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以來，最令中華民族感到痛心和恥辱的是土地割讓，領土不保。從此近百年間，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匯集成強大的民族力量，實現領土的完整和堅固。這一切，最終由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扭轉乾坤，在二十世紀中葉重整河山，一統社稽，引導中華民族重新走上復興征途。美國歷史學家莫里斯·邁斯納在《毛澤東的中國》一書中這樣說：“自從1842年以來，中國的政治家和政府以及傳統的和現代的民族主義者都曾發誓要甩掉外國的枷鎖，但是，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是現代中國歷史上第一個顯示出自己有這種能力的政府。”莫里斯的說法無疑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比較客觀的評價。

　　歷史的重擔就這樣落在毛澤東的肩頭。

　　1917年，在湖南一師讀書的毛澤東有感于國家衰敗，權喪國辱，寫下了飽含救國大志的《心之力》，文中寫道：“五千年中央神州屹立環宇，慈潤天道，德化昆侖，逐忘除魔滅盜之大道使命。待魔鬼而好生，如東郭之飼狼，漸失土于廣袤，魔盜全球侵殺，血罪滔天，貪婪殘暴，偽善陰險，愚克己隱忍，憨良感化，以善招惡，如魚肉慫恿魔盜之刀俎。……數十年來，神州大地屢受殘暴侵殺，國庫民資盡被陰險搶劫。甲午海戰、八國聯軍、廿一條……不平等諸般賣國條約卑下怯弱，引狼入室，資敵來犯，實為召喚、鼓勵蠻夷強盜分食神州華夏之舉，此昏君國賊禍民之罪。……惡魔群盜當世，中華焉能以一國一隅而強盛?又焉能以求和退讓之宋趙腐朽之自殘茍且偷生，妄想與魔盜流氓自守君子相交之道德!凡此皆為出賣國家、禍害民眾之國賊。惟有舉環球反擊魔盜之大旗，方可行強國富民之拒敵謀略。不謀全局者不足于謀一隅，不謀萬世者不足與謀一時，我等豈可獨坐井底。……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戒海內貪腐之國賊，懲海外漢奸之子嗣;養萬民經濟之財富，興大國農工之格局;開仁武世界之先河，滅魔盜國際之基石;創中華新紀之強國，造國民千秋之福祉;興神州萬代之盛世，開全球永久之太平!”

　　九一八事變暴發以后，日本與中華民族的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1933年1月1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宣言，宣言中提出愿在三個條件下與全國各軍隊共同抗日，其中之一為：“立即武裝民眾，創立武裝的義勇軍，以保衛中國及爭取中國的獨立統一與領土的完整。”

　　1935年12月27日，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毛澤東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其中指出：“當著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著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為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為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為了實現這一任務，毛澤東提出了堅持持久戰和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批判了革命隊伍中存在的冒險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思想，他說：“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

　　1936年3月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布告》中就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嚴峻形勢指出：“全國喪亡，迫在眼前。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人民紅軍軍事委員會派遣本軍，東行抗日。一切愛國志士，革命仁人，不分新舊，不分派別，不分出身，凡屬同情于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本軍均愿與之聯合，共同進行民族革命之偉大事業。……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國既喪亡，身于何有?建義旗于國中，申天討于禹域。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以一當十，是我精神，以十當一，是我實力。中華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國主義之必倒，勝敗之數，不辯自明。其有不明大義，媚外殘民，甚至抵抗本軍者，是自棄于國人，本軍當以漢奸賣國賊論罪。”在布告中，毛澤東響亮地喊出了“自由平等與領土完整的新中國萬歲”的口號。

　　1936年7月、9月，美國記者斯諾來到中共所在地延安，首次對毛澤東進行了采訪，毛澤東就外交問題、對日問題、民族統一戰線問題進行了系統闡述，他在回答有關外交問題時指出：“在我們贏得獨立之后，中國將同友好國家商訂互助、互利和互相同意的條約。對于日本，我們現在只有一種辦法，武裝抵抗的辦法。但是同其他國家，中國準備進行規模比現在更大的合作，并第一次在互相尊重的基礎上同它們建立這樣的關系。至于日本，中國必須通過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財產，取消日本在我國的一切特權、租界和政治勢力—一包括像何梅協定、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協定、各種反共公約等等為全中國人民所反對的‘條約’。”就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問題指出：“日本的大陸政策已經確定了，那些以為同日本妥協，再犧牲一些中國的領土主權就能夠停止日本進攻的人們，他們的想法只是一種幻想。……中國的迫切任務是收復所有失地，而不僅僅是保衛我們在長城以內的主權。這就是說，東北必須收復。這一點同樣適用于臺灣。至于內蒙，那是漢族與蒙族人民共同居住的地區，我們要努力把日本從內蒙趕出去，幫助內蒙建立自治。當我們光復中國的失地之后，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的枷鎖，我們將對他們的獨立斗爭提供熱情的援助。……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一樣，不容許日本保留中國的寸土。”

　　1936年8月25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中發出了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宣言，并宣布在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可成為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毛澤東在信中指出：“現在是亡國滅種的緊急關頭了，本黨不得不向貴黨再一次地大聲疾呼：立即停止內戰，組織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發動神圣的民族自衛戰爭，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保衛及恢復中國的領土主權，拯救全國人民于水深火熱之中。”毛澤東進而指出：“在全國人民看來，東北四省的淪亡，察哈爾大部的失去，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猖獗，冀察政委會的傀儡化，日本大軍的進駐冀察，華北經濟權的喪失，泛濫全國的公開走私，民族工商業的陷于絕境，國家財政的趨于破產，海關權的破壞，華北以至西北各省日本特務機關的遍設，日、偽蒙軍對于綏遠的大舉進攻，內蒙獨立政府的成立，敵機在我領空上無限制的飛行，日本浪人的橫行無忌，學生愛國運動與人民愛國言論遭受日寇直接間接的干涉，大批工農群眾的遭受屠殺，許多愛國人民、愛國軍人、愛國警察、愛國記者，甚至許多貴黨的要員與貴黨政府的官吏，無不遭受不堪的侮辱，守土軍隊的被迫撤退，青島的告警，華南自治運動的策動等等，無一而非中國領土主權的極大損失。在全國人民看來，淞滬協定、塘沽協定、何梅協定、華北防共協定，以及其他沒有宣布的成文與不成文的協定，無一不是喪權失地的條約。因此在全國人民看來，和平早已絕望，犧牲早已到了最后關頭，除了發動全國人民全國武裝力量的堅決的自衛戰爭外，中國領土主權的全部淪亡是無法挽救的。……現在全國人民盼望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救國之心是迫切到了萬分，他們相信只有國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

　　1936年10月，毛澤東起草《國共兩黨抗日救國協定草案》，指出國共兩黨訂立抗日救國協定的必要性：“鑒于日本帝國主義者對于中國侵略之有加無已，危害中國領土主權之保全與民族之生存，一致認為惟有兩黨合作并喚起民眾，聯合全國各黨各派各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與國家，實行對日武裝抗戰，方能達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保衛與恢復中國領土主權，爭取國家獨立與民族生存之目的。”兩黨合作的偉大政治任務之一是：“實行對日武裝抗戰，保衛與恢復全中國之領土與主權。”

　　1936年10月26日，毛澤東在起草的《致蔣介石及國民革命軍西北各將領書》中指出：“我蘇維埃紅軍自去年八月發表宣言，提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以來，轉瞬一年多了。這一年間日寇的侵略有加無已，國土日蹙，國勢日衰。現在日寇的兇焰益張。華北分離，綏寧[2]淪亡，已經迫在目前。即長江沿海亦莫不敵船云集，蠢蠢欲動。亡國滅種的條件，接連提出。亡國奴的命運威脅著全中國人民。和平久已絕望，犧牲是無可幸免。局勢至此，非抗戰不足以圖存，已為全中國人民所共信。全中國人民今日所仰望于貴黨政府的，是領導抗戰，驅除日寇。但直至今日，我們猶未聞貴黨政府下最后決心，反而見蔣總司令親臨西北，督‘剿’紅軍。這不能不使全國人民失望，不能不使日寇稱快。”毛澤東在信中再次鄭重聲明：“我們敢以軍人的坦白與熱忱敬告諸先生：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候，‘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深望諸先生懸崖勒馬，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并與紅軍攜手共赴國防前線，努力殺賊，保衛國土，驅逐日寇，收復失地。”

　　為敦促蔣介石抗日，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在起草的《給蔣介石的信》，言詞懇切地寫道：“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陣線，綏遠之國防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為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地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全民族唯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擇一。徘徊歧途，將國為之毀，身為之奴，失通國之人心，遭千秋之辱罵。吾人誠不愿見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稱曰，亡中國者非他人，蔣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視先生為能及時改過救國救民之豪杰。語曰，過則勿憚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從，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禍亟，言重心危，立馬陳詞，佇候明教。”

　　1937年3月1日，毛澤東就中日問題和西安事變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采訪，他對西安事變問題說：“西安事變爆發，國家處于重大危險面前，其危險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機進攻，其得和平解決，實是如天之福。”對中日和平談判的條件指出：“日本取消對中國的侵略政策，即取消其所謂大陸政策與廣田三原則，尊重中國的獨立，將兩國放在完全平等地位;……交還東北四省及察哈爾北部，取消‘滿洲國’，取消殷汝耕冀東政府;……撤退華北駐屯軍;……”但他同時又指出：“一切犧牲中國領土主權的談判，我們都要反對的。但是你要知道，只有日本人民政府成立，才有在這些條件上談判之可能。日本現在是軍閥政府，這種可能并不存在。”

　　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武力吞并全中國的野蠻戰爭。1937年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代表中國共產黨宣言“愿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對一切游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

　　1937年8月25日，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斗爭》的宣傳鼓動提綱中提出了打倒日軍帝國主義等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誓言：“為保衛華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為收復平津和東北而血戰到底。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1939年12月，毛澤東在與其他同志編寫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課本中指出：“我們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國家之一，它的領土和整個歐洲的面積差不多相等。在這個廣大的領土之上，有廣大的肥田沃地，給我們以衣食之源;有縱橫全國的大小山脈，給我們生長了廣大的森林，貯藏了豐富的礦產;有很多的江河湖澤，給我們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長的海岸線，給我們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從很早的古代起，我們中華民族的祖先就勞動、生息、繁殖在這塊廣大的土地之上。”毛澤東指出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所造成的社會的變化：“向中國舉行多次的侵略戰爭，例如一八四○年的英國鴉片戰爭，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聯軍戰爭，一八八四年的中法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年的八國聯軍戰爭。用戰爭打敗了中國之后，帝國主義列強不但占領了中國周圍的許多原由中國保護的國家，而且搶去了或‘租借’去了中國的一部分領土。例如日本占領了臺灣和澎湖列島，‘租借’了旅順，英國占領了香港，法國‘租借’了廣州灣。割地之外，又索去了巨大的賠款。這樣，就大大地打擊了中國這個龐大的封建帝國”。因此，毛澤東提出中國革命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地主階級，而最主要的任務是推翻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

　　1945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的講演《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說：“我們解放區的人民和軍隊，八年來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之下，完全靠著自己的努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抗擊了大部的侵華日軍和幾乎全部的偽軍。由于我們的堅決抗戰，英勇奮斗，大后方的二萬萬人民才沒有受到日本侵略者摧殘，二萬萬人民所在的地方才沒有被日本侵略者占領。”同日，毛澤東在給新華社寫的評論《蔣介石在挑動內戰》中針對國民黨宣傳部發言人指責朱德總司令發布的限令敵偽投降的命令為非法的荒謬言論指出：“究竟誰有權接受日偽的投降呢?中國解放區的抗日軍隊，在國民黨政府毫無接濟又不承認的條件下，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和人民的擁護，得以獨力解放了廣大的國土和一萬萬以上的人民，抗擊著侵華敵軍百分之五十六和偽軍的百分之九十五。要是沒有這一個軍隊，中國絕無今天的局面!實在說，在中國境內，只有解放區抗日軍隊才有接受敵偽軍投降的權利。”

　　1945年8月16日，毛澤東在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擬寫的給蔣介石的電報中寫道：“我現在繼續命令我所統帥的軍隊，配合蘇聯、美國、英國的軍隊，堅決向敵人進攻，直至敵人在實際上停止敵對行為、繳出武器，一切祖國的國土完全收復之時為止。我向你聲明：我是一個愛國軍人，我不能不這樣做。”

　　1948年12月30日，毛澤東在為新華社寫的一九四九年新年獻詞中說：“他們依靠美國帝國主義把四億七千五百萬同胞投入了空前殘酷的大內戰，他們用美國帝國主義所供給的轟炸機、戰斗機、大炮、坦克、火箭筒、自動步槍、汽油彈、毒氣彈等等殺人武器屠殺了成百萬的男女老少，而美國帝國主義則依靠他們掠奪中國的領土權、領海權、領空權、內河航行權、商業特權、內政外交特權，直至打死人、壓死人、強奸婦女而不受任何處罰的特權。難道被迫進行了如此長期血戰的中國人民，還應該對于這些窮兇極惡的敵人表示親愛溫柔，而不加以徹底的消滅和驅逐嗎?”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在《關于時局的聲明》中對國民黨發動的全國內戰的罪惡歷數道：“在這兩年半的戰爭中，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違背民意，召集了偽國民大會，頒布了偽憲法，選舉了偽總統，頒布了所謂‘動員戡亂’的偽令，出賣了大批的國家權利給美國政府，從美國政府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外債，勾引了美國政府的海軍和空軍占據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和美國政府訂立了大批的賣國條約，接受美國軍事顧問團參加中國的內戰，從美國政府獲得了大批的飛機、坦克、重炮、輕炮、機關槍、步槍、炮彈、子彈和其他軍用物資，以為屠殺中國人民的武器。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上述各項反動的賣國的內政外交基本政策的基礎上，指揮它的數百萬軍隊，向著中國人民解放區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舉行了殘酷的進攻。所有華東、中原、華北、西北、東北各人民解放區，無一不受到國民黨軍隊的蹂躪。”

　　1949年4月21日，在國共和談失敗之后，毛澤東起草《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向國民黨統治區展開了空前規模的全面進攻。毛澤東在命令中指出：“奮勇前進，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5日，毛澤東起草《中國人民解放軍布告》，布告稱：“國民黨反動派業已拒絕接受和平條件，堅持其反民族反人民的罪惡的戰爭立場。全國人民希望人民解放軍迅速消滅國民黨反動派。我們已命令人民解放軍奮勇前進，消滅一切敢于抵抗的國民黨反動軍隊，逮捕一切怙惡不悛的戰爭罪犯，解放全國人民，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獨立和完整，實現全國人民所渴望的真正的統一。”

　　在人民解放軍橫注長江作戰的時候，英國紫石英號等四艘軍艦進行武裝挑釁，人民解放軍果斷還擊，擊傷紫石英號。1949年4月30日，毛澤東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發言人起草的《為英國軍艦暴行發表的聲明》中嚴正指出：“長江是中國的內河，你們英國人有什么權利將軍艦開進來?沒有這種權利。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人民必須保衛，絕對不允許外國政府來侵犯。……人民解放軍要求英國、美國、法國在長江黃浦江和在中國其他各處的軍艦、軍用飛機、陸戰隊等項武裝力量，迅速撤離中國的領水、領海、領土、領空，不要幫助中國人民的敵人打內戰。……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愿意考慮同各外國建立外交關系，這種關系必須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首先是不能幫助國民黨反動派。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國政府所給予的任何帶威脅性的行動。”

　　1949年6月15日，毛澤東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全國人民必須團結起來，堅決、徹底、干凈、全部地粉碎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反動派的任何一項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任何外國政府，只要它愿意斷絕對于中國反動派的關系，不再勾結或援助中國反動派，并向人民的中國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虛偽的友好態度，我們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談判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

　　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的開幕詞《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中說：“全國規模的經濟建設工作業已擺在我們面前。我們的極好條件是有四萬萬七千五百萬的人口和九百五十九萬七千方公里的國土。我們面前的困難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們確信：一切困難都將被全國人民的英勇奮斗所戰勝。……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的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

　　1949年9月3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起草的宣言《中國人民大團結萬歲》中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現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遵照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它將指揮人民解放軍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消滅殘余敵軍，解放全國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它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它將保衛人民的利益，鎮壓一切反革命分子的陰謀活動。它將加強人民的陸海空軍，鞏固國防，保衛領土主權完整，反對任何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中華民族送走了任由他人蹂躪的歷史，從此迎來了“我的地盤我作主”的新時代。正象毛澤東在1949年8月18日發表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結尾的那句話：“司徒雷登走了，白皮書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祝的。”司徒雷登曾是美國駐華大使，現如今，“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挾起皮包走路。”司徒雷登的走，是一種象征，象征了一個時代的結束，對于受盡了西方列強侵略的痛楚的中華民族而言，還有什么比這更值得慶祝的呢。中國，從此可以向任何冒犯自己領土的行為大聲說“不”。

　　1950年，新生的人民共和國在美國屢屢犯我邊疆的情況下，毅然打響搞美援朝戰爭，向世界上最強大的敵人發起了反擊。1951年10月23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上的開會詞《三大運動的偉大勝利》中指出：“抗美援朝的偉大斗爭現在還在繼續進行，并且必須繼續進行到美國政府愿意和平解決的時候為止。我們不要去侵犯任何國家，我們只是反對帝國主義者對于我國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國軍隊占領我國的臺灣、侵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打到了我國的東北邊疆，中國人民是不會和美國軍隊作戰的。但是既然美國侵略者已經向我們進攻了，我們就不能不舉起反侵略的旗幟，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義的。”

　　1950年2月，毛澤東在出訪蘇聯期間，經過艱苦的斗爭和談判，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互助條約》，條約廢止了根據1945年雅爾塔秘密協定中蘇聯擁有在大連、旅順駐軍權和中長鐵路使用權的規定。蘇聯于1953年至1955年陸繼將中長鐵路及大連、旅順港交還中國。

　　1955年2月12日，毛澤東在祝賀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五周年的電報中說：“蘇聯政府先后幫助中國新建和擴建共達156項的巨大工業企業，派遣大批優秀專家幫助中國建設，幾次給予中國優惠貸款，將中蘇共同管理的中國長春鐵路和蘇聯機關于1945年在中國東北境內由日本所有者手中所獲得的財產無償地移交中國，將中蘇合營企業的蘇聯股份出售給中國，并決定把中蘇共同使用的旅順口海軍根據地和該地區的設備交由中國完全支配，最近，又建議在促進原子能和平用途的研究方面給予中國以科學、技術和工業上的幫助。這種友好的合作和真誠的援助，極大地推進了我國建設事業的發展，并向全世界顯示了這種新型國際關系的偉大生命力。”

　　1955年2月21日，毛澤東在祝賀蘇聯軍隊建軍37周年的電報中說：“根據中蘇協定駐守旅順口海軍根據地的蘇聯軍隊，五年來，在維護遠東和世界的和平和安全的事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對中國人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給了有力的支援。現在，當他們根據一九五四年十月中蘇聯合公報即將撤離旅順口海軍根據地的時候，我們謹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人民向蘇聯政府和偉大的蘇聯人民及其軍隊，致衷心的感謝。”

　　1957年1月，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重要的講話，他在國際問題中談到帝國主義國家之間以及帝國主義同社會主義國家的錯綜復雜的矛盾關系時說：“他們鬧，對我們有利。我們的方針應當是，把社會主義國家鞏固起來，寸土不讓。誰要我們讓，就一定要跟他斗爭。出了這個范圍，讓他們去鬧。那末，我們要不要講話呢?我們是要講話的。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爭，對各國人民的革命斗爭，我們就是要支持。”

　　1958年7月22日，毛澤東同蘇聯駐華大使尤金談話，就蘇聯提出建立“海軍合作社”的問題表達了強烈的不滿，他說：“昨天你們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著，也沒有吃飯。……你們控制過旅順、大連，后來走了。為什么控制?因為當時是國民黨的中國。后來你們自動走了，因為是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了。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搞了東北和新疆兩處勢力范圍、四個合營企業。后來，赫魯曉夫同志提議取消了，我們感謝他。……(斯大林)只是到朝鮮戰爭時才改變了他的看法，也改變了東歐和其他各國兄弟黨對我們的懷疑。這種懷疑是必然的：‘第一，你們反王明;第二，不要你們革命，你們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訂條約，要收回中長路，那么神氣。’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費德林〔當翻譯。我發了脾氣，拍了桌子。我說，我在這兒有三個任務：一、吃飯;二、睡覺;三、拉屎。……我這些話很不好聽，你們可以說我是民族主義，又出現了第二個鐵托。如果你們這樣說，我就可以說，你們把俄國的民族主義擴大到了中國的海岸。……搞海軍‘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著的時候，我們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過嘛!赫魯曉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建立了信任。這次提所有權問題，使我想起斯大林的東西又來了。可能是我誤會了，但話要講清楚。你昨天說，你們的條件不好，核潛艇不能充分發揮力量，沒有前途，中國的條件好，海岸線長，等等。你們從海參崴經庫頁島、千島群島出大洋，條件很好嘛!你們講的話，使我感到不愉快。請你照樣告訴給赫魯曉夫同志，我怎么說的，你就怎么講，不要代我粉飾，好讓他聽了舒服。他批評了斯大林，現在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

　　1958年9月，毛澤東在第十五次最高國務會議上談到美國對臺灣的占領問題時說：“脫身者，是從絞索里面脫出去。怎么脫法呢?就是這十一萬人走路。臺灣是我們的，那是無論如何不能讓步的，是內政問題;跟你的交涉是國際問題。這是兩件事。你美國跟蔣介石搞在一起，這個化合物是可以分解的。比如電解鋁、電解銅，用電一解，不就分離了嗎?蔣介石這一邊是內政問題，你那一邊是外交問題，不能混為一談。”

　　1958年10月6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告臺灣同胞書》中指出：“臺、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不是另一個國家。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這一點，也是你們同意的，見之于你們領導人的文告。你們領導人與美國人訂立軍事協定(一九五四年簽訂的《共同防御條約》)，是片面的，我們不承認，應予廢除。……美國侵占臺澎與臺灣海峽，這是中美兩方有關的問題，應當由兩國舉行談判解決，目前正在華沙舉行。美國人總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國有利，因為它可以取得主動。遲走不利，因為它老是被動。一個東太平洋國家，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來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東太平洋是東太平洋人的東太平洋一樣。這一點是常識，美國人應當懂得。”

　　1958年10月13日，毛澤東在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命令》中指出：“呆在臺灣和臺灣海峽的美國人，必須滾回去。他們賴在這里是沒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臺、澎、金、馬整個地收復回來，完成祖國統一，這是我們六億五千萬人民的神圣任務。這是中國內政，外人無權過問，聯合國也無權過問。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通通都要被埋葬掉，為期不會很遠。他們一定逃不掉的。他們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總是可以抓回來的。一句話，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金門海域，美國人不得護航。如有護航，立即開炮。切切此令!”

　　1959年5月10日，毛澤東在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人民議院代表團談話時就臺灣問題指出：“去年打金門，那里沒有美國軍隊，只有美國一個工作組，十幾個人。這個地方和美國沒有條約關系，而臺灣卻和美國有條約關系。我們打金門是內戰問題。杜勒斯的方針是叫我們和蔣介石都不打。我們說，你們管不著，這是我們中國的地方，我們打不打是我們的事，你們不要多管;我們和你們美國只在一點上有關系，就是要求你們從臺灣撤軍。正因為這樣，我們才在日內瓦、華沙同美國談判。美國要簽訂一個聲明，要蔣介石不打我們，要我們也不打蔣介石。我們說不行，金、馬、臺、澎問題是我們的內政，你們管不著，唯一的問題就是請你們搬家。……大家都在戰爭邊緣上。美國空軍很守規矩，它總是和我們的海岸保持一定的距離。有一次我們打下一架美國飛機，因為它越了境，但美國不做聲，不要我們賠。美國是強國，霸占的地區太寬，它的十個指頭按著十個跳蚤動不了啦，一個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難辦了。”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會見英國前陸軍元帥蒙哥馬利時說：“五十年以后，中國的命運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中國沒有上帝，有個玉皇大帝。五十年以后，玉皇大帝管的范圍還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如果我們占人家一寸土地，我們就是侵略者。實際上，我們是被侵略者，美國還占著我們的臺灣。可是聯合國卻給我們一個封號，叫我們是‘侵略者’。”

　　1960年10月22日，毛澤東在接見斯諾時談到臺灣問題時說：“我們不是這樣看待這兩個島嶼的。我們對這個問題有過公開聲明，就是讓蔣介石守住這兩個島嶼。我們也不切斷他們的給養。如果他們給養不夠，我們還可以接濟他們。我們要的是整個臺灣地區，是臺灣和澎湖列島，包括金門和馬祖，這都是中國的領土。關于這兩個島嶼，現在在蔣介石手里，還可以讓他們守住。……這個問題可能要攪很長的時間。現在已經攪十一年了，比方再過兩個十一年吧，或更長的時間，都有可能。因為美國政府不愿意放棄臺灣。它不愿意放棄，我們也不去打，我們和它談判，先在日內瓦，后來在華沙。它在臺灣，我們也不會打。我們要談判解決，不要武力解決。這條道理美國政府早已知道。金門、馬祖我們也不去打，我們過去有過公開聲明的。因此，戰爭的危險是沒有的，美國可以放心繼續霸占臺灣。今年已經是十一年了，又過十一年，再過十一年，不是三十三年了嗎?也許在第三十二年，美國會放棄臺灣的。”

　　1964年7月9日，毛澤東同在朝鮮平壤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后訪華的亞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談話時說：“我們的‘名譽’很不好，美帝國主義者說我們是侵略者。他們說我們侵略了中國，這確實是‘侵略’了蔣介石，但那是蔣介石先侵略了我們嘛!又說我們侵略了朝鮮，那是因為美帝國主義打到了鴨綠江邊，我們才不得不出兵抗美援朝。還說我們侵略了印度，那是因為印度打進了我國幾十公里，它打了好幾年，我們才自衛還擊。一打就打回了老國境。在幾千公里的老國境線，印度人跑光了，沒有軍隊，那我們就撤回來了，撤到帝國主義規定的所謂新國境線，這條線我們是不承認的。我們從這里后退二十公里，設立了緩沖地區。帝國主義者還說我們是好戰分子，原因是我們過去幫助胡志明打法國人，現在又支援越南南方打美國人，我們也支持過本·貝拉打法國人。哪個地方需要支持，我們就支持，因此就‘名譽’不好，當了‘好戰分子’。”

　　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在回答荒哲夫關于蘇聯占領日本千島群島的態度時指出：“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劃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就是同赫魯曉夫、布爾加寧提的，一九五四年他們在中國訪問的時候。他們又從羅馬尼亞劃了一塊地方，叫做比薩拉比亞。又在德國劃了一塊地方，就是東部德國的一部分。把那里所有的德國人都趕到西部去了。他們也在波蘭劃了一塊歸白俄羅斯。又從德國劃了一塊歸波蘭，以補償從波蘭劃給白俄羅斯的地方。他們還在芬蘭劃了一塊。凡是能夠劃過去的，他都要劃。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劃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二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劃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

　　近些年來，社會上流傳著一些毛澤東所謂喪失領土的荒唐說法，主要集中在中朝邊界、中緬甸邊界及中印邊界方面，這不僅與毛澤東一貫的民族主義立場不符，與毛澤東一貫的關于領土問題的思想不符，更與歷史事實不符。

　　中朝邊界問題。有流言說毛澤東大手一揮，把本屬于中國的長白山大部送給了朝鮮。真的嗎?1962年，中朝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雙方對長白山歸屬各執一詞，最后雙方各退一步，以長白山天池各劃一半，以此線延伸為界。10月12日，周恩來總理與朝鮮政府代表在平壤簽訂《中朝邊界條約》，解決了歷史上的邊界爭議。由于天池位于長白山南麓，因此劃歸中國的領土較多，以至于當時引起了韓國政府的抗議。1992年中韓建交前后，有韓國議員和學者向國會提出白頭山(長白山)所有權議案，要求領土主張，但終因《中朝邊界條約》規定而作罷。

　　中緬邊界問題。有流言說毛澤東大手一揮，將本屬于中國的八萬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給了緬甸。真的嗎?歷史上由于英國殖民主義的統治，造成了中緬甸邊界復雜的局面，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麥克馬洪構想了一條印藏分界線，史稱“麥克馬洪線”，將傳統上西藏管轄的9萬平方公里領土劃進印度，涉及中印邊界東段和中緬邊界北段。1941年，英國殖民者迫使中國國民政府劃定了中緬南段邊界，將班洪、班老部分轄區劃歸緬甸，史稱“1941年線”。1948年緬甸獨立后，把“1941年線”以西地區劃入緬甸。1954年，中緬就邊界問題進行談判，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如國民黨當年在英國的壓力下承認了南段的1941年線,但是為了掩飾其退讓,又在地圖上弄虛作假,把北段的未定界盡量往西劃,擴大了7萬多平方公里,其實這些地方中國的統治一向未到達過。雙方爭議頗大，談判進展也比較緩慢，直到1960年9月，雙方才完成勘界。10月1日，周恩來總理與緬甸總理吳努正式簽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緬甸聯邦邊界條約》，對于中段的片馬、古浪、崗房地區,緬方交還我方153平方公里,南段班洪、班老轄區被1941年線分割的地區,緬方歸還我方189平方公里,勐卯三角地區我方不收回,面積為220平方公里。中國在兩國邊界劃定談判中充分尊重了歷史，尊重了事實，尊重了和平共處原則，從談判結果來看，有失有得，在北段承認緬甸對江心坡的主權，但片古崗地區(片馬、古浪、崗房，今屬怒江州)交還中國;南段放棄了對南坎名義上的主權，但班老、班洪地區重新歸屬中國。條約的簽訂為和平解決邊界問題作出了一個良好的范例，以此為開端,中國先后同尼泊爾(1960年)、蒙古(1962年)、巴基斯坦(1963年)、阿富汗(1963年)等國解決了邊境問題。中緬邊界劃定時期，中國是一個在國際上有影響的獨立自主的強國，而緬甸是一個弱小的國家，用緬甸總理吳努的話說：緬甸是一只螞蟻，中國是一頭大象。世界上有大象輸給一只螞蟻的事嗎?

　　中印邊界問題。有流言說毛澤東大手一揮，將本已拿下的藏南大片領土讓給了印度。真的嗎?1947年，印度獨立后，在“大印度聯邦”思想支配下，不斷對中國進行領土侵占，而且野心越來越大。從1961年到1962年9月，印軍先后在西段邊境的我國領土上建立了43個入侵據點，侵占我國領土4000平方公里。1962年10月17日，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會議，決定進行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在會上，毛澤東在尋問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對戰爭的看法時說：“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占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圣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當天，中央軍委下達《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1962年10月20日，自衛反擊戰打響，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向來犯之敵發起了迅猛的攻擊，一舉奪回了被印軍占領的藏南地區。對于軍事上的勝利，中國采取了鳴金收兵的策略，中國邊防部隊從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雙方之間的實際控制線，后撤20公里。毛澤東這樣作的目的，是鑒于當地國際國內形勢，國際上，社會主義陣營出現分裂，蘇聯站在印度的立場上，“不但在政治上支持尼赫魯政府的反華政策，而且以軍事物資供應尼赫魯政府”(1963年2月27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美國對中國實施封鎖政策，不斷向印度支那增派軍隊，武裝反共政權;臺海關系緊張，蔣時刻準備反攻大陸，美制偵察機不斷飛臨大陸上空;國內，三年困難依然沒有走出困境，經濟正在“調整、鞏固、充實、提高”。面對內憂外患，爭取和平的發展環境是一切選擇的出發點和立足點。及時進行停火，一方面向世界傳達了中國要求和平的愿望，暴露印度當局侵略的面目，取得世界道義支持;另一方面以軍事上的完勝打掉印度軍隊的驕狂，讓其不敢輕舉妄動，實現和平的終極目標，同時又避免了被拖入一場長期戰爭泥潭，喪失和平建設的戰略目標。毛澤東曾稱中印戰爭是一場“政治軍事仗”，其深義就在于此。在占領藏南與退出藏南之間，毛澤東的決策無疑是最佳的選擇。對于中印戰爭的看法，專欄作家特賈斯·帕特爾(Tejas Patel)在印度NDTV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名為《為什么印度輸掉了1962年邊境戰爭》的文章，他通過對當時歷史事件的綜合分析后認為，中國在10月20日發動反擊經過精心策劃，1962年上半年，臺海局勢緊張，6月份后局勢緩和，中國可以將更多的軍隊調往中印邊境，而反擊時間又幾乎與古巴導彈危機同時發生， 此時美蘇都忙于避免核大戰發生，中國選擇這一時間反擊，可以無需顧慮第三方的干涉，而古巴導彈危機結束后不久，中國就宣布了單方面停火。事實上，戰爭時期，印度政府也公開向美國等西方國家乞求軍事援助，但正與蘇聯死嗑的美國，哪還能倒得出手呢。

　　“我們不要別人一寸土，我們寸土不給侵略者。”這是一句歌詞，歌詞表達的思想也恰如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是百年屈辱歷史的終結者，他實現了中國真正的統一和完整，他終結了以往統治者“大手一揮，割地賠款”的歷史宿命，毛澤東大手一揮，恰如狂風掃寰宇，收失地，宣主權，直叫那些覬覦中國領土的各色人等魂飛膽喪，好夢難圓。

　　毛澤東是中國神圣領土的守護神，他是中華民族的大英雄，對于中國的領土問題，他已經做到了極致，他留給我們的是一個沒有外國枷鎖的大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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