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4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發梁柱先生的訪談錄《歷史虛無主義“重寫歷史”有何訴求?》。梁先生對時下歷史虛無主義思潮的表現形式及其危害談了自己的看法，在談到當前“翻案”、“重評”之風大行其道等問題時，點到了蔣介石日記的有關研究。6月23日，《經濟觀察報》刊登楊天石的《我為何成了歷史虛無主義的代表》，認為梁柱前文將其視作了當前“翻案”、“重評”之風的典型和“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并由此提出質疑和反批評。9月5日，梁柱在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再談蔣介石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答楊天石研究員》一文，回應了楊天石的有關質疑。本期“爭鳴”版同時刊登楊天石和梁柱兩位先生的討論文章，作為中國社會科學報有關這一討論的階段性總結。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學界朋友在這個平臺就當前重大學術、理論和現實問題，展開平心靜氣的、富于學理性的討論和爭鳴，從而在切磋砥礪中深化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和認識。

　　梁柱：奉勸走出歷史虛無主義的研究誤區—— 再答楊天石先生

　　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于能夠幫助人們探究歷史的真實，獲得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楊先生對蔣介石的研究，往往是用表面現象的羅列，掩蓋事物的本質，這就必然影響結論的正確性。

　　楊天石先生的《“修辭立其誠”，批判要有根據——再答梁柱教授》一文(以下簡稱“楊文”)，使我想起2012年8月15日《中華讀書報》對汪榮祖教授的訪談錄《我對蔣介石維持原判》。

　　從汪榮祖教授的一篇訪談錄談起

　　汪榮祖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我國臺灣學者，曾與李敖合著《蔣介石評傳》。2012年8月訪問大陸，《中華讀書報》記者采訪他時（編者注：采訪原文請參見文章末尾附文），涉及對蔣介石的評價和對楊天石研究的看法，現摘錄幾段：

　　讀書報：您對蔣始終持批評態度。這些年隨著胡佛研究院蔣的檔案的解密，蔣介石的形象逐漸得到修正。您對此怎么看?您對蔣介石的評價有所改變嗎?

　　汪榮祖：這次來大陸，我發現年輕人對蔣介石挺有好感的。蔣的好處在哪里?我在《蔣介石評傳》序里也講到過——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蔣的長處或優點，但幾乎找不到。唯一的一個長處，是領導抗戰勝利。然而，抗戰時他幾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協。楊天石說，沒有蔣讓張學良不抵抗這回事情，是張學良自己說的，不是蔣不抵抗。可是當時蔣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為他想消滅共產黨，有了這個既定政策，張學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說蔣介石真的要抵抗，張學良不抵抗，這不是違抗軍令嗎?

　　我對蔣的評價不會改變。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能夠駁倒我們當年對蔣的評價。

　　讀書報：大陸的楊天石先生近年來對蔣介石的日記進行解讀，反響很大。您如何評價蔣日記的價值?汪榮祖：蔣介石日記的價值在于，你可以根據它來了解這個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記牽著鼻子走，因為日記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最緊要的是，沒有人懷疑他的日記是假的。其實，我和楊天石很熟，他到我家里來過，他到美國是我給他申請的。我覺得他有點被日記牽著鼻子走。為此，前兩年我還跟他打過筆仗。他認為蔣介石曾經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我說沒這回事情。他說在日記里看到宋子文拿了3萬塊美金去德國活動，但全無下文。就像若有人在日記里說準備若干錢要去月球，你能說他登上了月球了嗎?

　　讀了這些文字，感慨良多。一是汪教授在大陸感受到“年輕人對蔣介石挺有好感的”，這有楊先生的“一大功勞”。楊文有一點說得很對：“梁柱教授對我的蔣介石研究已批判多年。”是的，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養成的職業責任心，使我不能無視一些失當的、錯誤的觀點誤導青年。我的《再談蔣介石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答楊天石研究員》發表后，一位大學老師告訴我，他們即把雙方文章印發給研究生閱讀、辨析，因為楊的觀點影響和扭曲了一些學生對中國革命歷史的看法。

　　我私下思忖：對楊先生的觀點持不同意見的決不會只我一人，也許他會當面聽到讀者和聽眾的質疑。但這都不能喚起一個學者應有的良知和反思，這是極為遺憾的;汪教授對楊先生研究的看法是“被日記牽著鼻子走”。這確是中肯的批評，一語中的。汪教授長期在美國等地任教，尚能有這樣深入正確的看法，而中國大陸的楊先生卻偏執自己的迷誤，這值得當事者長而思之。

　　楊文辯護漏洞太大，難以周全

　　現就楊文提出的問題，擇其要者作如下答復和商榷。

　　其一，楊先生將我引用材料失誤問題，升格為作假、篡改;所謂作假、篡改者，就是主觀動機不良也。這種不良的動機，只能解釋為蓄意陷害蔣介石。這真是奇怪透頂!楊先生一再強調“死后”和“二十年后”公布日記有很大的不同，這次終于說出了不同的理由，他說：“生前不準備公布，至少可以說明，蔣介石生前沒有利用其日記進行自我宣傳、欺騙社會的打算，對于考核其可信度，不是關系不大，而是很大。”我深信這是實話，但這恰恰反映了其研究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

　　這要從事情的原委說起。1926年3月20日，蔣介石制造了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中山艦事件，部分實現了他的陰謀，但正如周恩來所說，他這時羽毛尚未豐滿，還想“叫我們幫助他，叫蘇聯幫助他”，所以他又演了一出自請處分的丑劇。除了裝作認罪悔過的姿態，又把事變說成不得已而為之，完全推卸自己的責任。蔣介石說的“死后”看我的日記，就是指的這件事，其用心是十分明顯的。現在經過楊先生的解讀，不但還了蔣介石的“清白”，還表現了他的“偉大人格”。歷史被顛倒到如此地步，難道還不是歷史虛無主義嗎?歷史虛無主義有一個特點，就是有所虛無，有所不虛無;虛無的是革命的歷史，不虛無的是蔣介石這樣的歷史人物。這正是楊先生的蔣介石研究的要害所在。

　　其二，楊文通篇毫無自我批評之意，而辯解的手法實在讓人無法恭維。除了指責筆者斷章取義、隨意曲解之外，或是避實就虛，顧左右而言他;或是諉過別人，一推了之，如他說“從來不曾提出過‘蔣介石是中國救星還是人民公敵’之類非此即彼的問題……如今個別記者、編者，為了吸引讀者眼球，常常會擬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標題……”這確是對他一篇采訪報道的標題，發表在《文史參考》上，像這樣的采訪報道稿，一般都會通過被采訪者過目和同意的;即使沒有通過，經過這么長時間(發表于2011年)，對自己不同意的原則問題都沒有提出意見和申明，現在卻把責任都推到記者、編者身上。我想相關記者、編者如果看到楊先生這個言論，也會感到心寒和齒冷。

　　楊文為了說明蔣介石是“中國救星”、“世界救星”，特別舉了兩個實例，其實筆者還可以為其補充一個例子：解放戰爭時期我們主動退出延安后，國民黨把延安地區的一位勞模弄到南京，也說了類似的話。問題在于，能不能用這樣一些所謂的根據，得出一個普遍結論：“很長一段歷史時期里，國民黨稱蔣介石為中國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作者顯然忘記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反蔣、倒蔣力量時有表現，蔣介石更是消滅異己的一把好手。置這樣基本的歷史事實于不顧，而下這樣的結論，這是楊先生過于愛惜蔣介石，決心“抱持正面評價”而導致的。問題更在于：楊先生要用這個說法來洗刷加在蔣介石身上的“民族敗類”、“千古罪人”的罪名，筆者也認為今天不必再用這種籠統的貶義詞，但按楊先生“非此即彼”的說法，這種洗刷之后，不就是要說明他是“中國救星”、“世界救星”嗎?

　　其三，楊文提出“國民黨的階級屬性可以討論、研究”，這從原則上說沒錯，研究沒有禁區，但他為此提出的兩點辯護，都是值得商榷的。第一，討論問題偷換了概念。筆者是批評楊先生認為過去對中國近代史解釋的特征可稱之為“土匪史觀”，“在這種‘土匪史觀’基礎上所產生的一些基本結論怎么能站得住腳呢?比如，我們曾經稱國民黨為‘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這種史觀導致出很多荒唐、謬誤的觀點。”從而否定了中國革命的一個最基本的結論。大概楊先生也覺得自己的觀點太露骨、太荒唐了，因而在“可以討論、研究”的名義下，提出“國民黨圍攻蘇區，代表誰的利益?難道僅僅代表‘大地主’，而與中小地主階級無涉?”

　　我們說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是根據國民黨的內外政策及其社會后果而對蔣介石政權性質作出的科學判斷，現在楊先生提出如此幼稚的問題，就超出了常識范圍。

　　第二，楊先生說：“自1937年起，即進行抗日戰爭，難道不是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而是代表‘大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利益?” 我們知道，近代中國是一個多帝國主義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不同的軍閥集團往往都有不同的外國背景，當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企圖獨占中國的時候，這不能不引起同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這種情況就會影響到國內政治格局的變化;而且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不但使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問題，而且對統治階級也構成重大威脅，在這種情況下，英美派的大資產階級就有可能參加抗日統一戰線。這種符合國際和國內情況的正確理論分析，就為我們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也為我們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提供了依據。

　　國民黨參加抗戰并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應當得到肯定的。但是，蔣介石在抗日戰爭中始終不敢實行廣泛發動人民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并且在抗戰中后期愈來愈明顯地表現出妥協、分裂、倒退的傾向，這就表現出大資產階級在民族戰爭中的局限性。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無視或不懂這樣基本的理論，是很不應該的。楊先生提出上面不成體統的理由，來掩蓋自己說過的話，這就不是什么可以討論的學術問題了。連自己說過的話都不敢面對，都要加以否認，這還有什么“修辭立其誠”可言呢?!

　　在楊文中像這樣的漏洞還有一些，或者說屬于他的自我辯解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舉。

　　筆者在《再談蔣介石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答楊天石研究員》一文中特別引用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劉大年的一段話，規勸楊先生對照一下自己的研究方法和觀點，這樣做是大有裨益的。遺憾的是他回避了。劉大年指出英國《季刊》上刊載的一篇文章對蔣介石評價的錯誤在于離開了階級分析方法，這也正是這位中國學者研究蔣介石的問題所在。

　　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于能夠幫助人們探究歷史的真實，獲得對歷史發展的規律性認識。楊先生對蔣介石的研究，往往是用表面現象的羅列，掩蓋事物的本質，這就必然影響結論的正確性。楊先生因讀蔣介石日記而引發“重寫中國近代史”的豪情。恕我直言，“先生之志大矣，先生的方法不對”。就我看到他的有關蔣介石的文論和這兩篇對我的答文，深感其作為一個史學工作者應有的理論素養、嚴謹科學的研究態度和對社會高度的責任心，也就是中國史學傳統所提倡的史識、史德，還很欠缺。

　　(作者為梁柱 單位：北京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楊天石：“修辭立其誠”，批判要有根據——再答梁柱教授

　　如何克服“內戰時期的情緒”，正確、全面地敘述既往的國共關系，做出是非、善惡、正誤的判斷，在既繼承，又創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近代史解釋體系，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任務。

　　梁柱教授對我的蔣介石研究已批判多年。除了今年4月23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刊發的訪談錄《歷史虛無主義“重寫歷史”有何訴求?》外，9月5日，梁教授再次在該報發文，題為《再談蔣介石研究中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以下簡稱《再談》)。該文作了一點自我批評，但所表現出來的學風和文風上的毛病則較前更為嚴重。

　　不是偶然“誤記”

　　拙文《我為何成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經濟觀察報》6月23日)指出梁教授引用假材料后，梁教授在《再談》中，解釋為偶然“誤記”，是在“同記者交談時”，“腦子里閃過”那段話，“把‘死后’誤記為‘二十年后’”。梁教授的這一解釋與事實不符。資料表明，梁教授是一誤再誤，多次靠假材料立論。

　　《烏有之鄉網刊》所登梁教授的講稿稱：蔣介石在中山艦事件的時候，人家攻他，他沒有辦法了，他自己就說，你們二十年后看我的日記就好了，他沒話了，表示他的日記是給人家看的。

　　這一段話，人稱代詞很混亂，“人家攻他”等語中的“他”，指蔣介石。“他沒話了”一語中的“他”，指的則是敝人。因為1926年蔣介石演講時，不會有人向他提出日記寫給誰看這一類問題，“他沒話了”云云，只能是指我。梁教授意在說明，當有人以蔣介石的“二十年后”等語向我質詢時，我無言以對，“沒話了”，只好承認“他的日記是給人家看的”。這就奇了，何曾有人向我提出過上述質詢，我又何曾有過上述回答?

　　《再談》中，梁教授雖承認自己“誤記”，但認為關系不大，都說明蔣介石日記“是給別人看的”。然而，生前不準備公布，至少可以說明，蔣介石生前沒有利用其日記進行自我宣傳、欺騙社會的打算，對于考核其可信度，不是關系不大，而是很大。

　　似是而非的片言碎語不代表我的總體指導思想

　　梁教授批評我：“不是采取全面的、客觀的研究態度，而是對蔣介石‘抱持正面的評價’，且要以超過中國臺灣方面的評價為志趣。”接著，他譴責道：“在中國革命勝利60多年后，一個新中國培養的學者作出這種志趣的選擇，真是匪夷所思!”

　　我一向認為，蔣介石有功有過，既有大功，又有大過，從未簡單主張對其“抱持正面的評價”。通過網絡檢索，發現此說出自我國臺灣《旺報》記者對我的采訪。原文大意為：民進黨讓蔣介石“從神變成鬼”，“把蔣介石打成負面評價”，“我個人對蔣介石是抱持正面的評價”。可以看出，敝意在于批判“臺獨”勢力，但記者所寫、梁文所引都并非我的原意與原話。此前，我曾提請梁教授以敝人正式出版的“專著或論文”為準，但梁教授不顧，從這種既不準確，又難稱通順的文句中截取短語，脫離語境，任意發揮，視為我研究蔣介石的總體指導思想，《再談》中三次引用，大加指責。這種做法，恐怕不能認為正當。至于梁教授批評我“以超過中國臺灣方面的評價為志趣”，更是無中生有。“志趣”，屬于內心想法，梁教授何以得知?我在何處表述過這樣的“志趣”?

　　梁文還批評我把蔣介石描述成領導北伐、抗戰的“神勇統帥”。其實，我的所有著作都從未出現過“神勇統帥”四字，也從無此意，相反，倒是詳細敘述了北伐時蔣介石進攻武漢、南昌失利，抗戰時指揮淞滬戰役失利等事實，梁教授是否沒有讀到?

　　“救星”問題其來有自

　　《再談》中，梁教授批評我時常提出蔣介石“是中國救星還是人民公敵”一類問題，批評我提到，國民黨曾稱蔣介石為“中國的救星”，甚至是“世界的救星”，自稱：“孤陋寡聞……從來沒有聽說過有這樣的說法……那這究竟是誰人杜撰出來的?為什么要這樣杜撰?為什么會如此下作?”梁教授“沒有聽說過”，可以理解。他本應去查查國民黨的文獻，然而，他并不去查，就嚴詞指責，似乎是在暗示，“杜撰”者是敝人。文章后面，梁教授就直接點明：“可見他致力于正面評價蔣介石，也就是為了他心目中的‘中國的救星’。”

　　拙著從來不曾提出過“蔣介石是中國救星還是人民公敵”之類非此即彼的問題。梁教授的印象應得之于網絡。如今個別記者、編者，為了吸引讀者眼球，常常會擬出一些扭曲原意的標題，或擅自改動文意，其下者甚至盜用敝人名義發表作品。此類情況，敬請鑒別。

　　歷史上是否有人稱道蔣介石是“中國救星”、“世界救星”呢?有。隨手舉兩個例子。

　　1.圖片及說明：“(蔣介石抗戰)勝利后巡視山東，在濟南接受當地父老呈獻‘民族救星’錦旗。”(《總統蔣公哀思錄》第3編，第126頁，未署出版人)

　　2.張齡作詞，李中和作曲《蔣公紀念歌》：“總統，蔣公，您是人類的救星，您是世界的偉人。”(360百科詞條)

　　上述資料，可以證明“救星”之說，并非我的“杜撰”。

　　我為什么要引用“中國救星”、“世界救星”之類的諛詞呢?那是為了與對蔣介石的“民族敗類”、“千古罪人”之類的惡評對照，意在說明對蔣介石存在兩種完全對立的評價，或神化、美化，或鬼化、丑化，從而說明科學地、公正地、實事求是地“找尋真實的蔣介石”之必要。我在引用上述詞語時，不僅說明出自國民黨一方，而且特別說明，“這是一種極端的吹捧”。

　　誰在斷章取義

　　梁文批評我在論述九一八事變時，“根本回避了蔣介石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惡果，卻引證蔣介石日記中罵日本人的一些話，然后大加贊美：‘蔣介石愛惜‘民族人格’，準備與倭寇決一死戰，并預留遺囑，其抗戰決心可以說是壯烈的。’”“僅僅根據日記中的一些空話，不問實際情況，就可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和贊美，真是活見鬼。”

　　請檢核拙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其抗戰決心可以說是壯烈的”這句話之后，緊接著還有一句，“但又是軟弱無力的”，這是關鍵的一句，表明我對蔣介石的“壯烈”表態，持保留、批評的態度，并未全盤肯定，然而，梁教授卻加以舍棄。為何?因為有了這句話，梁文批評我對蔣介石“大加贊美”的觀點就失去依據了。

　　我一向認為，九一八事變后，蔣介石對日本妥協、退讓，對其持批評態度，但是，我也持分析態度。上引拙著指出：“就其總體來說，這一時期，蔣介石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對日外交仍以妥協和退讓為特征。蔣介石實行這一政策，有其錯誤的、應予批評、譴責的方面，也有弱國面對強國時的無奈與不得已。”關于“不抵抗主義”，拙著指出是“絕對錯誤的”。關于“攘外必先安內”，拙著指出是一項“錯誤政策”，給予嚴厲批判。關于蔣介石的東北政策，拙著《找尋真實的蔣介石》從抗日戰爭的長時段中，對其作全面考察，較之梁教授考察的時段長得多。我對蔣介石“忍辱哲學”的敘述，本有嘲諷意味，但梁教授卻視為“正面贊美”。

　　深文周納 隨意曲解

　　《再談》批判我，“完全按照蔣介石的日記，把反革命的‘剿共’戰爭描述成了為抗日做準備的愛國舉動”，“完全顛倒了歷史，否定了人民革命的正義性”。

　　我多次指出，1927年至1937年的清黨剿共，1946年至1949年的反共內戰，是蔣介石一生的兩大過錯，何曾有過片言只字的肯定、贊美之言!我也曾指出，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一面堅持對蘇區和紅軍的“圍剿”，一面則進行抗日準備，例如恢復對蘇邦交，尋找盟國;制訂國防計劃，修建國防工事;向國外訂購軍火、石油;尋覓遷都地點和長期抗日根據地，等等。追剿紅軍期間，蔣介石進入云南、貴州、四川等地，發現這一帶地處內陸，遠離海口，山川險阻，決定以這一地區，特別是四川省作為抗日根據地。但是，蔣介石企圖給日本造成錯覺：國民政府仍在全力剿共，并未進行對日作戰準備。其日記稱：“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加注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所謂“大戰”、“準備”，均指對日戰爭。拙著并未認為蔣介石的“剿共”是假“剿共”，更未認為其“剿共”是“愛國舉動”。

　　在經過如此這般的分析后，梁文說，按照楊天石“對歷史的顛倒”，“蔣介石成了民族大義的維護者，革命根據地成了蔣介石實現抗日的障礙物，那么紅軍戰士不就成為蔣介石所說的‘匪’了嗎?”他進而斥責我，“躋身于國家最高研究機構并享受了最高學術榮譽稱號”，“偏要這樣來描述我們革命的歷史”。“人孰無情，君心何忍;蒼穹茫茫，先烈何堪!”

　　讀至此，我大為驚愕，只想勸梁教授冷靜，把別人的書讀懂了再批判。須知，批判文章的力量在于堅實可靠的史料、剴切透徹的論述、嚴謹縝密的邏輯，而不在于煽情，更不在于對原文的曲解、引申。

　　國民黨的階級屬性可以討論、研究

　　《再談》中，梁教授引用2007年《南方周末》記者對我的訪談。其中，我對國民黨是“大地主、大買辦、大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一說提出質疑。

　　有關說法流傳很廣，然而，國民黨是“百年老店”，各個時期表現不同，有關說法并不嚴密、準確，此前學界對此已有過討論。例如，第一，20世紀中共在“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自然代表貧苦農民利益，國民黨圍攻蘇區，代表誰的利益?難道僅僅代表“大地主”，而與中小地主階級無涉?第二，1927年，國民黨在南京執政后，對外雖仍軟弱、妥協，但實行關稅自主，力圖廢除治外法權和不平等條約，自1937年起，即進行抗日戰爭，難道不是代表中華民族的利益，而是代表“大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有的學者，為了維護“大買辦”之說，竟荒謬地聲稱國民黨是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是聽了主子的話才抗戰的。這種說法，對當年的國民黨抗日領導人和保土衛國、血灑疆場的廣大將士，是否公平、恰當?

　　《再談》中，梁教授問我：“如果籠統地說蔣介石有領導抗戰并直至勝利這樣顯赫的歷史功績，那怎么解釋三年后被人民革命戰爭打得落花流水，眾叛親離?怎么解釋人民解放戰爭的歷史正義性和蔣介石政權走向滅亡的歷史必然性?”其實，敝人早就分析過多次。其原因在于：國民黨丟掉了農民;丟掉了民族資產階級;大打內戰，經濟惡化，丟掉了全民;貪污腐敗;堅持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等等。這些說法，歡迎梁教授批評。

　　請梁教授反求諸己

　　梁文最后，勸我“少一點浮躁，多一點反思”，很感謝。但是，我想請問梁教授，沒有認真閱讀、考訂蔣介石日記，僅僅根據一條“誤記”的史料，就全盤否定其53年日記的史料價值，是否“浮躁”?

　　誠，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修辭立其誠”，寫批判文章，要誠實，有根據。《再談》一文，無中生有，斷章取義，隨意曲解，是否有違“修辭立其誠”之義?

　　梁教授承認，蔣介石“在某個歷史時期做了有益的事情”，可以給予“應有的肯定”。我很想知道，梁教授做了哪些“應有的肯定”?拙書是多卷本，已出三卷，尚在繼續寫作中，到目前為止，其實只是選擇蔣介石的生平大事，利用其日記作為參考資料之一，結合大量其他文獻、檔案，敘述蔣介石做過的部分“有益的事情”，也初步分析其局限、過錯和失去大陸，為中共所取代的原因。梁教授如果有意推進學術研究，不妨就拙書所述，具體指出何處不實。梁教授不此之圖，卻武斷臆造，嚴詞批判，是否有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

　　恩格斯說：“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終了的結果。”“不是自然界和人類要適合于原則，而是相反地，原則只有在其適合于自然界和歷史之時才是正確的。”多年來，我一直以之作為研究的指南，曾表示：“蔣介石一生經歷的大事很多，必須一件件、一項項，逐件逐項地加以研究，只有在這種研究做得比較深入之后，才有可能進行全面的分析和綜合，得出的結論才可能比較科學、比較準確。”我自認，這樣的研究程序、方法、思路符合恩格斯的要求。請梁教授自思，是否在讓歷史服從原則?

　　消解敵意，迎接“兩岸一家親”的新時期

　　在中國近代史上，國共兩黨兩次合作、兩次分裂，多年對峙。值得慶幸的是，內戰早已結束，彼此互罵為“匪”的年代也早已過去。兩岸的和平關系已經建立，并且正在發展。

　　自1982年廖承志致函蔣經國，引用魯迅詩“歷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之后，溫家寶總理提出“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胡錦濤總書記提出“終結兩岸對立，撫平歷史創傷”，都表現了中共“捐棄前嫌”的良好愿望。習近平總書記執政以來，進一步提出“兩岸一家親”，“兄弟同心，其利斷金”以及“兩岸復歸統一，是結束政治對立”等思想，甚至提出“兩岸同胞的心靈契合”的高難度要求。如何克服“內戰時期的情緒”(毛澤東語)，堅持真理，糾正誤偏，摒棄歪曲、蔑稱，正確、全面地敘述既往的國共關系，既還原歷史本相，評價相關人物，不回避分歧，又充分擺事實、講道理，做出是非、善惡、正誤的判斷，在既繼承，又創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近代史解釋體系(或話語體系)，這是中國近代史研究者的共同任務。不管兩岸關系還會有什么風云變幻，但“兩岸一家親”的時期總會到來。為此，歷史學要有所準備，這就要允許探索和討論。筆者多年來所做，正是為此。

　　(作者楊天石 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附文：汪榮祖：我對蔣介石“維持原判”

　　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蔣的長處或優點，但幾乎找不到。唯一的一個長處，是領導抗戰勝利。然而，抗戰時他幾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協。……我對蔣的評價不會改變。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能夠駁倒我們當年對蔣的評價。——汪榮祖

　　“我的人生經歷很簡單，研究所畢業以后一直教學到現在。”1971年,汪榮祖先生在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畢業，此后在東岸的弗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書，一教就是31年。大學所在的柏堡是一個大學城，人口不多，氣候適宜，汪榮祖很喜歡這里的環境，每天上課結束就做自己的學問，寫東西、看書，生活很悠閑。唯一的問題是資料缺乏，但這些也并非是解決不了的困難。“一方面我自己的藏書很多;另外，柏堡離美國國會圖書館開車只要4小時，借書很方便。”在這種安靜的環境當中，汪榮祖的興致很高，學術上也取得了越來越豐沛的成果。至今，他已經出版了《康章合論》、《史家陳寅恪傳》、《史學九章》、《蔣介石評傳》(與李敖合著)等16本中、英文著作。

　　令記者印象深刻的是，在這“簡單的人生經歷”背后，是一連串如雷貫耳的名字：蕭公權、錢鍾書、何炳棣、李敖……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談到了自己的家世和經歷，也談到了徐子明、蕭公權、錢鍾書等對他一生學術產生的重要影響，還談了他對胡適、蔣介石等人的研究或評價。

　　學業、學問及師友雜憶

　　讀書報：您祖籍安徽，出生在上海，后來是怎樣的機緣去了臺灣?

　　汪榮祖：這與我父親早年在上海吳淞商船學校讀書有關。這所學校于前清成立，民國時期一度中斷辦學，到民國二十多年才恢復，我父親是恢復后第一屆學生。畢業以后在船上做大副，后來一直做到船長。臺灣光復后，港口都是日本人掌控，沒有一個訓練有素的中國人。因為牽涉到國家主權，1947年我父親和其他好幾個資深船長被派往臺灣當領港。

　　讀書報：您在臺灣的求學經歷大致是怎樣的?

　　汪榮祖：“五四”以后，中國的教育制度完全西化了。從幼兒園、小學開始都講白話。像陳寅恪、錢鍾書他們那種家學式教育沒有了。可是我比較幸運。我10歲的時候，大陸很多人(大部分是軍人，也有一些知識分子)逃難到臺灣，因為父親在臺灣組織成立了安徽同鄉會，一些同鄉來尋求幫助，其中有一個叫吳博全的，因為沒有工作，就經常來我家里教我學古文和舊體詩。后來我才知道他是前清翰林許承堯的學生。

　　當時我也是稀里糊涂跟著他背古文。我現在會做詩，全是因他的教導。有了這樣一個底子，我就對文史有了興趣，高中時就已經開始讀前四史。

　　讀書報：您跟著吳博全學了多久的古文?后來和他還有來往嗎?

　　汪榮祖：大概就在我10歲、11歲那幾年吧。后來他到了臺北，而我們家在南部，彼此幾乎沒有聯系。我到臺北讀大學的時候，他已經做到了《征信新聞報》(《中國時報》前身)總編輯。后來他到了《聯合報》。我最后一次見他是從美國回來時，他當時已經是聯合報的股東。他60多歲因病過世。我蠻感念他的。

　　讀書報：臺大歷史系讀書的經歷對您后來有何影響?

　　汪榮祖：當時的臺大歷史系很不錯，集中國南北之精英，清華、北大、中央大學的都有。但后來我發現真正第一流的學者像陳寅恪、陳垣、顧頡剛等人都沒到臺灣，去的人中有清華的劉崇鋐，中央大學的沈剛伯、張貴永等。

　　讀書報：這些學者中，對您影響最深的是誰?

　　汪榮祖：大學念書期間受惠最多的還是來自中央大學的徐子明先生。他在南洋公學和陳寅恪同過學，后來留學美國。當時一個德國教授很欣賞他，請他到海德堡大學深造。民國四年他回到北大教書，傅斯年是他的學生。可是他反對新文化，反對胡適，認為他們把中國的傳統切斷了，所以一直批胡。這導致他后來在北大呆不住，到了中央大學。因為反共，后來又跑到臺灣。可是在臺灣，高校里還是清華、北大派掌權，傅斯年在臺大做了校長。他很反感，就被邊緣化了。

　　讀書報：這位徐先生的學問如何?

　　汪榮祖：相當有學問。然而學生們把他看作老古董，很少有人選他的課。他的專業是西洋史，他開的西洋史課一個學年只有我一個學生，我也不敢逃學。后來他開始教國史選讀，目的就是教文言。他說胡適搞新文化運動，學生看古文像看天書一樣，他要拯救古文。

　　讀書報：您當時跟胡適有沒有打過交道?

　　汪榮祖：胡適是我的老師吳相湘的老師，1959年，吳湘相帶我們去南港見胡適，我趁機問他文言、古文該怎么學。結果很驚訝，他回答說古文根本不需要念。我想我們學歷史的人怎么能不念古文呢，徐子明罵得有道理。

　　讀書報：您剛才提到幾位影響您學業的老師，到美國后，還有誰嗎?

　　汪榮祖：蕭公權老師，但我沒畢業他就退休了。因為住處離得近，他退休后我仍經常向他問學。蕭先生很謙虛，不喜歡應酬，很少跟人來往。我畢業后經常跟他通信。

　　讀書報：你和錢鍾書先生是很好的朋友，能否談談你們之間的交往?他對您有過影響嗎?

　　汪榮祖：錢鍾書對我影響很深。改革開放以后他來美國，當時我正好在臺灣，沒見著。我寫信給他，他馬上回信(至今我還保存著他的75封信)。此后每次我到北京都去看他，他也很希望我去看他。我在他家跟他一共談過4次，我們很談得來。

　　最近我讀了他的中文筆記，覺得他的學問真是了不起。外國人說錢鍾書很可能是20世紀最有學問的中國人。

　　讀書報：錢先生給您的75封信收入錢鍾書集了嗎?

　　汪榮祖：沒有，我不會發表。我曾經征求過楊絳先生的意見，他說錢先生不喜歡任何人公布他的私函。楊先生這些年很困擾，因為錢先生說話一針見血，有時會得罪人。說一些評價人的話，有人會再添油加醋。楊先生說，如果公布這些信，其中總有一些話會被人家挑剔。

　　讀書報：錢鍾書看人眼界很高，您應該是他少數好朋友之一吧?作為史學家，您對這段友誼打算寫些什么嗎?

　　汪榮祖：錢先生是我前輩先生，我正在寫他的傳記，書名叫《槐聚心史》，寫他的心靈世界和學術世界。全書計劃至少20萬字，目前寫了10萬字左右。我以往研究那些歷史人物，都只是根據材料，而錢先生不同，我們不但認識，而且還有些來往，我想應該能夠更深入地了解他。

　　對蔣介石的評價不會改變

　　讀書報：您與李敖曾經合著了《蔣介石評傳》一書，能否談談當年的具體情況?

　　汪榮祖：李敖是蔣氏父子那個時代最敢講話的人。當時臺灣一面倒，對蔣一片歌頌，可是他敢批判，而且還拿出實實在在的依據。舉個例子，蔣介石稱自己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他的身份證也是這么寫的。但李敖去查的結果是，日本那幾年畢業生里根本沒有蔣介石，甚至連姓蔣的人也沒有。

　　讀書報：李敖為什么選您一起合作?他說：“臺大歷史系老同學汪榮祖是我最佩服的歷史學者。在我眼中，成為歷史學者除了對歷史在行外，還得有偉大的正義感——兩者兼備者，榮祖要列前茅。”他對您的評價很高。

　　汪榮祖：我那時候在美國教書，看到李敖很多批蔣的文章，就問他：“你為什么不寫一本蔣介石傳呢?”我說在那個一面倒的時代，應該有不同的聲音。他就抓到我，提出要合寫。其實主要都是他的成果。書出版后第一版就銷了2.6萬冊，這在臺灣很少見。

　　他所謂正義感是因為我跟他能夠一起批評蔣介石，因為當時學界沒人敢、也不愿意做這個事情。

　　讀書報：您對蔣始終持批評態度。這些年隨著胡佛研究院蔣的檔案的解密，蔣介石的形象逐漸得到修正。您對此怎么看?您對蔣介石的評價有所改變嗎?

　　汪榮祖：這次來大陸，我發現年輕人對蔣介石挺有好感的。蔣的好處在哪里?我在《蔣介石評傳》序里也講到過——我曾和李敖商量，一起找蔣的長處或優點，但幾乎找不到。唯一的一個長處，是領導抗戰勝利。然而，抗戰時他幾次都想跟日本人妥協。楊天石說，沒有蔣讓張學良不抵抗這回事情，是張學良自己說的，不是蔣不抵抗。可是當時蔣介石的政策就是不抵抗。因為他想消滅共產黨，有了這個既定政策，張學良怎么去抵抗?假如說蔣介石真的要抵抗，張學良不抵抗，這不是違抗軍令嗎?

　　我對蔣的評價不會改變。到現在為止，我沒有看到有人能夠駁倒我們當年對蔣的評價。

　　讀書報：大陸的楊天石先生近年來對蔣介石的日記進行解讀，反響很大。您如何評價蔣日記的價值?

　　汪榮祖：蔣介石日記的價值在于，你可以根據它來了解這個人。可是你不能被他的日記牽著鼻子走，因為日記不是完整的，而且有修改。最緊要的是，沒有人懷疑他的日記是假的。其實，我和楊天石很熟，他到我家里來過，他到美國是我給他申請的。我覺得他有點被日記牽著鼻子走。為此，前兩年我還跟他打過筆仗。他認為蔣介石曾經策動德國軍隊推翻希特勒，我說沒這回事情。他說在日記里看到宋子文拿了3萬塊美金去德國活動，但全無下文。就像若有人在日記里說準備若干錢要去月球，你能說他登上了月球了嗎?

　　4月份我在北大做了個演講，題目就是“胡適與蔣介石”，材料用的就是胡適和蔣介石兩人的日記。胡適和蔣介石糾纏了一輩子，胡適想影響蔣介石，失敗了;蔣介石想影響胡適，也失敗了。所以蔣介石在日記里把胡適罵得不像樣子。像這種事情都揭示了蔣介石的性格和為人。他把胡適當政客。胡適哪里是政客呢?胡適反對他連任，他又說胡是叛黨叛國。從這些事情可以看到這個人的脾氣。本報記者 陳菁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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