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碧蓉，史星宇，于川

　　隨著國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皖南事變”以后，國共關系陷入了僵局。“誰是真抗日”的話題在重慶政壇被重新炒作，大肆誣蔑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斗爭，諸如“游而不擊”“1937年以來就沒打過仗”等奇談怪論甚囂塵上。與此同時，國民黨的黨政喉舌集體失語，開始對敵后戰場進行新聞封鎖，以致從1942年下半年起，國民黨的重要報刊幾乎不再報導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敵戰況。相反地，日偽報紙中刊載八路軍和其他抗日武裝作戰的消息屢見不鮮、日漸增多。就此現象，本文引南京圖書館藏諸多日偽報刊的摘錄為佐證，可對各種謬論逐一駁斥。

　　一、日偽報章所見共產黨敵后抗日形勢

　　中國共產黨實行全民抗戰方針，除了八路軍、新四軍兩支主要的正規部隊外，還有各種類型的游擊隊、地方民兵組織等，共同構成了中共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力量。據日偽的估計，中共軍隊的總數為280萬左右，包括20余萬正規軍，60萬游擊隊及200萬農民自衛團。

　　據偽《新民報》的報導：“為共產軍武力中心者，乃為以朱德司令，彭德懷為副司令之第十八集團軍，即共產八路軍也。……再加華中方面新編第四軍約4萬，總計其正規軍約24萬之眾。”而除此之外的各類人民抗日武裝力量的規模，則據偽《中國青年》對各類民兵組織的報導，“至于八路的數目，恐怕就是總司令朱德亦計算不清，正規軍、國軍、地方縱隊、挺進支隊、民兵、游擊小組武裝宣傳隊、少年先鋒隊，名目繁雜”。

　　華北是侵華日軍用兵的重點，也是中共軍隊與日軍交戰最激烈的戰場。自抗戰初期開始，八路軍便在華北戰場以游擊戰的方式打擊敵人，同時不斷擴大自身實力。日軍在1938~1940年期間，也曾發動多次針對八路軍及敵后抗日根據地的作戰行動，始終徒勞無功，反而耗費了大量兵力。據日本軍方統計，至1940年，日軍有9個師團和12個旅團的強大兵力被釘死在華北，從而導致整個戰局陷入完全被動的局面。

　　不斷積蓄力量的八路軍，于1940年8月至12月發起百團大戰。這次戰役共進行大小戰斗1 800余次，攻克據點2 900余個，殲滅日偽軍45 000余人，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華北治安戰》一書記載：“此次襲擊，完全出乎我軍意料之外，損失甚大，需要長時期和巨款方能恢復。”此后，日軍迅速抽調大量兵力回師華北，連續對我根據地進行“掃蕩”，并實行殘酷的 “三光政策”。1941年春至1942年秋，日軍在華北實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規模不斷擴大。此后，中共領導下的八路軍和敵后抗日根據地成為日軍的主要作戰目標。據統計，這一時期，日軍在華北七成以上的戰斗都是與八路軍的搏斗，且十分頻繁。應當說，在華北戰場上，中共是抵抗日軍的絕對主力。“華北軍發表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年)度綜合戰果，充分說明了過去以重慶軍為對手的華北軍，在今天已完全轉變為以‘掃共’戰為中心的事實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抗日武裝延綿甚廣，分布縱橫，威脅著日本在中國各地的統治。中共活動地區，除華北、華中外，東北有抗日聯軍，“湖北襄樊以東，湖南長沙以東，福建廈門以西，廣州以東等等無不大小零星散布其勢力”。敵《每日新聞》報道中宣稱：“他們像細菌一樣，有空就鉆，因之滿洲國的行政不能浸潤于熱河……他們從南平一直發展侵入到西北部的豐寧縣，康德七年(1940)八路軍的策動就表面化了。于是延安的觸角伸長到滿洲國。”由此可見，華中、華北是中共的主攻區域。

　　在長江下游，新四軍游弋于長江地區，并在江蘇北部，建立了不少抗日根據地。“淮海省……現在新四軍仍然盤踞在內……新四軍以巧妙的組織和戰術，繼續著頑強的抵抗。特別他們的最得意的強化民兵組織，和巧妙的掌握農民，是今后新省政府應當大大注意的。”在長江南岸，鎮江地區是江南、江北物資集散地，新四軍在武進縣的西北角和丹陽、金壇縣境附近建立了抗日根據地。他們利用百姓的船只游走于長江和運河之上，從江北運送武器，威脅京滬鐵路運輸線。安徽省，盡管當時處于汪偽、國民黨和中共三者勢力交匯的省份，但是中共的力量依然被視為日偽最大的敵人。“(在安徽)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共產黨的各種工作，八路軍的沉著踏實，和新四軍的機敏靈活的工作，都是日本軍及和平派軍最煩惱的地方。”

　　二、日偽報刊中共產黨武裝及其根據地

　　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武裝具有過硬的素質和良好的軍民關系，這是敵人也無法否認的。敵《文友報》發表的“中共軍內幕之分析”中稱贊道：“思想統一了，意志集中了，行動一致了，動作協同了。只有一個信念——為黨而犧牲奮斗。從生到死，從早到晚，今天，明天，現在，將來，服從于黨，努力于黨所授予的工作;不計勞苦，不問成敗，不斷的，無休止的，把一切都貢獻于黨。這就是共軍在訓練中所得的成就。”

　　作為以上分析的一種補注，日偽曾公開了一位英勇犧牲的八路軍戰士的日記和信件。從這些私人性質材料的記錄來看，個人對抗戰的認識、對黨和國家的熱愛之情溢于言表：“凡是抗日戰士，都是思想頭腦最優秀的分子，不怕犧牲自己的一切，能夠克服困難，不是為了升官發財，而是自覺的工作。我們擁護我們的政府，愛護我們的人民，為了驅逐日寇出中國，為了獲得自由而戰。我們都是同志，都是共產黨員，所以我們要有踏踏實實領導自己的部下勇敢奮戰，把日寇趕出中國的信念。”他在寫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堅信中國是不會滅亡的……然而中國的抗戰是長期的，我們應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傾全力驅逐日寇出中國，只有這樣才會有真正的自由幸福。”

　　更令日軍驚嘆的是八路軍與群眾的關系。在日方看來，中共遠比國民黨得民心。“共軍與民眾的關系，同以往的當政者不同。中共及其軍隊集中全力去了解民眾，爭取民心，不但日本，就連重慶方面也是遠遠不能相比的。”據其觀察，中共能夠保障貧民利益、嚴明軍紀和加強宣傳教育是其得民心的關鍵。“游擊戰八路軍特別注意者，即為與民眾之關系……由政治、經濟、文化諸多工作，常謀民眾尤以大多數貧農利益之擁護，軍方常與民眾謀求融和，于此稱八路兵士為‘子弟兵’，在教下級兵士之識字讀本中，則有‘邊區子弟兵與邊區人民如魚水，應一致團結掃蕩敵人，保衛我等邊區，保衛我等祖國’，八路軍將軍將兵中有八項注意，言辭和氣，買賣公平，借物必還，破壞器物必須賠償。” “共軍對軍紀的要求極為嚴格。例如在行軍中，有人摘了路旁樹上的梨子給在押的俘虜，俘虜拒絕接受，并說農民的東西不能隨便吃。”

　　正是因為中共深得人心，才能促成軍民一致抗日的局面。在華北敵后，全民皆兵，全民參戰，軍民一致打擊侵略者，令日軍震驚不已。日本第一軍參謀朝枝回憶：“(在百團大戰中)八路軍的抗戰士氣甚為旺盛，共黨地區的居民，一齊動手支援八路軍，連婦女、兒童也用竹簍幫助運送手榴彈。我方有的部隊，往往冷不防被手執大刀的敵人包圍襲擊而陷入苦戰。”百團大戰之后，日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頻繁的大規模掃蕩。當地居民在八路軍的指揮下，采用“堅壁清野”的方式，使掃蕩落空。日軍所到之處，不見一個村民。

　　偽《蒙疆新報》登載的《冀西剿共從軍記》中記載日本軍官的見聞：“使我最驚訝的，是日本皇軍所到的地方并看不見一個部落民(村民)，我最初還以為無論是怎樣的敵人的地區，總不該沒有部落民的，誰料竟是反乎我們的期待，這真使我呆然自失，感覺著真是到了敵人的區域。民眾既然是沒有，那么我們所計劃的口頭宣傳，是完全失敗了。”《華北治安戰》中也提到：“居民對我方一般都有敵意，而敵方工作做得徹底，根據以往的經驗，凡我軍進攻的地區，全然見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帶路人、搬運夫、以至收集情報都極為困難。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徹底，掃蕩搜索隱蔽物資，很不容易。”在面對敵人的時候，老百姓往往也不會透露八路軍的去向。北平偽《新民報》曾報道過日軍掃蕩時向一老婦問及村中地道、八路軍等情況，老婦一概推說不知，感慨道：“如此無知之貧農竟如此……為八路犧牲，始終不言真實之事。可怕之‘赤魔’之政治力!”民眾還會利用帶路之機，將日軍引入包圍圈中消滅。《華北治安戰》記載，日軍獨立混成第三旅團在冀南作戰中，“岡村支隊的一個中隊，當脫離大隊主力分進之際，帶路的當地居民將其帶進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軍的包圍之中”。

　　一再經歷這種人民戰爭之后，日軍對八路軍有了新的認識，“在估計其軍事實力時，則必須將共軍及其潛在民眾之中廣泛的武裝力量考慮在內。”敵偽的報紙甚至認為“冀西之住民，悉為八路”。

　　三、日偽所見共產黨抗日武裝的戰略戰術

　　中共在抗戰中表現出高超的戰略戰術令敵人十分佩服。上海《朝日新聞》“文友半月刊”載：“共軍善于運用他的兵力和堅強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漲的戰斗情緒，因而對他的戰斗力就帶有閃爍的感覺，以至視為神通廣大，莫測高深。”這些戰術主要包括四個方面。

　　第一，登峰造極的游擊戰。由于兵力及武器裝備上的劣勢，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對日作戰中采取的主要方法是游擊戰。據日方觀察：“共軍的戰斗技術，在戰斗生活中鍛煉起來，他們很少從外面得到接濟，必須珍惜他們的彈藥，使能收到預期的效果而不致浪費。”“在優勢兵力‘圍剿’之下，稍一不慎，則有被殲的危險，乃要求具有高度的運動性，這就是中共軍在環境中磨練出來的兩項特長，即精確的射擊與敏捷的行動。”日方認為游擊戰是中共軍隊能夠堅持在敵后存在的關鍵：“事變后竄擾于華北腹地之共產軍……其所以幾年仍未全滅者，實不能不歸功于其特有戰法……亦即彼等所自詡得意之游擊戰。”

　　戰爭初期，日軍在山西、河北一帶初次體驗游擊戰，就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在其后的“掃蕩作戰”中深感討伐游擊隊之不易。《華北治安戰》寫道：“我軍的掃蕩作戰僅是將其驅散，殆未取得殲滅的成果，終歸于徒勞。對擅長游擊戰及退避戰術的共軍，以武裝討伐猶如驅趕蒼蠅，收效甚微。”在不斷的交戰中，日軍深切體會到游擊戰的威力，認為游擊戰使得中共軍隊較之國民黨軍更難以擊破。“如中央軍者，集則易亂，散則無力，其潰滅尚較為容易，而共產軍集則為整，化則為零，其每個散在之小組皆為有機體，更恃彼等所最熟悉之山路，可以巧妙運用。”

　　第二，驚破敵膽的地雷戰和地道戰。中共在華北戰場打擊敵人的兩樣法寶是地雷戰與地道戰，它們有效地保護了自己、打擊了敵人。曾在冀中一帶作戰的加島武中佐回憶：“部隊在行動中經常受到來自住房的窗口、墻上、丘陵樹林中的突然射擊。偶爾發現敵人，緊追過去，卻無影無蹤。以后得知他們挖有地道，地道的入口設在倉庫、枯井、小丘的洞穴等處，地道四通八達，甚至有地下集合的場所。”加島武哀嘆：“日軍總像是在和鼴鼠作戰一樣，曠時費力，真想舉手服輸。”地雷戰則是將大量地雷埋在日軍的必經道路上，或是在日軍掃蕩前，埋于村落中：“八路軍……常于我軍必經道路附近暗處埋設多量地雷，故我軍若稍不留意，即不免遭受損害，前頭部隊更宜注意，‘匪軍’埋設地雷，多在單獨路口，必經路口，十字路口，或山腳山腰山頂，尤其山的鞍部，其余如水井附近，房屋內糧食器具或箱柜、柴草煤炭內均可為地雷匿伏地點……地上放置樹枝、柴草或其他破爛器具，均有埋藏地雷嫌疑……地雷毒害教訓，一二年來給予我方的經驗是太多了，誰能忘記呢?”地雷戰的威力不僅僅是在生理上消滅敵人，更是心靈上的恐嚇，是一場“殘忍已極的神經戰”，面對無處不在的地雷，“全員都懷著不安的心，正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在默默中決不敢說出踏地雷、過八路軍等笑談，恐怕遭遇到他們，將不會平安的過去。”

　　偽《新民聲雜志》提及視察冀西時的感受：“我們幾乎是時時刻刻都提心吊膽，后邊的人一定要踏著前邊人的足跡，多一步也不敢走，耳朵里充滿了工兵警告我們‘地雷地雷’的聲音，腦子里浮滿了地雷的影子。”

　　第三，巧妙有力的政治攻勢。日偽將中共對敵占區的政治攻勢概括為“妨礙與瓦解新政權，擾亂民心，提高抗日思想，離間民眾對日關系”，稱其“無孔不入”。

　　日方發行的《剿共指針》中提到，中共在敵占區的工作方式主要是秘密潛入偽政權內部從事地下活動，竊取情報，肆機破壞;妨礙與破壞日方開發經濟資源、反封鎖、密運和攪亂金融等，特別是對重要設施的進行縱火破壞，并進行煽動工人怠工，以減低生產效率;通過宣傳國際情勢，日本國內困境及前線日軍的敗績以堅定民眾的抗戰信心等。該材料還以中共在熱河南部地區的策略與行動為例，詳細說明了這種巧妙而有力的政治攻勢：“他們爭取民眾的宣傳是‘污蔑’和反對‘滿洲國’政府的：一、統治經濟，二、整理蒙地，三、招募勞工，四、禁止鴉片等。而他們巧妙利用‘在家理’和‘紅槍會’作為進行工作的組織基礎，這一點是應當注意的。在整理蒙地，繳土工作上，他們抓住農民的土地觀念這個封建的頑固思想，利用這種容易陷于懷疑的弱點進行反對宣傳，煽動人心，進行反對‘滿洲國’政府的工作，因之往往土地多的便由于害怕整理土地而被所誘惑，以致參加了反滿抗日的工作。”

　　第四，無比靈通的諜報工作。根據日方的觀察，中共的情報能力相當強。不僅使日軍無法掌握其動向，相反，日軍的作戰部署多為其所探知。

　　1939年5月，日軍分兵多路，向晉察冀根據地發動圍攻，最終以失敗收場。參加此次圍攻的日軍第三十六師團的參謀小崛晃中尉回憶：“作戰開始后，敵情完全不明，宛如墮在霧中，進行無法捉摸的作戰。雖然采用在滿洲實行的分進合擊治安討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報活動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終歸落空，毫無結果。”

　　1940年初，日軍一一○師團作戰部主任參謀中村三郎回憶：“共軍的情報收集、傳遞，非常巧妙而且迅速。日軍的討伐行動，往往在事前便被偵悉。到處都有彼等安插的密探。”偽《新上海報》發表的一篇名為“共產軍舊賬——間諜”，介紹了八路軍在抗戰中的諜報工作：“八路軍之間諜網，遂廣布于華北七省，洎乎今日，關外四省，亦莫不有八路軍之間諜行蹤矣。至今之間諜功績，尤彰彰在人耳目，大同太原五次大會戰，考其根源，尤不能不歸功于間諜之努力活動，而后消息靈通，日軍大隊來犯，則早分藏于深山窮谷中，動靜自如，指揮如意，在日軍方從某一城市出發時，數目多少，器械如何，八路軍早得無線電報，列陣以待矣。”

　　四、日偽對共產黨能夠取得勝利的觀察

　　據日方觀察，中共不僅在士氣民心、戰略戰術上不容小覷，作為一個政黨，也不斷走向獨立、成熟。日方注意到中共所提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認為這是其逐漸成熟的標志。

　　中共“歷行其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建設，其理論的創造及斗爭經驗的積累，亦均是中共本身根據中國具體情形所創造……(毛澤東)所著之論持久戰、論新階段、論新民主主義三大論著，不但作了中共目前進行‘抗日戰爭的理論根據’。且被蘇聯稱為‘馬列主義在殖民地及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中共號召干部學習，亦提倡學習中國事情，了解中國具體社會，并皷勵干部力求實際，將馬列主義及其辯證法，靈活運用到中國具體情形上去。最近中共所倡導的整頓三風運動及調查研究工作，既可說明中共在日益走向中國化的過程中”。不僅如此，經過多年的實踐，中共建成了一支高素質的干部隊伍，長于作戰，善于自律：“共產黨具有相當強忍之勢力，尤其指導之干部，有豐富之經驗，彼等對于戰法戰術,常以全力研究之，並對自己之失能弱點，反省修正，頗為機敏，對下級黨員及民眾，常以身作則，抱有實踐之熱情。”他們時刻注意傾聽群眾的聲音，走群眾路線。“其干部每臨指導時，則言必須以現實為可貴，並非站在群眾之上，而是長在群眾之中，不是應該命令群眾，而是聽納群眾的希望與意向，如此種種，成為中共實踐的指南。”與此同時，中共實行了正確的政策。日方注意到根據地開展的大生產運動，認為其卓有成效地解決了糧食問題。“(八路)從軍師部到下級戰士都瘋狂發起一種農兵政策，與代耕運動，他們親身有計劃的節省開支來自己開墾經營，喂豬種菜，這樣使他們‘豐衣足食’了!”

　　面對這樣強勁的對手，日本日益確信，中共才是其最大的敵人。華北軍很早便提出以中共軍隊為主要作戰目標。1938年11月18日，日本華北方面軍編寫的情報記錄寫道：“可以斷定，今后華北治安的對象是共軍。” 1939年12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進一步指出：“華北治安戰的致命禍患就是共軍。只有打破這個立足于軍、政、黨、民的有機結合的抗戰組織，才是現階段治安肅正的根本。”由此，日本華北方面軍制定的1940年“肅正工作計劃”規定：“中共勢力迅速壯大，不容忽視。如不及早采取對策，華北將成為中共天下。為此，方面軍討伐的重點，必須全面指向共軍。”

　　抗戰后期，日本已經承認，中共才是在中國戰場上的首要敵人。1943年，松本鈴吉在《中日事變解決的要諦》中說：“再當考察大東亞戰爭和抗日意識的關系時，所不能忘卻或看過的是中共政權。在中國民眾抗日意識的源泉點上，中共政權在重慶的上位。”日方主辦的“同盟世界周報”也指出：“如果有人以為只要和重慶能夠談判成功，就可以解決中國事變，那是很大的錯誤。根據我們的見解，真正的抗日勢力，始終一貫的是中國共產黨。”

　　令日偽方面憂慮的是，中共實在難以戰勝。他們甚至以國民黨在抗戰前“反共”的失敗例子，來表明“滅共”的不可能。“當事變未發生前，政府以中國的全軍力討伐‘共匪’，猶且不能克奏膚功，何況時至今日。……‘新中國政府’所擁之土地人民，目前尚不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所謂清鄉軍，所謂靖國軍，是否足以鏟除‘共禍’，今人不無幾分疑問，現在治安政策固次第遂行，在治下的人民，有無已治已安之實效，自有欺世欺人之聽聞。不揣其本而齊其末，‘共禍’仍然不能鏟除。”

　　偽新民學會中央總會宣傳局長陳載平則直接預言了中國共產黨必勝，日軍必敗的命運：“現在‘匪共’方面，相當于有思想、有組織、有力量。而且他們是黨政軍一體，力量是集中的，反觀我們的陣營，因為‘革新思想’與‘革新勢力’未能滲透于政治和軍事，所以一切新的工作，新的組織，新的斗爭技術，不能順利展開。而且因受封建殘余的障礙，收效極難……現在時勢危迫，生靈涂炭，我們不能‘滅共’便將‘為共滅’”。

　　綜上所述，與國民黨方面的宣傳相反，在日偽政府和武裝的宣傳媒體上，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成熟的、獨立的政黨，她所領導的抗日武裝組織嚴密、思想統一、意志集中、行動一致，不僅深得民心，游擊戰、地雷戰等等戰略戰術也運用得出神入化;她在艱難的環境中，動員人民，不斷發展壯大，在敵后戰場給予日偽很大打擊，成為阻礙日本侵略中國最主要的而又難以戰勝的對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必將取得抗戰斗爭的最后勝利。

　　(作者單位：南京圖書館。原文刊發于《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5年第3期，參考文獻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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