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14年，一戰在歐洲大陸爆發，改變了整個世界，也同樣引爆了中國學術、輿論界的思想戰，繼而引發了“五四運動”，掀開了新的一頁。汪暉認為，今天我們所面臨的金融危機，就像100年前面臨戰爭危機一樣。然而，一戰引發了一場將歐洲的危機與中國的危機關聯起來進行思考的“思想戰”;金融危機卻尚未出現將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歐美的危機相互關聯起來進行總體分析。

　　1918年11日15日，歐洲停戰的消息剛剛傳入中國，新任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在北京天安門舉行的慶祝協約國勝利大會上發表演講，用拜火教的黑暗之神與光明之神的搏斗為喻，描述協約國對德國的勝利。在黑暗之神的一方，是強權論、陰謀派、武斷主義、種族偏見，在光明之神的一面，是互助論、正義派、平民主義、大同主義。光明之神代表了“世界大勢”，他因此呼吁中國的政治勢力“快快拋棄了這種黑暗主義，向光明方面去呵!”

　　同日，李大釗問道：“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是熱鬧的狠。可是戰勝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為那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狗，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為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為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為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為打敗世界軍國主義慶祝。”

　　也在這一天，陳獨秀發表《克林德碑》，再次將歐戰問題與中國的思想啟蒙聯系起來。他舉例說：“天津慶祝協約國戰勝，各界游行街市，內中最奇怪的是南開學校做了一個船名叫‘國魂舟’，學生二人扮做關羽、岳飛坐在舟中。”南開學校以《國魂舟感言》為題，舉辦國文考試，其中有學生的文章云：“噫，其中亦不思吾國魂舟中曾有關公、岳飛其人乎?洋人洋人，毋笑吾駑弱為!”陳獨秀因此慨嘆中國青年思想“仍舊是現在社會上國粹的醫、卜、星、相種種迷信”，仍然在“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上奔波，而他接著大戰的結束，為中國青年指出一條“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

　　李、陳是“五四”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而蔡則是其同盟軍，他們對歐戰的總結尚如此不同，若與其對立面相比，差異就更大了。

　　在戰爭結束前夕，中國思想界的論戰已經開始。1918年9月，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質問〈東方雜志〉記者——〈東方雜志〉與復辟問題》一文。杜亞泉的回應文章發表在三個月后，題目是《答〈新青年〉雜志記者之質問》，其時戰爭已經結束，但思想的對壘卻由此展開了。1919年1月，杜亞泉總結說：“吾人對此時局，自不能不有一種覺悟，即世界人類經此大決斗與大犧牲以后，于物質精神兩方面，必有一種之大改革……故吾人亟欲以大戰爭影響之所及告我國人，以促國人之覺悟焉。”杜亞泉的慨嘆與梁啟超、梁漱溟對歐洲危機的反思桴鼓相應，將“覺悟”問題引向了東西文明的思考，因而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思想產生了或明或暗的對抗與緊張。

　　資料圖 西歐戰局地圖

　　蔡元培在戰爭結束前夕將歐洲戰爭概括為尼采、托爾斯泰、克魯泡特金之間的思想戰，可以視為杜亞泉在戰爭爆發時發表的《論思想戰》一文的回聲。在那篇文章中，他提及了民權思想的發達、民族思想的興起、美國革命和法國革命的影響等，并總結道：“現時歐洲大戰爭之起因，以記者之觀測，則全屬于思想之關系。德之大日耳曼主義，俄之大斯拉夫主義，英之大不列顛主義，此皆思想上預期之利也。”

　　過去二十年，學術界對于晚清的興趣水漲船高，而對“五四”文化運動的評價日趨低迷，理由是“五四”時期的各種觀念和嘗試在晚清已經萌芽，很難以此為一個歷史的新起點。然而，從“一戰”與“思想戰”的關系來看，“五四”文化運動代表著民國建立后一個重要的轉折期，任何對此后歷史變遷和思想發展的討論都需要考慮這一“思想戰”的后果。

　　資料圖《論思想戰》

　　這一“思想戰”將對中國道路的思考從對歐洲文明的學習以及東西差異的比較，擴展為對歐洲危機的認識，以及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對中國未來的探尋。不但新文化運動者倡導的互助、和平、大同、科學、勞工神圣和庶民的勝利代表了一種對普遍性的向往，而且杜亞泉、梁啟超、梁漱溟對中國文明的再認識也并未局限于文明差異的框架，恰恰相反，他們不一而同地將對中國傳統的再認識與對人類普遍道路的思考關聯起來。戰爭、革命以及歐洲思想對于危機的思考為中國的思想戰提供了廣闊的背景和平臺。

　　正是在這一平臺之上，中國思想者們第一次將國內戰爭和政治危機與遠在歐洲戰場的軍事沖突、政治革命和經濟危機聯系起來，進而為探索中國道路提供了一個世界主義的視野。也正由于此，新政治不再誕生于既存政治勢力的博弈之間，對新政治的探求也不再是沿著晚清以降的改革路徑往前延伸，相反，參照歐洲沖突和歐洲各國在戰后的新局面，思想戰的焦點已經是勞工、青年、婦女、資本主義、社會政策、以工立國還是以農立國、社會主義等等，即便是對政黨政治、議會模式或中央-地方關系等政治范疇的思考和討論，也離不開這些新的政治議題了。歐洲戰爭與共和危機在這一獨特背景下獲得了緊密而內在的聯系，也因此提供了一個不同于此前任何政治探索的思想視野。

　　我對“五四”一直抱有濃厚的興趣。1989年初，時值“五四”七十周年，我撰寫了《預言與危機――現代中國思想中的“五四”啟蒙運動》一文，分上下篇發表在《文學評論》第3期和第4期上。1990年夏天，我在陜西商洛山完成了另一篇長文《中國的“五四觀”-兼論中國現代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歷史前提》，其中一部分發表于日本的《野草》雜志，而全文除后來收入《無地彷徨》一書外，沒有單獨發表。在那之后的二十年中，我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的研究和撰寫，但從未放棄寫一本關于“五四”的書的想法。

　　2009年春季，我在斯坦福大學訪問，適逢“五四”九十周年。我的教學任務很輕，每天都可以泡在東方圖書館和胡佛研究所的檔案室閱讀舊期刊、查閱檔案。這里資料尚算齊備，我因此打算做一個系列研究，了卻二十年前的夙愿。我計劃分三個部分展開對“五四”文化運動的研究：第一部分以《東方雜志》為中心，討論文明論戰的興起及其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共和危機的關系，第二部分以《新青年》、《新潮》為中心討論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系，第三部分研究“五四”運動后政黨政治的轉型和文化運動的衰落。

　　起初的研究進展順利，第一部分的草稿很快完成了，我開始做有關第二部分研究的筆記。但文章的命運有時很曲折。為了查閱巴黎和會前后世界各地的人物給威爾遜總統的電文，我在圖書館的網頁下載了大批美國外交檔案，翻閱之中，找出了開羅會議前后的檔案;此后又在柏克利的亞洲圖書館查閱了《中華民國外交檔案》，對這兩個時期(“五四”時期與開羅會議前后)的電文和記錄比較留心。

　　在來斯坦福之前，我曾應丸川哲史教授的邀請寫過一篇關于琉球問題的稿子，但由于時間匆忙，文章并不完整。胡佛圖書館藏有蔣介石檔案，我前去查閱，起初的動機是想尋得一點有關文化與政治問題的線索，但翻閱過程中卻又找來開羅會議前后的記載與《美國外交檔案》及《中華民國外交檔案》中的有關記載相互比較、參照。胡佛圖書館不允許查閱者影印蔣介石日記，也不讓帶電腦入內，我只好像近代史所的同仁一樣，先手抄再核對，頗費功夫。檔案閱讀暫時擱置了正在從事的研究，將我帶入對琉球一文的修訂之中。等到琉球文完畢，歸期已近。

　　回到北京后，像以往歸來時一樣，各種事情占去了寫作的時間，一拖再拖，后兩部分竟至今沒有完成。《中國社會科學》本想等我完成全部研究之后再安排發表，但因我的拖延，為配合紀念“五四”九十周年，只好先刊載以《文化與政治的變奏》為題，先行刊載了第一部分的縮略稿。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至今整整100周年。年初，英國《金融時報》發表資深評論員馬丁·沃爾夫的文章，將“一戰”與當代局勢相互比較。沒過多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演說，將亞洲局勢比之于“一戰”前的歐洲。隔一日，中國外長王毅在同一論壇提醒人們這一比喻很不恰當，因為若要談戰爭，為什么不談日本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以及因時間更早而在此場合未見提及的甲午戰爭，偏偏提一百年前、遠在歐洲的局勢呢?

　　這兩場演講，我都在場。在我參與的圓桌討論中，我做了一個比較，大意是今天我們正面臨金融危機，就像100年前面臨戰爭危機一樣。歐洲戰爭打碎了晚清以來中國人積累起來的西方楷模的形象，引發了一場將歐洲的危機與中國的危機關聯起來進行思考的“思想戰”;今天的金融危機始于我們長期視為楷模的美國，引發了種種有關應對危機的討論，卻尚未形成一場深度的“思想戰”，將中國面臨的挑戰和歐美的危機相互關聯起來進行總體分析。

　　今天重新回顧“一戰”的歷史，與其像許多媒體那樣圍繞戰爭喋喋不休，不如展開這樣一場“思想戰”、一場文化運動，不但全面地思考克服危機的方法，而且致力于提出具有未來性的新范疇，為探尋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道路和人類和平奠定基石。

　　作者介紹：汪暉，著名學者，曾任《讀書》雜志主編，代表作有《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文化與公共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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