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3日英軍進入拉薩。

　　一位西藏牧民正用火繩槍向英軍射擊。

　　李國柱近照

　　在曲米辛果，藏軍前線指揮官拉丁色和朗色林在一座土墻前與英人談判。坐在右面的是榮赫鵬。一場屠殺在這張照片拍完后不久發生了。

　　本報記者 米艾尼

　　江孜位于西藏日喀則地區的喜馬拉雅山腳下，是西藏歷史上的第三大城市，同時也是一座英雄城。

　　110年前，一支上萬人的英國侵略軍來到這里。英國侵略者借口邊界問題，對我國的西藏發動了第二次侵略戰爭。英勇的江孜軍民發出了“縱然男盡女絕，勢不與侵略者共天地”的錚錚誓言。

　　數千藏軍倒在宗山腳下的血泊里，卻仍然無法擋住英軍的洋槍和火炮，最終，宗山古堡淪陷，抗英的藏族官兵從古堡的火海里跳崖殉國。

　　歷史不會因時間的流逝而褪色。江孜保衛戰雖然時隔一個多世紀，但西藏軍民英勇抵抗外侮、誓死維護國家統一和主權的氣概，至今仍銘刻在那高高矗立的炮臺廢墟上。

　　重新打開的鐵皮箱

　　夕陽斜射在西藏江孜宗山上，山頂上的古堡被晚霞鍍上一層金色，遠看有些像縮小版的布達拉宮。

　　2004年，已經年過花甲的李國柱再次站在宗山腳下。她已經離開這座高原小城30多年了，但雪山、古堡、瑪尼堆……這里的一切仍然是那么的熟悉。

　　李國柱找到了三個已塵封近五十年、印度產的鐵皮箱子。箱子是當年她親手加蓋封存的，掃落浮塵，和當年封存時并沒有什么變化。時間仿佛在這里變得非常緩慢，一切就像發生在昨天，歷歷在目。

　　那一年，是江孜抗英保衛戰100周年。箱子里裝的，是李國柱和她的戰友五十年前親手整理的江孜抗英戰爭的第一手材料。

　　十幾年前上映的電影《紅河谷》，已經讓英勇悲壯的江孜保衛戰廣為人知，但這場戰爭的歷史細節，直到這時才真正完整呈現在世人面前。

　　李國柱第一次到江孜是1951年，那一年西藏和平解放。年僅18歲的李國柱是隨18軍入藏的一個女兵，被分配到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后改為地委)工作。

　　江孜地處國防前哨，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江孜既是抗英“英雄城”，又是被帝國主義侵略占領的重災區之一。西藏是1951年和平解放，而江孜在當時并沒有完全收回主權。直到1954年和1956年，新中國和印度、尼泊爾分別簽署協定，取消印度繼承的英國在西藏特權，廢除了1856年清政府和尼泊爾簽訂的不平等條約，1957年3月，尼泊爾駐江孜武裝“衛隊”最后的三個人撤離江孜，這座高原小城的主權才完整回到了祖國。

　　江孜長達50年喪失主權的歷史終于結束了，但它畢竟是一段不能忘懷的歷史，中共西藏江孜分工委委派政策研究室搶救性發掘，調查整理1904年英帝國主義入侵與江孜人民抗英斗爭的情況。

　　當時分工委政策研究室懂藏語的，包括藏族干部甲措在內只有6人，其中就有李國柱。除了藏族干部外，懂藏語的漢族干部多數是能聽得懂、說得出，但是對那些寫出來的藏族文字就如看天書。于是，政策研究室又借調了江孜基巧辦事處(基巧是民國時期西藏地方行政機構，相當于專署)副主任吉普·平措次登等幾位藏族干部，一共十幾個人，開始了對江孜抗英的調研工作。

　　“那次資料收集我發動當地貴族捐獻資料，吉普·平措次登也發揮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貢獻了江孜宗政府有關抗英的文件資料。”李國柱說。

　　吉普·平措次登的祖父就參加過抗英戰爭，生前曾任帕里總管，藏軍如本、代本(官職名，如本轄250人，代本轄500人)，在抗英戰爭中受過傷，立過功。吉普·平措次登本人解放前曾任江孜縣宗本(縣長)，對當地的情況非常熟悉，而且他文化水平比較高，懂古藏文。

　　因為當時西藏地區的政治環境還很復雜，為了不引起貴族們的警惕和不滿，調研人員對外隱瞞了工作的實際內容，以“江孜民間文學匯集組”的名義開展工作，主要是搜集詩歌。

　　搜集藏族詩歌并不全是“名義”上的，藏族的詩歌本就具有記錄歷史的功能，有大量的敘事長詩記載著最生動鮮活的歷史細節。

　　大約三個月左右，李國柱他們就收集到滿滿三鐵箱的資料。這些詩歌和資料由吉普·平措次登、李國柱、甲措三人配合翻譯成漢文。

　　這三個人的合作正好形成了互補。平措次登藏文水平高，但不懂漢文;李國柱是漢族，畢業于軍政大學，是政策研究室的“筆桿子”，會藏語卻不懂藏文;藏族干部甲措漢語、藏語都很熟練，從中給兩人當翻譯。

　　這樣的合作必然會讓翻譯工作的進度比較緩慢，加之多數材料年深日久，有的已模糊不清，所以翻譯難度很大，工作了約四個月，僅完成了全部材料的五分之一，約七萬字。

　　在李國柱他們翻譯整理資料的同時，政策研究室其他同事則組織了幾名藏族干部“重走戰爭路”。

　　抗擊英國侵略的戰爭主要發生在亞東與江孜之間，他們沿途尋找參加過戰斗的老人，記錄口述史。對于重要的戰場和最后進行保衛戰的江孜宗山舊址都作了實地察看，并拍了照片。

　　對江孜保衛戰這段歷史的整理發掘，注定是一項曠日持久的浩繁工作，沒等他們把工作完成，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發動了叛亂。整理江孜保衛戰歷史的工作被迫中斷。后來，江孜被合并到日喀則地區，江孜分工委撤銷了，這一箱子資料就被放到日喀則地委的資料室里，再無人問津。

　　“整個西藏的工作核心都轉到平叛方面去了，加之對一些藏文材料一時翻譯不出來，我們只好倉促將已收集和翻譯的資料整理了一份約三萬字的材料，名為《訪問抗英老人記》，交給了地委。”李國柱說。

　　“我們的工作還沒有完成。”李國柱說。那個鐵箱中只翻譯了五分之一的第一手資料，從此成了她念念不忘的一個心結。

　　上世紀70年代，李國柱從西藏調回內地工作，徹底離開了她生活工作二十年的江孜。那三個鐵箱子由此湮沒在故紙堆中，被人遺忘。

　　但李國柱沒有忘。江孜抗英保衛戰100周年前夕，她在回到江孜故地重游時，向當地有關部門提起裝滿了資料的鐵箱子。幾經查找，竟然真的在資料室中找到了。

　　獲得了當地政府的許可后，李國柱把所有的資料進行復印，帶回了北京。2004年，她所撰寫的《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爭的歷史記憶》一書出版。

　　這場戰爭的意義不止于慘烈悲壯，它可以說是西藏地區近代歷史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日不落帝國”的野心

　　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英國通過工業革命迅速壯大，不斷向世界范圍擴張侵略，發展成了一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英國對中國侵略的起點是1840年的鴉片戰爭，而實際上，英國人對中國西藏的窺探，從幾個世紀以前就開始了，甚至要早于1792年的馬戛爾尼訪華。

　　1774年11月，東印度公司秘書波格爾帶著隨從，經不丹入藏。

　　東印度公司是1600年英國在印度成立的，這個最初以通商、貿易為主要目的的商業機構，后來演變成英國殖民統治的工具。

　　波格爾入藏的緣由是拜見六世班禪，此前不久，英國侵略不丹，六世班禪曾經出面調停。波格爾是以道謝之名來到中國西藏的。

　　六世班禪在扎什倫布寺接見了他，并送給他一套藏族服裝。但是，當波格爾向班禪提出想去拉薩的請求時，遭到了班禪的拒絕。

　　波格爾入藏前，首任英印總督哈斯廷斯就指令他，盡可能利用班禪的影響在拉薩建立一家商業機構。但他在扎什倫布寺住了三個月，始終沒有獲準進入拉薩。沒能完成通商使命的波格爾只能踏上歸途。事后波格爾在日記中寫道：“中國在西藏的主權，是阻止我前進的絆腳石。”

　　不過，一來一回之間，波格爾卻為英國趟了路：在中國西藏南部邊境的幾條峽谷中，1000多年歷史的茶馬古道仍然暢通。

　　當時，西藏的商品大部分都是從內地輸入，主要通過四川、云南、新疆三條線路，部分從鄰國廓爾喀(今尼泊爾)、錫金等國輸入，同時西藏方面將黃金、麝香、羊毛、藥材等物品運往內地。

　　據估計，每年由四川打箭爐運到巴塘的茶葉不下1000萬斤，價值約16萬兩白銀。按英國的計算，西藏與內地貿易總額，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共值白銀208.5萬兩。這一切都令英國垂涎三尺。西藏的市場固然理想，而廉價的原料更令人動心，如西藏的羊毛比英國便宜5倍，皮革便宜12倍，更別說那些稀有的礦產了。

　　英國探險家賀爾德希曾赤裸裸地表述：“不容懷疑的西藏的許多財富都在這里(西藏東部)——所謂財富并不只是某些原始粗野的藝術和工藝品，而主要是無窮的礦產。”

　　實際上，英國人早就在外圍做好了入侵西藏的準備。從19世紀開始，英屬印度連連發動對尼泊爾、緬甸、拉達克、不丹和錫金的戰爭。到了19世紀70年代，毗鄰西藏的中國外藩全部被納入了英國勢力范圍，英國完成了在戰略上對西藏的包圍態勢。

　　而此時，鴉片戰爭后的清王朝已經自顧不暇，完全喪失了對周圍藩屬國軍事援助的能力。

　　1884年，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英《煙臺條約》。在條約中，英國人得到進入中國西南邊境“游歷、探路”的權力。《煙臺條約》的簽訂，讓一向歸順清朝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廈政府大失所望。噶廈政府憂慮地上書中央政府：“凡是英人通商游歷所在，將來即為英國之地”。

　　果不其然，英國得隴望蜀，很快就挑起事端，在1888年發動了第一次對西藏的武裝侵略。這一年是藏歷土鼠年，因此藏族群眾又稱這次戰爭為“土鼠年戰爭”。

　　由于清政府駐藏大臣的消極避戰和藏軍嚴重落后的武器裝備，這場戰爭的結果和那時清政府幾乎所有的對外戰爭的結果一樣，清政府和英國簽訂了《中英會議藏印條約》，承認錫金歸英國保護，劃定中國西藏與錫金的邊界。條約使錫金完全脫離中國，并將中國西藏的熱納宗和崗巴宗等戰略要地和廣闊的牧場劃出了中國版圖。

　　亞東峽谷是西藏防范外敵的第一條防線。《中英會議藏印條約》中規定，亞東被開為商埠。西藏大門，終于被英國入侵者用槍炮打開了。

　　然而，英國人并不只想通過亞東峽谷向西藏腹地傾銷產品并獲得廉價的羊毛。通商開埠只是一個目的，針對西藏的更大的陰謀，正在醞釀之中。

　　“切勿動手”

　　在英國遍及世界的殖民地中，印度具有特殊地位，是其在亞洲的既得利益核心。為了確保這個核心利益，英國提出了“拱衛印度安全”的戰略思想，即“三個緩沖區、兩個同心圓和一個內湖”，按照他們的意愿定義亞洲各國的領土、領海。

　　三個“緩沖區”中，第一個就是“英國管理下的西藏”;第二個是印度洋，使“印度洋沿岸的國家都在英國的控制之下，海軍把守著進出印度洋的所有要道”;第三個是“阿富汗，它擋住了沙皇俄國。”

　　兩個同心圓的內圓是：印度西北邊境的部落地區——尼泊爾——錫金——不丹——阿薩姆邦——印度東北邊境的部落地區;外圓是：波斯灣的酋長國——波斯——阿富汗——西藏——泰國。

　　一個內湖就是英國控制的印度洋。

　　顯而易見，挑動侵略西藏、將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是英國的既定目標。

　　鑒于西藏長期形成的政教合一體制，英國人曾試圖通過西藏上層人物實現這一目標。

　　英印總督寇松數次寫信給十三世達賴喇嘛，企圖撇開中國中央政府，尋求與西藏地方單獨談判。達賴喇嘛將信原封退回，表示未經中央政府同意，西藏地方不能與任何外國交往。

　　“文”的不行，英國就要來“武”的了。

　　1903年7月，在印度政治部任專員的榮赫鵬被英印總督寇松任命為西藏特派員，與清政府談判解決邊界問題。

　　這個榮赫鵬當時還有一個身份是英軍少校，曾穿越蒙古戈壁、翻越天山、在克什米爾作戰服役，戰斗經驗十分豐富。寇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說，這個任命原本就不是讓他去談判，而是讓他“帶兵去西藏”。

　　邊界問題談判的起因也是英國人一手制造的，他們幾個月前在中國西藏與錫金的邊界崗巴蓄意挑起了爭端，然后要求清政府派人談判。

　　清政府駐藏大臣裕鋼自己不愿意去談判，就委派三品知府何光燮和西藏地方政府噶廈的代表堪仲洛桑赤列等人，前往約定的談判地點亞東。

　　清政府的代表一行人出發了，榮赫鵬又寫信給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說談判地址變更到崗巴，請他們派人參加。

　　而所謂的談判，英國方面根本就沒有任何誠意。根據噶廈政府談判代表與后方的往來信件記錄：“彼固執其所持原則，不聽我方所敘述……”

　　英國人已經派出300名侵略軍，以護送榮赫鵬前往談判為名完成了對崗巴的實際占領，他們把國境界標向中國境內移動。所謂的談判，其實只是單方面讓噶廈政府代表接受既成的事實。

　　不僅于此，寇松擔心談判太過順利，不足以給戰爭造成借口，干脆致信榮赫鵬：若欲有所進展，就必需制造“意外事件”，“在某種特定的刺激下，進軍春丕谷地，應該是會批準的。”

　　榮赫鵬寫信給國務大臣，造謠說西藏人將由崗巴進兵印度。繼而派遣兩名錫金人潛入西藏收集情報，被藏軍發現逮捕。榮赫鵬遂大造“兩英人被捕”的輿論，并安排二人家屬向英印當局請愿，“要求對藏采取實際行動”。寇松馬上轉呈國務大臣，誣之為“藏方歧視英國之例證”。

　　恰在此時，尼泊爾邊民越界放牧的牦牛被藏方扣押，這本來在邊民之間是常有的事，但寇松又馬上夸大其詞報告國務大臣，定性為“藏方極具敵意的行為”，要求派兵處理。

　　此時，在地球另一端的英國，榮赫鵬發回的大量消息見諸媒體，他的一面之詞雖說讓很多英國人受騙，但還是有人對其表示質疑。《西敏寺公報》等報紙就要求政府說明“他們去西藏干什么?以及他們為什么這樣做?”《每日新聞》則指責榮赫鵬“打開西藏大門”是為了“追求世界性聲譽和光環”。

　　不過，對榮赫鵬的行為心領神會的英國國務大臣回復寇松：“就西藏人目前的舉動看，陛下和政府認為不可能不采取行動了。”

　　于是，1903年的12月12日，英國派榮赫鵬率領一支千人軍隊，由麥克唐納少將指揮，突然越過則里拉山口，侵入亞東仁青崗和春丕塘(老海關)，進而控制了帕里的唐拉山口。

　　帕里海拔4360米，有著“世界最高城鎮”之稱，當時的帕里宗(縣)政府就建在這里。但由于多年沒有戰爭，這塊要地竟無軍隊設防。

　　得知英軍對帕里的突然入侵，“全藏會議”(西藏決定重大問題的組織形式)召開緊急會議，十三世達賴號召“全藏僧侶人民不惜重大犧牲，誓與佛教大敵英國侵略軍決一死戰。”

　　鑒于形勢的緊迫，全藏實行18世紀準噶爾人入侵時的征兵制度，李國柱搜集翻譯的《江孜宗關于抗英期間征兵規定的請示》一文對此做了詳細敘述：

　　此地區按鐵兔年規定的減差文件外，其余全部一樣;貴族、寺廟凡有三崗土地者出一標兵，政府民和牧戶凡有六崗土地者出一標兵。這些兵的武器、彈藥、火繩以及兩個月的食量等一切自備。在必要時，凡18歲以上60歲以下的男人總動員抽赴前線迎戰。

　　但是，正當藏軍修筑工事，招兵買馬，準備與入侵者決一死戰時，清政府駐藏大臣裕鋼卻向他們宣讀了一道令藏軍寒心至極的圣旨——“切勿動手，等駐藏大臣與英方議和。”

　　“切勿動手”這四個字，間接促成了三月后英軍一場血淋淋的大屠殺。

　　曲米辛果大屠殺

　　1904年1月4日，麥克唐納和榮赫鵬率軍越過帕里，于8日推進到堆拉。面對英軍即將發起的大規模武裝攻勢，西藏地方政府在主戰派的強烈要求下，不顧清廷“不許輕易出兵”的指示，從各地征調軍隊兩千余人，趕到堆拉以北的曲米辛果一帶，構筑了兩道石墻，組織防御。

　　藏軍的部隊多屬于臨時調集，未經訓練，而且其指揮拉丁色、朗色林等，甚至連真正的大規模作戰都沒有參加過，毫無作戰經驗可談。雖然人數稍占優勢，卻毫無勝算。更何況，英軍與藏軍的武器裝備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1000多人的英國侵略軍帶著4門火炮，步兵普遍使用來復槍，并裝備了數挺機槍。而藏軍的熱兵器是比來復槍落后一兩百年的火繩槍，即便這樣也不是人手一把，多數藏兵還要靠長刀這樣的冷兵器。

　　來復槍與火繩槍的代差，被英軍充分認識和利用了，他們的手段卑鄙而殘暴。

　　3月21日，英軍準備向嘎吾一帶發起進攻。得知藏軍已經筑好防線，榮赫鵬派人去藏軍提議，希望在曲米辛果繼續和藏政府“和談”。

　　單純的藏軍指揮當即答應。

　　吉普·平措次登的祖父吉普巴，時任江孜藏軍如本(營長)，當時就在前去曲米辛果議和的藏軍隊伍中。

　　3月31日，當曲米辛果藏軍前線指揮官拉丁色和朗色林離開陣地接待英軍談判時，榮赫鵬悄悄地將“騎兵部署在藏營后方(圍堵)，廓爾喀軍埋伏在右邊的石坡，錫克先鋒軍由左邊準備夾擊，藏營前邊則安排馬克西姆機關槍直接相對”。

　　吉普巴和他的戰友們根本不知道，藏軍已經被團團包圍了。

　　榮赫鵬以談判為名，要求藏軍必須先捻熄火繩的引線，以示誠意，而英軍同樣會把子彈退出膛。

　　根據吉普巴的回憶，首先是英軍表示了“誠意”。一個英軍指揮官當場命令他的部隊將子彈退出一發。“嘩啦”一陣槍栓響，每個英軍士兵都卸下了一顆子彈。

　　善良純樸的藏軍為了實現諾言，也全部捻熄了土槍的點火繩。

　　他們根本不知道，英軍手中的槍是有彈倉的，在卸下一枚子彈的同時，另一顆子彈已經上膛，一兩秒鐘就能射出一發子彈。而藏軍手中的火繩槍，要先從槍口裝進火藥，繼而是彈丸，最后槍膛后部的引信，最好的槍手，每分鐘也只能發射兩三發。這還需要一個前提，就是手中必須有點燃狀態的火繩。

　　槍聲響成一片。自然是英軍手中的槍在響。正在等待談判的藏軍，等來的是一次沒有任何還手余地的屠殺。幾分鐘之內，大片的草場被藏人的鮮血染紅了。

　　英軍談判代表也趁機向藏軍談判代表開槍，拉丁色代本、班禪代表康奴、如本康薩及三大寺的一名談判代表被當場打死。

　　吉普巴記得，站在遠處的拉丁色的仆人占堆見到主人中彈倒地，大吼一聲：“我們的人被殺了!”他拔刀躍起，當場殺死了十幾個英軍官兵之后，自己也英勇犧牲了。

　　榮赫鵬在日記中炫耀：“數分鐘后，我方來復槍與大炮將彼等烏合之眾，掃射無余，……平原遍處皆是藏人尸首。”

　　他在給其父親的信中說：“……和屠殺牲畜沒有兩樣，這些可憐的家伙被圍在離我們的槍支僅數碼的地方。”

　　而22歲的機關槍兵指揮官哈多中尉當晚寫給其雙親的信中說：“這場屠殺太令人惡心了。盡管將軍命令盡可能擴大戰果，我還是停止了射擊，那場面太悲慘了。”

　　麥克唐納準將在其戰報中記錄：“攻擊開始后，僅有數名藏人持劍相迎……西藏方面估計有2000多人參戰，628人陣亡，陣亡者中包括拉薩的拉丁色代本，日喀則和南姆協林(朗色林等)將軍和兩名僧官，帕里的官員……”

　　二戰時曾任英國首相的丘吉爾，當時還在英國憲兵團服役。當他看到這樣的戰況報告后說：“這必然是一個邪惡的預兆。”

　　吉普巴倒在尸體群中裝死，躲過了大屠殺。等到天黑以后，他在幸存藏族士兵的攙扶下到附近包扎傷口，并快速派信差，將曲米辛果大屠殺的情況報告了藏政府。

　　此時，英軍又乘機攻占古魯，并追殺藏軍數百人。據統計，曲米辛果大屠殺中，藏軍共有1400多人犧牲，僅有380人逃出。

　　曲米辛果在藏語里的意思，是“土地盡頭的泉水”。當地流傳著一個傳說：英軍離開時并沒有掩埋藏軍的遺體，而是把他們拋在了旁邊一眼最深的泉水中。幾百具藏軍尸體流出的熱血，融化了尚未解凍的泉水，匯成一條血河，流向雪山腳下的湖泊。

　　從此，曲米辛果被藏民稱為“血泉”。

　　然而， 殘暴的英軍并未就此止步，他們的下一個目標是通往拉薩的必經之地——江孜。

　　幾次成功的“突襲”

　　曲米辛果大屠殺后，英軍繼續向江孜移動。他們感到了一種無形的壓力——來自被曲米辛果大屠殺激怒的藏民。

　　英軍從多慶湖和嘎拉湖之間的谷地進入康馬，沿途遇到一撥撥藏民自動組織起來攔擊他們的軍火和糧食，破壞交通，用長刀、梭鏢、棍棒協同藏軍對英軍進行游擊式的阻擊。

　　l904年4月9日，藏軍得到消息，英軍已開始向雜昌推進。

　　雜昌是通往江孜的必經之路，這里有一條約1公里長的峽谷，懸崖峭壁、深澗激流。藏軍在這一帶集中了4000多兵力，決心利用這一天然屏障阻止英軍的進一步入侵。

　　4月9日午時，在峽谷里隱蔽了多日的藏軍，終于等來了英軍先頭部隊的30余騎兵。藏軍所處地形優越，土槍、土炮、滾木和飛蝗石子，一齊向英軍打去，即刻，英軍進入峽谷的先頭部隊全數被殲。

　　山谷外的英軍用重炮轟擊峽谷兩側的山頭和山坡，步兵在大炮掩護下，從山后和兩側奪取藏軍陣地。頑強的藏軍與英軍奮戰達6個小時之久，打死打傷敵人280余人。藏軍共傷亡150余人。

　　雜昌谷地之戰使英軍對藏軍不得不另眼相看。一個名叫康特萊的侵略者在其所寫的《拉薩真面目》一書中說：

　　在康馬，幾十個人會奮起進攻比他們強大得多使他們的斗爭成為絕望的敵人。拼死命地戰斗到最后一個人倒下去。一小部分農民就為保衛一個村莊全體戰死，像古羅馬的愛國者一樣。

　　但是，裝備先進、兵力充足的英軍還是在4月10日攻下雜昌藏軍防線后抵達了江孜城外。

　　英軍抵達江孜不到1個月，藏軍就有10000多人聚集到江孜、日喀則及拉薩到江孜的大道上，準備誓死保衛江孜。

　　其間，藏軍組織了幾次精彩的突襲。

　　5月3日，在夜色的掩護下，1000余藏軍襲擊了英軍扎營的帕拉村，幾乎全殲敵人，榮赫鵬也險些喪命。

　　據說當時流傳著這樣一首民歌：“山雞逃回山上，洋人跳入河中;驍勇善戰藏軍，洋人剁成兩半。”

　　6月13日，又有2300多名英軍及8門大炮向江孜增援，他們在6月25日抵達康馬宗的乃寧寺。乃寧寺位于江孜以南20公里處，是英軍運輸線上的一個重要據點。

　　為截斷敵人后方補給線，藏軍組織起昌都民兵300余人、塔貢精壯僧俗民兵500名，在乃寧寺周圍筑起了防御工事。

　　經過一段時間的交戰，藏軍深知，補給不能完全保障的英軍一定會搶劫牛羊，便組織精干隊伍反穿羊皮襖，偽裝在羊群中，待英軍下馬抓羊時，這些矯健的藏兵便一躍而起，用大刀砍死英軍，最厲害的藏兵一人就砍死二十多個敵人。

　　6月下旬的一天，英軍從薩布崗和江洛兩地出動大批步、騎兵，從南北兩面猛烈進攻乃寧寺，占領了寺院，并在寺院的庭院中支起營帳駐扎下來。

　　藏軍得知這一消息后，經過詳細謀劃，在一天晚上包圍了乃寧寺，又一次成功偷襲了英軍。這次偷襲中，英軍死傷慘重，在當地藏民的詩歌中，乃寧寺庭院變成了“血的湖泊”。

　　這樣的阻擊一路不斷，藏軍像飛蛾撲火般一次一次地抵抗，仍然無法阻止英軍向江孜城宗山城堡一寸一寸靠近。

　　戰火一直燒到了進入江孜的最后一道關口——紫金寺。

　　6月28日早晨，藏軍為了保護寺院進行了艱苦的激戰，幾十名英軍士兵被殺。

　　榮赫鵬得知消息后，氣急敗壞地下令開炮。寺內40多米高的佛經大殿和近60個佛殿全部坍塌，僧人全部戰死。寺內的文物有高達4米、小至14厘米的銅制鍍金佛像1000多尊;唐卡、緞繡佛像、金粉書寫的《大藏經》等文物，都被英軍洗劫一空。之后，他們又放火燒毀了紫金寺。

　　英軍對江孜周圍寺廟里的文物進行了瘋狂的掠奪，根據榮赫鵬戰后的回憶，“用400頭騾子才能運走，里面包括罕見的宗教經典、神像，還有很多器皿”。

　　但是，西藏軍民正面的抗爭和不間斷的突襲，也使英軍陷入草木皆兵的恐懼之中。

　　攻占紫金寺后，英軍立即從東、南、西北三面包圍了江孜，切斷了江孜通向拉薩、日喀則的道路，并切斷了江孜宗山的水源，準備集中兵力進攻市區。

　　江孜的夏季就要到來了，擺脫了嚴寒困擾的英軍逐漸適應了高原氣候，英軍的火炮，此時已經瞄準了江孜的政府所在地——宗山城堡。

　　保衛江孜宗山

　　在1904年的夏季，江孜宗山，成為了阻止英軍進軍拉薩的最后一道防線。

　　7月1日，十三世達賴喇嘛派噶倫宇拓、仲譯欽波和三大寺代表，到江孜與榮赫鵬會談。

　　榮赫鵬提出限藏軍在7月5日撤出江孜。西藏方面自然不能接受。英軍遂于7月5日上午開始向江孜城區發起總攻。

　　為了保衛江孜宗山，藏軍除了把原有部隊重新組織恢復起來以外，又專門組織了“決死隊”，每個隊員左肩佩戴半紅半綠的證章。

　　這些人在深夜潛入江孜城中，動員江孜全民以及城里的藏軍，在宗山及城里的主要街道修筑工事，從白居寺可直通宗山，藏軍還在宗山上架設了炮臺。

　　藏軍的防御計劃并沒有擋住英軍，但讓他們付出極大代價才拿下宗山周圍12個藏軍據點。

　　面對宗山城堡堅固的防御工事，榮赫鵬又從印度調來4000多名援軍、8門大炮以及大量的穿甲炮彈。

　　最初，在宗山城堡上藏軍猛烈的反擊下，英軍死傷慘重，雖然有優勢的裝備，卻無法靠近宗山城堡。

　　榮赫鵬回憶，藏族軍民的火力“同突然降臨的風暴……將軍和他的參謀人員多次險些喪命……宗堡上的每一座建筑的輪廓似乎也讓火舌勾畫出來了。”

　　江孜分工委政策研究室的謝廣廷在上世紀50年代走訪老人時，曾聽江孜83歲的偉堆旺雄和68歲的奔巴次仁兩位老人說，扎西林巴代本率部堅守宗山，英軍進攻時，藏軍和民兵用火藥槍、飛石和石塊還擊英軍;山上的存水喝干了，他們就在晚上將人用繩子從幾十米高的懸崖上吊下來取山下的一坑污水喝，最后污水也喝干了，就喝自己的尿。在這種情況下，藏軍和民兵始終沒有一人動搖。

　　1904年7月5日至7月6日，英軍步兵在炮火支援下發起7次攻擊，都被藏軍猛烈的火力擊潰，英軍主力遭到重創。遺憾的是，宗山東南藏軍最重要的火力點被英軍炮火摧毀了。

　　到7月7日，經過3天抵抗，守衛藏軍彈盡糧絕。當地百姓背著給養往城堡里運，英兵發現后，竟開始向百姓開槍。

　　白居寺僧人通過宗山背面的懸崖給藏軍送去彈藥。然而，這條惟一的給養線，很快也被英軍用機槍封鎖。

　　在這最緊要關頭，一名藏兵不慎引爆了宗山的彈藥庫，造成了自傷及炸藥的重大損耗。彈藥庫爆炸后，山上的槍響也逐漸減少， 英軍趁機使用大口徑的火炮，以優勢火力轟開江孜宗城堡的一個缺口，隨后，大批英軍沖進了城堡中。

　　藏軍和民兵以刀、矛、棍棒等與英軍展開白刃搏斗，但終因傷亡過重，一路從北面沖出，一路從西南方向的懸崖上用繩子吊下，突出英軍的重圍，轉移到白居寺繼續戰斗。一部分來不及突圍的戰士，就和敵人徒手搏斗。

　　那日，江孜宗山最終失陷，抗擊到最后的500多名藏兵，全部跳崖犧牲。

　　英軍用洋槍洋炮攻取以土槍、土炮、木棍、石塊據守江孜城堡的藏軍，竟花了整整3個月時間，藏軍的英勇和頑強，是他們沒有料到的。

　　江孜被攻陷后，由于前線藏軍大多戰死，西藏政府已失去抵抗力量。

　　1904年8月3日，英軍占領了拉薩。

　　此時，十三世達賴正在逃往北京的路上，拉薩百姓則平靜地等待著災難到來。

　　無效的《拉薩條約》

　　8月3日，英隨軍記者坎德勒在發給倫敦的電報中寫道：“西藏人在歡迎我們。”

　　其實他錯了，藏人無奈地站在路邊向英軍吐唾沫及拍手，是藏族習俗中對見到惡事的一種表達。

　　9月7日，英軍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簽訂了《拉薩條約》。

　　這一天，在布達拉宮前后布滿英軍大炮，簽約的大殿里則站滿全副武裝的英國士兵。

　　這個英國人單方制定的條約規定：西藏一切對外交往都必須經英政府批準;在中印邊境的噶大克建立商埠;增開第二處商埠江孜。條約還規定西藏賠付英軍進藏所花費的750萬盧比(后來新任英印總督俺土爾將賠款減為17萬英鎊，合250萬印度盧比)，限75年內繳清。

　　《拉薩條約》簽訂后不久，榮赫鵬就匆匆忙忙地帶著英軍撤出了拉薩。實際上，他在進入拉薩后不久，就明白“勝利”其實是把自己帶入了險地。

　　拉薩東面仍有數千藏軍活動，拉薩近郊的寺廟僧眾還有武裝，拉薩市民對英軍的敵意與日俱增，不賣糧食和貨物給英軍，甚至有僧人只身闖入英軍駐地，刺殺英軍軍官。

　　帶著一份《拉薩條約》回去，在榮赫鵬看來似乎已經是足夠炫耀的勝利果實了。結果，他人還沒離開拉薩呢，就得到消息，清政府已經對英國聲明，不接受《拉薩條約》，所有條款應由清朝和英國商議后，才能審核。

　　在簽訂《拉薩條約》的過程中，清政府駐藏大臣有泰是在場的。有泰軟弱無能，昏庸誤國，甚至幫著榮赫鵬壓服西藏官員簽約。他本來也要在條約上簽字，但被手下人攔阻，只是和榮赫鵬交換了個照會，說明條約中所說的非經英國同意不得在西藏享有權利的“任何外國”，不包括中國在內。

　　即便已經簽過無數不平等條約，清政府在獲知了這樣完全視中國主權為無物的《拉薩條約》后也不能接受，當即電令有泰不得簽字。

　　榮赫鵬離開拉薩之前，還賊心不死地“忽悠”有泰和他一起去亞東，到那里簽字畫押。這時有泰已經得到了朝廷電令，沒有同意。

　　西藏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有關西藏的國際條約，不經過中國的中央政府同意和簽署，自然是不合法和無效的。第二年，經中英雙方磋商，清政府和英國簽訂了《北京條約》。該條約規定英國無權干涉西藏內政，除清中央政府外，任何國家都沒有在西藏修筑火車鐵路、公路，架設通訊設施、開采礦山等權力。算是保住了中國對西藏的主權。不過，江孜開埠的要求答應下來，賠款也還是要賠，只是賠款方不是西藏，而是清政府。

　　看上去，英國政府在西藏問題上并沒有得寸進尺，相對于《拉薩條約》還做出了讓步。這個變化不太像“日不落帝國”當時的慣常做法。在這里有必要說明一下的是，入侵西藏一事其實是寇松和榮赫鵬這樣的殖民地官員一手導演的，英國國內對此本就有爭議。1904年恰好英國內閣更迭，新內閣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應對德國的挑戰上。而《拉薩條約》簽訂后，被觸及了利益的俄、法兩國當即表示反對，英國需要拉攏這兩個盟友，隨即在《北京條約》上做了個“人情”。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英國對西藏就此打消了野心。恰恰相反，直到二戰之前，英國對西藏始終有著特別關注，遺留至今的很多歷史問題都有英國的身影。比如在《北京條約》簽訂幾年后，英國就炮制出了一個麥克馬洪線。

　　而導演了英軍第二次入侵西藏的寇松和榮赫鵬，并沒有因這場戰爭的“勝利”得到什么獎賞，更多的是譴責。即便是英國國內的輿論，也將矛頭指向他們：“導致3000名西藏人死亡，所得到的戰果是救出兩名密探。”“政府最大的不滿莫過于他不該將一個小型的外交任務，擴大為軍事入侵。”

　　在入侵西藏一年之后，寇松不得不在一片非難聲中辭去英印總督一職。榮赫鵬則被任命為并無實權的克什米爾省常駐官員。

　　110年過去了，那場戰爭的血跡早已被雪域高原的冰雪覆蓋，而江孜宗山城堡上高高聳立的抗英紀念碑卻時刻提醒著前來參觀的人們：莫忘屈辱，守望和平。

　　(感謝李國柱對本文的幫助，文中部分內容參考《西藏江孜：1904年抗英斗爭的歷史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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