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 2015年2月10日，鄧力群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烏有之鄉重刊此文，表達對鄧力群同志的深切緬懷。】

　　趙紫陽、鄧力群都認為胡耀邦下臺的主要原因是

　　抵制反對精神污染和資產階級自由化

　　吳文泰根據香港出版的書稿整理

　　誠如杜導正所說，改革開放初期，胡耀邦和趙紫陽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左膀右臂。可是后來，胡越來越不受鄧的器重和信用，直至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這主要是因為什么?近幾年，香港出版的大右派趙紫陽和大左派鄧力群的書，對這個問題取得了共識：都認為主要是因為胡耀邦對鄧小平親自發動的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斗爭，不積極，甚至抵制和反對。有人說，胡耀邦是共產黨人的“良心”，他的“良心”何在?他的所謂“良心”原來是甘做美、日等發達國家的“良民”、“順民”。最近又有人著文說，陳獨秀、張聞天、胡耀邦是我黨歷史上三個“開明” 的總書記。看完下述材料以后，人們不難發現，胡耀邦的所謂“開明”，原來是鼓吹超階級的人類之愛，是宣揚以人權、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為內涵的“普世價值”。

　　趙紫陽的書是怎樣說的

　　2007年香港開放出版社出版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2009年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改革歷程》兩本書都談到這個問題。《歷程》這本書，是趙按照編者寫的提綱系統講述錄音的，其后由編者們認真加工整理、反復修訂而成。本文關于胡的內容是根據這本書整理的。

　　趙紫陽的書說：下面談一下胡耀邦辭職的問題。

　　胡耀邦于1987年1月被迫辭職，這個問題外面有不少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說鄧受其他老人的壓力，不得不棄胡保趙。我覺得不是這樣。當然在鄧、胡之間搬弄是非的人是有的.在鄧小平面前講胡的壞話，這樣的事是有的。但我看不是主要原因。鄧所以要拋棄胡，不是因為受蒙蔽、受包圍，也不是在壓力之下的妥協。主要的問題是鄧對胡的看法發生了逐漸變化，以至于最后對胡不信任了。

　　長一點來說，從1980年以后到1986年，長達五、六年時間，在所謂知識分子中的自由化問題上，鄧越來越感到耀邦和他不一致。他們之間的分歧，可以說越來越深、越來越大，是自然發展的結果。從1980年以來，鄧每次出面批判自由化，提出反自由化問題，差不多都是聽了胡喬木、鄧力群向他們反響的問題而引起的。鄧和耀邦在這個問題上看法不一致，這確實是事實。在反自由化問題上他們兩個人不一致，主要不是鄧的偏聽偏信，或是缺乏判斷力而來的。即使沒有人在中間撥弄是非，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矛盾、分歧，也是會越來越嚴重，最后這個結果也是避免不了的。

　　現在可以回顧一下那幾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1979年鄧在理論務虛會上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報告。從那個時候開始，胡和鄧對自由化問題就開始暴露出有分歧，以后幾年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1981年7月，鄧小平提出思想理論戰線渙散、軟弱，并講了一次話;1983年10月，鄧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實際上這些講話都是由于他感到在知識分子中，自由化思潮越來越大。而他認為胡耀邦是要負主要責任的，因為這些領域都是胡耀邦管的。這些問題胡耀邦沒有提出過，甚至沒有向鄧反映過。而是鄧自己覺察到的，或者聽了胡喬本、鄧力群的信息，以至于自己出面提出解決這個問題。這自然包含著對胡的不滿和批評。

　　我想特別講一下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我覺得耀邦處理這個問題，大大加深了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甚至我覺得這對鄧最后決定和胡分手，有著關鍵性的意義。

　　十二屆二中全會以后，全國各地傳達了鄧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一時反對精神污染的風刮得很大，確實極左思潮乘機卷土重來。不僅在思想文化領域、經濟領域，甚至人們日常生活領域，如女同志的發式、服裝，都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范圍之內，儼然像是一場文化大革命要來的樣子。當時不僅國內知識界，而且國際輿論，都反映非常激烈。這年冬天我在美國訪問，不得不到處回答人們的提問，解除人們的種種顧慮。那一陣風大有波及經濟領域、沖擊改革開放政策之勢。那時我和萬里宣布，經濟領域和農村不搞清除精神污染，以免干擾經濟領域的改革。還提出不能搞到人們的生活方式上去。這對壓縮空氣起了一點作用。由于這埸反對自由化不得人心，在經濟領域、農村領域、科技領域都剎車了。就是在思想文化領域，也沒有搞下去就不了了之。鄧自己也感到那樣的搞法效果不好，流露過這樣的意思。本來這埸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時間不長也就過去了。

　　耀邦對這埸清除精神污染本來就有保留，有懷疑。搞起來后，國內國際上反映都很不好。可能他為了平息知識界的怨氣，消除國際輿論不好的反映，所以他在1984年2月和上海市委書記們的談話中，以及隨后他會見日本外賓的談話中，都說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合適，引起了擴大化，以后不用這個提法了。這個問題當時是非常敏感的。這些話一傳開，自然就會使人們，特別是在知識界給人一種印象，清除精神污染搞錯了。雖然耀邦當時專門說了，小平原來說的是反對精神污染，最后宣傳時走了樣，變成清除精神污染，所以搞了擴大化。意思是錯不在鄧，而是執行的問題。但實際上，根據鄧的講話開展的這埸運動，報紙上的宣傳也好，領導人的講話也好，都多次采用了“清除”的提法，誰都知道這埸運動是根據鄧的講話發動的。所以耀邦的這一說法，在人們的心目中并不能因此而減輕鄧的責任。

　　鄧對耀邦的這一講話當然是不高興的。鄧小平雖然當時沒有馬上講什么話，但他反自由化也好，清除精神污染也好，并沒有后退半步。1987年1月15日，在最后解決耀邦問題的黨的生活會上，胡啟立發言透露，1984年6月28日，鄧曾單獨找胡啟立談過一次話，鄧說，今天找你來，主要是談耀邦的問題。耀邦不僅是在對待郭羅基、胡績偉、王若望等的看法上，最主要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上，作為黨的總書記這方面的軟弱是根本性的缺點。鄧沒有直接找耀邦談，而是要胡啟立轉告他，并且話說得很重，把對待自由化軟弱作為總書記的根本缺點。這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問題，如果耀邦在這方面沒有根本性的轉變，是不是還適合作總書記?后來胡啟立把小平這個話原原本本地轉告耀邦，耀邦卻沒引起注意，沒有認真地對待這件事，這是1984年的事情。

　　1985年7月，鄧小平又找了胡啟立、喬石談話，再次說當前值得注意的一個動向就是自由化，始終是這個問題。鄧還說，有些人，指王若望等人，鼓勵耀邦，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你們告訴耀邦，要他多講講反對自由化的問題。啟立和喬石按照小平的吩咐，在北戴河向耀邦和我分別作了匯報(1984年的那次，胡啟立沒有告訴我，我是在生活會上知道的)。我當時認為，既然鄧一再強調這個問題，書記處應該開會認真討論一下，對鄧也好有個交待，我向耀邦提出這一建議。當啟立向耀邦請示何時開會時，耀邦卻說他要去新疆，后來也確實去了新疆，當然這件事也就拖了下來。當時他應當把這件事辦完再去新疆.但他沒有重視這件事。

　　小平1985年為什么會又講這個話呢?我看大約與1984年12月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有關。這次大會是在清除精神污染不了了之、國內外議論都不好的情況下召開的。當時根據耀邦的意見，中央對于這次會議的致詞，沒有提及反對精神污染，沒有提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討論致詞時，耀邦還說要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慢慢消失。對作協的人事安排，也決定組織部不要干預，選上誰就是誰;同時還強調創作充分自由。這些無疑都是對的。問題是在當時那樣一種氣氛下，在清除精神污染中受到批判、挨整的人，自然會在這種會議上發泄自己的怨氣，對那些反對精神污染的人，講了一些偏激、過頭的話。在人事問題上，那些思想較左、清污積極的人，幾乎全部落選。這當然使胡喬木、鄧力群感到難堪，也引起一些老人的不滿。這些都會給鄧小平一個印象：這是文藝界一些人在耀邦縱容下，對鄧的清污不滿情緒的一次發泄。因之他又要啟立、喬石向耀邦傳話，要他多講反對自由化。話講的非常重，說打著耀邦的旗子，反對我們的內外政策，意思就是打著胡的旗子反對鄧小平。但胡耀邦也沒有認真對待。這種事在過去，按規矩應在書記處討論一下，耀邦應有一個表態，然后到鄧那里談一次。因為那時總的情況是，你不可能在鄧以外唱一個反調，當然有些意見可以向鄧談。當時胡耀邦為什么不引起重視，為什么那么不認真，這在我腦子里一直是個問號。可能他認為鄧的搞法不合適，自己沒有錯，不愿改;找鄧談也說不清楚，鄧也不會接受他的意見，所以采取回避的態度。

　　總而言之，這些事會使鄧加深耀邦在反自由化上與他距離越來越遠的印象。從1983年10月鄧提出反對精神污染，到1985卸7月鄧說國內外有些人打著耀邦的旗子搞自由化，這個時期圍繞著肯定還是否定清污的問題，他們之間分歧越來越明顯，越來越大，也可以說他們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了。

　　耀邦下臺以前最后一次爭論反自由化問題，是1986年9月十二屆六中全會閉幕時，要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設精神文明決議時爆發的。決議稿是耀邦主持寫的，稿子上原來沒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在北戴河討論時，胡喬木、鄧力群主張加上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多數人包括我在內，也贊成加上。耀邦作了妥協，加上了。但在十二屆六中全會分組討論時，陸定一和其他幾個人表示不同意這樣的內容。在決議提交全會通過的時候，陸定一即席作了個發言，他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四人幫”整人時用過的提法，不宜采用。陸的發言博得了與會者的一些掌聲。王震、薄一小發言主張保留反自由化，也博得了一些掌聲。耀邦作了模棱兩可的表態。我當時也簡單作了個表態，意思是稿子討論了多次，大多數人主張保留，我也贊成不作改動了。

　　接著，鄧小平極其嚴肅地講了一席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也最堅持，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不管它什么時候用過，誰用過，無關重要。這樣就一錘定音了，隨即全會舉手通過了這個決議。

　　顯然，會議是耀邦主持的，他是總書記，他在這個會上表態模棱兩可。最后鄧出來講話，這自然是對耀邦不滿。后來在如何傳達會議精神時，耀邦布置只傳達會議通過的決議，沒有傳達討論的情況和鄧　的講話。后來在這個問題上薄一波攻耀邦攻得很厲害，責問為什么不傳達鄧的講話?這次會議上的爭論，鄧表面上是對陸定一的批評，實際上是對耀邦不滿。因為鄧清楚，陸的觀點就是耀邦的觀點。耀邦多次說過，自由化這個概念不很準確。所以鄧的這個講話也是對著耀邦的。總之，主要是在自由化問題上，鄧對胡越來越失望，越來越不信任。

　　除自由化外，在其他方面鄧對胡也有些批評。但我認為所有這一些，對鄧與胡的關系沒有什么大的影響，因為鄧對胡的優點很清楚，缺點也很清楚，像這些事不算什么。他批評胡，不影響對胡的信任，不影響對胡的基本看法

　　除自由化外，在鄧與胡的關系上起的作用比較大的還有一件事情。是1985年1月耀邦與陸鏗的談話。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那次談話就指出，耀邦和陸鏗的談話很不像樣子。陸鏗　(1919-2008)：云南昆明人。著名報人，時任香港《百姓》雜志社長。《百姓》1985年6月出版的陸鏗《胡耀邦訪問記》引起鄧小平鄧胡耀邦的猜忌與不滿。陸鏗借恭維的手法，攻擊我們黨的內外政策，耀邦這個人嘻嘻哈哈，用詞很不嚴肅，完全是一種迎合。這件事當時沒有告訴我，我忙于其他事情也沒注意。到了1986年夏天，鄧小平鄧楊尚昆說，耀邦和一個記者的談話你知道不知道，要他找記錄看看。尚昆從北戴河回來告訴我這件事，說鄧小平認為耀邦與陸鏗的談話十分出格，鄧看了非常生氣。

　　陸鏗是個老資格的報人，曾被劃為右派，1978年申請去了香港，后來在香港《百姓》雜志任總編。他去采訪耀邦的時候，說這次不單純為了自己的報紙、雜志，而是為了讓全世界更好地認識耀邦先生。他說耀邦的形象關系到國家的形象，并說耀邦是最開明的。不搞陰謀詭計;心直口快，是坦率、開明的領袖;豁達大度，通明透亮，通達明白，虎虎有生氣等等，恭維耀邦。陸鏗還向耀邦說，你為什么不趁鄧老爺子還在的時候，把軍委拿過來，你當軍委主席。如果不是這樣，將來軍方頭頭反對你，能控制這個局面嗎?當時耀邦回答說，沒有考慮這個問題。他說，我和紫陽兩個現在忙于經濟和黨的問題，軍隊里論資排輩很厲害，同時現在又不打仗，讓小平擔任這職務，我和紫陽可以集中精力抓經濟和黨的工作。采訪中陸鏗還指名道姓地說了陳云、王震、胡喬木、鄧力群的一些壞話。這篇講話引起鄧的不快是當然的，特別是講軍委主席的那一段話，引起鄧很不高興。鄧會認為耀邦在思想深處是同意陸鏗的說法的。耀邦與陸鏗的談話是在1985年1月。1985年7月鄧找啟立、喬石，要他們向耀邦傳話就提到與陸鏗的談話。到了1986年夏季北戴河時又提出這次談話，并且在一些老人中談這件事，如與楊尚昆談了這件事。

　　一個是反自由化問題，一個是與陸鏗的談話，使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或者可以這樣說，他們的根本分歧主要在反自由化問題上，與陸鏗的談話促使鄧下決心換耀邦。這是我的分析，我的猜測。前面說過，耀邦是1987年1月辭職，實際上，至少是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期間(或者更早些)，鄧就最后下了決心。從這以后鄧小平批評耀邦同陸鏗的談話就逐漸傳開了。當時耀邦恰恰在歐洲訪問，許多記者問他十三大人事安排和小平退不退的問題。耀邦確實有些話說得不好。一些老人到處散布或猜測說，耀邦是在制造要鄧退出的輿論，這也會影響鄧對胡的看法，特別是和與陸鏗的談話結合起來。正是由于這些原因，鄧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對楊尚昆等一些老同志說，他犯了一個大錯誤，就是看錯了耀邦這個人。這是帶結論性的一句話，并向他們透露了十三大胡不能再連任總書記了。從那時以后，我明顯地感到包括楊尚昆、薄一波等一些老人，對胡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變化。過去他們對胡也有不少議論和意見，胡的講話他們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過得去，對胡還有一定的尊重。這時對胡的不尊重、不滿意、不買帳就表面化了。這時耀邦正為十二屆六中全會起草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但拿到會上討論時沒有通過，不是個別地方修改的問題，不少人從大的方面感覺不行，甚至有人提出要不要搞這樣一個決議的問題。對原稿不同意的人多，沒有通過。

　　在十二屆六中討論決議稿的時候，除了前面講的對反對自由化有爭論外，還有一個是不是要寫上培養有共產主義覺悟的人的問題，即是不是要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問題。胡喬木、鄧力群主張要寫上，陳云批示同意。當時耀邦和起草小組的同志不贊成寫。他們認為在全國人民中(不只是在黨內)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些不符合實際，有點脫離實際。但陳云已有批示，不很好辦。當時我建議用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上一段話作為理由建議不寫。毛主席說：“我們的體系是共產主義的，但現階段的政策是新民主主義的。”胡耀邦同意，于是就用耀邦和我兩個人的名義寫了封信給小平和陳云，鄧很快就批示表示同意，陳云也不再堅持，這件事也就過去了。

　　在這段時間，一些老人對耀邦在外事工作、經濟工作、指導整黨，以及工作作風方面的議論已經半公開化了。這同北戴河的背景有關系。他們還說胡不集中抓黨的建設，過多地管理經濟事務;說一個共產黨的總書記不該熱衷于到資本主義國家訪問。對報紙宣傳他幾年批閱幾千封群眾來信，幾天跑了多少個縣也不以為然，甚至作為笑談。總之這個時期議論耀邦這也不好，那也不是，幾乎半公開化了。同時，凡是耀邦在書記處會上提出的意見，大多遭到老同志的抵制和拒絕。就當時情況看，耀邦主持工作已經非常困難了。

　　1986年12月，一些城市鬧起了學潮。上海鬧得很大，不僅上街游行，而且沖擊了市政府。這件事震動了鄧小平。他于12月30日召集耀邦、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和我到他家里，就學潮問題講了一篇話。他說，這次學潮不是偶然的，是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放任的結果。他點了方勵之、王若望的名，并且責問耀邦，他早就說過要開除王若望的黨籍，為什么到現在還沒有辦?對處理學潮他主張采取堅決的措施平息，甚至可以采取專政的手段，沒有專政手段是不行的，當然使用時要慎重。他這篇講話實際上把學潮的責任，完全歸到耀邦的身上，也是1984年以來兩人對自由化問題分歧日益加深的情緒的一次爆發。

　　鄧這次講話的記錄稿，當時就印發到一定的范圍，所以很多人也就知道了。1月4日，我突然接到通知，要我到鄧家里開會，我大約10點鐘到達，那時陳云、萬里、楊尚昆、薄一波、王震、彭真已經到了。等到齊后，鄧就拿出一封信讓大家傳閱。這封信是耀邦寫給鄧小平要求辭職的信。大意是說，幾年來主持工作不夠謹慎，辦了許多糊涂事，內事外事都有。主要講他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軟弱無力，旗幟不鮮明，所以助長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濫，做了一些壞家伙的保護傘。鑒于錯誤嚴重，請求讓他下來，清理思想，向黨作出交待。

　　到會的人傳閱這封信后，鄧就說應該同意胡的辭職，當時會上沒有人表示不同意見。鄧還提出對耀邦可以作軟處理，仍然保留他的政治局常委，避免國內外的震動。他還說由中顧委出面，以召開生活會的形式，不以全會的形式，宣布接受耀邦的辭職。生活會于1月10日以中顧委的名義召開，由薄一波主持。連續開了六個上午，其中有一天是整天。這次生活會最后，耀邦作了一個檢查發言，承認自己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講到最后情緒非常激動，聲淚俱下。1月16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舉手表決通過的方式批準了耀邦的辭職，并推選我代理總書記。

　　(見《改革歷程》一書181頁-197頁;參見《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207頁-210頁、213頁-214頁等)

　　鄧力群的書是怎樣說的

　　曾被反對派稱為“左”王和地下總書記之稱的老革命家鄧力群同志，經過十來年的思考、研討、講述、修改、補充、完善，他1975-1987十二年的自述書《十二個春秋》，終于于2005年2月完稿。由于該書具有很強的研究和史料價值，征求意見稿書一出即不脛而走，香港和內地多有翻印、復印。現將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一書中有關反對精神污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及胡耀邦的態度的內容列述于后。

　　大風出版社在該書封底對現年95歲高齡的鄧力群的人格作了簡評：“長期以來，鄧力群一方面，被海外媒體描繪成青面獠牙的‘左王’，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派’代表;一方面，黨內黨外，包括觀點完全不同的人們，又都欽佩鄧力群在當代政治人物中罕見的人格，——從不隨風倒，堅持信仰不動搖，勇于承擔責任的鐵肩膀，敢作敢為的硬骨頭。”

　　鄧力群的書說：1987年1月上旬，關于胡耀邦辭職的生活會召開前，尚昆、薄老把我找去，說學生鬧事是胡耀邦同志的錯誤引起的惡果，中央要開一個生活會議。他們要我準備一個批評胡耀邦的發言，把我所知道的胡耀邦的問題說一說。我作了一個長篇發言，3個半小時。一共講了六條批評意見。六條批評意見中講得最多的是怎樣對待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問題。對這兩個問題，一會兒肯定、一會兒否定：一會兒又肯定、一會兒又否定;從總的變化看出來，鄧一發現就講，他一講，情況就好一點;講完了以后，經過胡耀邦這樣搞那樣搞，形勢就又逆轉了。總之，幾次肯定，幾次否定，以至于造成1986年的學潮。學潮的發生是與胡耀邦同志的態度直接相關的。

　　關于反對精神污染

　　1983年8月，我還在外地，鄧小平找喬木談了一次話。鄧小平說，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覺得文藝界的問題復雜，思想界的問題嚴重，人們的思想很亂，所以他準備在二中全會上講講這些問題，并出了個題目：“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責任”。胡喬木說這個題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寬一點，講黨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務。鄧小平同意這個意見，并讓喬木幫助搜集材料，準備稿子。9月6日，我從外地回京。9月7日上午，鄧小平通知我去他那里，要談二中全會講話稿的事。

　　他說，原來就是想講不要搞污染。所有的靈魂工程師，包括理論工作者在內，演員也是，不要搞污染。在文代會上講了污染問題。靈魂工程師不要對社會風氣、對青年思想搞污染。現在好多是搞污染。他說，我準備了，也想了，就講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不能走過場;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

　　從鄧小平那里回來后，我們把鄧小平的談話整理了一個記錄稿。先送給鄧小平。談話記錄稿經鄧小平修改后，我把這個稿子送胡耀邦，并在9月12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傳達了鄧小平9月7日關于整黨和不要搞精神污染等問題的談話。(P274、275)

　　10月12日，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講話，著重講整黨不能走過場和思想戰績不能搞精神污染。針對理論界、文藝界存在的相當嚴重的混亂，特別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現象，強調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指出：精神污染的實質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和其他剝削階級腐朽沒落的思想，散布對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和對共產黨領導的不信任情緒。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數，問題是對這少數人的錯誤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評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禍國誤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極渙散、離心離德的情緒，腐蝕人們的靈魂和意志，助長形形色色的個人主義思想泛濫，助長一部分人當中懷疑以至否定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的思潮。

　　還指出：在對現實問題的研究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離開馬克思主義方向的情況。有一些同志熱衷于談論人的價值、人道主義和所謂“異化”，他們的興趣不在批評資本主義而在批評社會主義。有些同志至今對黨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仍然抱懷疑態度。文藝界的一些人熱心于寫陰暗的、灰色的，以至于胡編亂造，歪曲革命的歷史和現實的東西。“一切向錢看”的歪風，在文藝界也傳播開來了。因此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對于贊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必須采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一抓到底。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

　　最后強調：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克服軟弱渙散的狀態已經成為全黨的一個迫切任務。(P278-279)

　　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后，中央決定把鄧小平、陳云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轉發黨內學習、討論。由我起草、喬木修改的《中共中央關于轉發鄧小平、陳云同志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話的通知》，經過領導審閱，以中發{1983｝36號文件發下去了。《通知》中說，要著重通過學習討論，達到統一黨內各部門對精神污染嚴重危害的思想認識。(P303)

　　就在中央36號文件即將印發時，胡啟立于10月22日，給喬木和我來了一封信。信中說：“小平同志講精神污染問題已一個多月了。在二中全會上講話也過去十多天了。在這期間，人民日報還沒有一篇言論(包括社論、評論、今日談等)專門談到這個問題。整個報紙宣傳反對精神污染問題也給人以氣勢不足、分量不夠的感覺。”(P305)

　　10月22日當天，胡喬木在胡啟立的信上批：退力群同志照辦、快辦。會后，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通過廣播電視系統，催各省、市、自治區表態：表示對二中全會決議和鄧、陳講話的意見和態度。催得相當緊。有那么幾天，每天都有三、四個省表態。當時確有些像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時的那種氣勢，誰不表態誰就落后了。這樣一來，確實有一點緊張氣氛，加上下面的傳達也沒有按著通知的精神去做，這樣就形成對精神污染的各種不同的理解;要講擴大清除范圍也確實有點這樣的苗頭。在這個期間，蘇州還開了一個農村精神文明的座談會。在會上有人提出：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要清除精神污染。《人民日報》還寫了一篇評論員的文章，題目是：《農村精神文明建設也要清除精神污染》。(P305-306)

　　1983年11月28日，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全國廣播電視宣傳工作會議上，我還講了清除精神污染的若干政策界限，一共十條意見。強調這次整黨、清除精神污染，絕不要重犯過去“左”的或右的錯誤。這個講話稿整理出來以后，12月8日，送給鄧小平同志.請他審閱指示。同時也送給了胡耀邦。12月13日，鄧小平讓他的秘書王瑞林把講話稿退回。王瑞林在退回的附函上說：“小平同志說，這篇講話是好的。”(P307-308)

　　胡耀邦同志沒經書記處會議討論，沒向胡喬木、鄧力群打招呼，更沒有報告鄧小平同志和政治局常委，到12月底，就在全國叫停了。這個事就沒繼續下去，就是后來所說的只搞了28天，究竟這28天從哪天算起，搞到哪天，我也搞不清楚。到了1984年鄧大姐講話，先念講話，趙紫陽作了政府工作報告以后，這個事就基本結束了。(P310)

　　這個時候我和喬木都感覺到，在清除精神污染問題上，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出現了不同意見。可以看得出來，胡耀邦對鄧小平提出的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是消極地加以應付。我對此采取的做法是：盡可能消除鄧小平和胡耀邦之間的不一致之處，使胡耀邦和鄧小平一致起來。

　　12月14日，胡耀邦找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新華社社長穆青、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去中南海勤政殿談話。吳冷西把談話的記錄稿拿來給我看。我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陳云講話中不一致的地方都刪去了。實際上我是幫胡耀邦的忙，遮掩了他的真實觀點，在稿子中看不出來錯誤的觀點了。經過我修改的胡耀邦談話，12月23日在中宣部的《宣傳動態》發表了。

　　這時，胡喬木從外地回到北京，我把胡耀邦這個談話給他看了。他說：你改得遠遠不夠。胡喬木把胡耀邦談話中與鄧小平的思想不一致的地方，都劃了杠杠。

　　從胡耀邦談話記錄中喬木劃杠的地方可以看出，胡耀邦對于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同小平同志頗不一致。(P311-313)

　　1984年2月11日胡耀邦到上海。在從飛機場到市區錦江飯店的途中，他與陪同的人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說，我曾經和幾個同志議論過關于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是不是合適。小平同志講話中，講了十一個字：思想戰線不要搞精神污染，是十分正確的，也是有嚴格政策界限的。后來我們在決議中，提出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恐怕不夠合適。當然，這不是追究哪個人的責任，我們都是舉過手的。精神污染就像個人主義、唯心主義一樣，是無法清除的。所以，這個提法理論上站不住，實際上也辦不到。(P314)

　　2月17日晚，胡耀邦在石家莊同中宣部新聞局局長鐘沛璋談話時說：小平同志是說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這個命題是正確的，但做法有問題。有些省委書記就對此有意見，說清除精神污染從一開始做法就不對，報紙上鋪天蓋地。36號文件是我同意簽發的。現在看來，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不妥，像宗教也是一種精神污染，就不能說清除。接著，胡又說：唯心主義能夠清除嗎?個人主義能夠清除嗎?還是反對或抵制精神污染比較妥當。(P314-315)

　　胡喬木看到胡耀邦這個談話材料以后，給我寫了一個條子，要我查一下“清除精神污染”這個提法的由來。我請人查的結果是：

　　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中，用的是“清理”。鄧力群起草、胡喬木修改的中央1983年36號文件中央《通知》中無“清除”字樣。1983年10月12日鄧力群在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發言、10月18日在宣傳文教單位傳達二中全會會議上的講話，均沒有“清除”的提法。1983年10月21-26日，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人民日報》10月24日、25日、26日、28日陸續發表有關報道，題為《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講話》。據報道，彭真同志、鄧穎超同志講話均有“清除精神污染”的提法。報道還說，“胡耀邦同志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許多黨外同志在座談會上就整黨和清除精神污染兩個方面提出中肯意見和建議”。胡耀邦講話是在10月26日。10月23日，王震在南京召開的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成立大會和全國黨校第四次科學社會主義教學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25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王震的這個講話。11月1日鄧力群在宣傳文教單位領導干部會議上講話中，有“清除”的提法。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污染須清除　生活要美化》。這篇文章是按胡耀邦的意見寫的，《人民日報》也轉載了。12月12日，胡耀邦的講話題目就是《清除精神污染》。在此前后，特別是以后，中央領導同志的講話、談話中，許多都有“清除精神污染”的字樣。(P314-315)

　　1984年2月20日胡喬木把我們查的結果，送胡耀邦、趙紫陽閱。他們都圈閱了。按理說，查清了，也圈閱了，這件事該結束了吧。可是，1984年3月18日胡耀邦在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依然故我。胡耀邦說，反對精神污染是鄧小平同志提出來的，主要是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指我們的同志在宣傳、廣播和文藝工作中不能搞精神污染。但后來在宣傳中走了樣，出現了擴大化，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現在我們已經不用這個提法了，而是提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

　　與此同時，鄧小平的態度是怎樣的呢?在胡耀邦會見日本訪華團之前半個多月，即2月28日，鄧小平同薄一波有一個談話。當談到胡喬木1月3日的文章(指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時，薄一波說，國內外反映很好。鄧小平講，反映不一，有些人還在準備反駁。鄧小平說，前一段清除精神污染是完全必要的，看來鎮住了，把文藝界、思想界的一些人的氣勢壓下去了。又說，人道主義、異化問題一時間鬧得很厲害，我說過，他們實際上是搞自由化，現在這樣就可以了。我講到，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是長期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侵蝕也將會是長期的，因此反對思想上的精神污染也將是長期的。(P316)

　　3月14日，小平同志同喬木和我談話。在談到清除精神污染問題時指出：過去一段時間，精神污染搞得很厲害。我說過，那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二中全會后，整一下精神污染，很有必要，把那股搞精神污染的風剎住了。起碼現在沒有發現有什么人再搞二中全會以前那一套了。同精神污染的斗爭，是長期斗爭，要做長期的工作。(P316)

　　夏衍看到胡耀邦3月18日同日本訪華團的談話后，就在文藝界廣為傳播。“美國之音”的記者嗅到了氣味。4月12日，“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溫尼·科里在電話中向外交部新聞司提問：“中國的反對精神污染的運動是否還在進行?外交部新聞司就根據胡耀邦對日本訪華團講話的精神，起草了一個答復稿，其大意是：前一段清污搞錯了，以后不再搞了。外交部還算慎重，他們把答復稿打印出來送中宣部，問對這個答復稿有什么意見。我看了這個稿子以后，認為這個答復與十二屆二中全會的精神、與鄧小平的講話、與我們過去所講的，都不一樣;喬木也認為這個稿子發出去后，會使黨外海外的人感覺到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就讓中宣部按照中央精神重新起草了一個答復稿。我在4月16日致胡耀邦、李先念同志并姬鵬飛志和外交部函中是這樣寫的：“……精神污染現象是一種客觀存在，只是有時放肆些，有時收斂些。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同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只是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這并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去年中共十二屆二中全會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是完全正確的，并收到巨大成效。只在去年11月一小段時間內，在一些地方發生了一些違反中央政策的毛病，經中央同志多次劃清界限，這一問題早已不存在。反對和抵制精神污染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今后仍將實事求是地繼續進行。因精神污染這一現象在很長的歷史時期不可能清除凈盡，所以今后將不再用‘清除’的提法。4月28日，趙紫陽批示贊成我們的修改稿。胡耀邦同意趙的意見。(P317-318)

　　事情并未終結。真所謂“樹欲靜而風不止”，關于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并沒有至此終結。以后還不時掀起波瀾。

　　1984年8月下旬在北戴河，有一天，胡耀邦在和我個別談話中跟我說：鄧小平最近講了兩句話，我沒敢在會議上傳達，是個別通知，今天跟你個別說一下。一句是，清除精神污染名譽不好;另一句是，思想政治工作決議三年不作。后來外面把第二句話傳成“三年不做政治思想工作”。(P319)

　　此后一直到1984年12月底中國作家協會四大召開前，肯定反對精神污染和否定反對精神污染，互相斗爭、彼此較量，而否定的力量越來越占優勢，反對精神污染的力量越來越受到壓制，而且受壓制的情況越來越嚴重。

　　這期間正在籌備召開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一天，賀敬之跟我講，關于作協會議的準備情況要向總書記報告一下。我同意了。我把他關于人事安排和召開座談會討論作協四大報告的意見與打算，同胡耀邦講了。胡表示同意賀敬之的意見。我向胡耀邦匯報之后，賀敬之他們就在京西賓館開了一個三四十人參加的座談會。丁玲、馮牧、劉紹棠、趙尋等人參加了。開會時，這些同志講到文藝界存在的問題，議論紛紛。丁玲發表了一篇很好的講話，表示他對文藝界現狀感到擔憂。會上，趙尋(中國戲劇協會主席)有點楞頭楞腦地說，他看到了夏衍到處送的胡耀邦在3月18日會見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時的談話，感到總書記對精神污染的提法跟中央的精神不一致。總書記不與中央保持一致，我們的工作怎么能做處好呢?后來馮牧把這些內容通過他的渠道報告了習仲勛，習仲勛又報告給胡耀邦、胡啟立、喬石。這樣一來，惹火了胡耀邦。

　　京西賓館的座談會結束不久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胡耀邦、胡啟立、王兆國、習仲勛，可能還有喬石，并且特意把賀敬之也叫來了。這次會議我參加了。會議開始后氣氛很緊張。胡耀邦把問題提得相當尖銳。當然，他沒有提到趙尋的發言。接著習仲勛發言說，在京西賓館的座談會上居然有人出來反對總書記，說總書記不同中央保持一致。他們還講，這是一次黑會，沒報告中央書記處領導，是無組織無紀律。這給賀敬之的壓力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下我發言說：耀邦同志，他們開這個會，我不是在北戴河向你報告過嗎?你不是同意了嗎?怎么能說沒有向中央書記處領導報告呢?我這樣一講，會議的氣氛緩解了，胡啟立又出來打圓場。這樣，事情算是過去了。(P319-320)

　　1984年12月20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工作會議，對將要召開的作協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和作協黨組書記張光年準備在大會上作的報告進行討論。這次會議既不通知胡喬木參加，也不通知鄧力群參加。

　　胡耀邦在會議講話中有一段專門談精神污染問題。他說：小平同志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后來，由于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擴大化，把范圍擴大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了“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上，造聲勢。后來我們發現了就較早剎了車。這個問題以后不提了，根本不提了。在這里，胡耀邦提出了反對“三個失誤”。

　　會上，張光年匯報作協四大的籌備工作，當說到沒有提清除精神污染時，胡耀邦插話說，可以不提。萬里接著說，自由化的問題說不清楚，以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提了，只提肅清封建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影響。胡耀邦同意“不提”清除精神污染，萬里又加上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結果就有了“兩個不提”。

　　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就按著“三個失誤、兩個不提、一個無效”這三句話的指導思想，開了一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結果會議弄得一塌糊涂。李先念同志的女婿是部隊作家，參加了這個大會。回去以后向先念同志反映了大會的情況。先念同志后來對我說：這個會實際上是一個反黨的會。結果弄得胡耀邦自己也感到闖了禍了。而夏衍卻說：這次作協代表會議，是中國文學史上的“遵義會議”。

　　作協四大混亂情況影響到文藝界其他一系列會議。1985年4月18日中國劇協第四次會員大會在北京舉行。在開會過程中，吳祖光說，提出清除精神污染是中華民族的恥辱。由于吳祖光等在會上大鬧，弄得趙尋干不下去了。劇協的會沒開好。

　　作協四大開糟了，這是胡耀邦始料不及的。他沒有想到會搞成這個樣子，于是趕緊來糾正。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作了一個《關于加強黨的新聞工作》的發言。在講到反對精神污染問題時，他還不愿意放棄他的觀點。他說：“‘精神污染’這個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并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但這決不是說，反對精神污染的原則有什么錯誤;更不是說對于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我們可以不抵制，不反對。”這個講話經過胡喬木的修改，在《紅旗》雜志1985年第8期上發表了。喬木把胡耀邦講話中的意思改成：以后少提、甚至可以不提(精神污染)。

　　后來鄧小平知道了。1985年，準備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文件時，鄧小平要修改、整理他自己的講話，就不愿意找胡喬木了，而是把我找去了。鄧小平沒講胡耀邦，他說：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以后不要提了?我不收回我的那個講話(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將來編我的《文選》，我要原樣不改地收進我的《文選》里面去。1986年12月30日，鄧小平在同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學生鬧事問題時再次強調了這個話：“反對精神污染的觀點，我至今沒有放棄，我同意將我當時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文收入我的論文集。”(P320-323)

　　對于精神污染這件事，胡耀邦一直記在心里。1986年11月26日，在上海黨員干部會上，胡耀邦在講話中，又提到精神污染問題，說：反對精神污染，我們讓小平同志到現在還背著黑鍋。他的意思是我們給小平同志搞的。在反對精神污染的問題上，胡耀邦一有機會，就要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見。(P324)

　　1985年6月月或者7月，我記不太清楚是哪一次會議上，在會議的講話中間，我說了一句話，我說：過去一年里，我的日子很難過。“我的日子很難過”這句話傳到了胡耀邦那里。那時我們家住在萬壽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專門到我們家里來。他倒是很客氣，說：鄧叔叔啊，我們聽說你在一個會議上講了一句話，中央一位很負責的同志，認為這句話講得不好。

　　我當時和他談了一段話，其中講了我之所以說在這一年里的日子很難過，因為包括鄧樸方講，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是鄧力群強加給他父親的。還有劉有光兒子也這么講。我說：這個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說了。

　　我說：我是9月6日從外地回來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個多月。9月7日鄧小平找我去談話。鄧小平同志說了很多，很有準備。我當時什么意見都沒講。事后把鄧小平和我談話的內容作了整理，交給了書記處。之后是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真相是這么回事嘛!

　　我把兩套有關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這期間的有關講話，給了胡德平，請他轉送一套給鄧樸方。我對他說：你把這些材料看完之后，會明白事情的全部過程和真相。我還請他轉告鄧樸方：對中央的事情不要亂說話。作為他這樣的高干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后應該慎言慎行。這幾句話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轉告了鄧樸方。如果轉告了，那就一定會得罪鄧樸方的。

　　同時，我還對胡德平講：那個時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為自由嗚炮》，鄧樸方在《三月風》雜志上發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義的文章。我認為這些都不妥當。(P354-355)

　　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小平同志重提這個問題，是在1980年。先是說反對自由主義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他們的所謂“自由世界”，把這作為他們一項基本國策。我們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確切含義的。

　　1980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明確地講，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隨后，1981年《關于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再次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 1984年4月講，搞精神污染實際上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1985年5月、6月，他兩次講話都一再提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對外開放，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又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臺灣的統一，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什么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所講的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有過什么表示，更說不上按這個精神來部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聽說1985、1986兩年的6、7月，小平同志曾先后兩次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消極。我沒看到他有什么改變。1986年六中全會鄧小平同志關于決議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刪留問題講話之前之后，耀邦同志有兩次講話，我認為，他對這個爭論的態度是模棱兩可，很不明確的。閉幕以后，也沒有主動通知傳達鄧小平同志這次的非常重要的講話。(P435-436)

　　1985年5月20日，鄧小平會見原臺灣大學教授陳鼓應，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走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后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并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

　　鄧小平的講話是作為統戰部的內部文件整理的，在書記處沒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后，認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黨校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我傳達以后，胡耀邦在黨校期間的一個秘書，說要組織幾個人寫文章，公開批評鄧力群。黨校也有人聽了我的傳達，知道我宣讀的是鄧小平的講話，回去和他一講，他們準備寫批評文章的班子只好撤銷了。(P353-354)

　　1986年春天，胡啟立到上海調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談會上多次講話，主張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形成“民主、和諧、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氣氛。這以后，朱厚澤提出在意識形態領域要提倡寬松、寬容、融洽、和諧。朱厚澤還發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見，其中尖銳的語言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并不直接等同于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范。他們認為，在思想戰線跟這種、那種錯誤思想做斗爭，批評這個人、那個人，造成了一種緊張局勢，于是提出寬松、寬容、寬厚的所謂“三寬”方針。

　　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大文化戰略的討論會。與此同時，武漢也組織了類似的討論會。在這些會議的討論中，由于“三寬”方針，導致各種錯誤意見發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針為根據，宣揚這一方針在社會主義時期，在我們現在、今后的文化和思想建設中也同樣適用。他們提出各個學派、各種觀點，古代的、現代的，西方的、東方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應該和平競爭、百家爭鳴。

　　這樣一來，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議論就紛紛出籠了，亂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幾個人，外地以方勵之、王若望和張賢亮、溫元凱為代表;北京則是王若水這些人。

　　張賢亮給溫元凱的信，全文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說：“我們知道，馬克思思想史上，在馬、恩逝世以后，只有列寧一個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過資本主義在人類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們不能遷就由于極左思潮造成的恐懼心理和感情傾向。關于種種強加于資本主義頭上的‘污蔑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以’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論。

　　那時，方勵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講話，可是時興得很啊!當時就有人尖銳地提出：一個共產黨員這樣講話，行嗎?而胡耀邦對此采取寬容態度，本來是由組織出面找方勵之談話的，但后來好像也沒有談。

　　1986年夏天，《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設的指導方針的決議》初稿已經起草出來了，當時把7月25日的稿子發到下面來征求意見。8月5日，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對征求意見稿提了一個書面的修改意見，等到《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送審的稿子發出后，胡啟立在北戴河連續打幾次電話，要我去參加討論。這樣，我只好去了。8月9日，我做了一個發言，講了一個多小時。主要講了送審稿子有“三個不夠”，比十二大倒退很多。我的發言卻引起了胡耀邦的很大反感，在會場上我就看出來了。(P398)

　　8月16日，起草《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的同志又改出了一個稿子，我和書記處研究室的同志又搞出了一個書面修改意見。在9月7日，我把這個書面修改意見分送常委一人一份。我還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作協四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和會后，有些人講沒有前提、沒有限制的創作自由，在文藝界、思想界引起一些混亂。去年2月8日耀邦同志新聞工作講話后，混亂情況有所克服。今年以來，不講前提，不講界限，只講寬松、寬容、寬厚，出來了不少東西，想必常委同志已經了解重要情況。去年王若望說要全面引進資本主義一套，還是在臺上講，當場有人反駁。今年張賢亮講得更明確，說：“我們要給資本主義‘平反’，要參照現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他的文章已在《文藝報》8月23日公開發表。現在有些人要求批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合法存在。其實，這些東西在我們報刊上已經發表不少了，倒是反批評的文章很難發表。我們報刊、出版社的一些編輯，喜歡登前一類文章，不喜歡登后一類文章。看來，精神文明決定有必要在分辨是非、澄清混亂方面，下一番功夫。我的修改意見得到鄧小平。陳云、李先念的肯定.(P399-400)

　　在9月20日上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草案原則通過了。出人意料的事情發生在后面。9月28日上午，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提交十二屆六中全會討論時，一下子冒出來個陸定一。陸提出要去掉“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萬里出來響應，會上一小部分人為此鼓掌。胡耀邦是主持會議的，在爭論中間他的的插話，最能代表他的內心思想了。鄧小平即席講話，堅持要寫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記得最清楚的是他說：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楊尚昆、余秋里、薄一波、宋任窮、趙紫陽、陳云、李先念、彭真都同意保留原意。這樣，全會通過了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

　　會議上有爭論，爭論得非常熱烈，而且爭論的時間也不短。這是我所參加的中央會議中空前絕后的一次。

　　陸定一說，有一點意見講一講，我已經在起草這個《決議》的過程中今天第四次提這個意見了。在第14頁第12行，這里有一句話，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即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等等等等，我主張“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即”這幾個字刪掉。1956年我們黨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的時候，蘇聯方面就說，我們這個方針是自由化。

　　這時，胡耀邦插了一句話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文化大革命”以前1959年劉少奇同志第一次提出的。陸定一否認這個說法，堅持蘇聯提出來的，并說少奇同志說“雙百”方針不是資產階級自由化，他沒有給“資產階級自由化”做什么定義。

　　耀邦同志重復了定一同志的意見。并說，在“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問題上，我們黨確實一度出現過有某些同志濫用這個帽子。所以，后來小平同志講，“資產階級自由化”是講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是這個范圍。現在請同志們考慮一下，保留下來有什么好處沒有?我沒有肯定的意見。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來，是我們黨內民主，活躍一下有好處嘛。請同志們考慮一下。

　　小平同志接著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他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為什么?第一，現在在群眾中，在青年人中，有一種思潮，這種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還有在那里敲邊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議論，臺灣的議論，都是反對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主張我們把資本主義一套制度都拿過來，似乎這樣才算真正搞現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種什么東西?實際上就是要把我們中國現行的政策引導到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釋，我們搞的現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一個補充。

　　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沒有什么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改。實際情況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么這里用過、那里用過，無關重要，現實政治要求我們在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看來，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進來許多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的沖擊。你們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議論，一些外國資產階級學者的議論，大都是要求我們搞自由化，包括說我們沒有人權。我們要堅持的東西，他們反對，他們希望我們改變。我們還是按照自己的實際來提問題，解決問題。(P407-410)

　　9月28日下午，胡耀邦召集參加會議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開會，作了一個長篇講話。對上午在全會上要不要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爭論采取淡化的方針，只說：“定一同志提出這個問題，并不是說他不贊成文件的精神，他只是說刪去第十四頁那九個字并不損害原意。”但用了不少篇幅，為他改掉十二大報告中“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提法進行辯護，對鄧力群不同意這樣修改進行不點名的批批判.(P411)

　　《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做出后，在實際生活中，好的方面沒有多少進步。相反，原來一些成功的經驗、做法，因為在這個《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不提了，也就都不起勁了。而在《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中雖然沒有“三寬”的文字，但“三寬”的精神卻充斥其中，這樣，搞自由化的人感到這個可以接受，那個也可以利用。這樣，9月份做出《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以后，自由化的風潮就泛濫起來了，一直搞到1986年12月學生鬧事。結果，連胡耀邦自己也待不住了。(P411-412)

　　1986年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數學生上街游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煽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道路。有的地方出現了擾亂交通秩序和違反社會治安規定的情況。后經各地有關方面的教育和疏導，事件逐漸平息。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與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同志談話，指出學生鬧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鄧小平講話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事件的發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自由化的泛濫沒有得到遏制，不是一、兩年的事了，而是好幾年的事了。第二個重要內容是點名批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早就應該把這些人開除出黨，他們的很多言論，沒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這些人早就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了。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么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里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講到胡耀邦。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鄧小平同志談話后，胡耀邦同志即做出反應。1月2日，他寫了一封信給鄧小平，承認錯誤，作了自我批評，還表示了這樣一個意思：自己不適宜再擔任總書記，愿意辭掉總書記職務。

　　1月6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這前后，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經過中央常委議論，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耀邦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處自我批評。中央常委委托趙紫陽、薄一波、楊尚昆、萬里、胡啟立五個人來召集這次生活會議，指定薄老主持會議。會上有口頭發言，也有書面發言。會議還印發了一些參考材料。(P414-415)

　　生活會議的氣氛是正常的，會前提出的四條原則對會議的成功起了好的作用，開完生活會議后，接著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1月16日，薄一波向政治局擴大會議匯報了生活會議的情況，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接受了胡耀邦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推選趙紫陽代理總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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