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歷時88天的“整風學習的考試”

　　——關于我黨歷史上西北局高干會的幾個問題

　　李東朗

　　毛澤東在高干會上作《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書面報告。圖為毛澤東的草稿(局部)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召開的西北局高干會，用整風精神澄清歷史是非、檢討現實中存在的問題，有力地推進了西北局和陜甘寧邊區的工作，對全黨整風運動產生了示范作用。其召開的方式和體現的精神，在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針對陜甘寧邊區工作中出現的偏向和問題，中共中央決定召開西北局高干會

　　陜甘寧邊區是抗戰時期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總后方，在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年代之后，出現了一些影響邊區工作和發展的問題。這些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邊區的統一領導問題。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為了戰勝抗日根據地面臨的嚴重困難，決定實行一元化領導，“統一各地區的黨政軍民工作的領導”。但是陜甘寧邊區在黨政軍民關系中存在一些不協調的現象。同時，“內戰時代的領導方法和工作作風”即主觀主義、教條主義仍大量殘存，官僚主義的作風也還程度不同地存在。

　　二是對西北歷史問題存在爭議。1935年“左”傾路線領導人在西北蘇區實行大規模“肅反”，劉志丹、張秀山、習仲勛等西北蘇區的主要開創者和領導人被逮捕關押，200余名忠于革命的領導干部罹難，造成西北蘇區即將傾覆的嚴重危機。中共中央恰在此時到達陜北，立即停止和糾正了這個“肅反”。但由于當時形勢和條件限制，這次“肅反”沒有被徹底否定，對被錯誤“肅反”人員的工作安排“存在著不公平”。這種情況，受到“肅反”迫害的同志頗不滿意，“肅反”領導人也拒絕承認錯誤并推卸責任，由此導致思想波動，不時引發爭論，影響工作。

　　三是為了防御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進攻，中共中央調回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等部隊，同時針對敵后抗戰嚴重困難的形勢，抽調一些干部到延安學習，結果邊區脫產人員增加，財政困難，出現人民群眾負擔加重、各方面特別是軍隊因供給不足而不滿意的現象，軍政軍民關系因此出現一些矛盾。

　　有鑒于此，194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召開西北局高干會議，議題是整黨、整政、整軍、整財經、整關(黨政軍民關系)、整民(人民團體領導機關)、整學(學習)，目的是整頓作風，理順關系，加強陜甘寧邊區的工作。

　　會議以整風的形式舉行，在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分辨是非，提高認識，解決問題

　　西北局高干會議于10月19日開幕，1943年1月結束，歷時88天;陜甘寧邊區黨、政、軍、民系統縣團級以上干部266人與會，中央學習組、在中央黨校學習的部分領導干部209人列席會議。會議的規模之大和時間之長在陜甘寧邊區歷史上都是空前的。會議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討論西北蘇區歷史是非，總結經驗教訓。會議伊始，由西北局組織部長陳正人報告整黨問題。但在接下來的討論中，與會者紛紛要求用整風精神來研究西北蘇區歷史的經驗教訓，解決過去的爭論，達到思想上的一致。大會主席團接受了這些意見，會議于是由整黨問題的討論轉為結合西北革命歷史進行整風的大會討論。習仲勛、張秀山、賈拓夫、馬文瑞、張邦英等46人在大會上發言，用自己的親身經歷來揭發和批判黨內“左”傾錯誤領導給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肯定以劉志丹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西北蘇區的重大作用，對歷史上的是非問題進行了辨析。會議充滿民主氣氛，允許互相辯駁。執行“左”傾路線的一些領導人多次發言，解釋問題或闡述個人認識，并且都有程度不同的自我批評。11月17日和18日，高崗代表西北局做了《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這個報告由胡喬木、賈拓夫根據會議討論的情況綜合整理、經過許多人反復討論，最后得到中共中央書記處的批準，實際上是代表中央對邊區歷史問題作出正式結論。

　　第二，檢討了抗戰以來陜甘寧邊區黨內存在的主要偏向。從11月24日起，會議轉入檢討抗戰以來邊區黨內的思想傾向和在政策上、組織上存在的主要問題。林伯渠、陳正人等分別做了關于統一黨的領導問題、關于整頓政府和關于整頓民眾團體的報告。與會者結合這些報告展開熱烈的討論，70多人在會上發言，對思想上的主觀主義殘余、政策上的糊涂觀念和組織上的鬧獨立性、自由主義與軍閥主義現象的問題，對在黨政軍民相互關系中存在的缺點，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和深刻的自我批評。為了糾正存在的偏向和問題，會議在組織上作出四點決定：其一，邊區一級的黨政軍民工作都統一于西北局領導;其二更加密切軍隊與地方的關系;其三，要克服黨政軍民各部門本身組織關系上存在的問題;其四，整頓黨的組織，重新登記黨員。為此，黨、政、軍三方面分別召開了地委、縣委書記聯席會議，專員、縣長聯席會議和軍政干部會議，根據會議精神分別討論和布置了各部門的工作。

　　第三，明確了邊區今后的基本任務。這是大會的最后一個主要議題。當時，財政經濟困難是陜甘寧邊區面臨的突出問題，也是引發黨政軍民矛盾的一個主要原因，但是解決這個困難的意見則各不相同。為此，毛澤東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為會議撰寫《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長篇報告，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和“公私兼顧”、“軍民兼顧”的經濟工作方針，特別強調了認真做好經濟工作在全局中的極端重要性。與會人員經過充分討論，完全接受毛澤東報告中的意見，認為生產與教育是邊區當前的主要任務，而“生產更有決定性”， 明確發展生產是邊區黨的基本任務。為此，大會獎勵了在生產、財經工作中成績卓著的王震、習仲勛等22位同志和延安縣、三五九旅、延安縣南區合作社等集體，對6個假公濟私貪污腐化的干部進行了處理。

　　會議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其成功的經驗值得重視和借鑒

　　西北局高干會取得了積極的影響、重大的成效。

　　第一，解決了影響陜甘寧邊區工作的重大問題。解決了邊區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明確了邊區當時任務的主要方向(生產與教育)，邊區黨在思想上、路線上、政策上和組織上得到統一，“氣象一新，各事均好辦了”。陜甘寧邊區后來發展的歷史，對此做了充分的證明。

　　第二，推進了邊區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高干會是在邊區開展整風運動的基礎上舉行的，會議清算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在邊區黨歷史上的危害，用整風精神檢討了當時黨內存在的各種不正確的思想傾向，對之開展了積極的思想斗爭，在提高高級干部思想認識的同時向他們昭示了下一步開展整風運動所要克服的實際內容。

　　第三，對全黨整風產生重要影響。會議揭發的“左”傾路線給西北革命和根據地造成的嚴重危害，震驚與會人員。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說，大部分同志深深懂得，黨的路線正確與否對革命成敗有決定的意義，加深了他們對整風運動重大意義和必要性的認識，提升了他們參加整風運動的自覺性。

　　西北局高干會之所以能夠取得成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和直接領導。毛澤東出席開幕式和閉幕式，在會議期間作了《關于黨的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和《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重要報告;任弼時自始至終參加并領導會議，做了代表中共中央意見的《關于幾個問題的意見》的報告;朱德、劉少奇、陳云、彭真、葉劍英、賀龍、吳玉章、徐特立等領導人也在大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二是把整風與邊區實際存在的問題結合起來。毛澤東在會議開幕式的講話中指出：此次會議“應該是整風學習的考試”。會議堅決貫徹了這個精神，實行廣泛的民主，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大檢查、大整頓，著重從思想認識的角度檢討黨內外所發生的一切問題，通過積極的思想斗爭解決分歧，提高認識。西北局高干會因其重大成效而留名史冊，其經驗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永遠重視和汲取。

　　(作者為中央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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