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系俄羅斯伊茲博爾斯克俱樂部文集《戰爭明天爆發!俄羅斯的武裝力量和軍事改革》中收錄的一篇報告，作者為沙米利•蘇爾塔諾夫，原文標題為SI VIS PACEM(要和平，先備戰)。作者認為，當前世界正處于一個各種矛盾加劇的不確定時代，在各種危機激化的情況下，世界有可能發生新的大戰。蘇聯實際上是在隱形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失敗的，但西方為不讓俄羅斯人民吸取歷史教訓而力圖掩蓋這一事實。即將來臨的新的大戰在一定意義上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邏輯延續，因此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十分重要。作者分析了可能發生的新大戰的本質和邏輯，指出，傳統武裝力量對于取得戰略勝利不具有決定性意義，執政精英階層的絕對團結、社會、經濟的可控性、社會意識形態進而由其決定的社會凝聚力、外交聯盟潛力等才是獲勝的重要前提。文章編譯如下：

　　在可預見的將來大戰不可避免，這已經是陳詞濫調。但……證明大戰臨近的奇怪數據和有根有據的吻合、應用方案和預測模型卻越來越多。

　　而這只是表面的東西。

　　首先，文明危機正在激化。目前占優勢的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文明既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依據，也失去了其存在的資源依據。今天，可供選擇的全新文明方案問題與上世紀30年代一樣尖銳。

　　其次，全球范圍內的戰略不確定性正在增加。這意味著，大量的所謂領袖、精英、執政集團、科技和專家共同體根本不清楚明天將會如何，更不用說后天了。進而，面對從時代迷霧中顯現出來的愈加復雜和不可預測的挑戰，不清楚需要做什么，如何應對?

　　第三，圍繞獲取自然資源——從鈾和油氣產地到飲用水和可耕地——的競爭呈指數式加劇。而且這種競爭越來越具有激烈、暴力的性質。

　　第四，近些年來，全球軍事開支迅速增加，軍備競爭重新加速。而客氣地說，由于全球經濟形式目前仍很緊張，那么緊接著會出現類似于30年代的現象，即只有強化“大戰”準備才能克服1929-1933年的災難性危機。

　　第五，一系列動員方案、首先是美國和中國動員方案之間激烈的非公開全球競爭愈演愈烈。這些方案的效能決定于執政集團團結程度、社會凝聚力、國家對挑戰、風險和威脅等做出適當反應的效能。

　　還有第六、第七等等。

　　準備打什么仗?

　　一個毫不新奇的見解是，將軍們總是在準備打以前那樣的戰爭。盡管，這種見解可能也不完全那么陳腐。

　　上世紀30年代，法國總參謀部總地來說是為1914-1915年的局面重現做準備。這種致命的戰略誤判使德國人繞過“馬奇諾防線”，在極短的時間內打敗法國并占領了巴黎。

　　……歸根到底，每場全球戰爭的主要結果是世界體系根本改變和重組，在世界舞臺上形成全新的力量平衡。由此角度看，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蘇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投降后的地緣政治現實中。是的，“冷戰”進行了數十年，但后來，在80年代后半期，突然出人意料地變成對蘇聯的全面、劇烈的系統性侵略。

　　但我們的俄羅斯自由主義者和民主人士在二十年間灌輸了完全不同的東西——由于內部原因，由于向往自由的人民大眾的憤怒，蘇聯垮臺了……

　　竟然會這樣，中國沒有垮臺，而蘇聯垮臺了……

　　到底為什么這么多人隱瞞蘇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全面潰敗的事實、一個大國全面無條件投降的事實?因為勝利者感興趣(而且這種興趣具有戰略性)的是構建一幅這樣的世界圖景：任何戰爭都沒有發生過，是極權主義前蘇聯的人民自己選擇了自由和民主。但普通的系統理論認為，如果沒有大規模的戰爭，沒有強大的外力作用，復雜的大型組織機構不可能這么快崩潰。但要知道，在第三次世界大戰中并未使用坦克、潛艇……

　　勝利者關心的是，避免隨后在精英和民眾中出現抵抗，這會讓他們經過一個對祖國的意識形態和心理仇恨理論化的過程。為此，戰略勝利者對俄羅斯社會的全體人群和階層的形成施加了決定性影響，目標明確地說服千百萬原蘇聯公民相信，任何外來侵略都沒有存在過，不僅如此，西方大國總是希望偉大的蘇聯人民幸福如意，生活福足。

　　最后，掩蓋蘇聯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完全失敗還有一個原因，即不讓早晚從沉睡中覺醒的后蘇聯愛國的政治、軍隊和知識精英有分析蘇聯上層組織投降的原因的動機，進而便不會吸取相應的教訓為下一場戰爭做準備。

　　三、四……

　　為什么分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如此重要?因為即將來臨的新的大戰在一定意義上只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邏輯延續。

　　與此相同，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其內部系統原因而言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延續。這一觀點在上世紀20年代是如此流行，以至于一系列歐洲知識分子(例如，斯賓格勒和考茨基)甚至準確地預測了新的“大戰”的開始時間——1939年。

　　第三次世界大戰是不同于1939-1945年的二戰的全新對抗形式：系統性、精神性、全面性和反射性。因此數百個蘇聯師、數千枚核彈和數萬輛坦克也未能挽救蘇聯。蘇聯精英和蘇軍將領們是為二戰的重演(當然，有相應的技術創新)做準備，卻遇到了全然不同的情況。

　　蘇聯的系統性危機是個現實，但是個預先設計、命中注定的現實。80年代后半期，蘇聯因敵人使用全新的系統性戰爭方式與方法、反射性技術和戰略預測模型、戰略規劃和各級指揮中心被戰略操縱而被擊潰。

　　上世紀60年代五角大樓進行的所謂“麥克納馬拉革命”為這種方法的主要原則和前提奠定了基礎。相應地，對蘇聯進行這種反射性系統戰爭的主要主體是美國軍事-情報共同體。

　　如果想象一下即將來臨的“大戰”的主要面貌，那么，這首先不是彼此對抗的導彈、潛艇和軍事航天系統，而是在廣義上對戰略對手的指揮中心進行反射性影響的復雜和系統的程序和技術。

　　應該再次指出，俄羅斯至今沒有綜合、全面、詳細地分析80年代戰略失敗的原因，沒有相應的詳細文件，沒有相應的計算機模擬模型。因而沒有為將來而從蘇聯的戰略失敗中吸取必要的教訓。相應地，重復80年代的許多注定的錯誤實際上不可避免。

　　但也許我犯了個惡意的錯誤。在克里姆林宮秘密情況室或安全委員會的絕密保險柜或總參謀部和聯邦安全局的地下倉庫中有這樣的文件，而且相關工作一分鐘也沒有停止過。

　　那么我應該摘下帽子為我卑鄙的外行推測而道歉。

　　對抗螺旋

　　正在臨近的大戰的實質和邏輯在于特殊的對抗螺旋原則和規則。在這一螺旋中，戰爭與和平的不同狀態之間、進攻與退卻的各階段之間沒有清晰的界線。因此，例如，隱形的進攻已經在所有戰線上展開，而對方甚至可能還沒有猜到其已經注定滅亡。

　　“在華爾茲的音樂聲中你可能連邊境的槍炮聲也聽不到”，說得很形象，當然也令人印象深刻。

　　但，從另一方面，正因為未來的戰爭是系統性戰爭，企圖沖動地、無秩序地跳過這一題螺旋的一些階段可能會有落入戰略失敗的陷阱的危險。

　　因此，俄羅斯高級官員們可怕的聲明不時讓我陷入重度木僵和心理壓抑，他們說，俄羅斯在一定情況下可能首先使用核武器。上帝原諒他們吧。他們不知道他們在說些什么(甚至是為了政治宣傳的目的)!要知道敵人恰好打算在對抗螺旋的一定階段挑撥莫斯科走這一步!

　　在即將到來的未來戰爭中，對于主要敵手來說，“勝利”的目標在于，利用失敗的對手(例如俄羅斯)的所有主要資源，建立能對符合第六種技術類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進行可控重組的全球機制。對于俄羅斯來說，如果勝利意味著更簡單的東西——國家繼續生存和保全自己文化歷史密碼的剩余部分。

　　無論如何，即將到來的戰爭是智力-武力(廣義)對抗，在這場對抗中，復雜的反射性系統將為擁有控制全球的決定性潛力而競爭。

　　從這一角度看，在彼此都失去對抗螺旋的可控性的情況下，所有玩家從不同角度在原則上都不可接受的導彈-熱核戰爭階段在目標明確的對抗螺旋的最后展開階段將完全有可能出現。因為對于所有參戰方來說，動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沖突將成為零和決戰，那么對于每個玩家或玩家聯盟來說，其在這場反射性系統戰爭中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盡可能在對抗螺旋展開初期取得戰略優勢。

　　對抗螺旋的證明模型之一包括37個階段。同時，在每個階段中都可展開專門的系統的反射性戰略。

　　在內容方面，該模型圍繞以下要素估算和模擬：

　　•直接或間接促進削弱經濟的可控性，失去國家經濟的系統性素質;

　　•目標明確地人為控制國內社會-經濟形勢的退化;

　　•目標明確地形成相應的外部危機因素，以激化內部社會-經濟危機;

　　•逐步系統性刺激內部社會-經濟危機;

　　•強化敵方體制強力機構之間的競爭與對抗;

　　•封鎖敵人的外部、聯盟潛力;

　　•破壞精英團結，分化執政階層——定向的價值體系或意義體系危機的最后階段;

　　•系統性地渙散軍官隊伍人心，使軍隊、軍官隊伍和高級將領相對抗;

　　•妖魔化無法接受的政治領導人和精英集團，游說高級“權威代理人”;

　　•直接或間接控制大眾恐慌情緒，使關鍵的國家機關人心全面渙散。

　　以上和反射性系統戰爭的一系列其他組成部分為在最后對抗階段強烈破壞象政治意志這一國家實力的關鍵組成部分并使敵人逐步、分階段、“靜悄悄”地投降提供了可能。

　　實際上，傳統武裝力量(導彈、轟炸機、潛艇等)的規模和質量對于取得戰略勝利不具有決定性意義。

　　精英的團結

　　高效地為大戰做準備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執政階層無條件、不惜任何代價的絕對團結。這一規律，無條件的政治命令在一系列國家的歷史上多次得到驗證。首先，只有被長期的共同意識形態凝聚在一起的精英才能夠成為實施國家動員戰略的切實有效的主體。其次，如果最高統治集團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團結，那么敵人在后續升級階段將很難操控精英集團。

　　今年3月，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對以色列進行了正式訪問。這是他再次當選總統后首次出國訪問。在2012年以前，美國總統與內塔尼亞胡的關系已經差得不能再差。以色列總理公開支持M•羅姆尼，全然不理解近來美國高層政治的曲折復雜。對于美國總統三天的訪問而言任何急迫的外交原因也沒有。然而，正是這次訪問是奧巴馬近五年來最重要的一次。

　　美國最高精英集團實際上自2000年起已經分裂。近五年來精英集團內部對抗的主要界線是在美國最高軍事-情報集團與親以院外活動集團之間。奧巴馬實際上是軍事-情報共同體的人，他再次當選總統實際上結束了這一對抗。彼得雷烏斯將軍被迫離職和巴拉克•奧巴馬出訪以色列將能夠加強美國最高政治集團在為大戰做準備過程中的團結進程。

　　奧巴馬的訪問是對以色列精英集團發出的重要信息：“你們是美國執政階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們將象保護自己一樣保護你們。但你們今天需要遵循共同協調一致的規則。而且這不是請求，而是命令。”相應地，內塔尼亞胡的任何任性對于華盛頓來說都是絕對不可接受的。因此內塔尼亞胡在奧巴馬訪以期間曾幾次被教訓。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開始加強精英的團結，但考慮到中國的特點。新領導人習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對8700萬中共黨員提出的關鍵要求之一是，“毫不留情地打擊腐敗”。而且這決不是宣傳手段!現在的中國權力體制是這樣的，與腐敗做斗爭至少將成為未來五年中國國家政策的關鍵組成部分。無疑，數億中國人將參與這一政策。無疑，這一政策將取得成果，而且習同志本人也已經無法使其中止。

　　遺憾的是，在我們俄羅斯正在發生某種相反的事情——高層分裂正在加劇。要知道，高層權力當局根本沒有系統性的團結機制。因此，目前來自最高政治權力集團的至少七個派別正在激烈爭奪權力。

　　特別是在今年(2013年)十月份前夕。

　　動員質量

　　國家動員戰略的主要任務首先是戰前和戰時在不可抗力條件下保持社會-經濟和經濟的可控性。當然，最重要的是使威脅、風險和國家經濟的脆弱性最小化。

　　俄羅斯經濟的可控性自2012年下半年起明顯減弱。甚至官方機構對通貨膨脹速度的評估矛盾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一個質樸的道理是：如果你能控制通貨膨脹，那么就能控制經濟大勢?？墒窃谌珖愿瘮◇w系占優勢的情況下如何控制通貨膨脹?而如果未能成功地應對俄羅斯經濟失衡，那么就應該模仿最高官員的鎮靜，如同光榮的經濟發展馬車夫——梅德韋杰夫、庫德琳娜、西盧阿諾夫、貝洛烏索夫、德沃爾科維奇們——向公眾所表現得那樣。

　　對于制定和實施動員戰略計劃來說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是：誰是主要對手?在大戰臨近的情況下，對于現在的俄羅斯來說主要對手是歐洲，而不是美國。似乎有什么區別……

　　但是，首先，在未來的反射性戰爭中，美國作為超級大國將對抗另一個超級大國——中國。而在這里克里姆林宮打算利用激化的中美關系。華盛頓和北京現在已經開始積極討好莫斯科絕非偶然。但問題在于，北京和華盛頓完全能利用俄羅斯臨時相互達成協議。當年奧斯曼國被視為“歐洲病夫”，歐洲強國利用它解決了許多矛盾。今天西方許多有影響的人物認為俄羅斯是毫無希望的“病夫”，這并不是秘密。

　　其次，客觀上聯合起來但無論如何不能實現全球超強地位的歐洲把俄羅斯作為地區大國與之對峙。倫敦與巴黎之間的相應軍事聯合已經進行了多年。至于經濟戰線，主要的王牌在柏林手里。回憶一下柏林在塞浦路斯銀行危機中的反俄立場就足夠了。

　　第三，未來的反射性戰爭可能出現的情況取決于對潛在對手的系統性依賴的規模和水平。從自己預算的負荷率、相互貿易關系規模、俄羅斯執政階層的代表人物在歐洲地區擁有不動產和帳戶、與歐洲地區精英代表人物的“特殊關系”的角度看，俄羅斯對歐洲的依賴比對美國或中國的依賴大得多。同時，北約的歐洲成員國的軍費總和現在已經超過中、印、俄軍費總和。

　　動員思想

　　會有數千萬乃至上億人被卷入全球性戰爭。因而在這里意識形態、生存意義系統的作用在這里極為重要。人民應為了什么而竭盡全力奮斗?社會和民眾將為了什么而蒙受痛苦?官兵應該為什么思想和目標而犧牲?

　　在目前條件下，實際上交戰各國的全社會都將以某種形式參加大戰。在知道敵人將利用所有更加發達的技術來分化社會、使社會對抗權力中心的情況下，如何將本國社會團結起來?

　　在發展動員思想方面最有創造性的是中國和伊朗。

　　近些年來，中國相當明顯地形成了進攻性動員思想組織。

　　第一級規模最大，面向數億人，而且不僅在中國——這是中國動員思想中被稱作“中國夢”的那一部分。其實質是，中國文明可成為所有對西方文明失望的人效仿的模樣。同時，中共的思想家不客氣地說，西方已經歷史性地耗盡了自己。

　　第二級，基于中國愛國主義歷史傳統中合理的中國民族主義。實質在于，中國應做好戰爭準備，以保衛自己的領土完整和獨特性。對每個中國人來說一個明白易懂的口號是：“別人的土地我們一寸也不要，我們的土地也一寸也不讓。”

　　第三級——“全國反腐斗爭”。一方面，這對于中國社會的整個知識階層來說是合理的爭取公正的斗爭。另一方面，這是中國執政階層團結的意識形態根據，也是確定內部敵人。

　　最后，第四級，是秘密將重點放在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以及中國長期生存戰略上。這對于中國精英來說是未來數十年的最高意識形態意義。

　　外交聯盟

　　準備未來戰爭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建立可靠、有效的外交聯盟潛力。這不僅是指與某些國家和政權結成牢固的伙伴關系，還包括與重要的地區運動、有影響的精英和反對派精英、重要的社會團體等建立和保持特殊的信任關系。

　　準備大戰的國家的領導人需要團結自己在關鍵外交地區的盟友。

　　奧巴馬在三月份訪以期間還解決了什么極為重要的任務?他迫使內塔尼亞胡當著自己的面給埃爾多安打電話，并為以色列突擊隊襲擊開往加沙的土耳其“馬爾馬拉”號輪船道歉。在過去的三年里，以色列總理一直高傲地拒絕這樣做。但在即將到來的大戰的情況下，內塔尼亞胡不得不在美國最高領導人面前挺直身子、大聲說“是”。

　　結果，在近東對于美國極為重要的以土政治軸心得以恢復，隨后開始加快恢復安卡拉和特拉維夫之間的軍事關系。

　　3-4月份，在朝鮮半島發生了一些奇怪而反常的事情。為了回應華盛頓在遠東建設其反導防御系統的新組成部分，美國加強在本地區的軍事存在，舉行美韓大規模軍事演習，平壤接受了美國的挑戰。軍事升級開始加快，這使一些分析家認為在朝鮮半島發生核戰爭的概率很高。

　　如果沒有中國——其主要的全球和地區盟友——的支持的話，朝鮮新領導人永遠不會冒此風險。那么一個更有意思的問題是：北京為什么需要這樣一個極為復雜的反射性棋局?如果考慮到正是北京在展開自己的長期動員戰略，就可以找到答案。從中國最高領導層的角度看，誰應成為這場極為危險的演出的主要觀眾?日本、韓國和臺灣的親中國精英。北京發出的信息在于以下。盡管美國軍力增強，但如不考慮中國的長期利益，不可能保證地區安全。（知遠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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