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自己的革命過程中涌現了不少栩栩如生的豪情硬漢,陳毅就是其中之一。作為杰出的軍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和詩人,陳毅元帥忠臣于黨和革命事業,忠誠于國家和民族,每當革命處在危急關頭他都能挺身而出、巍然挺立在革命隊伍里;他的一個重要性格特性之一就是率真和普通人難得有的豪情。談起這些事,還得從艱苦卓絕、危機四伏、九死一生的戰爭年代說起。
一、從堅持井岡山斗爭的那時起,陳毅元帥與毛澤東是生死與共的戰友,陳毅元帥的一生與毛澤東有著很多的相似之處——他們不僅都有著共產黨人必須要具有的那種無私奉獻、無私無畏、光明磊落、襟懷坦白、有錯認錯、知錯就改的個人品質,而且還更具有高度的歷史自覺。
南昌起義后大部隊向南向廣州轉移,到了三河壩由于前有阻敵后有追兵,部隊在此進行了分兵,朱德率領部分兵力留守當地阻敵抄襲起義軍主力的后路,這就是著名的“三河壩分兵”。敵強我弱,又由于戰略方向并不適合當時中國國情,所以起義很快被打散失敗。朱德率領少部分兵力阻擊了敵人三天三夜,傷亡很大,撤出三河壩時剩兩千多人,本想去尋找主力,路遇潰敗下來的二十軍教導團參謀長周邦采方知起義軍主力已在潮汕地區失敗,起義諸領導人都已經分散隱蔽分頭撤離了。剩下的就是朱德領導的這支與上級聯系全部中斷的孤軍,四面又都是敵人,自己也損兵過半,思想上、組織上都相當混亂。
在回撤的過程中到達贛南安遠天心圩,已近冬天,官兵仍然穿著單衣,有的甚至還穿著南昌起義時的短褲,打著赤腳,連草鞋都沒有;雖然擺脫了追敵,部隊卻常常受到地主武裝和土匪的襲擊。從師、團級主官開始,各級干部紛紛離隊;一些高級領導干部,有的先辭后別,有的不辭而別;師以上軍事領導干部走得只剩下朱德一人,團級軍事干部只剩下七十四團參謀長王爾琢,政工干部只剩下七十三團政治指導員陳毅,團以上干部全部加起來,僅剩朱德、王爾琢、陳毅三人。陳毅毅然留在起義軍隊伍里,足見陳毅在革命的危難關頭對黨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可靠性。
二、古田會議前陳毅到上海如實對黨中央匯報,使中央得到了紅軍在黨的領導上方向出現了偏差,內部不能團結御敵情況,讓中央及時準確拿出了對紅軍的指導意見;古田會議召開的過程中,陳毅誠懇地對毛澤東認錯和對紅軍檢討自己,再現其無私無畏、光明磊落、知錯就改的優秀品質。
朱毛會師轉戰閩西,革命的形勢有了所好轉之后,朱德與毛澤東之間關于紅軍如何發展,關于中國革命如何發展的爭論,又再次興起了。朱德、劉安恭和陳毅他們指責毛澤東是搞封建家長制、書記專政的工作方式,毛澤東為書記的前委陷入了“不生不死”的狀態,迫使毛澤東不得不辭去前委書記,在前委擴大會議推舉了陳毅為代理前委書記。陳毅這時認為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應該為朱德與毛澤東之間的爭論負主要責任,對毛澤東本來正確的理論和實踐作了一番嚴厲的批評,然后又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原則”,對毛澤東和朱德各自進行了黨內處分,這就助長了紅四軍錯誤思潮的蔓延。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之后,朱德、劉安恭和陳毅等幾個思想認識比較一致的人開始執掌紅四軍,他們率領紅軍出擊,但是卻連吃敗仗,實力大減、銳氣受挫、軍心渙散,使紅軍陷入到了嚴重的危機之中。廣大指戰員從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所堅持的政治原則至關重要,有許多基層黨支部提議請毛澤東回來重新主持前委工作,毛澤東明確表示:紅四軍黨內是非問題不解決,不打倒敷衍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那他領導不了紅四軍。當時陳毅則被派遣到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到上海后陳毅如實對黨中央匯報了紅四軍內部的爭論,并攜帶著由他自己代中央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九月來信”回到了根據地。陳毅在看到毛澤東要打倒“陳毅主義”的信后,不僅沒有絲毫的吃驚和不滿,反而心悅誠服地接受了毛澤東的批評,十分誠懇地承認和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并表示要與大家一道來堅決打倒“陳毅主義”。他又和朱德聯名寫信給毛澤東,正式表達了他們的悔意。陳毅在信中這樣寫到到:“我倆之間的爭論已得到正確的解決。七次大會我犯了錯誤,八次大會的插曲更是錯誤的,見信(要求)請即歸隊,我們派人來接”。在此基礎上,陳毅、朱德、毛澤東三人盡釋前嫌,為“古田會議”的召開做好充分準備。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在福建省上杭縣的古田村召開(在黨史和軍史上統稱為是“古田會議),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堅決批判極端民主化思想和非組織觀點等錯誤傾向,第一次以黨的會議的形式高度認同了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首創的“黨指揮槍”這一原則,從而解決了如何建設無產階級新型人民軍隊這一根本問題,確保了人民軍隊如何才能永遠牢牢地掌握在黨的手中。這里陳毅光明磊落、有錯必糾的品質又一次顯示出來。
三、紅軍長征后陳毅留下來堅持南方方游擊戰,他身負重傷,在九死一生中死里逃生,視死如歸,多次準備取義成仁,“旌旗十萬斬閻羅”。
1934年10月31日86000多紅軍進行長征,陳毅因為在興國老營盤戰斗中負重傷,未能參加長征,于是在粵贛邊堅持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九死一生。
1936年冬,陳毅舊部下陳海叛變,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引誘陳毅等同志下山。陳毅不知是計,一大早來到縣城,當他們距離交通站只有三四十米遠時發現了危險,最后在一婦女的幫助下撤回梅嶺,潛伏莽叢間20多天。敵人因搜捕不到,惱羞成怒放火燒山;因擔心不能脫險,陳毅自料難免犧牲的情況下寫成的一組帶有絕筆性質的詩篇,危機時刻寫下豪氣沖天的《梅嶺三章》藏于棉衣內層(慮不得脫,得詩留衣底),表達了在崢嶸歲月里紅軍戰士對革命的忠貞,一旦投身革命就再無二心。
斷頭今日意如何?創業艱難百戰多;此去泉臺招舊部,旌旗十萬斬閻羅。南國烽煙正十年,此頭須向國門懸;后死諸君多努力,捷報飛來當紙錢。投身革命即為家,血雨腥風應有涯;取義成仁今日事,人間遍種自由花。
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視死如歸,正氣凜然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昂然挺立在讀者的面前;雖然處在危難之際,但獻身革命的決心和對革命必勝的信心卻矢志不移,透露著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在臨危之際,對革命事業仍然充滿樂觀主義的堅定信念。
陳毅以詩鼓勵自己將革命進行到底,何等壯烈!。
四、六十年代,面對帝國主義和修正主義的挑釁,陳毅橫眉冷對、大義凌然,發出了對敵人不屑一顧、能夠壓倒一切敵人的怒吼。
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陳毅即席講了一大段話,以豪邁的氣勢回答國際反動派對新中國的挑戰。他慷慨陳詞,大義凜然,代表新中國向一切反華勢力宣戰,表現了元帥外長大無畏的英雄氣概。他的激情慷慨曾經傳遍全球,轟動世界。
話題是這樣提及的,一位香港的記者提出有關美國在侵越戰爭中使用香港作為據點的問題。
陳毅慷慨激昂地指出:“如果美帝國主義決心要把侵略戰爭強加于我們,那就歡迎他們早點來,歡迎他們明天就來;讓印度反動派,美帝國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者也跟他們一起來吧;讓現代修正主義者也在北面配合他們吧,最后我們還是會勝利的。偉大的蘇聯人民和蘇聯共產黨不會準許他們的領導做出這樣罪惡的決定;我們等候美帝國主義打進來,已經等了十六年,我的頭發都等白了;或許我沒有這種幸運能看到美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我的兒子會看到,他們也會堅決打下去。”
陳毅話音剛落,全場報以雷鳴般的掌聲。一些外國記者急忙走出會場,搶先向全世界播發陳毅同志代表中國人民的氣勢磅礴的宣告。
香港《成報》評論:“陳毅此番話,顯然直接向美國挑戰”;日本《朝日新聞》覺得陳毅的談話“具有巨大的逼人力量”,日本廣播協會電臺認為陳毅的中外記者招待會“相當轟動了世界”; 英國《每日快報》指出陳毅“坦率得驚人”,法國前總理富爾則指出陳毅“反映了中國的民族自尊心”;美聯社記者羅德里克認為是一次“熱情奔放的接見”。這種豪情壯志、激昂壯語,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長陳毅才能激情宣告。
五、1972年1月6日陳毅去世,毛主席親自參加了追悼會。建國以來,毛主席很少參加領導同志的追悼會,由于來不及更換衣服,這次毛主席是穿著睡衣來參加陳毅元帥的追悼會的。毛主席對陳毅元帥夫人張茜說:“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陳毅同志是個好人,是個好同志。”毛澤東又勉勵陳毅的幾個孩子:“要努力奮斗,陳毅對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了貢獻,立了大功勞的,這已經做了結論了。”陳毅在蓋棺論定時得到了人民領袖高度由衷地贊嘆!
六、陳小魯擔任董事的安邦保險集團不能在緊鑼密鼓地依法治國的聲浪里,讓法外治權暢通無阻。
2004年開創,僅僅十余年,安邦保險集團安邦憑借強大的政商資源,從一家單純的保險公司成為保險業馳騁投資市場的一匹黑馬,強勢擴張成萬億規模的金融巨鱷,名副其實的富可敵國。當今世界GDP超過一萬億人民幣的國家只有十二個,連西班牙等發達國家都排在安邦后面,可見安邦保險集團作為跨國公司令人刮目相看的國際地位。
安邦保險集團的掌門人吳小暉原是浙江溫州的一位商人,但外界一直視陳小魯、吳小暉二人為合作伙伴。
針對有報道稱:在安邦保險集團 “超級迷魂陣”般的陣容里,陳小魯才是安邦實際控制人的說法,陳小魯在在社交媒體里堅決否認,表示自己 “我希望是實際控制人,可以給諸友發大紅包!我與小暉合作快15年,就是顧問,一咨詢,二站臺,無股份,無工資,不介入公司的具體經營管理,只做戰略咨詢,如2013年建議安邦收購國外資產,特別是美元資產。如此而已。感謝諸友關心。”
對此,陳小魯向媒體確認稱——微信確實是由他發出的。
陳小魯文革時是著名的紅衛兵領袖,2013年陳小魯以紅衛兵領袖的身份,公開向文革中受傷害者道歉;后來又聯系召集了一批文革中直接參與者、領袖級人物進行了集體道歉,形成一系列“道歉秀”。他們把社會發展、社會歷史看做是靜止狀態,把文革原定不動地定格在“動亂”和“浩劫”賬簿里。
閃爍其詞,欲蓋彌彰,事情就這么簡單,陳老總地下有知會怎么想?
石臺中學張新國 2015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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