”的重點地區：一是平漢、津浦鐵路線之間地區，尤其是冀中地區;二是對在晉北的中共軍隊實施徹底的“剿滅作戰”，并實施晉南作戰。[16]3月19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副參謀長平田正判少將在兵團參謀長會議上強調：“今后討伐肅正的重點特別要指向共軍，使其潰滅。”[17]經過日軍第一期“肅正作戰”，“雖然比較容易擊破重慶政府軍隊，但中共軍隊采取退避分散戰法，捕捉擊滅極其困難”，“中共組織民眾，實施擴軍工作，滾雪球式地擴大黨和軍隊勢力”。[18]這表明，1940年，日本華北方面軍將軍事作戰重點指向了敵后抗日根據地和八路軍。經過日軍多次“肅正作戰”，八路軍不僅沒有被擊滅，反而迅速發展壯大起來。

　　更使日本驚恐不安的是，1940年8月，八路軍出動105個團的兵力，在華北日本占領區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百團大戰”。1940年上半年，日本加緊了迫降蔣介石的“桐工作”，中國出現了一股投降暗流。為阻止投降暗流，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決定在華北發動以破壞交通為主要任務的百團大戰。1940年8月20日，百團大戰在華北各抗日根據地全面展開。據《日本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記載：“盤踞在華北一帶的共產黨軍隊，按照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部署的所謂`百團大戰'，于1940年8月20日夜，一起向我交通線及生產地區(主要是礦山)進行了奇襲……這次奇襲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相當的時日和巨額經費才能恢復。”[19]井陘煤礦的受損給日本以極大打擊，因為“井陘煤炭是煉鋼用煤，當時是滿洲鞍山制鐵所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原料，井陘三礦井中最重要的新礦井損害最大，至少半年以上不能出煤”。[20]9月22日，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的第二次攻擊，華北日本占領區再次遭受打擊。據統計，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共打死打傷日軍33830人，破壞鐵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橋梁213座，繳獲了大量武器和軍用物資。[21]一時間，日本華北占領區電信中斷，交通癱瘓。“百團大戰”顯示了八路軍的戰斗力，沉重打擊了日軍氣焰，遏制了中國的投降暗流，但也同時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使日軍將作戰重點轉向了敵后戰場。

　　為強化“治安戰”，8月底，日本華北方面軍制訂了《第二期肅正建設要綱及實施要領》，認為“自前年以來，盡管集中了華北方面軍的所有施策，努力剿滅中共勢力，但中共勢力卻日益增大，擴大到華北全境。因此，今后要找到共產黨軍隊的組織和根據地，集中統一實施我軍事、政治的各種策略，努力迅速剿滅之”。據此日本華北方面軍決定，“一切施策均集中于剿滅中共勢力”。[22]1940年度，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占領區內進行“治安戰”達20123次，遠高于1939年度的17457次。[23]

　　百團大戰后的1941年1月16日，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對華長期戰指導計劃》中，決定“到1941年秋，繼續保持現在的對華壓力。其間，運用各種手段，特別是利用國際形勢的變化，一舉解決中國事變”。在這一時期內，“作戰以維持治安、肅正占領地區為主要目的”。即對解放區進行“治安戰”。1941年2月14日，日本中國派遣軍召開方面軍司令官會議，決定將對敵后戰場進行“治安戰”和對國民黨政府實行“封鎖戰”，作為當前對華政策的兩大內容，其中重點是進行“治安戰”，“治安戰”的主戰場放在華北。為此，決定從華中抽出兩個師團的兵力，加強華北方面軍。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西尾壽造大將認為，這一措施是為了使華北“治安”得到劃時代的提高。[24]由此表明，百團大戰后，日本將對華作戰重點指向了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抗日根據地。

　　上述可見，自1937至1940年，中共領導的抗日武裝在日本占領區開辟了敵后戰場，成為中國抗戰的新戰場，從日軍后方打擊日軍，并在同日軍的戰斗中不斷發展壯大。到1940年，華北、華中、華南抗日根據地，總人口達到1億人，抗日武裝正規軍達50萬人。以百團大戰為標志，日本當局便將對華作戰重點轉向了敵后戰場。

　　二

　　從1941年開始，日本華北方面軍把以前的“治安肅正”作戰上升為“治安強化”作戰。日本華北方面軍制訂的1941年度《肅正建設計劃》決定，“更加徹底地進行肅正作戰，迅速恢復治安”。[25]在《1941年度肅正建設的主要事項》中，又進一步強調，“肅正的重點依然放在剿共上”，軍事作戰“主要是對共產黨根據地進行殲滅戰”。[26]時任日本華北方面軍主任參謀的島貫武治大佐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共勢力實現黨政軍民一體化……我方僅僅用軍事力量是鎮壓不了的，必須發揮多方面的綜合策略”，“針對百團大戰所進行的掃蕩作戰，僅僅是追散了中共軍隊，幾乎沒有取得殲滅的成果，無功而返。中共軍隊采用游擊戰、退避戰法，對中共軍隊的作戰，就像追趕蒼蠅一樣，武力討伐效果極差。”[27]根據這一分析，日本華北方面軍對解放區的“圍剿”策略有了新的變化，即進行“總體戰”，改變了以往對八路軍的擊潰戰，采用了殲滅戰，并加強了經濟封鎖。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剿共施策要綱》中寫道：“關于摧毀敵人大根據地問題，除按照上級司令部的計劃指導直接消滅共產黨的勢力外，還要全力搗毀其各種機關設施(司令部、行政公署、補給、修理、貯藏、金融、通訊、教育設施等)，鏟除地下組織，毀壞生活資源，以經濟封鎖相配合，使其不得已而放棄根據地。”[28]這就是臭名昭著的燒光、搶光、殺光的“三光”政策。按照總體戰的戰略要求，日軍在敵后根據地周圍挖掘封鎖溝，以切斷八路軍同群眾的聯系，對敵后根據地進行全面封鎖。從1941年春開始，華北日軍傾巢而出，進行了三次“治安強化運動”，向敵后根據地發動了空前殘酷的“總體戰”。

　　對此，中國共產黨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方針。其中主要有：第一，對敵斗爭。毛澤東指出：“對敵斗爭，擠地方，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不擠，我們生了兩只腳就無立足之地。”[29]各抗日根據地在同日軍的“治安戰”中，努力消滅敵人，保存自己，保衛根據地。第二，整風運動。通過整風，在全黨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使黨更加團結，更具有戰斗力。第三，開展大生產運動。面對日軍封鎖造成的經濟困難，中共在各抗日根據地開展了大生產運動，軍民一致，自己動手，墾荒種地，共渡難關。第四，建立“三三制”政權。在抗日根據地的各級政權中，共產黨員、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各占1/3，調動了抗日的各階級、各階層人民的積極性。第五，減租減息。中共在抗日根據地開展減租減息運動，減輕了農民的負擔，調動了農民的抗日積極性。第六，精兵簡政。中共實施了精兵簡政政策，既減輕了群眾的負擔，又使各級政府變得精干起來。這些措施使各抗日根據地變得更有戰斗力，更能適應“治安戰”的殘酷環境。

　　日本華北方面軍“總體戰”的主要內容是對敵后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作戰，主要目標是殲滅八路軍，摧毀根據地。如1941年7月9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制訂的《晉察冀邊區肅正作戰計劃》確定的作戰方針是，“殲滅晉察冀邊區之敵———共產黨軍隊，消滅其根據地，以封鎖來破壞其自給自足能力，使該地區共產黨勢力消耗枯竭”。為達其目的，日本華北方面軍將部隊劃分為“封鎖兵團”和“進攻兵團”兩部分。“封鎖兵團”的任務是“隨著作戰的開始，切斷同敵人地區的一切交流，防止敵人逃脫，殲滅僥幸逃出之敵”。“進攻兵團”的任務是“在各作戰地區內的重要地方派駐所需兵力，對潛伏在山區內游動的敵匪，或急襲捕捉，或追蹤殲滅，對便衣化之敵進行清除剿滅，對敵人的設施資材進行銷毀或搬走，努力破壞其戰力”。同時，日軍還進行宣傳戰，妄圖使中共黨軍分裂、黨群分離，讓中共中央對扎根華北感到絕望。[30]經過日本華北方面軍1941年的“掃蕩”作戰，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遭受重大損失，八路軍急劇減員，但根據地并未被摧垮。

　　1941年7月2日，日本御前會議決定，不管對華戰爭是否結束都要發動太平洋戰爭。為了集中兵力發動太平洋戰爭，日本當局要求日本中國派遣軍“夏秋季對華作戰，舉全國之力制造解決中國事變的機會”。[31]于是，日本華北方面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了軍事“掃蕩”和經濟封鎖相結合的“治安強化運動”。9月10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在《第三次治安強化運動實施要領》中指出：“重點指向經濟方面，徹底進行經濟封鎖，促進物資的生產流通，強化我戰力和經濟力，摧毀敵人的戰斗意志。”[32]日軍這一時期“掃蕩”作戰的顯著特點是構筑封鎖溝。日本華北方面軍作戰主任參謀島貫武治大佐解釋說，日軍構筑封鎖溝這一措施，是仿照中國歷史上修筑萬里長城抵御外敵的方法，企圖在敵后根據地周圍筑起一道“萬里長城”(封鎖溝)，以阻止共產黨勢力的發展。如在京漢線兩側10公里范圍內構筑了長500公里的封鎖溝，同中共軍隊的根據地相隔絕，使冀中、冀南的物資不能進入根據地，起到經濟封鎖的作用。[33]在構筑封鎖溝的基礎上，日軍在抗日根據地內進行拉網式“掃蕩”作戰，即以抗日根據地為中心，每隔500米配置一支部隊，互相呼應，向根據地中心地區推進，像收網一樣壓縮包圍圈，企圖殲滅根據地內的八路軍主力。[34]這種筑構封鎖溝加拉網式作戰，給抗日根據地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對華政策發生了新的變化，妄圖把中國變為其南進的“總兵站基地”。1941年12月3日，日本大本營在《大陸命第575號》中，規定日本中國派遣軍的總目標是，在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同時“迅速處理中國事變”，總任務是在占領區“迅速恢復治安”。[35]根據這一命令，日本中國派遣軍不僅要在各方面自給，而且還要從占領區攫取更多的物資支援太平洋戰場。為此，1942年，日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作戰更加殘酷。1941年12月8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在各兵團司令會議上要求，“振奮士氣，促進治安肅正”。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安達二十三中將指出，為了把華北變成南進兵站，“必須在敵人發動反攻之前，先發制人，更加主動作戰，提高治安，謀求安定”。他要求在華北將“治安戰”放在第一位，達到“提高治安，獲得重要的國防資源，軍隊現地自給”的目的，使日本華北占領區起到支援太平洋戰爭的兵站基地作用。[36]這就意味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并未減輕中國抗戰的壓力，反而使日軍更加重視對華作戰，尤其是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作戰。

　　1942年，日本華北方面軍對抗日根據地的“掃蕩”更加頻繁，僅1月份，就高達1682次，平均每天作戰50—60次之多。[37]同年春，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山西、山東、河北等地，向敵后根據地發動了“肅正作戰”，在軍事上采用“雙重包圍”、“急襲包圍”、“分進包圍”等戰術，企圖將八路軍“一網打盡”;同時，對根據地繼續實施“滅絕作戰”，搗毀設施，燒毀物資。[38]4月，發動了第四次“治安強化”運動，再次向敵后根據地發動了新的殘酷的“掃蕩”作戰。日軍這次“掃蕩”的重點在冀中。日本華北方面軍情報主任參謀橫山幸雄少佐認為：“冀中是河北省中部的糧倉，具有重要的戰略、經濟地位，是中共勢力根深蒂固的地區。冀中對于農產品貧乏的北部太行山中共根據地來說，是培育戰力之源。所以，斬斷(中共太行山根據地扎)在冀中的根，也是很大的成果。”[39]4月中旬，日本華北方面軍確定作戰方針是，“對以呂正操為司令的冀中地區共產黨軍隊主力，實施突襲、包圍作戰，滅絕其根據地”。[40]在作戰開始前，日本華北方面軍在鐵路及主要交通線兩側構筑封鎖溝達3900公里，設置軍事據點1300個。沿平漢以西地區山麓，構筑了高2米、寬1米、長達數百公里的石墻。從1至4月，日軍對冀中進行不間斷作戰達2025次。[41]5月1日，日本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指揮5個多師團的龐大兵力，使用“縱橫合擊”、“對角清剿”等戰術，企圖殲滅冀中八路軍主力。同時，實施殘酷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企圖毀滅冀中根據地。從5月1日至6月20日，日本華北方面軍進行了三期“掃蕩”作戰，整個冀中抗日根據地被洗劫一空。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冀中抗日軍民仍在堅持戰斗，根據地依然存在。日軍在總結這次“掃蕩”作戰時承認：“中共軍隊在根據地深入進行民眾工作，巧妙地在民眾中建立了偵察網，能迅速察覺日軍的動向，及早回避轉移。同時，八路軍由于熟悉地理情況而富于機動性，他們利用凹道、間道、暗道等，神出鬼沒，巧妙地集散離合。”“一陣風似的討伐未能捕捉敵人”。[42]

　　1942年6月，日本大本營計劃于1943年春在中國發動四川作戰(即五號作戰)。在制訂這一計劃時，立案人極為擔心占領區內八路軍、新四軍的反攻。[43]12月10日，日本參謀總長杉山元在上奏中指出，由于缺乏增援兵力和物資，“中國派遣軍只能按照當前的任務進行作戰，特別要努力提高占領區內的治安”。[44]1942年下半年，日本華北方面軍在華北發動第五次“治安強化運動”，仍以“肅正作戰”和封鎖戰相結合，對中共華北各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全面“掃蕩”作戰。6月11日，日本大本營在給其中國派遣軍的《大陸命第501號》中，要求“強化對敵封鎖，使敵人的抗戰力衰竭”。這一時期，日本華北方面軍在河北、山東、山西等地，集中優勢兵力對敵后根據地某一地區進行重點“掃蕩”。同時，日本華北方面軍在敵后根據地構筑立體封鎖網，即在占領區周圍構筑封鎖線，在占領區內對中共根據地構筑隔離地帶，在城市周邊、鐵路、水路、交通要道設置物資流動限制線，在重要地點設置檢查站，切斷物資向敵后根據地流通的一切渠道等等。[45]日軍強迫數十萬勞工，在華北敵后根據地周圍修建了蜘蛛網式的封鎖溝，企圖困死敵后抗日軍民。據記載，到1942年10月，日軍在華北修筑的封鎖溝長達11860余公里，比萬里長城還要長，相當于地球圓周的1/4。[46]

　　自1940年百團大戰到1942年，日本華北方面軍以絕對優勢的兵力、絕對精良的裝備，對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了殘酷的“掃蕩”作戰，使中共領導的華北各抗日根據地蒙受了重大損失，根據地縮小了，中共黨員和八路軍人數大大減少了，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物資供應嚴重匱乏。但是，中共領導的八路軍并沒有被消滅，敵后抗日根據地依然屹立在日軍背后。

　　與華北的“治安戰”相呼應，日軍在華中對中共領導的新四軍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了大規模的“清鄉”作戰。自1938年10月日軍攻占武漢后，中共領導的新四軍就挺進長江下游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于是，駐守上海、南京、杭州三角地帶的日本第十三軍，向華中新四軍敵后抗日根據地發動了“掃蕩”和“清鄉”作戰。1940年9月4日至17日，日本第十三軍向江北泰興三河地區新四軍發動了“掃蕩”作戰。1941年2月16日至3月13日，日本第十三軍向蘇北地區發動“掃蕩”作戰，據日本第十三軍司令官澤田茂中將的日記記載，經過這次“掃蕩”作戰，國民政府軍隊被擊潰，但新四軍不僅沒有被殲滅，反而在國民政府軍隊退出地區得到了發展，控制了鹽產區，擴大了抗日根據地。[47]1941年3月1日至18日，日本第十三軍進行“淮南作戰”，新四軍在廣大群眾的支持下，粉碎了敵人的“掃蕩”。正如日軍第十三軍司令官澤田茂中將所言，這種“一時的討伐”，“起不到破壞已潛入地下的敵人組織的作用”。于是，日本中國派遣軍企圖改變對新四軍敵后抗日根據地只進行單一的“軍事討伐”方式，仿效曾國藩“平叛作戰”和蔣介石“剿共作戰”的方式，采用“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新方式，即先由日軍對新四軍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軍事作戰，再由汪精衛偽國民政府進行“清鄉”，建立偽政權，遏制中共勢力的發展。1941年7月1日，日汪軍隊對常熟、蘇州、昆山、太倉之間的地區發動第一期“清鄉”，在其周圍構筑了130公里長的隔離墻，設置了40—50個檢查所，由于新四軍及時撤離，日軍便在該地區大肆搜捕抗日分子，建立保甲制度，扶植偽政權。1941年9月，日汪軍隊對無錫、江陰、常熟、吳江之間的地區發動第二期“清鄉”，由于未找到新四軍，便在該地區建立保甲制度，設置了4個偽特別公署。[48]1942年1月中旬，華中日偽軍在常州、蘇州、嘉興之間的地區進行“掃蕩”作戰。2月中旬，華中日偽軍在常州地區和蘇州、無錫南側地區開始了第三次“清鄉”，這次“清鄉”的目的是確保以城市為中心的交通線。[49]1942年9月1日，華中日偽軍向南京和常州之間的地區，發動了第四次“清鄉”，到年底，“清鄉”已擴展到滬寧杭地區。到1943年底，“清鄉”宣告結束，其主要原因是“清鄉”未達到預期目標。當時，日本興亞院華中聯絡部調查團在《清鄉工作報告書》中寫道：新四軍對“清鄉”早已預知，在隔離墻建成之前，已從第一期“清鄉”地區轉移，因此，從第一期開始，日軍就未找到該地區新四軍主力。當新四軍主力退出“清鄉”圈外后，其行政機關活動雖一度停止，“但派出許多工作人員潛回原地區，秘密煽動民眾進行抵抗，妨礙我方的政治、經濟、文教工作”。在“清鄉”圈外的新四軍，總在窺伺著回師的機會，策動汪精衛軍隊反水，待日軍退出后，正式開展反“清鄉”斗爭。“清鄉工作雖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它存在的種種問題成為將來的禍根，不管各方面怎樣努力，也是難以解決的”。[50]從這一調查報告可見，日偽軍在華中地區的“清鄉”并未取得預期效果。

　　總之，1941—1942年，日本中國派遣軍調集重兵，在華北和華中地區對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進行了空前殘酷的“掃蕩”與“清鄉”作戰，企圖一舉殲滅中共軍隊。在這一時期，敵后戰場在抵抗日軍的“治安戰”中，遭受了重大損失，八路軍、新四軍由50萬人減少到約40萬人，抗日根據地總人口由1億人減少到5000萬人。但是，敵后戰場沒有被摧毀，依然屹立在日本占領區。

　　1943年，日本繼續將對華軍事作戰的重點指向解放區。2月27日，日本大本營制訂的《昭和18年度帝國陸軍作戰指導計劃》指出，作戰指導方針是：“大致確保、安定現占領地區，依然繼續保持對敵壓迫之勢，摧毀敵人繼續作戰的企圖，使其衰亡。”又具體指出“期待現占領地區的安定，使主要資源地區、都市、交通線周圍的穩定得到劃時代的提高”。[51]表明在華日軍的主要任務仍是為確保占領區而對敵后戰場進行“治安戰”。日本華北方面軍在《參謀總長訪華懇談資料》中指出，1943年，“大致確保、安定現占領地區，特別是要劃時代地提高主要的資源地區、都市、交通線周邊的安全”。日本中國派遣軍和日本華北方面軍尤其重視對中共的“治安戰”，認為雖然經過了1941—1942年的大“掃蕩”，但中共力量在日本占領區又再度興起。1943年3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大城戶三治中將在一次講活中指出：“讓中共潰滅僅僅是粉碎其武裝力量是不夠的”，現在，“中共軍隊不僅在華北，而且在全中國都妨礙著日軍的行動。”他叫嚷“要加以鐵錘般的打擊”，“徹底剿滅華北治安之癌———中共軍隊。”[52]在華中，自1942年日軍發動浙贛作戰后，新四軍立即進入日軍新占領區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使日本占領區“治安惡化”。

　　此時，日本在太平洋戰場已轉入戰略守勢，對華作戰兵力吃緊。為了維護對日本占領區內的“治安戰”，日本當局采取了兩大措施：第一，扶植汪精衛偽國民政府的軍事力量，配合日軍進行“治安戰”。事實上，汪偽政府是受到日本操縱的漢奸傀儡政權，其力量極其有限，無力改變戰爭態勢。所以，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記中寫道：“(陸軍)中央知道國府(汪偽政權)無力，但除此以外別無上策。”[53]第二，設置“華北特別警備隊”。1943年5月中下旬，日本參謀本部總長杉山元在視察在華日軍時指出，“鏟除中共軍隊頑固地擾亂我占領區的政策謀略活動是極為必要的”，其“有效的對策”是“擴充特務戰機構”。[54]1943年9月，日本在華北設置了“華北特別警備隊”，簡稱“北特警”，企圖用特務“秘密戰”來對付解放區的游擊戰。“北特警”的成立，一度給敵后根據地的游擊戰造成了新的困難，但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緊緊依靠群眾，有效地制止了“北特警”的破壞活動。據“北特警”的高級參謀大森三彥大佐回憶，由于中共游擊戰得到“群眾協助”，所以，實施“秘密戰”“極為困難”。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大城戶三治中將后來在回憶中也承認，對成立“北特警”，“華北方面軍曾寄予了希望，但其效果卻相反”。[55]

　　1943年，日本當局仍將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作為軍事作戰重點。在華北，1943年4月18日至5月11日，日本華北方面軍發動了冀西春季作戰。據日軍第二十六師團長佐伯文郎中將在日記中記載：“冀西地區是山岳地帶，多是未開發的錯縱復雜之地，部隊前進道路自然受到限制，行動也多受限制。但中共軍隊通曉附近地形，民眾也完全處于其控制下，退卻隱蔽容易。日軍即使設置了對角清剿網，也因網眼過大，使大魚逃脫。因此，雖然對該地區每年都實施討伐作戰，但從總體上看，同敵人交戰或捕捉的機會卻極罕見。”[56]同年4月20日至5月22日，7月10日至31日，日本華北方面軍發動了兩次太行作戰。日軍承認，中共軍隊采用游擊戰，回避正面交戰，在短時間內捕捉甚難，沒取得大的戰果。9月16日至12月10日，日本華北方面軍發動了冀西作戰，冀西地區的八路

　　軍以靈活機動的戰術，尤其是使用地雷戰，擊退了日軍的“掃蕩”。指揮這次作戰的日軍第二十六師團長佐伯文郎中將在日記中寫道：“敵人對日軍的戰術很有研究，在作戰前半期避我銳氣，巧妙攻擊我弱點，日軍吃了苦頭”，“敵方士氣旺盛。中共軍隊雖然由于精兵簡政，減少了人員，不能積極行動，但兵器火藥的制造有進步，自衛隊、游擊基干隊等顯著加強，戰斗意志旺盛。中共努力進行農業增產，開墾河邊荒地，軍民共同墾荒，關系緊密。”[57]在1943年，日本華北方面軍還進行了冀東地區秋季和冬季作戰、魯中地區作戰等。這些作戰給華北敵后根據地造成了新的困難，但同1941—1942年的大“掃蕩”相比，日軍的作戰規模縮小了，作戰次數也減少了，表明日軍在對敵后根據地的“掃蕩”作戰中，自身也受到重創。

　　1943年，中共敵后戰場在同日軍“治安戰”的戰斗中，抗日根據地總人口由5000萬人上升到8000萬人，抗日武裝正規軍由40萬人上升到47萬人，基本上恢復到百團大戰時期的狀態。

　　總之，從1941至1943年，由于日本當局將對華作戰重點指向敵后戰場，以重兵圍剿各敵后抗日根據地，使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進入了抗戰以來的最艱苦時期。但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抗日武裝，緊緊依靠群眾堅持抗戰，挫敗了日軍的“治安戰”，保衛了根據地，堅持了持久抗戰，使日本當局妄圖將中國變成日本進行太平洋戰爭“總兵站”的希望化為了泡影。

　　三

　　1944至1945年，是中國敵后戰場從局部反攻到全面反攻時期，也是日本對中國敵后戰場的“治安戰”走向破產，徹底失敗的時期。

　　1944年，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為挽救太平洋戰場的頹勢，日本當局計劃在中國戰場發動大規模的以打通大陸交通線為目標的“一號作戰”，這就必然要減少對中共敵后戰場進行“治安戰”的兵力，為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良機。1943年底，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大城戶三治中將認為：“中共軍隊乘日軍轉用減少之機，在華北、華中富庶地區建立了牢固的地盤，取得了鞏固的地位”，“中國共產黨及其軍隊擁有強大的勢力……他們的首腦部在長期的逆境中克服了種種困難，走過了苦難的歷程，其堅強意志和智謀不是一般人所能達到的。”[58]故日本華北方面軍預計，當日軍發動“一號作戰”時，中共敵后戰場必定會進行反攻。中共的反攻“并沒有一定的戰線，而是在我占領區內各地進行”。根據這一分析，日本華北方面軍確定對中共總反攻的對策是：“(一)粉碎中共對(偽)新政權的策動和利用;(二)事先殲滅中共的抗戰力量，徹底摧毀其總反攻的準備工作;(三)加強改善對中共的情報調查活動;(四)針對中共里應外合襲擊，進行應對戰術研究。”[59]由此可見，1944年，在華日軍對中共敵后抗日根據地已黔驢技窮，不得不從攻勢轉為守勢。

　　事實上，1944年，中共領導的敵后戰場各抗日根據地開始了局部反攻，并尾追日軍，在新的敵占區開辟和擴大根據地，縮小了日本占領區。日本華北方面軍從“一號作戰”一開始就擔心：“中共軍隊會乘機出動，猶如失去了重石的腌菜一樣，急劇變輕浮向水面。”在“一號作戰”期間，日本參謀本部次長秦郁三郎中將向大本營報告說：“原日本占領區的治安急劇惡化了。”[60]據原日本華北方面軍第五十九師團參謀折田貞重大佐回憶：“當時的治安肅正作戰，因情報收集不準確，對中共地區的實際情況完全沒有把握，從而討伐徒勞無功，幾乎是毫無成效的，幾十次當中，可能僥幸碰到一次。各部隊為了取得成果，東奔西跑，迄無寧日。”[61]1944年秋，中共敵后根據地顯著擴大。據日軍記載，在冀東地區，“中共軍隊得到民眾強有力的支持，巧妙地進行游擊戰，襲擊小守備隊，攻擊中國(汪偽)治安軍，伏擊日軍討伐隊，想捕捉中共軍隊極為困難，因而沒有取得戰果”。[62]在北平至保定地區，“治安急劇惡化，就連北平周圍，襲擊日軍分屯隊、破壞鐵道、向市內各補給設備投擲炸彈等事件也相繼出現”。在晉察冀根據地的靈丘地區，“中共軍隊地下滲透激烈”。[63]在山東，“中共軍隊一齊在后方擾亂”，山東半島交通線難以“確保”，“治安惡化”。[64]在晉冀魯豫根據地，“太岳軍區的中共軍隊勢力顯著擴大了”。[65]原日本華北方面軍高級參謀寒川吉溢大佐在回憶1944年華北占領區治安狀況時指出，1944年末，“日本華北方面軍占領的3個特別市、400多個縣中，治安良好的除3個特別市外，只有7個縣，占總數的1.4%;幾乎沒有配備軍隊，聽任中共活動的有139個縣，占31.5%”。[66]由此可見，到1944年底，日本占領區縮小到“點”(城市)和“線”(重要交通線兩側)，而中共領導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得到顯著擴展，形成了農村包圍城市的格局。

　　1944年，中共敵后戰場通過局部反攻，進一步發展壯大，抗日根據地總人口從8000萬上升到9000萬，抗日武裝正規軍由47萬人上升到65萬人，成為1945年中國對日反攻作戰的主戰場。

　　進入1945年后，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節節敗退，在中國戰場亦是四面楚歌。1944年底，毛澤東指示各敵后抗日根據地，“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67]從1945年開始，敵后戰場展開了以攻占戰略要地為主要目標的春季和夏季兩大攻勢作戰，使敵后抗日根據地猛烈擴展到華北、華中、華南的廣大區域。截至1945年4月，中共敵后戰場各抗日根據地總人口近1億，抗日武裝正規軍達91萬人，“成為配合同盟國作戰、驅逐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國人民的主要力量”。[68]面對中共軍隊的反攻，日軍步步后退，龜縮到城市和交通線兩側地區，已不能對敵后戰場進行“治安戰”，從而宣告了日本對敵后戰場“治安戰”的徹底失敗。

　　日本對中共敵后戰場“治安戰”的失敗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戰場是將日本拖入中日持久戰泥潭而不能脫身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時，也是日本侵華戰爭遭到徹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共革命力量也正是在同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奮戰中成長壯大的，不僅為中國抗戰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而且為戰后奪取全國革命勝利、創建新中國奠定了基礎。

　　本文注釋：

　　[1]《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943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頁。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19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第67頁。

　　[5]〔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89.中國事變陸軍作戰2》，東京：朝云新聞社1976年版，第109頁。

　　[6]〔日〕《武藤章中將回憶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65-68頁。

　　[7]〔日〕臼井勝美、稻葉正夫：《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東京：美鈴書房1978年版，第553-554頁。

　　[8]〔日〕《小崛晃中佐的回憶》，轉引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159頁。

　　[9]〔日〕《中村三郎少將的回憶》，轉引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184頁。

　　[10]〔日〕臼井勝美、稻葉正夫：《現代史資料9.日中戰爭2》，第414頁。

　　[11]〔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0.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東京：朝云新聞社1975年版，第7頁。

　　[12]〔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436頁。

　　[13]〔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145頁。

　　[14]〔日〕陸軍?。骸蛾懼艽笕沼洝?，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215頁。

　　[15]〔日〕《中村三郎少將的回憶》，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184頁。

　　[16]〔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264-268頁。

　　[17]〔日〕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275頁。

　　[18]〔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297頁。

　　[19]〔日〕復員局編：《華北方面軍作戰記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338頁。

　　[20]〔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355頁。

　　[21]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卷，解放軍出版社2000年版，第623頁。

　　[22]〔日〕《長谷川美代次中將日記》，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392-393頁。

　　[23]〔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436頁。

　　[24]〔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0.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東京：朝云新聞社1975年版，第328-333頁。

　　[25]〔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466頁。

　　[26]〔日〕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468頁。

　　[27]〔日〕《島貫武治大佐回憶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528—529頁。

　　[28]〔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0.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第365頁。

　　[2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72頁。

　　[30]〔日〕陸軍?。骸蛾懼艽笕沼洝?，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540-545頁。

　　[31]〔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0.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第399頁。

　　[32]〔日〕陸軍省：《陸支密大日記》，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573頁。

　　[33]〔日〕《島貫武治大佐回憶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535-536頁。

　　[34]〔日〕《田副正信大佐回憶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18.華北的治安戰1》，第590-591頁。

　　[35]〔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35.大本營陸軍部3》，東京：朝云新聞社1969年版，第56-57頁。

　　[36]〔日〕陸軍?。骸蛾懼艽笕沼洝罚D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東京：朝云新聞社1971年版，第21-23頁。

　　[37]〔日〕《華北方面軍相關電報集》，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37頁。

　　[38]〔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40-42頁。

　　[39]〔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142頁。

　　[40]〔日〕《華北方面軍相關電報集》，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157頁。

　　[41]〔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159-160頁。

　　[42]〔日〕《橫山幸雄大佐回憶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171頁。

　　[43]〔日〕《大本營陸軍部作戰指導史》，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212頁。

　　[44]〔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5.昭和17、18年的中國派遣軍》，東京：朝云新聞社1972年版，第89頁。

　　[45]〔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263-264頁。

　　[46]《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和新四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頁。

　　[47]〔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0.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第378-379頁。

　　[48]〔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606-607頁。

　　[49]〔日〕第十三軍司令部：《第三期清鄉工作指導要綱》，臼井勝美：《現代史資料13.日中戰爭5》，東京：美鈴書房1973年版，第535頁。

　　[50]〔日〕日本興亞院華中聯絡部調查團：《清鄉工作調查報告書》，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90.中國事變陸軍作戰3》，第612-614頁。

　　[51]〔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5.昭和17、18年的中國派遣軍》，第311-312頁。

　　[52]〔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336-337頁。

　　[53]〔日〕《現代史資料續4陸軍.畑俊六日記》，東京：美鈴書房1983年版，第388頁。

　　[54]〔日〕參謀本部：《上奏相關文書》，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66.大本營陸軍部6》，東京：朝云新聞社1973年版，第407頁。

　　[55]〔日〕《大森三彥中佐回憶錄》，轉引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475-476頁。

　　[56]〔日〕《佐伯文郎中將日志》，轉引自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357-358頁。

　　[57]〔日〕《佐伯文郎中將日志》，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421頁。

　　[58]〔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4.河南會戰》，東京：朝云新聞社1969年版，第74-75頁。

　　[59]〔日〕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剿共指南》1944年第一、第二卷，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481-483頁。

　　[60]〔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504頁。

　　[61]〔日〕《折田貞重大佐回憶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510頁。

　　[62]〔日〕《鈴木啟久中將回憶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512-513頁。

　　[63]〔日〕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515-516頁。

　　[64]〔日〕《鈴木啟久中將回憶錄》，〔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512頁。

　　[65]〔日〕厚生省援護局編：《部隊略歷》，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517頁。

　　[66]〔日〕《寒川吉溢大佐回憶錄》，轉引自〔日〕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戰史叢書50.華北的治安戰2》，第536頁。

　　[6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文集》第三卷，第236頁。

　　[68]《毛澤東選集》(合訂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946頁。

　　(作者胡德坤，武漢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本文來源：《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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