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對敵后戰場爭論很多。看看敵人的評價,更有利于我們客觀認識敵后戰場。
對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協,必須從各方面都采取徹底的對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們是要一直戰斗到日軍完全從中國撤退為止的。
--------日本戰史《華北治安戰》下冊P473
華北方面軍則認為這種看法是對共產黨勢力的本質認識不足。日本與重慶之間暫時處于戰爭狀態,卻又能夠共存的性質。但是,日本與共產黨勢力之間這是不容許共存的。
……參謀本部第一部長田中于5月下旬審查推敲作戰設想時,他在業務日志中寫道:“攻占重慶后,抗戰的中國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險,如果沒有充分可靠的估計,攻占重慶就只不過是極端危險的投機……
-------------------日本戰史《華北治安戰》下冊P96
1943年6月日本中國派遣軍司令部接到華北方面軍報告:“從今年1月到5月與共產軍交戰次數為5524次之多。……敵大半為中共軍。與蔣軍相反,在本年交戰1.5萬次中,和中共的作戰占七成五。在交戰的200萬敵軍中,半數以上也都是中共軍。在我方所收容的19.9萬具敵遺體中,中共軍也占半數。但與此相比較,在我所收容的7.5萬俘虜中,中共軍所占的比例則只占一成五。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中共軍交戰意識的昂揚。……因此,華北皇軍今后的任務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對于為華北致命傷的中共軍的滅絕性作戰,才是華北皇軍今后的重要使命。
白田欽太郎《春二回憶文獻·概述》(“春二”:原春兵團第二大隊):“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為增補南方戰區的兵力,在中國僅保留了最小限度的兵力。而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不僅重慶軍隊逐漸得到了美式武裝的充實,中共軍隊也在急速地增強兵力,甚至在山里開設自己的兵工廠、意圖大量生產武器。”“我們只能和中共軍隊作戰。中共根據地正面的日軍部隊,面對漸漸實力增強的中共軍隊,在完全得不到自身補充的情況下,漸漸陷入苦戰之中。就算得到一點點可憐的兵力補充,由于戰況嚴峻,補充上來的兵員也是一眨眼就被淘汰光了。”“獨混八旅自從1939年編成以來,始終以河北省為中心,與中共軍隊拼死周旋。八路軍呢,我方有優勢的時候絕對不靠近,等到我方處于劣勢,則一舉投入重兵加以包圍、徹底實現殲滅。也就是說,要么不作戰,一旦作戰就以全殲為目標。”“與八路軍的交手,據統計平均每個月達到四十次之多。”
北平偽《新民報》1943年12月4日偽中華社訊:“吾人對解決大東亞戰爭之關鍵之中國事跡之終局,乃在解決中國共產黨軍,此當再加確認者也。”
敵上海《朝日新聞》文友半月刊1卷6期《中共軍內幕分析》:“共軍的境遇是極其艱苦的,要克服物質上的缺乏,對抗惡劣的環境,必須有超乎常人之外的堅強意志與嚴密組織。”“共軍在這方面的運用可算登峰造極,發揮無遺。……共軍善于運用它的兵力和堅強政治力量所造成的非常高漲的戰斗情緒,因而……視之為神通廣大,莫測高深……”
偽山西《新民報》1943年載該報隨軍記者張文心《癸末春太行作戰紀評》:“一向即以狡黠著稱之共黨軍,彼等確有不可漠視之獨特戰法……共產軍其所以幾年仍未全滅者,實不能不歸功于其特有戰法,即彼等得意之游擊戰。……以上所述,皆為狡黠共產黨軍所用之戰法……如中央軍者,集則易亂,散則無力,其潰滅尚較為容易,而共產黨軍集則為整,化則為零,其每個散在之小組皆為有機體……”
日本戰史刊物《歷史群像》2002年第10期回憶錄:“我和國民黨軍打過仗,也和八路軍打過仗,論武器裝備是國民黨軍好得多,但八路軍極善運動,也就是說對戰場的控制力極強,隨時隨地都會向你發動進攻。和他們作戰我們無時無刻不在緊張中。作為戰士我們更不愿和八路軍交手。……和國民黨軍打仗,敵人敗了就一跑了之,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追擊,和八路軍打仗,即使撤退,他們也會設下各種陷阱,我們決不敢掉以輕心。”
日軍十二軍司令官土橋一次及其參謀長河野悅次郎認為:“應首先掃蕩對抗日持觀望態度的國民黨軍隊,爭取其中與日軍有來往的一部歸順,以擴大政治影響;然后再掃蕩堅決抗日的共產軍。”
“晉南的重慶軍牽制著日本軍三個師團,首先將其消滅,日軍即可自由行動,那時候可以全力對付中共軍。”……“作為蔣系中央軍擾亂治安基地的中條山脈據點,的確受到重大打擊。但是這個所謂‘擾亂治安的游擊基地’,實際上有名無實。拿它與共黨系統相比,它的活動是極其差勁的。”
……“中條山會戰以后,在新占據的地區內,以前的不安定勢力即重慶軍,被中共勢力取而代之,逐漸浸透到各個方面,治安反而惡化了。”------(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中國事變陸軍作戰記》3,朝云新聞社1983年版,372頁)
華北日軍西蒲疃據點的上等兵田中在家信中這樣寫八路軍和地方武裝:
“頭上是濃濃浮云,腳下是蔓蔓野草,北支那的一切是這樣的荒涼陰森啊!然而就在荒涼陰森的境地中也不允許我們隨便瀏覽。
我們沒有一個隨便行動。前天剛來的一位小隊長官木,他不信服支那人的蠻悍,竟敢一個人在外巡邏,結果被村外的支那人可怕地殺死了。前幾天維持會里的一個中國朋友,到街上買東西,也被支那人活活地捆走了。
他們蠻悍的支那人,時時地包圍著我們。他們不是八路軍就是普通的民兵,最恥辱的是他們竟敢伏在道溝里向我們大罵。我們反而不敢出去……。征服支那已經4年了,可是我們征服的只是一座一方丈大小的碉堡,除此外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是安穩的。我不能寫下去了,外邊的支那游擊小組‘青抗先’又和我們搗亂來了!”
附文:
抗日戰爭中的中國民兵:民兵組織遍布敵后
作者:宋有榮 來源:中國國防報
60年前的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與日本侵略者進行的一場殊死搏斗。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爭中,我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之所以能最終戰勝強大的日本侵略者,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有220萬民兵和1000萬以上的自衛隊這樣一支強大群眾武裝的配合和支援。正如毛澤東同志指出的:“沒有這些群眾武裝力量的配合,要戰勝敵人是不可能的。”據不完全統計,在八年抗戰中,民兵共作戰29.6萬余次,殲敵10.6萬余人,繳獲大量武器裝備和軍用物資,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譜寫了人民戰爭的光輝篇章。
抗日烽火燃遍神州 民兵組織遍布敵后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在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于7月8日向全國發表了抗戰宣言,要求全國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衛戰爭。7月23日,毛澤東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武裝民眾實行自衛,并配合軍隊作戰。……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8月,我黨召開了洛川會議,通過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提出了全面抗戰的正確路線,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1938年,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強調指出:“兵民是勝利之本”,“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民族戰爭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
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動員群眾、武裝群眾、依靠群眾進行人民戰爭的正確路線指引下,從陜甘寧到晉察冀,從晉綏到晉冀魯豫,從山東到華中、華南,各抗日根據地紛紛建立了人民自衛軍和民兵組織。開始,各地民兵稱謂不盡相同,有的叫自衛軍、“青抗先”,有的叫游擊隊、模范隊,還有的叫做基干隊,后備軍等。最早正式稱民兵的,是晉察冀的北岳區,以后各根據地逐步統一規范了稱謂和分類,統稱民兵和自衛隊。
同抗日戰爭三個階段相一致,民兵和自衛隊的發展也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1937年至1940年,我軍由3萬人發展到50萬人,民兵和自衛隊發展到500萬人,抗日根據地人口達到1億;1941年至1942年,在抗日戰爭最困難的階段,我軍減少到30萬人,民兵和自衛隊減少到200萬人左右,根據地人口也減少到了5000萬人以下;1943年到1945年,抗日戰爭進入了反攻階段,我軍發展到了91萬余人,民兵和自衛軍發展到了1220萬人,全國19個解放區面積達95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到9550萬人。
在整個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始終把民兵建設和武裝全體人民作為戰勝日本侵略者的重要條件。各根據地黨組織和軍隊的各級領導都十分重視民兵建設,把民兵看成是主力軍的左膀右臂,當成是基層政權的堅強支撐。他們認為,民兵不但可以源源不斷地為主力部隊輸送兵員,而且可以擔負繁重的戰場勤務;不僅可以協助和配合主力部隊作戰,而且可以獨當一面單獨作戰;不僅在軍事上起著主力軍的后盾作用,而且在政治上起著維護后方穩定、鞏固抗日政權的柱石作用,同時在經濟建設上起著生力軍和突擊隊的作用。民兵的這些作用,不單是一時的,而且是長期的;不單是一個地區一條戰線的,而且是整個區域和各條戰線的;不單是平時的,而且是戰時的。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高度,各級黨委和黨政軍領導同志,始終把民兵建設作為關系抗戰成敗的重大戰略措施來抓,當作堅持敵后抗戰的重大軍事任務來完成,從而使民兵組織成為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一支偉大戰略力量。
戰爭史上創造奇觀 游擊戰法大顯神通
八年抗戰,艱苦卓絕。在黨的領導和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指引下,在主力部隊的指導和幫助下,各根據地的廣大民兵和自衛隊,活躍在敵后廣闊的戰場上,依托高山密林、江河湖泊、平原地道和青紗帳,到處擺開了殺敵的戰場。原始的大刀、梭標、斧頭,自然界的水、火、石頭,都變成了他們殺敵的武器。他們以驚人的膽略和無窮的智慧,在人民戰爭的舞臺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動活潑的活劇,創造了許多靈活巧妙、神出鬼沒的獨特戰法,把日本侵略者打得暈頭轉向、喪魂落魄、顧此失彼、疲于應付,像一條野牛陷入我人民戰爭的沼澤泥潭中不能自拔。
麻雀戰。這是民兵在抗戰中經常運用的一種主要和基本的作戰方法,也是最能發揮民兵特長的游擊戰法。其基本特點是以少量民兵組成戰斗小組,出沒在山野密林、狹窄隘口、街頭巷尾、地道暗洞、青紗帳里,像麻雀啄食一樣,東一槍、西一槍,忽聚忽散,忽來忽去,一會跳到這里,一會跳到那里,出敵不意,扭住敵人,一陣猛打;敵人反擊時,就立即撤離,消失得無影無蹤;敵人撤退時,就呼嘯而來,槍聲大作,殺聲四起,使敵人打又打不著,追又追不上,甩又甩不掉,吃又吃不好,睡也睡不著,陷入心神不寧、狼狽不堪的苦境。麻雀戰打得最出色的,就是全國民兵戰斗英雄李殿冰領導的北岳區曲陽縣尖地角村民兵游擊小組。在1943年的3個多月里,他們先后對敵作戰27次,打死打傷日偽軍200多名,繳獲步槍3支、電話3部、牲畜47頭,戰利品一批。
地雷戰。地雷戰首先是晉察冀根據地的民兵發展起來的戰法。1940年春,河北省安國縣東趙、西趙兩村的民兵,在反“掃蕩”中把兩枚手榴彈埋入地下,炸死了兩個敵人。于是,各村紛紛效仿,利用廢鐵壺、瓷瓶子、瓦罐子等,裝上炸藥,以殺傷來犯之敵,取得了顯著的戰果。此后,各地民兵就地取材,土法上馬,制造了鐵、木、石、瓷地雷等,發明了拉火雷、踏火雷、電火雷、定時雷、連環雷、絆雷、跳雷、飛雷等幾十種埋雷方法,各式各樣的地雷和雷陣,對于打擊運動之敵、殺傷“掃蕩”之敵,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取得了赫赫戰果。北岳區阜平縣五丈灣村著名的民兵爆炸英雄李勇和他的爆炸組,利用地雷戰先后炸死炸傷日偽軍362人,炸毀汽車25輛;山東海陽縣趙疃村的趙守福和于化虎,帶領民兵用地雷戰炸死炸傷日偽軍303名的事跡,全國聞名,威震敵膽。
地道戰。抗日戰爭中期,由于日寇加緊對我根據地實行殘酷的“掃蕩”、“蠶食”、“清鄉”,處在平原地區的抗日軍民,沒有山林和水澤可依,于是就發明了縱橫交織、戶戶相通、村村相聯、不怕水淹、不怕毒氣,既能藏,又能打的地道戰,成為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一大法寶。僅1944年冬季,各抗日根據地的平原地區就挖地道達1.25萬公里,成為抗擊日寇的一條偉大的地下長城。冀中清苑縣冉莊民兵,就是因為運用地道戰打了許多漂亮仗而馳名中外,他們的事跡被改編成了電影《地道戰》。英雄的冉莊民兵先后作戰157次,其中進行地道戰17次,依托地道進行伏擊、追擊戰斗55次,配合地方武裝出村作戰85次,共斃傷敵267名。當時,日偽軍曾傳出這樣的禁令:“寧繞黑風口,不從冉莊走”。太行地區磁縣山底村民兵、晉察冀地區滿城縣石井村民兵、北京市順義縣焦莊戶民兵,都是利用地道戰取得輝煌戰果的英雄群體。民兵們曾用打油詩頌揚地道戰:“地道好,地道妙,打了敵人鉆地道;明里打,暗里挑,消滅敵人最可靠;鬼子氣得干瞪眼,抗日軍民哈哈笑”。
破襲戰。這是廣大民兵和群眾創造的又一戰法,它不僅適用于破壞敵人的交通和通信聯絡,如公路、鐵路、橋梁、車站、碼頭等,而且適用于對敵人的倉庫、工廠、礦山等進行破壞和襲擊。在黨的領導下,廣大民兵經常以隱蔽、突襲的戰斗,配合正規軍對敵人的鐵路、公路和交通樞紐進行破壞,挖路基、扒鐵軌、炸橋梁、打火車、割電線、平圍墻、阻河道、毀碼頭等等,有些地方在一夜之間就出動幾萬或幾十萬民兵和群眾,把數百公里長的鐵路、公路全部破壞,將電線割斷,電桿鋸倒,使敵人的交通和通信聯絡陷于癱瘓。1939年,安徽省肖縣就出動20多萬民兵和群眾,參加了隴海鐵路大破襲,一夜之間將100多里的鐵路全部拆掉,枕木、鐵軌、和電線、電桿一起運回根據地,日寇被迫停車10天,使其西運計劃流產。在著名的“百團大戰”中,僅冀中的民兵和群眾,就有35萬人參加了破襲敵交通線的斗爭。1941年至1945年間,晉察冀全區共搗敵偽碉堡1140多座、炮樓300多個,炸毀敵汽車360多輛、火車頭40多個,破壞公路3.76萬公里、橋梁730多座。
圍困戰。就是對敵人的據點和碉堡實行封鎖,把敵人圍困在據點和碉堡里,使其沒吃沒喝、走投無路,最后將其擠跑、趕跑或殲滅。太岳沁源圍困戰,就是廣大民兵和群眾圍困封鎖、制服敵人的一個典型戰例。1942年9月,日寇糾集了1萬多人,分14路進犯我只有8萬人的沁源縣抗日根據地,并在沁源縣城安了據點,妄圖把沁源劃為“剿共實驗區”。這里的民兵在敵人到來之前,一面把人民群眾轉移到山里,一面實行“堅壁清野”。敵人占領沁源縣城后,見不到人,吃不上飯,喝不上水,一切供應全靠外地。廣大民兵和游擊隊又密切配合,到處截擊,襲擊敵人的運輸隊,無奈,敵人只好外出四處搶糧,可又遭到游擊隊和民兵打擊,只好呆在據點殺馬充饑……這場圍困戰,經過兩年多的時間,終于把敵人困出了沁源縣城。在此期間,沁源民兵共作戰2700多次,斃傷俘敵4250多名,涌現出了民兵殺敵英雄100多人,爆破能手200多人,沁源縣獲得了民兵對敵斗爭“模范縣”光榮稱號。
伏擊戰。一般分為待伏與誘伏兩種。待伏,是在得知敵人出動的兵力、時間和必經之路后,預設埋伏,待機殲敵。如1944年農歷4月的一天,太岳區安澤縣風池、高壁等地的民兵,獲悉日寇騎兵運輸隊要給府城的敵人送糧彈,民兵們便在距府城西12公里的柳寨村做好埋伏。當鬼子的運輸隊進入伏擊區時,地雷“轟轟”地爆炸起來,一時濃煙滾滾,殺聲四起。僅七八分鐘時間,33個鬼子就被消滅了32個,只有一個受傷的逃進了府城據點。誘伏,就是先以主要力量在有利地域設伏,然后以少數民兵誘敵深入,等敵人進入伏擊圈將其殲滅;或者佯攻一個方向,引誘敵人前來增援,在路上伏擊敵人。如冀南區隆平縣民兵自衛隊在河上伏擊鬼子汽艇,山東平原縣塘坊民兵伏擊日寇一小股機械化部隊,都是采用的這種戰法。
此外,抗戰8年中,廣大民兵和游擊隊還創造了窯洞戰、聯防戰、捕捉戰、水上游擊戰、拔點戰、攻心戰、堅壁清野等戰法。這些神奇巧妙的戰法,對于配合主力作戰,粉碎日寇的“清鄉”、“掃蕩”、“蠶食”,最終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發揮了巨大作用,在抗日戰爭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頁。
一面戰斗一面生產 勞武結合保衛家園
在抗日戰爭中期,特別是1941年到1942年,是敵后根據地最困難的階段。日寇集中其主力進行“掃蕩”、“蠶食”、“清鄉”,國民黨頑固派也不斷向我根據地進行挑釁,制造“摩擦”,企圖把我軍民困死、餓死。我各抗日根據地遭到了很大破壞和損失,生活極其艱難,軍隊和人民沒有衣穿、沒有糧食,有時不得不以樹葉、草根為食。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領導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廣大民兵發明了勞武結合的辦法,一手拿槍,一手拿鋤;一面戰斗,一面生產,為保衛和建設根據地做出了重要貢獻。這突出表現在以下幾個結合上:
民兵組織與變工組織相結合。民兵都參加變工組,平時和群眾一道生產,戰時直接參加戰斗。民兵用戰斗保衛群眾生產,變工隊則保證不影響民兵家中的生產,并負責民兵家屬的安全轉移。這樣既有利于民兵與變工組織的進一步鞏固,又便于密切民兵和群眾的關系。比如定綏的寧武、魯中的蒙陰、海濱的臨沭等地的民兵和變工隊員,一面集體生產,一面警戒敵人;敵人來了就打仗,敵人不來就生產。群眾在生產,民兵就在附近巡邏、放哨。在夏收、秋收季節,通過民兵與變工組織,將勞力與武力統一組織起來,有專門負責掩護的,有專門負責搶收的。同時,通過民兵和群眾的互助,生產、訓練、戰斗任務都能完成。
戰斗隊與生產隊相結合。離敵人據點較近地區的民兵,為了使據點外的土地不荒蕪,就組成單獨的生產戰斗小組,敵人出來就打,否則就進行生產。這樣,戰斗和生產兩不誤,使接敵區土地的耕種和收割有了較好的保證。許多地區還給民兵一定的生產資料,如公地、荒地、貸款辦合作社等,使他們在戰斗執勤之余,開展各種生產活動。這樣,既可以發展生產,改善民兵和群眾的生活;又可以鞏固民兵組織,解決民兵戰時供應問題和日常活動中的經費,減輕群眾負擔。據晉察冀阜平等5縣的不完全統計,僅1944年,民兵就開荒3390多畝,修河灘地127畝,產米13萬斤、菜17萬斤,打柴18萬斤,搞運輸收入現金23萬元,各村民兵平均都有20天到一個月的戰備糧食。此外,有些地區民兵還組織了“打獵合作社”,經常上山打獵,既保護了群眾生產,又增加了收入,還提高了射擊技術,受到了群眾的廣泛贊揚。
變工與爆破相結合。有的地區民兵把變工與爆破戰斗結合在一起,克服了過去打仗單靠民兵,生產單靠變工隊員的情況。一旦有事,全體民兵和群眾都可拿起武器投入戰斗。變工與爆破結合起來后,既加強了對敵斗爭的武裝力量,人人都可以拿起武器保衛家鄉,即便是婦女、兒童也可參加爆炸組,學會制造和埋設地雷;又使民兵與群眾的關系更加密切,民兵戰斗生產都參加,變工隊在完成生產的前提下,也參加地雷爆破,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大好局面。
戰斗指揮與生產指揮相結合。過去戰斗與生產指揮分離,管生產的不管戰斗,管作戰的不管生產,二者經常出現矛盾。管生產的干部平時忙得不亦樂乎,戰斗時袖手旁觀;而管作戰指揮的干部,不打仗時沒事干,打起仗來又忙得不可開交。這樣,生產和戰斗的領導不能很好配合,影響了勞武結合。鑒此,一些地區把民兵組織與變工組織統一起來,戰斗指揮與生產指揮兩個機構合在一起,生產戰斗統籌兼顧、通盤考慮,互相促進、相得益彰,提高了工作效益,加強了領導指揮力量。
繳獲敵人武器與自己生產相結合。民兵的武器,除了向敵人奪取外,主要靠民兵自己生產。民兵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打鐵、熬硝、鑄雷,造子彈炸藥。在資金困難時,他們就把自己開荒生產的糧食賣掉,或把打獵、辦合作社賺來的資金用到武器彈藥的制造上,從而使自己的武器裝備得到發展。比如,晉綏民兵初建時3萬多人,總共才有290多支槍,手榴彈6900多顆,獵槍827支,手槍2支。后來通過自力更生,軍火達到了自給。到1944年,民兵發展到8萬余人,民兵的武器平均每人1-2件,地雷、土炮、土槍、土擲彈筒、榆木大炮、來復槍應有盡有。到1945年夏季,嵐縣、寧武等5縣,就有用于制造炸藥的硝池129處,僅興縣民兵辦的規模較大的造雷廠就有22個。
實踐證明,堅持勞武結合方針,用武力保衛生產,用生產支援戰爭,是我敵后根據地長期堅持抗戰的重要保證,也是搞好民兵建設、使這支群眾武裝保持強大生命力、凝聚力的有效途徑。
歷史經驗彌足珍貴 光榮傳統代代相傳
八年抗戰,中國民兵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了光輝的業績,譜寫了燦爛的篇章,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形成了光榮的傳統。這是一筆極其珍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我們永遠繼承和發揚光大。
必須堅持黨對民兵的絕對領導。從抗戰開始,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就一直把民兵建設和武裝人民,作為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個極其重要的條件。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多次下發文件明確了民兵建設的方針、政策、原則、要求;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同志對民兵建設作了一系列非常重要而具體的指示,對民兵建設給予了強有力的指導。各抗日根據地的黨組織和黨政軍領導,遵照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有效地加強了對民兵和自衛軍建設的領導,將其擺上重要議事日程,當作關系戰爭全局勝敗的戰略措施來抓。中共北岳區黨委《關于全面加強民兵建設的決定》指出,民兵建設是黨在根據地軍事建設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進一步加強民兵建設,不但在今天堅持根據地是重要的,而且在保證戰后長期殘酷的革命斗爭的勝利,也是非常重要的。《決定》要求黨的領導機關、政府機關和軍事指揮機關,均應以最大的關心注意民兵建設。冀中區黨委決定,凡縣以上的政府機關都設武裝科,縣以下的各級人民武裝,則由同級黨委和政府直接領導。晉綏區黨委于1941年7月專門召開了晉西群眾武裝會議,著重整頓了民兵、自衛隊的組織機構,進一步加強了對民兵工作的領導。此外,黨組織還派出大批干部到民兵中去,使黨員干部成為民兵工作的組織者、領導者。中共華北局、西北局、華中局,以及山東分局、太行分局,都先后制定和下發了加強民兵建設的通知、決定和實施措施。由于黨的堅強領導,從而使民兵建設在政治上堅持了正確方向,在組織上不斷發展壯大,在軍事上不斷提高,成為抗戰的一支重要戰略力量。
必須堅持以人民戰爭思想指導民兵建設。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創造性地運用于抗日戰爭的偉大實踐,從而形成了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八年抗戰的歷史,就是一部人民戰爭的光輝歷史;抗戰中的民兵,就是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指引下發展壯大并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正是在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的指引下,從白山黑水到長城內外,從華北平原到太行山上,從大河上下到長江兩岸,從東海之濱到天涯海角,廣大民兵到處擺開了殺敵的戰場,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毛澤東人民戰爭思想,過去是、現在是、將來仍然是民兵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這個傳家寶任何時候都不能丟。
必須堅持“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抗日戰爭的實踐充分證明,在黨的領導下,緊緊依靠群眾,實行人民戰爭,我們就可戰勝任何強大的敵人。而這場人民戰爭的突出特點就是堅持了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1941年11月7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關于抗日根據地軍事建設的指示》中就明確指出:“每個根據地的軍事機構均應包含三個部分:(甲)主力軍,(乙)地方軍,(丙)人民武裝(即不脫離生產的自衛隊及民兵)。在根據地的建立時期,集中主要注意力于主力軍之擴大與鞏固上是正確的;然而最近敵我形勢改變了,因此目前軍事建設的中心注意力,應放在地方軍及人民武裝的擴大與鞏固上。”在整個抗日戰爭中,我黨始終堅持了野戰軍、地方軍與民兵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始終把野戰軍、地方軍作為抗戰的主力,把民兵和自衛隊作為主力軍的助手和后備力量。使三支力量相互補充,取長補短,相得益彰。抗戰的歷史告訴我們,“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是進行人民戰爭的體制,是戰勝任何強大敵人的優良軍事體制,對此,必須始終不渝地堅持,絕不能有任何的削弱。
必須堅持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抗戰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堅持廣泛持久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方針是非常正確的。在華北正面戰場作戰基本結束后,特別是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后,敵后游擊戰爭成為抗日戰爭的基本形態。而這種游擊戰爭,為廣大民兵、自衛隊提供了大顯身手的廣闊舞臺。他們發揮人多勢眾、分布廣泛、人熟地熟、機動靈活的優勢,采取“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戰術,運用麻雀戰、地道戰、地雷戰、伏擊戰等神奇的戰法,打得日本帝國主義日夜不寧、心驚膽戰、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最后葬身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必須堅持“勞武結合”的原則。抗日戰爭中,中國民兵創造和形成的一手拿鋤、一手拿槍,一面作戰、一面生產的勞武結合原則,充分體現了民兵亦兵亦民的性質特點,正確地處理了勞力與武力、生產與戰斗的關系,為奪取抗戰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堅持了“勞武結合”原則,生產和戰斗兩副擔子一肩挑,從而使民兵這一群眾武裝組織為廣大人民所接受和擁護。在今后,“勞武結合”原則仍然是我國民兵建設必須遵循和堅持的重要原則。
抗日戰爭勝利已經60年了,中國民兵創造的光輝業績已載入中國革命的史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一定要在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領導下,進一步加強我國民兵建設,發揚光榮傳統,堅持改革創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征程中,再創中國民兵的輝煌!(總參動員部民兵局副局長 宋有榮)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