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的原因較多，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持久抗戰戰略的成功實施。持久抗戰，這是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時期共同的戰略主張，但是，持久抗戰的真諦是什么?雙方的立論基礎與理論內容卻不盡相同，典型地反映出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也導致了兩個戰場不同的抗日結局。

　　共產黨的持久抗戰理論

　　早在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就指出“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我們說，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

　　1936年7月，毛澤東在與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說道，一旦中日爆發戰爭，中國可以通過持久抗戰爭取勝利。1937年7月，朱德在《實行對日抗戰》一文中也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洛川會議以后，劉少奇、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等人紛紛發表文章，闡述持久抗戰的觀點與方法。1938年，毛澤東集中全黨智慧，發表《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等著作，系統地闡述了中共關于持久戰的戰略思想。主要內容有：

　　第一，中國能夠并且必須經過持久抗戰取得勝利的客觀依據。他指出：“中日戰爭不是別的任何戰爭，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和帝國主義的日本之間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進行的一場決死的戰爭。全部問題的根據就在這里”。在這場中日戰爭中，中日雙方存在著四個基本特點。一方面，敵強我弱決定了抗日戰爭只能是持久戰。另一方面，敵小我大、敵退步我進步、敵寡助我多助，加上中國已經有了代表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在政治上成熟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因此，最后勝利又將是屬于中國的。

　　第二，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的發展進程。他指出：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其中，戰略相持階段，“是整個戰爭的過渡階段，也將是最困難的時期，然而它是轉變的樞紐。”這是中國抗日戰爭能否取得最后勝利的最關鍵的階段。

　　第三，實行持久抗戰的具體的戰略方針。這就是主動的、靈活的、有計劃的防御戰中的進攻戰，持久戰中的速決戰，內線作戰中的外線作戰。這是一套系統的以弱勝強的作戰方針，充滿了軍事辯證法的智慧。

　　第四，持久戰的基礎在于廣大民眾。“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他指出，爭取抗戰勝利的唯一正確道路，是充分動員和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

　　國民黨持久抗戰的主張

　　在全面抗戰爆發之前，國民黨內一些軍事戰略家已經看到第二次中日戰爭無法避免，提出中日一旦開戰，中國可以在對日作戰中實施持久抗戰。蔣百里就多次向國民黨政府建議，以“拖”的戰略拖垮日本。1935年春夏，蔣介石也曾構想中國對日“至和平絕望時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戰，爭取最后勝利。”李宗仁于1936年4月在廣州對記者發表談話中提出“焦土抗戰”：即“利用我廣土眾民、山川險阻等優越條件來困擾敵人，作有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8月7日，國民政府召開國防會議正式決定“全面抗戰，采取持久消耗戰略”。此后，蔣介石多次宣揚“今次抗戰，利于持久。”“要以持久戰、消耗戰，打破敵人速戰速決之企圖。”不過，國民黨政府的持久抗戰思想并不系統，主要散見于蔣介石的多次演講和文章中，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等待國際形勢改觀，依賴外力取勝。

　　在蔣介石看來，當時的中國積貧積弱，沒有現代化作戰的條件，如果貿然與對中國侵略蓄謀已久的現代化國家日本作戰，結局只是敗亡而已。這也是九一八事變以來他奉行對日“不抵抗政策”與所謂“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重要原由。全面抗戰爆發后，他甚至坦言：“現在如單就軍隊力量比較，當然我們不及敵人，就拿軍事以外兩國實際國力來較量，也殊少勝利把握”，“我們的著眼點，并不在此。”這是國民黨持久抗戰理論的基點。

　　對蔣介石持久抗戰的真諦，胡適一語道破天機。他說：凡涉和戰大計，總不外“苦撐待變”四字。“‘苦撐’是盡其在我，‘待變’是等候世界局勢變得于我有利之時!”胡適的“苦撐待變”四字真言，深得蔣介石持久抗戰之精義。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對國民黨政府來說無疑是望眼欲穿的特大喜訊，蔣介石認為“抗戰政略之成就，至今已達于頂點”。從此，他就不再懷疑抗戰最后勝利問題，于是把更多的精力轉移到對付共產黨方面去了。

　　第二，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

　　從等待國際局勢改觀這個戰略基點出發，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所謂持久抗戰的具體方策就在于爭取時間，即“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這是國民黨“持久抗戰”戰略的核心內容。

　　1938年2月7日，蔣介石在《抗戰必勝的條件與要素》的演講中明確說：“我們現在與敵人打仗，就是爭時間。我們就是要以長久的時間來固守廣大的空間，要以廣大的空間，來延長抗戰的時間，來消耗敵人的實力，爭取最后的勝利”，在他看來，中國幅員廣寬，有極大的回旋余地，敵人一時無法全部占領廣大土地。戰爭本來就是為了爭取時間與空間。“以空間換時間”實質是一種拖延戰術，其目的是在等待外援，等待國際形勢的改觀。對此，李宗仁也明確指出：“根據我的分析，我們抗戰的戰略重心便是以空間換時間，以待世界局勢的轉變”。

　　第三，以西南為抗戰大后方。

　　1935年8月11日，蔣介石在峨眉訓練團對川滇黔三省各級干部演講中指出：“我敢說，我們本部十八省哪怕失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復一切的失地，復興國家，完成革命”。1938年11月19日，國民政府舉行國防最高會議，決定將首都遷移到重慶，標志著這一戰略構想正式付諸實施。向以四川為中心的內陸地區退卻，這是國民黨“持久抗戰”的重大戰略部署。

　　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之所以確定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為大后方這個戰略布局也是有一定根據的。首先，整個西南地區地處內陸，地形復雜，易守難攻，利于持久。其次，東南地區淪陷后，中國海岸被敵封鎖，通過沿海及中越鐵路的國際交通線均被切斷，如能保有西南，尚可確保滇緬公路這條國際交通線，獲取源源不斷的美英軍需。其三，四川氣候溫潤，物產豐饒，地廣人眾，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也利于持久。因此，以四川為中心的西南被蔣介石看作“抗戰之策源地”和民族復興基地。應當肯定，蔣介石國民黨把西南定為抗戰后方基地，把內地大量工業、企業、商業、學校及戰略物資遷入西南，對持久抗戰、拖垮日本，起了一定作用。

　　第四，“二期抗戰”的戰略階段構想。

　　武漢、廣州失陷后，中日戰爭陷入相持階段。1938年11月，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南岳軍事會議，蔣介石在會上提出抗戰進程分為兩個時期，武漢失守以前為第一期，即向內陸退卻時期;武漢失守以后為第二期，即轉守為攻、反敗為勝時期。他說“第一期的任務，在于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掩護我們后方的準備工作，確定長期抗戰的基礎，完成我們第二期抗戰戰略與政略上的一切部署。第二期任務，就要承接前期奮斗的成績，實施我們第一期中所部署的一切計劃，與發揮我們抗戰的力量，以達到抗戰勝利與建國成功的目的。”這就是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對抗戰發展進程的總體構想。對此，陳誠闡釋道：“即在戰略上初期之‘以空間換時間’，第二期之‘積小勝為大勝’，以配合盟軍之整個戰略”。

　　蔣介石“二期抗戰”的階段性戰略構想，并不認為需要有一個戰略相持階段，而是企圖徑直由戰略防御轉到戰略反攻，而事實上，戰略相持階段，恰恰是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最為關鍵的階段，因而并沒有反映抗日戰爭發展規律，缺乏具體的戰略指導價值。

　　國共兩黨持久抗戰思想的區別

　　上述可見，針對抗戰“亡國論”與“速勝論”甚囂塵上的現象，國共兩黨中不少有識之士在持久抗戰的總的戰略方針上達成了共識，對抗日戰爭的勝利具有重要的指導價值。但是，仔細考察國共兩黨關于持久抗戰的戰略主張，可以發現，兩者的確存在不少區別，甚至是本質差異。

　　第一，持久抗戰的理論基點不同。

　　依賴外力取勝，是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持久抗戰的基本依據。這正如朱德所指出的，它“把戰爭勝利寄托在日蘇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上面，不寄托在自己的政治改革、軍事改革和抗戰努力上”，存在著僥幸心理，把抗戰命運寄托在英、美、法、蘇各國與中國“共同一致來打日本”之上。理論基礎并不扎實，無異于把持久抗戰這座理論大廈奠基于流沙之上，所以說，這是一條不發動民眾的片面的抗戰路線。

　　事實上，任何戰爭都是交戰雙方政治、經濟、軍事、人心以至外交的總體戰，爭取外援固然重要，但這不過是外因，決定性因素在于內因。對此，毛澤東指出：“戰爭的勝負，固然決定于雙方軍事、政治、經濟、地理、戰爭性質、國際援助諸條件……還需加上主觀的努力，這就是指導戰爭和實行戰爭，這就是戰爭中的自覺的能動性。”這種“自覺的能動性”主要是指人民戰爭之偉力。

　　中共關于抗日持久戰的理論主要奠基于發動民眾起來抗日，實行全面的抗戰路線，認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只要積極動員人民起來抗日，就會使日本侵略者像一匹野牛沖入火陣。正如洛川會議所強調的，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關鍵在于使已經發動的抗戰成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主要依賴外援還是發動民眾，這是國共兩黨關于持久戰理論的不同基點，實質上反映出了兩條不同的抗戰路線。

　　第二，持久抗戰戰略戰術原則的差異。

　　蔣介石關于抗日持久戰的戰略戰術原則，過多重視陣地防御作用，輕視運動戰和游擊戰，這是一種消極防御的戰略戰術。蔣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宣布的五項作戰原則中，強調了陣地戰的基本方針，說：“我們要固守陣地……這是我們抗倭勝利唯一要訣”，“要多筑工事，層層布防，處處據守”，并著重指出：“敵人的利器是飛機、大炮、戰車，我們的利器是深溝、高壘、厚壁”。

　　為實施陣地戰，蔣介石還制定了有進無退的“連坐法”，命令部隊“誓死拼命，堅強抵抗”，“持久死守”，不許后退。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歷代高明的軍事家都主張實行積極防御的方針。而國民黨正面戰場在抗日戰爭的戰略防御階段，卻實行消極防御的作戰方針，忽略了敵強我弱的根本特點，與日軍爭一城一地的得失，以無數將士的血肉之軀去填入敵人的火海，造成重大損失，這與持久戰略的目標相背離，對持久抗戰不利。

　　毛澤東早在1936年與斯諾的談話中就曾經預測，在未來的對日作戰中，“中國軍隊要勝利，必須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這就是大規模的運動戰，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御工事的陣地戰”，主要實行運動戰，輔之以陣地戰。抗戰開始后，毛澤東又系統地提出“在全體上，運動戰是主要的，游擊戰是輔助的;在部分上，游擊戰是主要的，運動戰是輔助的。”尤其是把敵后游擊戰提到了戰略高度，這是一大發明，其根本原因在于當時的中國是處于進步時代的大而弱的國家。這是一種積極防御的戰略戰術。事實證明，中共敵后根據地的廣泛開辟和人民武裝力量的迅速壯大，與毛澤東這一軍事戰略戰術原則密不可分。

　　第三，持久抗戰戰略階段劃分上的區別。

　　蔣介石把持久戰略分為兩個階段，稱抗戰第一期為戰略防御時期，把抗戰第二期稱為轉敗為勝的反攻階段，否認戰略相持階段的存在，這是基于“等待國際局勢改觀”的指導思想而制定的戰略計劃，自然難以認識把握抗戰進程和規律。蔣介石“二期抗戰”階段說沒有也不可能揭示抗戰的真實進程和發展規律，反映出其理論的偏頗與戰略短視，缺乏對抗戰的指導價值。

　　對蔣介石“二期抗戰”的戰略階段劃分，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一文中曾作過批評：“如果承認持久戰或長期戰爭又不贊成三個階段，那末，所謂持久與長期就是完全抽象的東西，沒有任何內容與現實，因而就不能實現任何實際的戰略指導與任何實際的抗戰政策了。實際上，這種意見仍屬于速勝論，不過穿上‘持久戰’的外衣罷了”。

　　毛澤東根據中日雙方的不同特點進行科學考察，預測中國抗日戰爭必然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事實證明，這是富有洞察力的真知灼見。他對持久戰特別是戰略相持階段的種種特點的論述，對指導抗日戰爭的勝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陸衛明 作者為西安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閱讀延伸

　　國共兩黨主要領導人談持久抗戰

　　毛澤東 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指出“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

　　張聞天 1936年4月20日，張聞天在《關于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明確指出：抗日戰爭不是幾天幾個月就能決定勝負的，這是一個持久戰。

　　朱德 1937年7月15日，朱德在《解放》周刊發表題為《實行對日抗戰》的文章，指出對日作戰將是一個持久的艱苦的抗戰。1938年1月，在《爭取持久抗戰勝利的先決問題》一文中，他明確指出：要“從持久戰中去取得抗戰的最后勝利”;“只有堅持持久的抗戰，才能最終地戰勝敵人”。

　　劉少奇 1937年10月，劉少奇寫出了《抗日游擊戰爭的幾個基本政策問題》的軍事理論著作，指出：在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的領導下，華北和山東敵后抗日根據地最先在全國建立起來，敵后抗戰出現嶄新氣象，走出了持久抗戰的第一步。

　　蔣介石 1935年春夏，蔣介石曾構想中國對日“至和平絕望時舉全國力量從事持久消耗戰，爭取最后勝利。”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蔣介石多次宣揚“要以持久戰、消耗戰，打破敵人速戰速決之企圖。”

　　李宗仁 1936年4月，李宗仁提出“焦土抗戰”：即“利用我廣土眾民、山川險阻等優越條件來困擾敵人，作有計劃的節節抵抗的長期消耗戰。”

　　蔣百里 七七事變后，蔣百里常說：打不了，也要打;打敗了就退，退了還是打;五年、八年、十年總堅持打下去;不論打到什么天地，窮盡輸光不要緊，千千萬萬就是不要向他妥協，最后勝利定規是我們的。

　　陳誠 1937年在《持久抗戰的幾個重要點》一文中，陳誠指出，必須實行持久戰與消耗戰。兩方消耗的程度，在同一時間內，必然是我輕而敵重……才可以確切認識消耗戰的真意義。(陸琴 輯)

　　毛澤東：《論持久戰》，1938年武漢出版。封面上有毛澤東的題詞：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堅持持久戰，最后勝利必然是中國的。

　　周恩來：《怎樣進行持久抗戰》，1938年1月出版。

　　蔣百里：《國防論》，1937年出版。

　　陳誠：《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1937年11月出版。(王季 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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