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眾運動，一般是指人民群眾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而采取運動的形式則是工人階級解放斗爭的歷史必然。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如果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參加，是必然要失敗的。領導群眾運動是無產階級政黨極為重要的歷史任務，體現著歷史唯物主義之群眾、階級、政黨和領袖之相互關系的深刻原理。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主要矛盾，決定了以農民群眾為主體的革命運動是中國革命唯一的選擇。毛澤東關于群眾運動的理論與實踐即產生于古今中外的歷史文化的交融之中。

　　一、青年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的認識

　　毛澤東出生于一個普通農民的家庭。從6歲開始，他就參加田間勞動，并時斷時續地讀私塾。古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傳奇小說，以儒學為主干的民族傳統文化，近代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都影響著青少年時期毛澤東的思想感情。1913年考入湖南第四師范(后并入第一師范)后，毛澤東更為系統地學習中西倫理學說，以“真心求學”、“實意做事”的湘學士風探索救國救民之路。

　　1915年9月發生的新文化運動，高舉西方民主與科學的旗幟，向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封建主義意識形態發動猛烈的毫不妥協的攻擊。盡管由于沒有涉及廣大民眾所關注的經濟和政治問題，并且形式主義地看待中西文化的價值導向，因而無法形成群眾性的政治運動。但它揭示出近代中國民眾運動之所以失敗的一個基本原因，即重視社會改造而忽視人的思想道德改造，或者說是缺乏一種以人的思想改造來實現對社會改造的深層思考。

　　青年毛澤東深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開始從人心改造重于社會改造的意義上探索具有“宇宙之真理”意義的“大本大源”。在他看來，太平天國的宗教宣傳、辛亥革命的憲法總統、實業救國和教育救國的一般號召，都不是改造人心風俗的根本辦法。而以“大本大源”來改造人心風俗則完全不同。他認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故愚以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瞳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這種重視人心改造甚于重視社會改造的愛國主義思想特點，有利于青年毛澤東認識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學說。

　　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五四愛國運動的勝利，使青年毛澤東意識到民眾運動的興衰關系到社會改造的成敗。從1919年7月21日開始，他在《民眾的大聯合》的系列文章中指出：民眾運動是改造社會的根本方法。社會“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但“有為這幾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以民眾的大聯合而形成的民眾運動更有力量。“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其“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系”。辛亥革命的失敗是必然的。而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勝利，則是以民眾的大聯合所形成的社會力量，而逼迫統治者屈服的結果。它充分說明“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但究竟哪一種主義、學說對民眾具有哲學、倫理學變革的意義呢?青年毛澤東一方面欣賞改良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認為向強權者作“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無血革命”比“有血革命”好，“不至張起大擾亂”。而且，提倡“人人要有互助的道德和自愿工作”的主張，其意思“更廣，更深遠”。這是一種傳統的人文關懷的思考。另一方面，他又搖擺于各種學說之間。1920年3月，他在給周世釗的信中寫道：“老實說，現在我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想從譯本及時賢所作的報章雜志，將中外古今的學說剌(刺)取精華，使他們各構成一個明了的概念。”

　　隨后，他參與發起組織湖南的驅張和自治運動，采取通電全國的和平請愿方式，試圖通過正義與道德的力量以發動組織全省民眾，而達到驅除軍閥和實現自治的目的，認為這是解決社會腐朽問題之“連根拔起”的好辦法。但“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數不能自覺，不能奮起主張”的狀況令他沮喪。各種改良主義對于民眾來說，并不具備哲學、倫理學的革命意義。而俄國十月革命“列寧之以百萬黨員，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業”，其“有主義(布爾失委克斯姆)”、“有預備，有真正可靠的黨眾，一呼而起”，“而占全國人數十分之八九的勞農階級，如響斯應。俄國革命的成功，全在這些處所”。1920年底，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以及與此同時北京、武漢等地工讀互助主義、新村主義的實驗等相繼破產，似乎都說明，各種社會主義思想都不能從廣大民眾的切實利益上對他們產生哲學、倫理學之思想變革的意義。加之古代中國前赴后繼的農民起義和近代中國風起云涌的民眾運動的影響，1921年1月2日，青年毛澤東在《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中明確說道：唯有“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后來，他在給蔡和森的信中明確指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在毛澤東看來，唯物史觀最能喚起廣大工農群眾的階級覺悟和歷史主體意識。

　　二、毛澤東對湖南工農運動的領導

　　中國共產黨認識與領導群眾運動，首先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上從事工人運動的。黨的一大的綱領提出了通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而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的奮斗目標。黨的第一個決議把建立產業工會與灌輸階級斗爭的精神作為“黨的基本任務”。1921年8月成立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開始組織領導全國工人運動，力圖依靠工人運動而取得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

　　1921年冬，時任中共湘區委員會主任的毛澤東，與何叔衡等在長沙建立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湖南分部，并相繼發動組織了一系列工人運動和勞動立法運動。其中安源路礦工人運動是中國工人運動第一次高潮失敗后的“碩果僅存”。但這也恰好說明：盡管是以階級斗爭的方式進行工人運動，但工人運動難以成為全國規模的足以決定斗爭勝負的群眾性革命運動。

　　1922年7月發表的黨的二大的宣言，比較確切地分析了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主要矛盾和各個社會階級的經濟政治地位，明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并在組織章程決議案中提出：“我們既然是為無產階級群眾奮斗的政黨，我們便要‘到群眾中去’要組織一個大的‘群眾黨”’。為此要求“黨的一切運動都必須深入到群眾里面去”。1923年6月召開的黨的三大進一步提出，建立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和采取“黨內合作”的組織形式，“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1925年1月召開的黨的四大，更把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與工農聯盟聯系起來，要求全黨明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必須“努力獲得最大多數農民為工人階級之革命的同盟”。否則，“我們希望中國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運動中取得領導地位，都是不可能的”。統一戰線、農民運動開始成為大革命運動的重心，各種類型的群眾運動也開始從民主革命的意義上展開與發展。

　　毛澤東于1925年2月6日回到韶山，利用養病的時間進行大革命的思想宣傳，并在湘潭縣西二區先后培養組建了中共韶山支部、國民黨韶山區分部、秘密農民協會和公開的群眾組織——雪恥會，開始發動組織韶山農民運動。到年底，湘潭縣西二區建立30多個鄉農協，發展會員8200多人，共產黨員110多人，韶山農民運動迅速開展起來，并成為湖南和周邊各省農民運動的發源地之一。

　　1925年10月通過的《中國現時的政局與共產黨的職任議決案》提出：以“耕地農有”來號召農民群眾參加革命。會議決定建立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1926年9月至10月，毛澤東主辦了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他在親自主編的《農民問題叢刊》的序言中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11月，毛澤東就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主任，主持制定《目前農運計劃》，將全國農民運動的重點集中于粵、鄂、湘、贛、豫。截至1927年1月，湖南全省已有農會會員200多萬人，可以直接動員的農民群眾1000多萬人，并直接推動周邊各省農民運動的迅猛發展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形成了以湖南為中心的轟轟烈烈的農村大革命，這就要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重心應當開始轉向農民運動。

　　針對當時國民黨右派和黨內右傾思想對農民運動的一片責難，毛澤東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回湘實地調查了解湘潭、湘鄉、衡陽、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沿途不斷肯定農民運動的性質和方向，批評所謂“糟得很”的錯誤論調，后又寫出《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文，提出四個值得全黨高度重視的問題：其一，農民問題是國民革命的基本問題。推翻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中國幾萬萬農民群眾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和生力軍。“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其二，能否領導農民運動是對革命政黨的嚴峻考驗。即“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這個思路與其抽象地說“不是黨來評判農民的革命能力，而是農民來評判黨是否足夠革命”，不如具體地說是對當時黨內輕視農民運動而放棄黨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批評。其三，農民運動應該建立依靠貧農的階級路線。貧農群眾不僅占“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而且“最聽共產黨的領導”、“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其四，革命政黨應當通過農民運動來實現國民革命的斗爭目標。湖南農民運動之建立農民協會、農民武裝、開辦合作社、反對封建宗法思想與制度的斗爭等14件大事，“乃是廣大的農民群眾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以“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領導農民運動是國民革命運動中極為艱難的任務之一。

　　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后，毛澤東曾多次提出農民武裝應當“上山”或“上船”的主張，堅信農民運動創造了一套適合中國國情的階級斗爭的好方法，是唯一能夠最終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斗爭方式。

　　大革命失敗以后，黨的八七會議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的總方針。從群眾運動的意義上說，其積極的方面是將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與農民運動相結合;而其消極的方面則是未能提出建立鄉村蘇維埃的任務，而且強調土地革命與武裝斗爭要服從于“準備農民的總暴動”。毛澤東在發言中指出：應加強黨對農民運動的領導，“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們“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工農武裝割據”的最初思考。經過極力爭取，會后，他受臨時中央委派回湘協助改組湖南省委，并準備領導秋收暴動。8月18日，改組后的湖南省委舉行第一次會議，討論秋收暴動的有關問題。毛澤東提出：要打出共產黨的旗幟、開展平分土地、組織工農革命軍、武裝奪取政權和建設政權。這與八七會議所提繼續使用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和建立民選的革命政府是不同的。它促使9月19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拋棄國民黨的旗幟和建立蘇維埃的口號。秋收暴動是探索“工農武裝割據”運動的開始。

　　三、開辟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與毛澤東提出發動組織工農群眾的革命理論

　　1927年9月9日的秋收暴動以后，鑒于敵強我弱的形勢，毛澤東在9月19日召開的前委會議上提出改變攻打長沙的計劃，將部隊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湘粵贛邊境的農村去，與農民斗爭相結合，獲得多數委員支持。9月29日，毛澤東主持著名的三灣整編，將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建黨的小組，實現黨對工農武裝的絕對領導。10月3日，毛澤東率領暴動部隊到達寧岡縣古城，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先后恢復與建立了酃縣、寧岡、永新、蓮花等縣的黨組織和工農地方武裝，頒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創建了茶陵、遂川、寧岡等縣工農兵政府，初步形成“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方式。

　　1928年5月20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了第一屆邊界特委，毛澤東任書記。會后，又成立了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開始領導開展土地革命。10月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著重討論如何鞏固和發展根據地和整頓黨組織的問題。他為大會起草的決議《政治問題與邊界黨的任務》，以及11月寫給中共中央的《井岡山的斗爭》的報告，總結了秋收暴動一年來的斗爭經驗，首次把進行武裝斗爭、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和開展土地革命三者結合起來，明確提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群眾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

　　(一)“工農武裝割據”必須發展成為廣泛深入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

　　毛澤東指出：紅色政權必然發生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它存在的地區又是大革命時期開展過工農運動的南方各省，具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紅色政權的存在與發展，是完全可以而且必須依靠廣泛深入地發動與組織工農群眾而形成革命運動的。湘贛邊界的割據斗爭所以能夠迅速發展，就是從建立紅色政權、開展土地革命和進行武裝斗爭三個方面來發動組織群眾。即“堅決地和敵人作斗爭，創造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正規軍隊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集中紅軍相機應付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

　　(二)通過群眾運動使“工農武裝割據”成為促進全國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毛澤東在1929年4月5日給中央的信和1930年1月5日給林彪的信中，已經開始擺脫“城市中心論”等錯誤思想的束縛，強調“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不得工人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發展超過工人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而且，應當明確“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后來，他又指出：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通過“工農武裝割據”以改變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因此，“我們對于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必須堅決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和“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使廣大群眾“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如果這樣，“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三)加強黨和人民軍隊的建設以擔負起發動組織工農群眾的艱巨任務

　　毛澤東指出：邊界地區開展割據斗爭，“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這使“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分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而且軍隊黨組織也幾乎都是農民成分的黨，加強軍隊和地方各級黨組織的建設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紅4軍黨的七大期間有關軍委與前委等問題的爭論，其實質即是沒有認清黨與紅軍的關系，黨、紅軍與群眾工作的關系。在中央“九月來信”的思想基礎上，毛澤東在1929年12月通過的古田會議決議中，即從深入分析紅4軍黨內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等近十項非無產階級思想產生的原因和危害著手，提出一系列糾正錯誤思想的原則與方法，以加強軍隊黨組織的建設，實現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進而完成“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

　　(四)發動組織群眾要從群眾斗爭中制定出符合實際的路線、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而不要以為“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本本’保障了永久的勝利，只要遵守既定辦法就無往而不勝利”。以土地革命路線為例：黨的六大的決議雖然正確地規定了中國革命仍然是資產階級民族民主革命，但它的指導思想仍然是“城市中心論”，仍然是“不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是農民斗爭與武裝割據，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土地問題”。毛澤東在實際斗爭中不斷分析總結歷史經驗，經過1928年12月主持制定井岡山《土地法》、1929年4月主持制定興國《土地法》、1930年2月二七會議以后頒布的《土地法》、8月頒布的《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土地法》、1931年2月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布的《土地問題與反富農策略》的第九號通告，2月28日寫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的《民權革命中的土地私有制度》的信，才形成一條完整準確的土地革命路線，使土地革命真正成為廣泛的群眾性的革命運動。

　　(五)依靠黨領導下的各級各類群眾組織來發起形成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

　　毛澤東指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斗爭，是以階級意識克服和改造家族意識，實現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斗爭，必須建立黨領導下的各級各類群眾組織，依靠它們發起形成工農群眾的革命運動。如建立各級農民協會，是以“發動農民組織農民、領導農民，對地主階級斗爭以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權，沒收地主階級田地分與農民，掃除農村中一切封建勢力為目的”。建立紅軍各級士兵會的宗旨有四：一是“提高士兵政治水平，加強階級認識，確定革命觀點，增進斗爭力量”;二是“團結士兵革命精神，聯合工農革命勢力，達到革命的政治任務(打倒帝國主義，打倒地主階級，推翻國民政府，建立工農兵政府)”;三是“代表士兵利益，改良士兵生活(給養衛生待遇娛樂等)”;四是“幫助軍政機關，維持革命紀律，擴大紅軍政治影響，爭取廣大群眾”。各級群眾組織要以民主集中制的方式發動和組織群眾。同時，通過這種斗爭的組織形式，“使群眾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群眾力量和最利于斗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于群眾組織”。

　　毛澤東發動組織“工農武裝割據”的群眾運動的理論，是對近代中國革命客觀規律的經驗總結，是以農民革命運動來開辟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創造性實踐。

　　四、中央蘇區建設與毛澤東以群眾運動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出發點

　　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之后，毛澤東開始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中央蘇區的群眾工作，以一系列保障工農群眾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權利的法律、法規為依據，以各級蘇維埃政府領導之下的工會、共青團、貧農團、婦女部等群眾組織為依托，艱難而有效地發起組織了廣泛的群眾性的革命與建設的運動。

　　經濟建設以改善群眾生活、全力支援革命戰爭為目的，以大力發展農業生產為中心任務：即獎勵開荒墾田、組織勞動競賽、發動婦女參加農業生產、興修農田水利、創辦中央農業學校、中央農業試驗場、開展農業科技宣傳、提倡多種經營、開展農業互助合作運動等等，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如中央蘇區1933年開墾17.9萬擔荒田。1933年底，贛、閩兩省17縣合作社發展到2400余個，50萬群眾加入。與此同時，群眾性的工業生產競賽和參與民主管理、認購公債與股份、交納紅軍公糧、運送彈藥軍糧和猛烈擴充紅軍等活動也成就斐然。

　　政權建設以“組織蘇區廣大群眾積極參加蘇維埃政權”、“運用自己的政權”來“實現自己的階級利益”為中心任務。以廣泛深入的群眾性的選舉和各級工農兵代表會議制度來選舉產生各級蘇維埃政府;以各級黨組織之監察委員會和各級蘇維埃政府之工農檢查部和工農控告局來發動組織群眾(包括“輕騎隊”、“突擊隊”等組織形式和《鐵錘》、《警鐘》等報刊專欄形式)監督各級黨組織和政府機關的工作。群眾運動“使蘇維埃成為最能發揚民眾創造力的機關”，“成為最能動員民眾適應國內戰爭適應革命建設的機關，這也是歷史上無論什么政府所做不到的”。

　　文化建設“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堅持“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斗爭服務”的指導方針，以“厲行全部的義務教育”、“發展廣泛的社會教育”、“努力掃除文盲”和“創造大批領導斗爭的高級干部”為中心任務。從1933年到1934年，中央蘇區基本上普及了小學教育，并通過夜校、識字班普及了成人教育。根據中央蘇區部分統計，江西、福建、粵贛三省共設立列寧小學3052所，學生89710人;補習夜校6462所，學生94517人;除福建省外，識字組32388個，組員155371人。當時每鄉平均至少有1所以上列寧小學，2所以上補習學校和10組以上識字組。婦女學習的熱潮更為普遍。廣大工農群眾還利用田頭、工余時間，采取父子之間、夫妻之間、先學與后學之間的方式互教互學。另外，還創辦了紅軍大學、蘇維埃大學、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和一批專業技術學校，培養了一大批工農干部。群眾性的革命文藝和體育運動也成績斐然。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旨在滅亡中國的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之后，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深刻分析了國內階級關系的新變化和新格局之后，鄭重提出中國共產黨必須反對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錯誤路線，建立起黨所領導的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徹底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

　　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能否建立起來，歸根結底是能否將國內革命戰爭條件下的群眾運動轉變為民族解放戰爭條件下的群眾運動。1938年10月，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所作的政治報告中，總結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嚴肅地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他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環境。”“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實際上就是按照黨領導下的農民運動的特點和需要來認識和應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人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具體化為能夠領導農民群眾運動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策略，具體化為工農群眾生氣勃勃的革命斗爭實踐。“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五、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群眾運動理論的歷史經驗與雙重影響

　　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以后，毛澤東所發表的一系列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著作和講話，從《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到中共七大的報告與講話，都體現著如何認識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群眾運動之關系的思考，簡而言之，是從群眾運動的角度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又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群眾運動。

　　(一)群眾運動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運動。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策略，只能根據群眾運動和通過群眾運動予以制定和貫徹實施。開展“工農武裝割據”的群眾運動，決定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性質和方向。在中國，如果把農民“這兩個字忘記了，就是讀一百萬冊馬克思主義的書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你沒有力量”。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是在群眾運動中產生的，是“在政治問題上，軍事問題上，經濟問題上，文化問題上，黨務問題上，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等項的問題上，常常處理得不適當，或不大適當”的問題中發展與完善的。離開群眾運動，就不會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順利進展。

　　(二)群眾運動是密切黨群關系的革命運動。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的群眾路線和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黨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是在長期的群眾運動中形成與發展起來的，是以群眾性的整黨整風運動來保持和發揚光大的。離開群眾運動，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成長為一個堅強的群眾性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

　　(三)群眾運動是黨領導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革命運動。工農群眾運動，之所以能夠由小到大、由弱變強，是充分相信和依靠群眾的結果。“黨不是要發展群眾運動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黨的方針在群眾運動中獲得實現”。通過“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根據實際斗爭的狀況，堅持軍民一致、軍政一致、官兵一致和政治民主、經濟民主、軍事民主的原則;堅持學習科學文化知識與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統一、思想政治教育與物質利益原則的統一;堅持從群眾運動中培養勞動模范和戰斗英雄來引導群眾逐步前進。

　　(四)群眾運動是實現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革命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是近代中國革命運動的先鋒和橋梁。“沒有知識分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只有在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長期的革命斗爭中，才能完成世界觀和人生觀的轉變，才能擔負起其歷史使命。

　　毛澤東關于群眾運動的理論思考，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顯著特點。依靠群眾運動最終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也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一)群眾運動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經驗認識與雙重影響。群眾運動對毛澤東認識與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篳路藍縷之功。群眾運動之翻天覆地的作用，使毛澤東堅信“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民主革命時期，以密切黨群關系而領導這種最強大的生產力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面對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他又繼續思考如何率領全黨解放和發展這種最強大生產力。如在1956年初聽取34個部門匯報時，他多次提出中國經濟發展可以超過蘇聯，強調“我們有群眾工作的傳統，有群眾路線”。“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際，他在《論十大關系》一文中，針對蘇聯模式的弊端而提出應當通過妥善處理十大關系來貫徹實施黨的群眾路線，以建設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然而，由于把群眾路線與群眾運動混為一談，開始將群眾運動作為社會主義時期繼續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心問題，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強大動力，以致逐步出現歷史主題的錯位。

　　(二)群眾運動對密切黨群關系的經驗認識和雙重影響。群眾運動對認識與解決黨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從而密切黨群關系也有篳路藍縷之功。中國共產黨人依靠在長期艱苦卓絕的群眾運動中形成的血肉相聯的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實現了群眾運動由小到大和由弱變強。即毛澤東所說“用黨內黨外結合的方法整理黨的隊伍，解決黨同群眾間的矛盾”。開門整風是黨領導群眾運動的必然趨勢。而群眾性的整黨整風運動，是從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立場上認識與把握黨群關系的，也是以群眾性的威懾力量來監督和處理黨內的不正之風的，因而是以黨的堅強領導來煥發人民群眾的革命積極性和創造性的有效方式。1957年的開門整風是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而群眾運動則是“反右”斗爭擴大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群眾運動對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經驗認識與雙重影響。依靠群眾運動以實現人民群眾自己解放自己，是在革命戰爭的歷史條件下，依靠黨的群眾路線來貫徹實施的政治運動。但其本質上是思想道德運動，主要是依靠思想道德教育來提高人民群眾思想政治覺悟而實現自己解放自己，但容易產生以思想政治工作替代其他一切工作的偏向。毛澤東晚年提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的深層思考，卻最終沒有付諸實踐，也是擔憂它與思想政治工作和群眾工作的矛盾。因此，群眾運動有排除物質生產力的發展與人民群眾徹底解放之間的密切關系的一面。

　　(四)群眾運動對認識與把握知識分子問題的經驗認識和雙重影響。群眾運動作為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政治和社會運動，容易從階級立場和政治情感上去認識和判斷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可以從反帝反封建的意義上去思考，可以與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結成革命的統一戰線。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則要從無產階級革命的意義上去思考。而且，這個統一戰線又屬于后一個聯盟。因此，以群眾運動的方式改造知識分子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就容易產生以政治認識替代學術認識、以階級情感等同思想情感的做法。群眾運動使知識分子問題上“左”的錯誤在所難免，“雙百”方針也難以為繼。

　　總之，毛澤東晚年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所產生的重大失誤和錯誤，與其照搬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群眾運動的理論和實踐息息相關。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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