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演講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影視圖）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針對導演姜文說的“民國沒什么了不起”，連發兩條微博贊美民國說“民國有自由”。

　　張鳴說：“的確，民國沒什么了不起，國家窮，政府亂，還受外國人的欺負。但是，民國有自由，知識人，尤其是姜文這樣的電影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創作，電影拍出來，只要不是誨淫誨盜，不用擔心審查通不過”。(2014.12.16. http://t.qq.com/p/t/462332069039639)

　　“民國的北洋時期，在文化文藝方面，基本上不存在任何政府審查。國民黨時期有一些限制，但大學里可以教馬列主義，出版社可以出毛的著作，對報刊和電影的審查，只是局部性的。左翼文學和左翼電影，非常張揚。如果連這個常識都不承認，我沒話說，噴吧!”(2014.12.17.http://t.qq.com/p/t/458720110159625)

　　作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 連民國是什么樣的社會有沒有自由這一點起碼的歷史知識都不懂，難道張鳴真的不知道國民黨的兵員是靠抓“壯丁”來的，共產黨的人民子弟兵是人民群眾打鑼敲鼓送來的?這樣的人還能當教授嗎?而且還是在打著“人民”旗幟的“人民大學”里任教，這不是誤人子弟嗎?這是時代的悲劇還是胡漢三又回來啦?

　　張鳴說“民國有自由”是無知還是別有用心?

　　中華民國是在1911年10月10日推翻清朝統治后建立起來的，既是封建、軍閥統治，又是資產階級的政權。從1911年到1949年的三十八年中，民國政府從來就沒有統一過。中國人民飽受戰爭、壓迫和剝削的災難，從來就沒有什么“自由”。張鳴說“民國有自由”是依據什么?什么樣的人在民國才有自由呢?

　　我不想在這里引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對自由的論述，因為和張鳴這種站在與人民對立的立場上為國民黨洗屁股的人講馬列主義簡直就是對牛彈琴。我只是在這里講一些事實，用血淋淋的事實來證明共產黨人和勞動人民以及思想進步的文化人在民國是沒有“自由”的，籍此教育一些不了解中國現代歷史的年輕人。

　　一、民國真的象張鳴說的那樣“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創作”寫文章嗎？

　　魯迅先生是中國現代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學家，魯迅不是共產黨員。1925年，魯迅因為伸張正義，反對教育總長章士釗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師范大學，而遭到違法免職，魯迅為此而非常憤慨，又一次的病倒了。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魯迅堅決反對國民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走一個”的殘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政策，國民黨政府軟硬兼施，既壓制迫害魯迅，又妄想抓住一切機會進行拉攏。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魯迅主持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并熱情關心、支持、幫助革命青年和進步作家，因此經常受到國民黨反動派政府的封鎖與禁錮。在這期間里，迫使魯迅搬家避難，就達八九次之多。在此之前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于上海，魯迅也是發起人之一。這就觸怒了國民黨政府。他們在《革命日報》上誣蔑說魯迅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收買”。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執行委員許紹棣更借此呈請國民黨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在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的情況下，魯迅不得已于3月19日只身離家出走避禍，直到4月19日返家。此后1931年春，柔石、殷夫等革命作家被捕，1933年6月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楊杏佛被殺，魯迅的生命安全幾度受到嚴重威脅。與此同時，國民黨特務機構加強了對魯迅的監視。據有關材料證實，1932年11月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的前身特務工作總部上海區正式成立后，就由“劉翰蓀(即劉漢生，化名高爾夢)日常則在各進步書店巡回偵察，并到內山書店專門搜集魯迅的行動和與之交往人員的情況，分別列為情報向南京特工總部報告”。國民黨的另一特務機構軍事調查統計局的前身復興社(又名藍衣社)，也曾嚴密監視魯迅。由于魯迅經常去內山書店，國民黨政府曾想派人打入，但沒有成功。1930年12月，當時國民政府的行政院長蔣介石親自兼任教育部長時，有人向他告密說：現在部里的特約編輯周豫才(周樹人，既魯迅)，也就是最激烈地反對你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和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發起人和頭子，也就是浙江國民黨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在案的這個人。告密者的本意是想提請蔣介石注意，對魯迅加以迫害、鎮壓，借此邀功。老謀深算的蔣介石認為這是一次拉攏收買魯迅的好機會，便說：“這事很好。你知道教育部中，還有與他交好的老同事、老朋友沒有?應該派這樣的人，去找他，告訴他，我知道了這事，很高興。我素來很‘敬仰’他，還想和他會會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時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緝令，職位也當然保留;而且如果有別的想法，也可以辦到。”后來教育部果然有人到了魯迅家里，說了這事，遭到魯迅的拒絕。到這年的年底，魯迅的特約編輯的職務就被裁掉了。這個情況，在魯迅的學生、日本友人增田涉的《魯迅的印象》(1970年修訂重刊本)中也有記載：“那是我在他家出入的時候，政府方面想要利用他罷，那時他正因為政府的逮捕令而隱居著，當時的行政院長暗地派人向他聯絡，說行政院長希望跟他會面。但是他拒絕了。

　　魯迅逝世前大約10年時間中，國民黨政府充分施展了他們的反革命兩手策略：一方面拉攏收買魯迅，一方面加緊對魯迅進行監視、迫害、打擊，直到魯迅去世時仍未解除對魯迅的通緝令。

　　聞一多先生于1925年5月從美國留學回國后，任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務長，并從事《晨報》副刊《詩鐫》的編輯工作。

　　1930年秋，聞一多受聘于國立青島大學，任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

　　1932年，南京國民黨政府和山東地方勢力的爭權奪利斗爭延伸到青島大學內部，派系紛爭，風潮迭起，聞一多受到不少攻擊與誹謗，被迫辭職。

　　1932年秋，他回到母校清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

　　1937年7月，全國抗戰爆發，聞一多隨校遷往昆明，任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聯合大學教授。面對嚴酷的現實，他毅然拋棄文化救亡的幻想，積極投身到抗日救亡和爭民主、反獨裁的斗爭中。

　　1944年，他加入中國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執行委員、民盟云南支部宣傳委員兼《民主周刊》社社長，成為積極的民主斗士。

　　1945年12月1日，昆明發生國民黨當局鎮壓學生愛國運動的一二·一慘案，聞一多親自為死難烈士書寫挽詞：“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出殯時，他拄著手杖走在游行隊伍前列，并撰寫了《一二·一運動始末記》，揭露慘案真相，號召“未死的戰士們，踏著四烈士的血跡”繼續戰斗。

　　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舉行社會各界招待會，他在會上宣布民盟決心響應中共的號召，堅持“民主團結、和平建國”的立場，號召“各界朋友們親密地攜起手來，共同為反內戰、爭民主，堅持到底!”

　　1946年7月11日，民盟負責人、著名社會教育家、當年救國會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暗殺。聞一多當即通電全國，控訴反動派的罪行。他為《學生報》的《李公樸先生死難專號》題詞：“反動派!你看見一個倒下去，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來!”

　　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學舉行的李公樸追悼大會上，主持人為了他的安全，沒有安排他發言。但他毫無畏懼，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發表了《最后一次演講》，痛斥國民黨特務，并握拳宣誓說：“我們有這個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勝利的，真理是永遠存在的”，“我們不怕死，我們有犧牲精神，我們隨時準備像李先生一樣，前腳跨出大門，后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記者招待會，進一步揭露暗殺事件的真相。散會后，聞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國民黨特務伏擊，身中十余彈，不幸遇難。

　　魯迅、聞一多、李公樸、柔石、殷夫……他們是不是張鳴說的“知識人”?張鳴不是說“民國有自由，知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搞創作”嗎?張鳴說“只要不是誨淫誨盜，不用擔心審查通不過。”魯迅、聞一多、李公樸、柔石、殷夫……他們寫的文章是“誨淫誨盜”嗎?他們的文章不只是擔心“審查不過”而是生命遭到威脅，被國民黨政府殺害，這就是張鳴所說的“民國有自由”嗎?

　　看過《紅巖》小說的朋友都知道，民國時期重慶的《挺進報》是怎么一會事。

　　《挺進報》的前身叫《彷徨》，是一種由南方局四川省委領導下，在重慶市出版的“灰皮紅心”的雜志，主要的編輯和有關工作人員有蔣一葦、劉熔鑄、陳然(小說《紅巖》成崗原型)、吳子見等。

　　1946年6月，蔣介石撕毀國共兩黨簽定的和平《雙十協定》，向共產黨挑起內戰。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封閉了設在重慶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報社。3月5日，省委和《新華日報》的全體人員被迫撤回延安;重慶的國民黨出動軍、警、憲、特進行全市性的，大規模的逮捕，重慶處在白色恐怖之中。

　　1947年4月，重慶的地下黨無意中收到一卷從香港寄來的新華社編的《新華通訊稿》，上面報道了人民解放軍在各個戰場取得勝利的消息。他們極為興奮，如獲至寶。就把《新華通訊稿》摘編刻印成油印小報，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傳閱。以后每收到《新華通訊稿》，他們都有如此辦理。這份沒有取名的油印小報，在地下黨和進步群眾中不脛而走，深受歡迎，引起了重慶市委的重視。

　　1947年7月，市委委員彭詠梧(小說《紅巖》彭松濤原型)與劉熔鑄接上了關系。市委根據當時的需要，決定以這份“無名小報”為基礎，出版市委的地下機關報。并決定《彷徨》?？墒Y一葦、陳然、劉熔鑄、吳子見幾人分別負責地下機關報的出版工作，經他們商議，將這張小報定名為《挺進報》。先后由彭永梧、李維嘉領導《挺進報》的工作。

　　1947年11月，《挺進報》成立特支，由劉熔鑄任書記，后劉調走，由陳然擔任《挺進報》特支書記。

　　1948年4月19日，陳然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近日江水暴漲，聞君欲買舟東下，謹祝一帆風順，沿途平安!彭云。”陳然不認識寫信人的筆跡，但他意識到這是地下黨的報警信，要他迅速離開重慶。他對姐姐(佩韋)說：“我的工作還沒有誰來接替，我不能走。”陳然準備迅速和負責編刻《挺進報》的蔣一葦聯系，商量后再定。就這樣，陳然仍然堅守在崗位上。4月22日的傍晚六點多鐘，陳然在家中被捕，后被關押在白公館，于1949年10月28日被美蔣特務殺害在重慶大坪刑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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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民黨時代，有成百上千的革命報刊雜志書籍被封殺，有成千上萬辦紅色報刊和傳遞報刊的人員以及因傳看紅色書籍的知識分子都被抓坐牢甚至被殺害，張鳴說的“民國有自由”完全是不顧歷史事實閉著眼睛說瞎話，是徹頭徹尾的謠言。

　　與魯迅、聞一多、李公樸、柔石、殷夫等人同樣遭遇不幸的文化藝術工作者不勝枚舉，許多文藝工作者寧愿放棄優厚的物質條件而奔赴延安追求革命真理就是最好的見證。這樣的歷史事實同時也給了張鳴一記響亮的耳光。

　　國民黨統治時期正象魯迅先生所說的“四周圍黑洞洞的，還不容易碰壁嗎?”連蔣介石的結拜兄弟，前國民黨政府高官馮玉祥白天到南京總統府拜見蔣介石總統時都打著燈籠，借此來諷刺國民黨時期的黑暗，在這樣一個暗無天日的國民黨統治的國家中，中國的進步“知識人”還可以“按自己的意思創作”寫文章嗎???

　　二、勞動人民在民國有自由嗎？

　　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中指出：“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

　　解放以后，在國民黨時代生長生活受過苦難的人們大都健在，中國共產黨在宣傳政策和組織群眾時，最好的方法就是組織勞動人民或者在部隊組織“俘虜兵”進行“憶苦思甜”活動，以顯明的對比方式來教育和提高人們的思想覺悟。

　　改革開放以后，資本家壓迫和剝削工人，地主壓迫和剝削農民的文章、電影、電視以及所有文學作品很少有反映國民黨時代苦難的故事，理論界也很少有批判國民黨統治時期黑暗的文章。由于一些“民國范兒”對國民黨時代的吹捧，共產黨政府也不管事實的真假，不辯是非，甚至有的共產黨人已經在思想上投靠了國民黨，投靠了帝國主義，致使今天的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好象是在國民黨統治時一樣。共產黨領袖毛主席的畫像在鄭州遭到撕毀，毛主席的雕像在河南新安縣遭到摧毀，蔣介石的銅像矗立在共產黨政權的土地上，黃賭毒黑在中國大陸泛濫，中國的年輕一代根本不知道國民黨時期的罪惡。

　　我們家鄉在農村，在民國時期，我們村里有一個大地主，他生了一個傻瓜兒子，這個兒子除了蹣跚走路外，有時連吃飯穿衣上廁所都要有人服侍，更不用說結婚娶妻成家立業。1927年，傻瓜兒子十八歲了，地主為傻瓜兒子娶了一門媳婦。當時我們老家農村正鬧農民革命暴動，地主帶著兒女仆人全家逃到城里去了。1929年，地主的傻瓜兒子結婚兩年了，地主公婆見兒媳還沒有生孩子，就開始虐待她。本來這個兒媳受舊封建思想的影響，認為老公不能房事是命中注定因而忍受了青春的折磨。當她遭受公公婆婆的虐待，老公又是個不懂人事的傻子，又急著想要生孩子，在飽受折磨感到無助時，在地主家干活的年輕長工非常同情了這位東家的兒媳，在她挨打后總是幫她，關心她。時間一久，兩個人就產生了感情。并且在一起于1931年生了一個兒子。地主公婆開始以為是自己兒子的骨血，是自己燒香求神拜菩薩求來的后代，非常高興。紙終究包不住火，孩子慢慢地長大到了十歲，他的長相一點也不象地主兒子卻長得和長工一模一樣，于是，長工和兒媳的事東窗事發了。那一年，地主一家早已經從城里回到了鄉下，地主發現長工與兒媳的奸情后就把他們兩人捆起來放進豬籠里，準備在第三天召集全家族所有的人在祠堂召開會議公審這對奸夫淫婦，公審后要沉塘處死。就在第二天三更半夜時分，地主的堂叔同情他們，冒著危險把這對男女救出，兩人連夜逃亡。這一對男女逃走后被地主家通輯捉拿，他們在漫無人跡的深山老林躲藏了八年多，受盡艱難困苦，直到中國解放后才得以從深山回到村里。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政府根據地主兒媳的申訴解除了女子和地主傻瓜兒子的婚姻，與長工結為伉儷，他們由一對野鴛鴦結成了一對合法的夫妻。他們的在地主家生的兒子現在已經80多歲了，現退休在家，他沒有回到他的親生父母身邊，因為他一直在外地工作，仍然是地主家的后代。

　　聽我的奶奶說，民國初期，在我奶奶娘家不遠的村子里有一個貧窮人家的女兒，她長得非常好看，水嫩嫩的皮膚。因為家里很窮，18歲的時候嫁給了十里外的一個地主的兒子。這個男人好吃懶做，嫖賭逍遙鴉片煙樣樣齊全。因為她是窮人家的女兒，不是門當戶對的，她在地主家也沒有任何地位?；楹蟮牡诙辏F人家的女兒也沒有懷孕生子，公公和婆婆也不喜歡她。那一天，窮人家的女兒從地主家回娘家探親，本來準備晚上在娘家住一個晚上，可是地主家托人帶口信要她連夜回家，父母也不敢久留女兒，女兒便連夜趕回夫家。通往夫家的路要經過一片小雜木林，在路上她遇到一個賭徒，這個賭徒是鄰村人，他經常到地主家邀地主的兒子一起賭博，可以說是狐朋狗友，互相很熟悉，她也就放松了警惕。沒想到一進入這片小樹林，賭徒起了獸心，強暴了這個窮人家的女兒。女人衣服被弄臟撕爛，哭著跑回家。好事為出門，壞事傳千里。這件事很快就傳遍了整個村子。當晚她回到家，地主家的人知道她遭遇強奸的事后，不但不同情這個女人，還說她勾引男人，喪風敗俗，敗壞了門風，并要交給家族祠堂從嚴處罰。于是在半個月后，這個女人被綁進祠堂，塞進豬籠沉入水塘。一條年輕的生命就這樣在張鳴所說的“民國有自由”的時代消逝了，而強奸犯卻沒有受到任何處置，在民國，真正擁有“自由”是什么人?

　　以上的事實證明，在民國，有了有錢人家的自由就沒有貧窮人家的自由，有了強奸犯的自由就沒有受害女子的自由了。

　　三、“自由”是什么？

　　有了無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資產階級的“自由”，反過來，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沒有無產階級的自由。在民國時代，有了男人娶三妻四妾的“自由”就沒有女人離異或者喪夫改嫁的自由。有了罪犯的“自由”就沒有受害人的自由。有了官僚的“自由”，老百姓就會被變成“刁民”。有自由的一面必然會有不自由的另一面，“人人自由”只能是絕大多數人而絕對不是指所有的人，這就是辯證法。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自由觀”。

　　看過《白毛女》的人都知道，有了黃世仁的“自由”，就沒有喜兒的自由;

　　看過《紅色娘子軍》的人都知道，有了南霸天的“自由”，就沒有吳瓊花的自由;

　　看過《洪湖赤衛隊》的人都知道，有了彭露天的“自由”，就沒有韓英的自由;

　　看過《紅巖》的人都知道，有了中美合作所特務們的“自由”，就沒有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的自由;

　　看過張恨水先生《啼笑因緣》的人就知道，有了軍閥劉德柱的“自由”，就沒有鳳喜的自由。

　　看過《西游記》的人都知道，有了妖魔鬼怪的“自由”，就沒有唐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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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2月7日林祥謙和施洋領導了“二七”工人大罷工，下午5時20分，反動軍閥帶著兩營士兵，包圍了江岸分工會會所，開始了瘋狂的射擊。在這場野蠻的屠殺中，曾玉良和30多名鐵路工人壯烈犧牲，200多人受傷，釀成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敵兵到處搜捕工人，闖進工人家中搶劫財物，奸淫工人妻女。工會附近的商店也被洗劫一空。林祥謙和60余名工人在同圍捕的敵人搏斗中不幸被捕。為了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的解放事業，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子林祥謙同志英勇地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這時，他只有31歲。

　　有了軍閥吳佩孚和劊子手張厚生鎮壓工人運動和屠殺工人的“自由”，就沒有林祥謙、曾良玉和鐵路工人們的自由。

　　1925年2月起，上海22家日商紗廠近4萬名工人為反對日本資本家打人和無理開除工人，要求增加工資而先后舉行罷工。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商內外棉七廠資本家借口存紗不敷，故意關閉工廠，停發工人工資。工人顧正紅帶領群眾沖進廠內，與資本家論理，要求復工和開工資。日本資本家非但不允，而且向工人開槍射擊，打死顧正紅，打傷工人10余人，

　　1925年5月30日上午，上海工人、學生2000多人，分組在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反帝傳單，進行講演，揭露帝國主義槍殺顧正紅、抓捕學生的罪行、反對“四提案”。租界當局大肆拘捕愛國學生。當天下午，僅南京路的老閘捕房就拘捕了100多人。萬余名憤怒的群眾聚集在老閘捕房門口，高呼“上海是中國人的上海!”“打倒帝國主義!”“收回外國租界!”等口號，要求立即釋放被捕學生。英國捕頭愛伏生竟調集通班巡捕，公然開槍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打死十三人，重傷數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其中捕去學生四十余人，射殺學生四名，擊傷學生六名，路人受傷者十七名，死了三名。6月1日復槍斃三人，傷十八人，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五卅慘案”。

　　有了帝國主義分子和資本家的“自由”，就沒有顧正紅和所有的中國工人、學生、人民群眾的自由。

　　1927年，蔣介石叛變革命，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廟的軍艦上空升起了信號，早已做好準備的青紅幫流氓打手，臂纏白布黑“工”字袖標，冒充工人，襲擊工人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奮起抵抗。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軍(蔣介石收編的孫傳芳舊部)以調解“工人內訌”為名，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1700多支槍被繳，300多名糾察隊員被打死打傷。事件發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眾舉行總罷工和示威游行，抗議反動派的血腥暴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中國共產黨人必須牢記的血的教訓，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有了國民黨蔣介石反動政府和青、紅幫的“自由”，就沒有共產黨、工人糾察隊和革命群眾的自由?

　　1937年12 月13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南京制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同時也暴露了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放棄抵抗侵略，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罪惡。在“南京大屠殺”的時候，日本帝國主義殺人是“自由”的，蔣介石、唐生智逃跑也是“自由”的，可是南京30多萬同胞就因此而失去了寶貴的生命。用南京30多萬同胞的生命換來日本侵略者殺人和蔣介石逃跑的“自由”，這種“自由”是血淋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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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

　　有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自由”就沒有中國人民生命的自由;

　　有了地主、資本家等剝削階級剝削壓迫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生命生活的自由;

　　有了國民黨反動派欺壓人民的“自由”，就沒有人民當家作主的自由;

　　有了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個人發財的“自由”，就沒有老百姓生活的自由;

　　有了官僚資本集團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勞動的自由。

　　這樣，革命就發生了，革命要把顛倒過的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于是：

　　農民為爭取自由自己辦起了“農會”，地主、土豪劣紳就沒有“自由”了;

　　中國人民為了自由勇敢地反抗侵略，趕走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殺人欺侮中國人就沒有“自由”了;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有了當家作主人的自由，國民黨反動派就沒有欺壓人民群眾的“自由”了;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工人成了領導階級，有罷工的自由，有管理企業的自由，資本家就沒有壓迫和剝削工人的“自由”了;

　　人民群眾覺悟提高，有了“大鳴大放大字報”的自由，黨內走資派和國內的所有反動勢力就沒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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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民爭取自由的同時，人民的敵人也在爭奪所謂的“自由”，他們必然會害怕人民獲得自由從而失去自己的“自由”，人民爭取有了自由就會迫使他們要從寄生蟲變成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所以他們要千方百計反對和破壞人民爭得自由。

　　自由是一種政治口號，世上沒有絕對的自由，不同的人，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自由觀。現在中國高喊著“自由”的人們，他們希望的只是個人和極少數人的自由，也就是說他們希望的是自己和極少數人可以剝削和壓迫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自由”，這樣，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群眾就會失去自由。

　　“民國有自由”只能說在民國只是極少數人有“自由”，把只有極少數人擁有“自由”的民國用“民國有自由”的語言來表達是一種假象，其實質就是“謠言”。

　　事實證明：只有真正的共產黨才是為絕大多數人民群眾謀利益爭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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