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腳醫生”在1968

　　“赤腳醫生向陽花，貧下中農人人夸，一根銀針治百病，一顆紅心暖千家。

　　出診愿翻千層嶺，采藥敢登萬丈崖，迎著斗爭風和雨，革命路上鋪彩霞。

　　赤腳醫生向陽花，廣闊天地把根扎，千朵萬朵紅似火，貧下中農人人夸。”

　　這是上世紀70年代，一部名叫《紅雨》的電影的主題歌，它概括了當時作為農村最基層醫務工作者的“赤腳醫生”的工作狀況和社會影響。在同一時期，還有一部更有影響力的同類題材電影《春苗》，取材于上海市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一名農村醫務工作者的先進事跡，在1970年就曾以《赤腳醫生》為名搬上了話劇舞臺。

　　在話劇、電影宣傳“赤腳醫生”之前，1968年《紅旗》雜志第三期曾經發表過一篇名叫《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并被《人民日報》轉載。報告開篇頭一句話就說：“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熱稱呼。這被認為是“赤腳醫生”第一次正式出現在中央級刊物上。至于為什么叫“赤腳醫生”，張自寬說，這個稱呼起源于江南地區，有一種說法是，這些醫務人員平時要一邊勞動一邊隨時準備為社員看病。南方水田多，他們經常要“赤腳”在稻田中看病，有別于醫院里坐診的醫生，所以被農民叫做“赤腳醫生”。由于來自上海的這篇以“赤腳醫生”為題目的報告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并親自批示，“赤腳醫生”這個稱呼也隨之在1968年的中國開始傳遍大江南北。

　　“赤腳醫生”的出現，是與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網、合作醫療制度緊密相連的，他們并稱為我國農村衛生工作的“三大法寶”。張自寬說，“赤腳醫生”就是農村中不脫產的基層衛生人員。他們的歷史定位是在村一級衛生機構(衛生室或衛生站)內工作的初級衛生人員，具有一定的醫療衛生知識和技能，一面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一面為社員防病治病。

　　“赤腳醫生”在當時的農村衛生工作中，有3個突出的優點。首先是和農民關系密切，很多本身就是農民，即便不是農民也生長在農村，對農村和農民的情況很熟悉，被農民看作自家人。其次，這些衛生人員能防能治、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防治小傷小病，專業技術水平不高但作用很大，非常適合當時中國農村的實際。第三是廉價，“赤腳醫生”待遇不高，在合作醫療條件下，服務收費很低，使用的治療方法也是廉價的，如針灸、中草藥等，農民負擔得起。根據當時對上海市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赤腳醫生”的調查報道，他們平時有一半左右時間參加勞動，生產大隊對他們的補貼并不多，平均到每個農民頭上一年才四五分錢。

　　在鼎盛時期，全國“赤腳醫生”的人數估計在100萬以上。有了這支隊伍，基層衛生組織在貧困落后的農村地區得以很快建立，初級衛生保健工作有人來做了，國家的衛生方針政策也才能夠得以落實到農村最基層。

　　“赤腳醫生”的前身

　　“能夠出現這么一支隊伍，不是偶然的。”張自寬說，“赤腳醫生”這個群體在中國很早就有。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全國共有中醫40多萬人，其中真正專業全脫產的只有10多萬人，主要分布在大中城市、縣城和大的鄉鎮。另外30多萬人都是農村中的“半農半醫”，就是一邊行醫一邊務農，有的還走村串戶，被人們稱為“走方郎中”。自古以來，我國就有“學而優則仕，仕不成則教、則醫”的傳統，許多讀書人都讀醫書，比如《黃帝內經》、《傷寒論》、《本草綱目》等，也能給人看一般常見病，在農村地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前，部分地區已開始了農村衛生員的培訓。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我國公共衛生先驅陳志潛教授就曾接受宴陽初先生的邀請，到河北定縣搞農村衛生實驗區，開創了建立農村衛生保健網，培訓農村衛生員的先河?？谷諔馉幒徒夥艖馉帟r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也有過這方面的實驗。例如，1948年在華北解放區的河北省正定縣本篤莊，就曾由中國解放區救濟總會與聯合國兒童急賑基金會合作舉辦過“華北公共衛生人員訓練班”。

　　新中國成立后，“半農半醫”和鄉村衛生員納入整個醫療衛生體系，成為基層衛生組織的重要組成部分。1950年8月召開的第一屆全國衛生工作會議，確立了衛生工作的三大方針：“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同時通過了一個《關于建立和發展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的決議》，提出了區設衛生所，鄉設衛生站，村設衛生室，培訓和配備鄉村衛生員的要求。當時，此項工作先在中央、大行政區和省市自治區設立的鄉村衛生實驗縣(區)開展。

　　1955年興起的農業合作化高潮，對農村基層衛生組織的發展和衛生員的培訓是極大的促進。在短短2～3年的時間里，全國5萬多個鄉鎮都設立了聯合診所或區衛生所，多數農業合作社都設有衛生室(站)，配備有不脫產的衛生員、接生員。

　　張自寬印象最深的是，1955年冬天他隨衛生部部長助理漆魯魚同志到湖南省醴陵縣板杉鋪鄉聯合診所調研，了解他們培養不脫產衛生員的情況。診所主任劉力行是一個略懂現代醫學知識的老中醫，培訓了五六名衛生員，其中有兩名女衛生員表現很突出，一個叫蘭秋水，一個叫高湘娥。她們參加完培訓后，一有空就去診所實習，還到藥房去看醫生怎么看病配藥，怎樣做衛生宣教，怎么接種牛痘，怎么消毒等。后來農業合作社給她們每人配備了保健箱，不管刮風下雨，她們都背著保健箱到農戶去巡診，進行衛生宣教。生產隊集體出工時，她們也背著藥箱到田間地頭一塊干活兒，遇到小傷小病及時救治。

　　“赤腳醫生”隊伍的壯大

　　到1959年全國農村衛生工作山西稷山現場會議時，我國的農村衛生體系和人員隊伍已經基本形成。那時的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一級的衛生人員主要有三部分來源，包括解放前留下來的“半農半醫”、幾年間培養的衛生員、部隊轉業回鄉的衛生員等。“隊伍雖然形成了，但水平不高。”張自寬說，雖然經過了培訓，但由于時間短，學的知識少，真正能夠達到要求的為數不多，大多數都還是很低的水平，農村衛生大的問題他們還是解決不了。

　　1965年1月全國人代會期間，毛澤東同志對衛生部提出，要組織城市醫療隊下鄉，為農村培養衛生人才。并且強調，知名的高級專家帶頭，衛生部直屬單位帶頭，首都北京帶頭。從此，衛生部和各級衛生部門都把這件事情作為頭等大事來抓，短期內有幾十萬城市醫務人員下鄉，形成了城市醫務人員下農村，為農村培養“半農半醫”和不脫產衛生員的高潮。

　　對于如何改革醫學教育，加快培養農村衛生人才， 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志在同他身邊的醫務人員談話時也曾做過明確的指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衛生部提出了用“半農半讀，農忙不學，農閑多學，邊學邊帶，分段培訓，兩三年畢業”的辦法培訓農村“半農半醫”和不脫產衛生員的方案。1965年8月2日，衛生部錢信忠部長和幾位副部長向毛主席等中央領導同志匯報工作時，詳細匯報了這個設想，毛主席欣然同意，并說“這個辦法好!”此后，錢信忠部長、賀彪和崔義田副部長等都親自帶衛生工作隊下農村蹲點，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為農村基層培養“半農半醫”和不脫產的衛生員。

　　張自寬當時就參加了由賀彪副部長帶領的衛生部湖北農村衛生工作隊，在大別山區麻城蹲點達一年之久。在此期間，衛生工作隊協助當地衛生部門培訓“半農半醫”732人，達到全縣97個公社的723個生產大隊每個大隊配備1人，個別大山區每隊配兩人的標準;此外，還為半數以上的生產隊培訓不脫產的衛生員4108人。這些學員回隊后，既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又積極開展防病治病工作，深受廣大農民群眾的歡迎。

　　“文革”開始后，大概有1/3的城市衛生人員下到農村去，總數在幾十萬，他們幫助培養了大批在1968年之后又被稱為“赤腳醫生”的農村衛生人才隊伍。

　　1964年，蘇州醫專畢業的黃鈺祥被分配到上海市川沙縣江鎮人民公社衛生院當醫生，他在1965年12月辦了一個“亦農亦醫”的衛生員培訓班，其中一個學生叫王桂珍，通過不到兩個月的學習成為不脫產的衛生員，回隊后由于積極工作，熱情服務，很受農民群眾的歡迎。1968年，以這個事情為主要背景的《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的調查報告，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肯定，并對該報告作了批示：“這個從城里下到農村的醫生證明，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或大多數是能夠同工農兵結合的，有些人并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之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變舊思想。這樣的知識分子，工農兵是歡迎的。不信，請看上海川沙縣江鎮公社的那個醫生。”

　　張自寬分析說，隨著廣泛的宣傳報道，“赤腳醫生”的影響很快擴大，而以王桂珍為原型的故事，后來被改編為話劇《赤腳醫生》和電影《春苗》。

　　改稱“鄉村醫生”

　　從1968年到上世紀80年代，“赤腳醫生”這個稱謂一直沿用了近20年。改革開放以后，隨著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村基層衛生組織和“赤腳醫生”隊伍發生了很大變化。在新形勢下，村級衛生組織和“赤腳醫生”隊伍應如何進行改革和調整，在衛生部乃至全國衛生系統存在很大分歧，但在要改變“赤腳醫生”稱謂這個問題上基本取得了共識。

　　1981年2月27日，國務院批轉了《衛生部關于合理解決赤腳醫生補助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出：“凡經考核合格、相當于中專水平的赤腳醫生，發給‘鄉村醫生’證書。”這是第一次提出了用“鄉村醫生”代替“赤腳醫生”的問題，而且是用國務院批轉的紅頭文件予以肯定的。但鑒于當時的具體情況，并沒有急于停止使用“赤腳醫生”的名稱。

　　直到1985年2月24日，在全國衛生廳局長會議的閉幕大會上，陳敏章在大會總結報告中正式宣布：衛生部決定停止使用“赤腳醫生”這個名稱。今后凡經過考試、考核，已達到相當于醫士水平的，稱為鄉村醫生;達不到醫士水平的，都改稱為衛生員。

　　從此，“赤腳醫生”這個名稱開始淡出人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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