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過寧夏的人一定看到了母親河為這片塞外高地所帶來的物阜糧豐,而游過洛陽重渡溝的人想必感受到了那里的綠，滿目青翠，小溪流水鳴潺潺。可這些美景都是上帝的恩賜，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每當想起記憶中的故鄉來，一種風景這邊更好的豪情便油然而生，人工雕鑿的山川既保持了北方雄渾奔放的風格，又增添了江南青山綠水的韶致，跨跨渡槽這里如一彎月牙橫架，那里如彩虹起舞繞纏，孔孔(山)洞口噴波吐珠，座座水庫倒映藍天，田間麥浪翻滾，群山層林盡染......水流村頭千戶喜，風吹稻谷萬家香。一切皆由我的家鄉有條渠。

　　紅旗渠得意之時，拍板允許林縣人去山西調水的原山西省委書記、布衣宰相陳永貴的伯樂陶魯笳調侃亦為京官的我們的老書記：“你當初說是要修條渠，我哪知道竟是條這么大的渠啊!”新中國以它的浩然正氣取代國民黨重返聯合國后出席六屆聯大，經中央審定帶去的十部展示新中國建設成就的新聞記錄片，第一部就是《紅旗渠》。村縣人民不畏艱險，戰勝自然的戰斗豪情一下子震憾了世界，許許多多的華人后裔看得熱淚直流，很多第三世界的國家首腦與世界各地的水利專家徒步攀涉太行山，第一位的就是學習。在哪些水利專家們看來，奇就奇在太行山腰，在不能修渠的地方修了渠。作為新中國的兩大奇跡之一，周總理親切地稱之為“世界第八大奇跡”。在如潮的好評中，有一句最為經典的話：“紅旗渠的人工修建，是毛澤東思想在紅色中國的突出表現”，而林縣人民則說：“毛主席的書里有渠，毛主席的書里有水，紅旗渠是靠毛主席的書修成的。”

　　紅旗渠的再次唱響是沉寂十年之后的1990年(通水25周年)，但輝煌已成往昔。關于水，我們的祖輩曾有過這樣或那樣的夢，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們不曾想到，“綠衣搖曳水之鄉”，不靠神仙皇帝，竟有他們自己親手實現。可現在，又成了我們的一種夢，聯而告之，就叫做“林縣夢”。歷屆父母官雖曾重整旗鼓，無奈“江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但在宣傳之中，卻加了兩個字——紅旗渠精神，即便如此，也還是純正一些的好。

　　林縣(林州市)地處豫西北，境內山巒起伏，溝壑縱橫。歷史上十年九旱，在新中國成立前的五百年時間里，大旱一百次，絕收三十次，人相食五次。惡劣的自然環境養就了林縣人民倔強的性格和勤勞儉用的傳統，野果、草根、樹皮、觀音土皆為食，紅蘿卜與紅蘿卜纓，白蘿卜與白蘿卜纓、紅薯葉踩在缸里;柿子與谷糠和成泥，數九寒天碾成面，放在泥缸里，可長久保存......“吃的是草，擠的是奶”，那是魯迅在贊揚人的精神，而在這里，卻是真實的生活。曾祖父走得早，曾祖母在青黃不接，干旱少雨的“苦長春天”里，常常仰天長嘆：“天啊!可叫俺娘兒們咋過啊!”晚上一跪一柱香。某一家逃荒路上，饑不得食，把一兒子換了兩斗谷子，連糠煮食，飯后哭成一團：“我們吃的這是兒子的肉啊!”憶苦思甜會上，哭聲一片。

　　地主霸地霸水，窮人逃了糧荒逃水荒。爺爺弟兄倆個逃到了山西省的大山深處，過上了“大包干”的日子，算起來要比安徽小崗的早了整整五十年。弟兄倆自耕自種，但也是葉圣陶筆下的《多收了三五斗》。人類早已不是刀耕火種時代的吃飽穿暖，外出當泥瓦匠，現在有了一個叫得更響，并引以為榮的新名詞——“十萬大軍出太行”，在家鄉，文字記載已有六百年的歷史了(1975年為430人)。南山有虎，北山有狼，窮人逃到哪里都一樣，爺爺幾番穿梭下來，家庭已是傷痕累累。清政府閉關鎖國，腐敗無能，面對帝國主義的洋槍大炮，割地賠款。民國政府緊隨西方列強揮舞的大捧，門戶洞開，華夏九州卻又淪為了資本主義的殖民地。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在國內外統治階級的雙重剝削壓迫之下，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家家都有一本血淚帳，戶戶都是一部苦難史。

　　階級斗爭并不是一場簡單的斗地主，自奴隸社會以來就是人類社會的歷史。它是一架觀察歷史的航天望遠鏡，又是一種加速辨別社會兩條道路的化學染色劑。“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部人類社會史黑白分明，剝削階級的貪婪猙獰嘴臉一覽無余。

　　1934年，黨的文藝工作者馮雪峰從魯迅身邊回到了中央根據地。有那么一個晚上，主席找他暢談，進門便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話題就是魯迅。馮講：“有一日本人說，讀懂中國的有兩個半人，一個是魯迅，一個是蔣介石，那半個就是你毛澤東。”主席爽朗地笑了。魯迅用他那入骨三分的筆，揭出了舊社會的病根，催人留心，以設法加以療救。而毛澤東則用階級斗爭這把手術刀，對封建社會加以解剖，用他的思想喚醒了世界東方的這頭雄獅。

　　勞動創造世界，平等就是力量。物品交換產生了金錢，歸根到底是勞動創造成果。進入階級社會以來，那些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統治者為了奴役人民，欺世盜名，把自己粉飾為受命于天的英雄，硬說歷史由他們創造，滿口“仁義道德”、“三綱五常”，宣揚“人不為已，天誅地滅”。變革的對象始終是勞苦大眾。金錢成了他們奴役人民的工具。在毛主席的思想中，勞動創造世界，平等產生力量，人民創造歷史。“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真正的英雄來自于階級斗爭，生產斗爭和科學實驗。建立平等的關系，干部是決定的因素。從三灣改編時推行“支部建在連上”，實行官兵平等，到后來常抓不懈的整黨整風，大手筆的就是“文革”，“治國就是治吏”，干部參加勞動，被寫進了憲法。人與人平等的關系，一旦建立起來，蘊藏在人民群眾中的勞動熱情，生產積極性就會解放出來，成為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無盡力量。勞動人民當家做主是毛澤東思想中的靈魂，而建立人人平等的關系則成為了他老人家終生執著追求的一種理想。

　　“農村包圍城市”使他贏得了中國，而“人民公社”卻又再造了中國。“地是刮金板，刮了一板又一板”。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是農民賴以生存的基礎，也是剝削階級取之不竭的最大財源，但毛澤東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使土地失去了金錢的價值，成了人民與生俱來的先天配給。

　　1951年，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互助組的發展有著向富農方向發展的可能，山西省委為此提出了增加公共積累和按勞分配的方法向初級社過渡。劉少奇從農民是農產品出賣者的方面考慮，認為如此“戰勝不了農民的自發因素，”“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而否定了這份報告。毛主席從農民是勞動者的立場考慮，對農民曉之以理，可以引向社會主義而肯定了這份報告。合作社實行統一經營、統一組織勞動力、能夠合理利用土地，興修水利，改良土壤，改良品種，特別是在抗御自然災害方面顯示出了自己的優越性，辦了許多單家獨戶的個體農民根本辦不了的事情，糧食更是連年增產(農業總產值1949年是326億元，1957年是604億元)。1957年冬到1958年春，興起了大修水利的熱潮，在很多地方，已經沖破了現有合作社的規模，要求并社，人民公社應運而生。

　　誕生初期，人民互助合作，熱情高漲，緊接著就是嚴重的三年自然災害。一些地方出現了瞞產私分與浮夸等不正之風，主席透過紛繁的事物，從理論上認為是否定了價值法則，否定了等價交換，否定了按勞分配，做出了“生產隊為核算基礎”，“以二三十戶為宜”，“至少30年不變”的硬性規定。一線領導人，經歷了歡喜、亢奮、懷疑、彷徨。七千人大會后，無視走出困境的人民公社，提出了分田(包產)到戶的主張。主席出于無產階級的敏感，當頭攔住。高瞻遠矚地指出，那是復辟倒退，我們的勞動人民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不論是包工到組，還是包工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認為是一種進步的經營管理方法。但一聯系到產量，主席是堅決的不答應。吾人唯有主義之爭，“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并提出了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當安徽小崗的那么一群人沾沾自喜時;當某些人視為靈丹妙藥，自以為開創了新時代時，主席曾指出，“中國兩千年來就是如此”。

　　“虎踞龍盤今勝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就是這么個單家獨戶到二三十戶，就是這么個勞動創造世界與人人平等的關系，我們的生活便充滿陽光，農業和工業相結合，教育同物質生產相結合。勞動人民第一次把謀生的勞動當成了光榮與神圣的使命，把拜神的誠恐變成了改天換地的自豪。縣委書記下塘挑泥，開國功臣到農村當支部書記，只有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從身背鋼槍捕魚的東南沿海到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內蒙古草原;從天山腳下的青春紅似火到北大荒的知識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激情燃燒，處處飛歌。翻閱這段歷史，可以看到雷鋒熱情助人的微笑;可以看到陳永貴揮汗如雨，抬石砌岸的鏡頭;可以看到戈壁大漠上空騰起的蘑菇云;“活著沒有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看著你們把沙丘治好的”焦裕祿，又使多少人淚流滿面。正是這樣的陽光沃土，這樣的環境氣候，才出現了這樣的人物，才滋生出了這樣的精神。紅旗渠精神排在最前的八個字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并非紅旗渠一家獨有，它是中華民族的光榮傳統，人民公社興則紅旗渠興，人民公社亡則紅旗渠衰，紅旗渠之母正是人民公社，精神內涵是無產階級的親如一家，是勞動人民的當家做主。

　　“衙齋臥聽瀟瀟雨，疑是民間疾苦生”。這是官僚剝削階級假惺惺的慣有特色，境界如此的人少之又少，但在林縣的歷史上就有一位，明萬歷年間，知縣謝思聰主持開鑿洪谷渠，長九公里，寬0.4米，解決了沿途四十個村莊的吃水難題。“你懂得”，謝公少不得去上級衙門求告一番;少不得與那些慷百姓之慨的富豪戴上一頂造福鄉里的高帽，并答應青史留名;少不得在權力的運作上有那么一點傾斜，但“發展就是硬道理”。謝公克服了人力、物力、占地等一系列困難，難能可貴。于是，人民感恩戴德，稱之為“謝公渠”，建有“謝公祠”，至今香火不絕。

　　“天”還是這方天，但是“地”，不再是單家獨戶耕種的地，無產階級的勞動人民第一次擰成了一股繩，抱成了一個拳頭，重新審視這個世界，“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才剛剛開始”，焦裕祿在蘭考看到的是“風沙、鹽堿、內澇”，而我們的楊貴書記在林縣看到的是水與地方病。有了水就有了農業、工業的大跨步發展;根除了地方病，人民的生活將錦上添花。“六億人民六億兵”，而站在老書記身后的是五六十萬戰天斗地的社員。先是修建了三座中型水庫，但五九年的一場大旱，井塘干涸，河水斷流。面對秦二世的暴政，西楚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而楊貴，這個封建社會時的七品芝麻官，面對大自然的挑戰，卻奏響了“重新安排林縣河山”的號角。于是，寂靜的太行山深處便飛沙走石，龍騰虎躍。

　　——多變的早春二月，是漳河的枯水季節，為了建好攔河壩，面對木樁、鐵絲、石塊組成的陣線都被沖得無影無蹤的漳河，社員們縱身跳了下去，人墻一出現，河水就一個巨浪接著一個巨浪，劈頭蓋臉地打來，把人墻幾乎吞沒，一道人墻馴服不了河水，第二道人墻又在水中出現……臂挽臂、手拉手、肩并肩，挽成了一道又一道堅不可摧的人身肉墻。雪花紛飛，穿山風怒吼，水下的社員們嘴唇發紫，上下牙磕的直響，但他們每個人的心里都好像燃燒著一團火，為了驅趕身邊洶涌而來的寒流，他們高聲地朗誦著：“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念著、吼著、咆哮的濁浪里又傳出了他們冷熱相激，釀就迸發的歌聲：“天寒，我們心里熱，水猛，我們意志堅。困難就怕英雄漢，誓必漳河上高山”。在英雄們的背后，一塊塊石頭投下去，一筐筐石渣倒下來，一包包沙袋貼上去……

　　——鸻鵡崖工段，位于林縣與山西省平順縣的交界處，谷堆寺，雞冠山，鸻鵡崖三座險峰威風凜凜地聳立在漳河南岸，峰頂白云繚繞，崖下濁浪翻滾。城關公社是林縣最大的一個公社，最初由他們施工，但進展緩慢。總指揮部黨委決定，從十五個公社的社員中，挑選出五千名精兵強將，會戰鸻鵡崖。號稱“飛虎神鷹”的除險隊來了;東崗公社的“爬山虎”來了;合澗公社的“常勝軍”來了;采桑公社的“半邊天”來了……先輩們在石崖上筑山窯，在土嶄上挖土洞，在山洼里搭席棚。架起了一盤盤鐵匠爐，建起了一座座石灰窯，沒有工具自己造，沒有炸藥自己碾。一時間，鸻鵡崖前又增加了一座村莊，來了一方流動的工業園，人們為之起了一個頗有時代意義的名字，并寫在了石壁上——“林紅莊”。農民秀才勞動之余，即興賦詩一首：藍天白云做棉被，大地荒草做絨氈。高山為我站崗哨，漳河流水催我眠。峰頂上，壁中間，銀錘閃閃，錘聲叮鐺，打起背錘，上下一條線，掄起圓錘，恰似一彎新月。甩過頭頂，頂高處、最高處，緩手間，用力往下一拽，八磅或十二磅的鐵錘便增加了萬千的氣力，鋼釬鏗鏘作響。站著打、跪著打、手開裂、腿跪麻。平炮、豎炮、老炮、小炮，有的裝藥幾千斤，三千米長的工段上，整整裝了三百八十四炮。

　　十二點整，山腦上，公路上豎起了警戒線，幾十名炮手進入了警戒區，銅號一響，炮手如空中飛燕，蹲身點火，又急起狂奔……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突然，在險嶄半腰沖起股股濃煙，一陣陣撼天震地的巨響，半架半架的崖壁和著瀑布似的飛起的石塊，裹著濃煙，栽向河槽，漳河猛地一跳，身子一扭，滾向了河床的另一邊。

　　放炮之后，險嶄癱瘓了，石頭酥散了，十二名除險勇士大繩往腰間一拴，釬、鉤往腰間一別，猶如一只只雄鷹凌空飛蕩，去石除險……五十多天后，渠道如銀帶一般纏繞在鸻鵡崖的半山腰上。

　　“除險隊長任羊城，閻王殿里報了名”，“神炮手”常根虎，“鉆洞英雄”王師存，舍己救人的李改云，前赴后繼的小邁江……處處爭先進，人人逞英豪。吳祖太，河南原陽人，紅旗渠工程中科班出生的水利專家。七歲時就離開了家鄉，幫父親在鄭州賣水。數九寒天，小祖太光著腳丫子，踩著冰凌碴……晚上回來，在那半間四面透風的草棚里，母親心疼地把小祖太的腳壓在被子里，把那雙通紅的小手暖在胸口。他就仰起臉問母親：“他們吃水咋叫咱成天管送?”在一顆幼小的心靈里，就深深地打上了階級的烙印。學校畢業后就分配到了林縣，后成為紅旗渠工程中的技術負責人，為人民引水。王家莊隧洞由“嘴”洞改為“鼻”洞;青年洞一端，由繞山挖明渠改為開鑿隧洞;在干渠跨越濁河的地方，設計的空心壩，渠水走壩心，河水壩頂流……工作中遇到了難題就找當地的老石匠、老羊倌，向群眾尋求真理。太行山的溝溝嶺嶺留下了他的足跡，總干渠的處處工程刻下了他的印記。正月初一結婚，初五就回到了工地，三個月后，在淇縣教學的妻子為救過鐵路的小學生而英勇犧牲，我們的“吳技術員”守著妻子的遺體坐了一天一夜，一口飯沒吃，一口水沒喝。與他一起去的同志說：“祖太不停地哭，后來眼淚都哭干了。”1960年的3月28日晚，他剛端起碗，聞聽洞中有裂縫，炊事員喊也喊不住：“現在不排除了，明天怎么開工?”突然塌方，大家發瘋一般地刨出了他的遺體，我們的“吳技術員”“靜靜地，就像睡著了一樣。”

　　寒暑廿載如一日，踏遍青山生逢時。貧農社員路銀，舊社會是個長工，興修水利開始，還只是個會打石頭的石匠，經過了摸索與實踐，他不但學會了測量、繪圖、施工等技術，并且還創造了“簡易水平儀”和“盆面測量法”。皇后溝渡槽是總干渠上最大的一跨渡槽，也是他第一次獨自負責，由三個大隊的二百多名社員整整修了兩年。幾十萬塊石頭如同燕子壘窩一樣，崩出來，經過一錘一鉆的加工，再抬到渡槽上。熬過了炎炎的夏日，耐過了寒冷的冬天，眼看就要完工了，老路的心里有著說不出的高興。他又一次走近了渡槽，爬上爬下，東瞅西看，慢慢地，在一個渡槽腿前停住了，“有裂縫!”在渡槽券的渠壁上出現了一道裂縫，有火香寬，三米來長。頓時，他的額頭上出現了一層冷汗……搶救治理工程展開后，山上山下，風里來雨里去，又得擺布人嗎，又得看管技術，他的飯量減少了，有好幾次炊事員找他吃飯都找不到。頂著星星出去，天黑了還不見回來，回來后就對著煤油燈深思，半夜以后，屋里又沒有了人，只留下一堆兒煙灰。他的所作所為，深深地感動著身邊的每一個人，他指到哪里，大家就干到哪里。又是幾個月的奮戰，皇后溝渡槽這次真的要竣工了，工程已進入掃尾，但老路卻突然躺到床上起不來了。與其說是勞累過度還不如說是被竣工的喜悅擊垮了——他病倒了。解放戰爭結束后，四大野戰軍中最大兩支野戰軍的指揮員林彪與粟裕不得不離隊養病。皇后溝渡槽，那也是老路的“淮海戰役”呀!病情稍一減輕，不顧總指揮部與醫生的勸阻，就跑回了工地。遠遠望去，大渡槽像一塊晶瑩的寶石鑲在山腳下，泛出奇光異彩。他快步走上去，面對著大渡槽上的每一塊石頭，用手摸啊摸啊，心里悄悄地說：“總算保住你了”!

　　當時糧食緊缺，分份吃飯，先輩們撈河草、挖野菜、食野果，偶爾“打牙祭”，一兩面的小包子，吳祖太一頓吃了二十七個。“這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小伙子”，老書記記了他一輩子。繁重的體力勞動，就是生鐵吃到肚里，想必也能消化。厚厚的老繭，別人長在了手上、肩上，可除險隊員們卻長在腰間，原新華社社長、老記者穆青禁不住背過身去拭淚，還有讓他唏噓不已的，采訪任羊成時，曾見他一口氣吃了兩盤饅頭。從此，任羊成帶到北京的是山里的小米、綠豆，而從北京捎到山里的是大米、面粉。

　　紅旗渠工程歷時十年，三十萬人次，動用的土石方如砌成寬三米，高兩米的長城，可從哈爾濱、途經林縣，南到廣州。這么大的工程，腐敗與之如風馬牛毫不相及。沒有中紀委，沒有反貪局，沒有預防腐敗局，沒有行政訴訟法。時下的是一個高房價，三代淪為奴，而那些視土地為滾滾財源的居廟堂之高的老爺與那些先富起來的精英，載歌載舞，齊頌“盛世”，“真的還想再活五百年”。溫總理家寶先生畢總理之力十年九調控，房價是越調越高，“喜兒要嫁黃世仁”蔚然成風，難怪這位出身“書香門第”，口口聲聲要“鞠躬盡瘁”的總理，面對世界媒體無奈感言“政令不出東南海”。而毛澤東，這位農民的兒子，在南方正要插秧，北方正要播種的寸金寸時，一封要合理密植，更要講真話的信，從省委書記直到生產小隊長，如春風，似春雨，在第一時間內，潤澤到了祖國的溝溝坎坎，角角落落，使千千萬萬的生產小隊長，敢于對不合理的瞎指揮說“不”。無怪乎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公曾言：“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使我們的干部成為即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打掉官風，實事求是……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這些，領袖做到了，紅旗渠工程中的各級指揮員也做到了。

　　第一任指揮長因病而退。

　　六零年六月十二日，工地指揮部的電話鈴一響，第二任指揮長王才書的心又揪緊了，等他放下話筒，眼里已噙滿了淚水。出了門，一路小跑了五六里地，趟著沒膝的河水，來到了對岸。老遠就看到，幾百號人，有的站著，有的坐著，有的手里頭拿著工具，但誰也不說話，全像木頭似的。漸漸跑近了，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小山坡上，橫七豎八地躺著九具尸體，一旁的城關公社分指揮長史炳福，坐在地上使勁用手拍打著自己的頭，痛哭失聲：“這可咋回去向父老鄉親交代啊……”，原本明天大家就要回去收麥子了，炸酥了的山坡上巨石松動，從人群中滾過……其中有一位過門后三天就來到工地的新婚媳婦。消息傳到縣委大院，悲戚陣陣，從電話的話筒中都可感受到大院中低沉的氛圍，“生者且投生，死者長己矣”，不，他們不是農民工，也不是新生代農民工，他們是我們的階級兄弟。從此，城關人民公社的社長史炳福就像變了一個人，九條鮮活的生命老晃游在他的腦際，幾個月后，飲恨自絕于世。

　　王才書指揮長也是因病而退。

　　第三任指揮長，副縣長馬有金，人稱“黑老馬”，任期最長，一干就是是十個年頭，直到工程全線竣工，即當指揮員又是戰斗員，為紅旗渠立下了汗馬功勞。但就是這樣一位應該大書特書的人物，至今沒有一篇完整介紹他的文章。但他的種種傳說卻更富傳奇色彩。我們的馬副縣長有一件隨身的物品——一桿撬，遠遠看見馬副縣長提著撬過來了，工地上那些連長、班長，帶“長”字號人物，如當今的商販見到城管一般，紛紛躲避，如若發現灰漿坐的不足，那副風吹日曬的黑面孔想必很兇。他更多的時候是一位石匠師傅，是一位錘手，曾手把手地教年輕人碫石頭，理論更是一套套，“掄高錘，把好鉆，不怕石頭不好碫”，“戳直道，手要硬，手軟了，鉆就蹦”……人生有幾不賭，其中就有不賭“力”，而我們的馬副縣長與人賭的偏偏就是力，并且是萬人頭上爭狀元。他保持的一口氣打錘的紀錄被誰突破了，他就會找上去戰上幾百合。于無聲處顯身手，此處無聲勝有聲。他常常白天參加勞動，晚上提著馬燈沿渠巡視，指揮部的同志說，他有著嚴重的坐骨神經痛，最后掄錘不能支撐了，就蹲在地上雙手握釬，實在痛得無法忍受就趴在地上，手握鋼釬。總是一身汗，一身泥。他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干部、干部就是帶頭干活的”。曾三過家門而不入，母親病重期間沒有回去。病逝后，這位鐵石男兒跪在靈前邊哭邊訴：“娘啊，在你病重期間，孩兒沒來支應你。請原諒我吧，孩兒肩上的擔子實在是太重了”……用常規俗理看，他不是一位孝子，可我們的老書記卻說他“為人民立了一功，是林縣人民的好兒子”，先輩們也許是不習慣特色公仆的衣冠楚楚，一塵不染，回憶起那段逝去的歲月，提到了“黑老馬”，常常感概萬千：“那時那人那黨啊!”前不久與一位一家三代都曾奮戰在渠上的老者攀談，談到了我們的馬縣長被趕回家后，生火取暖，中煤毒去世，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連連感嘆“好人啊好人”!

　　新中國的農業戰線有兩面旗幟，那就是大寨與紅旗渠。有人稱之為“兩貴”，那就是陳永貴與楊貴。陳永貴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帶領大寨人民斗酷暑，戰嚴寒，苦干、巧干、拼命干，把七溝八梁一面坡治理得井井有條。“腳踏虎頭山，胸懷全世界”。而楊貴帶領林縣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把一個“光嶺禿山頭，水卻貴如油”的舊林縣，建設成了“渠道網山頭，清水到處流，旱澇都不怕，年年保豐收”的社會主義新山區。“立下愚公移山志，敢叫日月換新天”。

　　紅旗渠工程進入第二年的1961年，也是“三年自然災害”的最后一年，中央號召“百日休整”，紅旗渠工程大部停工，作為咽喉工程的“青年洞”仍在施工。為此有人將狀告到了正在新鄉調研的譚震林副總理的案頭，到會的縣組織部長被當即撤職，并通知楊貴到會。我們的老書記一下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壓力。頭天晚上一夜沒有合眼，他想到了林縣人民缺水、盼水的歷史;想到了十幾歲就投身革命以來的歲歲年年;想到了在紅旗渠工程中餐風露宿的日日夜夜。第二天的會場上，譚副總理面帶冰霜，省委領導神情嚴肅，臺下的與會者正襟危坐，斂聲屏氣。面對這沉悶的氣氛，老書記首先肯定了中央的方針政策;講到了林縣人民的盼水夢;講到了水已到了家門口，可為了吃水，仍有幾萬人在外出擔水，人民迫切要求修渠的心情;講到了林縣還有積攢的儲備糧，越講情緒越激動;“林縣干旱缺水，迫切要求修建紅旗渠，如果說這是錯誤的話，責任在我。撤我的職可以，撤組織部長的職我有意見。自然災害是事實，但坐著等老天爺的恩賜，戰勝不了自然災害。修建紅旗渠為的是林縣人民，為的是子孫后代，我問心無愧。如果不調查就處分我們，作為一個黨員，我有權利向黨中央、向毛主席反映……”，我們的老書記其實并不老，才三十歲出頭，他不知道自己講了多長時間，只想把心中郁積的委屈吐出來，好在也沒有人阻止。一個小小的七品芝麻官，竟然與拜閣入相的開國元老較真，這是一個什么樣的較真?這是一個“我們都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的同志之間的較真，這是一個“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的較真。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所倡導的原汁原味的“實事求是”。

　　老書記在任時還為林縣人民辦了一件大事。食道癌是林縣及方圓地區的一種地方病。六十年代中后期，國家就在林縣設立了食道癌研究所，治標治本，開展防治研究工作。走訪、研究、排查直至遷往省外的人群。七十年代初期，進行了一系列水去胺，糧防霉，改善飲食習慣等預防措施，建立健全了縣、社、隊三級防護網。生產隊在家家戶戶醒目的墻上書寫了預防常識，我們剛識識字時還跟著從哪里學，“食道癌，能治好，關鍵在于抓三早，早發現、早診斷、早治療……”縣社為各大隊培養了細胞學檢查人員，對相關年齡段的人群實行拉網排查，定期檢查，消滅在萌芽狀態。這些都發生在“十年浩劫”期間，如果再有一場這樣的“浩劫”，想必我們也可以欣喜若狂地“借問瘟神何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了。事實上，這一切隨著人們公社的消失也壽終正寢，倒應了一句古語;“人成各，今非昨，病魂長似秋千索”……林縣人民每每憶說到此處，別有一番痛惜堵心頭。

　　分田到戶后，我們的老書記很長時間沒有回林縣，1990年的通水二十五周年，很多參加儀式的老百姓是帶著看看老書記的心愿去的。他的一封賀電僅僅是望梅止渴。1991年，李先念主席的“發揚紅旗渠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詞揭幕時，老書記回到了他久別了的林縣，當主持人念到楊貴的名字時，五千余人的劇場沸騰了，他十多分鐘的講話，響起掌聲二十七次，“楊貴回來了……”“楊貴是林縣人民的大恩人……”會場外一時人山人海，人們爭相與他握手，有很多百姓眼含熱淚用力鼓掌，老書記也是眼含淚花。大街上人潮涌動，萬人空巷……在太行山腳下一座破舊的房舍里，老書記見到了“黑老馬”，年過七旬的“黑老馬”“孩子似的哭了”，他們一起來到了路銀的墳上，祭奠這位土工程師。老書記彎下腰，往墳上捧了三捧土，邊捧邊說：“老路，我來看你了，你為修紅旗渠做出了大貢獻呀!”

　　二十一年后的春天，八十有四的老書記又一次回鄉，在后人的攙扶下，來到英雄的墳前……

　　憶往昔，意氣風發，鼓角相聞，滔滔渠水訴不盡;

　　嘆今日，蕭瑟霜染，陰陽兩隔，一杯薄酒寄深情!

　　這次被祭奠的英雄，又增加了一位，他就是人民的“黑老馬”。

　　紅旗渠動工之后，就感動著一級又一級的領導，1961年河南省委省政府把從行政經費中節省下來的二百萬元撥給了林縣，省委書記劉建勛說:“不然，無法見英雄的林縣人民”。

　　“親不親，階級分，無產階級才是一家人”。紅旗渠精神并非是林縣獨創，山西省平順縣的人民為此作出了巨大的犧牲，他們遷移了祖墳，毀掉了果木，騰出了自己的住房，他們說：“每逢大旱，這(漳)河槽里有多少人(路過)逃荒要飯，眼見得餓死了多少人，那時咱瘦的皮包骨頭，都還要省出一碗半碗，周濟窮兄弟哩。現在，咱天下農民是一家，咱不能再讓林縣的兄弟受干旱的苦，過苦日子了”!“毀了平順的幾百畝地，可就救了林縣六十萬畝，這是一丟卒保車的好棋”……多么樸實的語言，顯現出的是他們的那一顆金子般的心。前不久，徒步紅旗渠源頭，眼見得河水蜂擁而入，想到漳河水將從這里奔赴林縣，心亦欣欣然;可走了幾百米，一道大閘攔住了去路，很大很大的一部分渠水又泄入河槽，心中已涼了半截;又走了不到三公里，眼見得“多乎哉，不多也”的渠水又被一座電站攔去大半，這時呈現在眼前的是山川如昨的荒野上，一座座干渴的水庫，一跨跨荒廢了的渡槽……我的心已近乎憤怒，轉念一想，又為自己“小崗式”的膚淺短見而感到可笑。過去，平順、林縣的人民心心相通，難道現在就不通了嗎?答案是肯定的，過去通，現在通，世世代代相通。

　　“光緒三年人吃人”,“上了猴猿梯，兩眼淚凄凄”(1942年翻越太行山的逃荒路)，這是此前兩次大旱林縣人民的口瑤，“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當它又一次來臨時(1959—1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林縣人民沒有再拖兒帶女地上猴猿梯，而是要“劈開太行山，引來漳河水”。他們豪邁地說：“過去爹娘走的這條路，那時走的逃荒路。今日俺走這條路，是黨指引的幸福路”。先輩們以苦為樂，以苦為榮，十幾年如一日，“苦不苦，想想長征二萬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輩”。“天當房，地當床，虎口崖下度時光，我為后代創大業，不建成大渠不還鄉”……捏成的窩窩頭，蒸熟后就成了一堆(糠多)，用勺子分的小米稠飯(水多)里摻著為量不少的漚缸菜(白蘿卜與白蘿卜纓，或紅薯葉踩在缸里);每日的勞動報酬以角分為單位，也就是當今碗中的幾粒米或面條三兩寸而已。然而就是這樣的吃糠咽菜，就是那樣的角角分分，卻撼動了太行山，建成了舉世聞名的“人工天河”，圓了林縣人民世世代代，望眼欲穿的“盼水夢”。紅旗渠以鐵的事實踐行了勞動創造世界，人民創造歷史的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

　　紅旗渠是時代的產物。紅旗渠精神是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公社體制和楊貴“黑老馬”式的“干部、干部，就是帶頭干活的”與平順人民的階級情誼、林縣人民的勤勞勇敢，這人世間最美最好的事物，聚到一起發揚光大后而開出的勞動之花，結出的無產階級之果。毛澤東思想是母、是核心，沒有毛主席便沒有紅旗渠，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紅旗渠精神。

　　年過古稀的母親是紅旗渠工程的建設者，也是弓上水庫(林縣三大水庫之一)的第一批建設者。看得出，母親很想去當年勞動過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今年春上去到了弓上水庫。當年人歡馬叫，熱火朝天的工地，如今已是一庫碧水十里長。走過大壩，穿過高高的溢洪道棧橋，倚著東坡拾級而上，近距離地看到這一層又一層堅硬的花崗巖，母親的記憶才豁然打開，當年就是在這里掄錘打釬，放炮采石。上到觀景道，再次展望這高峽平湖，山水一色的勝景，母親的神情一下子年輕了許多，又一次講起了抬夯夯土的情景，工地上上百架的夯，八個或十二個人一架(四五百斤或五六百斤不等)，和著喊夯人悠揚的號子，抬過肩膀，舉過頭頂：“咳呀的咳呀……”“劈開太行山，漳河穿上來”，這首歌是《紅旗渠》紀錄片的主題歌，每逢聽到這首歌我總是心潮澎湃，常常想，該是“月是故鄉明”的緣由罷。現在，我突然明白了，作為紅旗渠水哺育長大的下一代，紅旗渠精神已融入了我們的血液，融入了我們的靈魂，毛澤東思想就是我們無比崇高的信仰!

　　林縣有一則家喻戶曉的傳說。在縣城的東南有一座山，名曰“龍頭山”，是林縣人民的靈氣所在，將要出為一斗芝麻數量的當家做主的官員。南方的一個“智叟”，真實身份是封建統治者的“衛道夫”而已，巡游到此，怕得要死，于是就在山上建了一座塔，暫時壓住了這道脈。從知道這則傳說起，我的心中就疙疙瘩瘩，每一個林縣人莫不以這座塔的早日倒掉為快。這個可惡的、愚蠢的“智叟”，以一座塔與一座青山比毅力，難道不知，這座塔終究是要倒掉的嗎?

　　紅旗渠精神不朽!

　　2014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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