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 學生運動;造反;20 世紀60 年代

　　[摘　要] 20 世紀60 年代在西方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它有力地沖擊著資本主義政治制度,批判了資本主義文化和教育制度。這次新型的群眾運動是在世界體系和全球化背景下展開的。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發生在西方社會的重大事件,具有不同于以往革命群眾的若干特點。

　　[中圖分類號] K153 ;D432. 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58320214 (2004) 0120080207

　　20 世紀60 年代在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此伏彼起的學生造反運動,其規模之大、范圍之廣,在歷史上前所未聞,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左翼運動的高峰。這次學生運動對于資本主義文化和教育制度,對于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政策,對于資本主義的制度,作了尖銳的批判,震動了西方社會。它對于“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的發展和西方文化的流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在西方各國,以1968 年為中心的這場西方學生運動引起了人們很大的關注,不同的政治派別對它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評價。密特朗認為,“五月事件”不可能導致一次革命“, 環境還沒有幫助無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走到一起來”[1 ] (p70) 。雷吉斯·德布雷認為:“1968 年5 月是新資產階級社會的搖籃。”[2 ]格盧克斯曼評論說:“‘五月運動’揭示了一種全國范圍的危機折磨著法蘭西:它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一種使它成為可能的形勢。”“‘五月運動’通過暴力和言辭在兩個方面喚醒了社會。”[3 ]霍布斯鮑姆稱:“60 年代末學生的反抗運動,是舊式世界革命的最后歡呼。”[4 ] (p665) 而沃勒斯坦則高度評價說,1968 年是世界體系內發生的一場革命,它“是我們現代世界體系歷史上最偉大的形成性的事件, 是一種我們稱之為分水嶺的事件”[5 ] (p65) 。哈貝爾馬斯則說:“我們在這里看到的是一次資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社會原則的造反。”[6 ] (p21)

　　國外研究60 年代學生運動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晚近我和一位在德國的朋友稍加收羅,就找到了一百七八十種參考書。實際出版的相關研究著作恐怕不下于此數目的數倍。然而,迄今為止國內學者對這一課題卻很少有認真的研究著作。原因是70 年代末以來中國的政治和學術走向影響到學者的視野。一代中國學人將注意力傾注于呼喚政治改革和改良,對西方世界的興趣轉到資產階級主流社會,對西方思潮的介紹則偏重于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而對左翼思潮和左派運動的關注銳減。本文基于對法國、美國、聯邦德國和英國60 年代學生運動的研究,對這次運動的若干形態特點作一探討,藉以說明這次運動的特殊歷史地位。

　　一　從道德反叛到政治批判

　　20 世紀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含有多重思想來源和不同的成分。在影響它的文化思潮方面,既有50 年代“垮掉的一代”的思想余波,對搖滾樂等流行音樂的迷戀,也包含了兩性關系上對于資產階級道德觀念的反叛。各種反叛的青年文化既為60 年代大規模的學生運動提供了發生的背景和土壤,又為學生運動提供了某些活動形式。

　　20 世紀40 和50 年代美國出現的“垮掉的一代”所代表的思潮,到60 年代仍然影響著歐美各國的青年學生。如艾倫·金斯伯格、杰克·克魯阿克、威廉·羅伯斯等人為代表的現代文學人訴諸自我意識的浪漫沖動,對壓抑人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不滿和惘然,那種孤獨和受壓抑的情緒,繼續影響到60 年代的青年學生,他們接受的非正統、非教條的德行,啟迪著后一代青年。而這一運動的余波,融入了60 年代學生運動中。

　　在60 年代新的社會政治條件下,“垮掉的一代”的作家本身的立場和態度也發生著變化,他們加入了反戰政治斗爭。這樣,“垮掉的一代”不僅僅是消沉、頹廢的一幫。例如,1965 年9 月,英國倫敦舉辦了為期6 天的詩歌節,美國詩人艾倫·金斯伯格來到倫敦,參加了有7 000余名觀眾參加的在阿爾伯特大廈舉辦的詩歌朗誦會。在會上,荷蘭詩人西蒙·文克若格朗誦了反對越戰的詩篇。勞倫斯·費林格蒂號召進行國際性的交流,而艾倫·金斯伯格在會上朗誦了俄國詩人的作品。艾倫·金斯伯格在1965 年加州伯克利舉行的“越南抗議日”之際,寫下了一篇題為“如何組織一場進軍場面”的文章。他在文中建議說:拿著鮮花的群眾———一種看得見的奇觀———尤其要集中在前排。無論何時可用作建立街壘,用于防范地獄的守護神、警察、政治家、報界和旁觀者。還有,在游行結束時,要求游行群眾自己帶上花。前排應當組織起來并預先準備花。前排應當由心理不那么脆弱的群體組成。由爭取和平的婦女或受人尊敬的組織,或者由詩人、藝術家、母親、全家、教授排成一行,這應當事先公開宣布。游行隊伍應當帶十字架,它應當由前排舉著,以防暴力襲擊。[ 7 ] (p372)這篇文章于1966 年1 月發表在《解放》上。在詩人金斯伯格這篇文章中,看不到什么消極和頹廢情緒,他簡直就是一個充滿激情和謀略的直接領導反越戰示威的政治家。

　　參加“垮掉的一代”活動全過程的美國詩人黛安·迪·普萊馬從1968 年4 月開始寫作《革命書信》,號召進行“總體革命”。她在詩中寫道:

　　去參加友愛大聚會,

　　帶著香煙、花朵、食品和一只塑料袋,

　　裝上一塊濕布以防催淚瓦斯,不要帶

　　珠寶飾物

　　穿著有助你動作敏捷的衣物?.

　　當你們占領了哥倫比亞,當你們

　　占領了巴黎,控制了媒體

　　告訴人們,你們正在做什么

　　你們在忙什么,以及你們這樣做

　　意味著什么和如何去做

　　他們如何幫助[你們]

　　使消息源源不斷地持續傳來[7 ] (p3672369)

　　60 年代學生運動的起因,在不同的西方國家中情況各不相同。在美國、英國和聯邦德國,學生運動的爆發與政治關系密切,而法國“五月風暴”則源于學生青年的道德和文化反叛。導致大學生不滿情緒爆發的直接原因,是學校當局對男女學生宿舍實行嚴格的分離。教育部和學校頒布嚴格禁止男女學生自由進出對方寢室的條規。廢除這一條規,成為“五月風暴”掀起前三年學生斗爭的直接目標。1965 年秋季在巴黎最大的學生宿舍區安東尼區,1 700名學生用強力阻止在女生宿舍前建造看門人的傳達室, 在三個月中示威不斷。[8 ]1967 年春季,在楠泰爾學院又發生了男生為進入女生宿舍而引起的騷動,學校召來了消防隊和警察。由于這場沖突, 一名督導被解雇。1968 年2 月圣瓦倫丁節,學生為爭取在男女生宿舍之間自由走動而發動的騷動在法國全國爆發。隨后,教育部長佩雷菲特重申禁令。這成為學生的不滿發展為與政府對抗的原因之一。法國學生從反對限制男女學生交往的大學當局開始,進而把斗爭矛頭對準整個教育制度和資產階級國家。

　　性解放是當時西方青年學生反對傳統道德規范束縛、爭取個性解放的一種文化反抗的口號。1965 年8 月,在美國學生運動高潮中,“性自由聯盟”曾在加州大學校園內組織了裸體示威游行。[9 ] (p5872588) 在法國“五月風暴”中,學生曾表示說:“我越談戀愛,我就越要造反,因而我也越要談戀愛。”[10 ] (p9) 但是,性解放決非60 年代學生運動全部或主要的文化批判內容。參加學生運動的青年學生,把騷動不安的青春欲求、性解放、道德反叛與政治要求混雜在一起,奏出了動蕩時代的合奏曲。對資本主義教育制度的批判,從運動一開始就是法國學生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而且,對教育制度進而對社會制度批判的內容立即在運動中壓倒了性解放的要求,成為“五月風暴”的基調。

　　檢索一下“五月風暴”前后的歷史時間表,不難看出學生運動在5 月以前已經迅速深化,從教育批判發展到對社會的政治批判。

　　1967 年11 月20 日法國索邦大學學生委員會發布的第一號傳單,要求教師“不要講那些無價值的東西,不要柏格森式的嘰里咕嚕,不要那些訓猴似的考試”。傳單最后說:“我們明白,沒有一場革命, 實現這些目標顯然是不可能的。”[11 ] (p1022103)

　　1968 年3 月“法國學生全國聯盟”的出版物《法蘭西學生》增刊撰文說:“如果我們要使社會教育體制避免完全崩潰的話,推翻現存的結構是極其必要的。”[11 ] (p112)

　　1968 年3 月22 日社會學系學生發表的題為《社會學家為什么這樣?》的文章,它將社會學存在的問題歸結為社會學家充當了資產階級社會的工具。文章說“, 社會學的興起日漸為通過理性化的實踐以服務于資產階級社會要求的目標所束縛”。“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的實踐導致了巨大的矛盾”,“我們的社會學家在充當一只‘看門狗’的同時,也會使他自己為拼湊社會學的‘理論’作出些貢獻。”[11 ] (p116 ,117)因此,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在開始階段便已不是以青春性解放為主調的運動,它具有明顯的政治文化運動性質。

　　二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和學生運動的興起

　　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就其起因而論,在不止一個西方國家中,學生運動的爆發有著重要的外部因素,即在不同程度上與第三世界反對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新老殖民主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運動的影響直接相連。在個別國家,第三世界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影響甚至成為誘發大規模學生運動的主要原因。它是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與19 世紀大規模群眾運動和革命運動不同的一個特點。

　　在20 世紀世界歷史進程中,60 年代是一個特殊的歷史時期。在60 年代,亞、非、拉各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爭取民族獨立、自治和解放的運動蓬勃開展,世界范圍的民族獨立運動經歷了它最后一次高潮,基本上完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和國家獨立的歷史性任務。

　　在非洲,一批國家在20 世紀60 年代通過民族解放運動從殖民宗主國統治下獲得獨立。1957年,在以恩克魯瑪為首的人民大會黨的努力下,加納首先獲得獨立。在加納獨立后的10 年間,非洲有32 個國家爭得了獨立。1963 年5 月,30 個非洲國家領導人在亞的斯亞貝巴舉行會議,簽署了非洲統一組織憲章。在拉丁美洲的古巴,卡斯特羅領導古巴革命在1958 年底取得勝利。革命勝利后,古巴逐漸走上社會主義道路。1961 年,古巴粉碎了美國用武裝干涉撲滅古巴革命的陰謀,對美國的壓力拒不妥協,成為反帝斗爭的一面旗幟。在巴西,60 年代初具有左傾思想的古拉特出任總統。在巴拿馬,掀起了向美國爭取運河主權、廢除1903 年巴拿馬運河條約的斗爭浪潮。在亞洲,越南南方的武裝斗爭從1954 年以后持續地展開。1960 年12 月組成了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到1964 年,反對越南南方反動政權的武裝斗爭取得很大勝利。1965 年2 月起,美軍開始轟炸越南北方。1968 年1 月底,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和越南北方的部隊發動春節攻勢,對30 個南方城市發動襲擊,美軍深陷越戰的泥潭。在老撾,50年代中期以后巴特寮運動展開了積極的武裝斗爭。1964 年巴特寮對查爾平原發動攻勢。1965年10 月巴特寮改名為老撾人民解放軍。1968年,老撾人民解放軍發動猛烈的攻勢,取得重大進展。

　　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武裝斗爭在“冷戰”的格局下使得美國政府和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極度恐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策向右急轉,而美國政府則對東南亞的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采取大規模武裝干涉的政策。正如馬爾庫塞評述的“, 西方世界達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今天,為了保護資本主義制度,需要把內部的反革命與外部的反革命都組織起來。反革命最極端的表現形式就是繼續施行納粹政權的暴行。在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剛果、尼日利亞、巴基斯坦以及蘇丹,進行了可怕的屠殺,這場屠殺或是針對所有稱為‘共產主義’的東西,或者針對所有反對為帝國主義國家效勞的政府的活動”[12 ] (p80) 。美國的鎮壓和戰爭政策,則對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和革命斗爭起了同樣的作用,它激起了本國學生青年對美國政府反動政策的不滿。在美國、英國和聯邦德國,反對美國政府侵略印度支那的戰爭政策,反對在大學校園里招募軍官和士兵和培訓后備軍官,反對大學的科研與軍事工業相結合,以及反對美國以外其他國家政府支持美軍進行越戰的政策,成為這些國家大規模學生運動的重要原因。反對羅得西亞種族主義,是60 年代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生運動的一個動因。70 年代初美國侵略柬埔寨,則激起了美國學生反叛運動最后的高潮。這是第三世界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對西方學生運動的一方面促進作用。

　　第三世界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對西方學生運動提供了杰出革命者的榜樣。古巴革命領袖卡斯特羅、尤其是傳奇般英雄和革命殉道者切·格瓦拉,越南共產黨領袖胡志明,他們都成為西方學生運動左翼的崇拜偶像“, 切、切、切·格瓦拉 !”“胡—胡—胡志明!”則成為學生示威的革命口號。他們的肖像和毛澤東戴八角軍帽的肖像一同被印在學生的報刊上。

　　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是一次發生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和資本主義全球化形成時期的運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形成的歷史條件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內政治生活已不僅僅受到本國政治、社會沖突的影響,同時,發生在第三世界的革命浪潮也反轉過來沖擊著西方帝國主義國家,賦予這些國家的左翼力量和學生青年批判和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靈感、激情和力量。這是19 世紀舊式革命運動中從未具有過的新特點。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力量毋庸置疑是相當強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相對穩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困境和矛盾,往往在其邊緣地帶,即在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上暴露和反映出來。新的反資本主義的力量和運動,往往會從邊緣地帶滋生發展起來,階級沖突和社會沖突將在全球范圍內展開。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這一特征前瞻性地預示了這一點。

　　三　對歐洲共產黨活動路線的挑戰

　　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在一些國家不僅遭到資本主義國家和資產階級社會的反對,而且遭到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下的強大的主要工會組織的抵制。突出的例子是在法國。二者之間的爭執值得尋味。

　　1968 年5 月3 日巴黎索邦大學學生騷動和與軍警的沖突發生后,法共機關報《人道報》參與了資產階級報刊攻擊學生運動的合唱。它撰文說“, 在拉丁區發生了暴動”“, 忿激派采取了狂暴行動”;稱“一小撮學生”是“騷動的制造者和鼓動者”。[ 11 ] (p153)

　　同日,法國共產黨政治局委員馬歇在法共機關報《人道報》上發表了題為《撕下假革命者的偽裝》的署名文章,把學生運動的組織者稱作“假革命者”,表示了對當時發生的學生運動的抵制、反對和攻擊的態度。馬歇所代表的法國共產黨對五月學生運動的指責集中在兩個問題上。第一個問題是說,法國學生運動受到了與法國共產黨政治及理論見解相左的各種極左的革命組織和派別的指使。如馬歇在文章中所說的“, 每當工人力量和民主力量的聯盟取得進展時,左派小集團總要在各界騷動一番。這類左派小集團在大學生中間尤其活躍”“, 這些假革命者在大學生中制造騷亂 ,這種騷亂有利于法西斯分子的挑釁,而與廣大學生的利益背道而馳”。“他們企圖在工人中特別是青年中制造混亂、疑慮和懷疑。尤其是他們的活動納入了戴高樂政權和其他反動勢力的反共運動。”“左派冒險主義給革命運動帶來最大的危害。”“左派小集團的積極反共為資產階級和大資本家服務。”[13 ] (p20221) [1 ] (p4)馬歇指責五月學生運動的第二個方面是抨擊學生運動的活動分子是資產階級的子女,他們歸根到底代表了資產階級的利益。他的文章強調,“這些人一般都是大資產者的兒子,[他們]鄙視工人家庭出身的學生。他們的‘革命烈火’轉眼間便會熒熒欲滅,那時他們便掌管起他們老子的企業,在最佳的資本主義條件下剝削工人”。而“工人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消滅資本主義,建設惟一的真正人道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不擁有任何生產手段,它是受剝削最甚的階級,因而它是惟一能真正革命到底的階級。”“楠泰爾的假革命者枉費心機,他們絕對無法改變這個歷史現實。”馬歇在文章中還借用20 世紀初法國作家法朗士的話來教訓學生:“需記住,沒有無產者,你們不過是一伙持不同政見的資產者,而一旦與無產者相結合并融為一體,你們就加入了為正義服務的行列。”[13 ] [1 ] (p4) 5月4 日,楠泰爾學院的法共委員會在發表的一項攻擊學生運動的聲明中用類似的調子寫道:“某些小群體(無政府主義者、托派、毛派等等) ,它們的絕大多數成員都來自中產階級上層,并且為德國無政府主義者科恩·邦迪所領導?.因此在客觀上幫助和助長了政府及其政策。”[14 ] (p86287) 馬歇對學生運動的攻擊,其理論根據正是“唯成分論”。他簡單地根據家庭出身,把來自大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家庭的大學生簡單地劃進了資產階級陣營,而根本不去看這些學生的政治立場。

　　法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法國最大的工會組織“勞工總同盟”在五月學生運動發動起來以及隨后引發的工人罷工持消極態度。“勞工總同盟”的領導人對于學生運動中的左翼政治派別對其施加的壓力感到窘困。他們認為,這些理論上的敵人在削弱法共對工人運動的領導。為此,“勞工總同盟”下令禁止學生進入他們控制的工廠,試圖疏遠革命學生,分離工人群眾與學生,推崇工人提出的純粹經濟要求的策略。它堅持參與分享資產階級政治蛋糕的最大一塊,而不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舊策略。為了與學生爭奪工人運動的領導權,5月15 日“勞工總同盟”派出義勇隊關閉了比蘭庫工廠,并占領了這家工廠,那里的25 000名工人中有60 %是忠誠于“勞工總同盟”的。[ 8 ] (p148) 法國共產黨在5 月上半個月對學生運動的抵制態度,遭到左翼學生組織和學生群眾的抨擊和嘲笑,在學生運動中威信掃地。激進學生稱法國共產黨為“修正主義”,也有的學生稱法共為“斯大林主義者”。

　　1968 年“五月風暴”中學生與法國共產黨的分歧和矛盾沖突,在更深的層次上暴露了那種以歐洲共產黨為代表的議會政治道路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窘境。60 年代學生運動是學生左派對歐洲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奉行的合法議會道路的一次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歐洲各國共產黨交出自己控制的武裝,作為資本主義國家體制內的一個合法存在的參政黨存在。它們在政策主張方面無疑在政治序列中處于資產階級右翼和中間政黨的左側。然而,由于它們是議會黨,它們在取得政治合法性的同時,也勢必在重大的社會沖突和勞資沖突中為這個體制辯護。60 年代學生運動向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政黨提出了一個困難的同時又是需要解答的重大的策略課題。

　　四　學運參加者的中產階級社會來源和學生運動話語與行動的極端“左”傾政治化

　　歷史上反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運動大多是工人階級領導并由工人階級或農民階級作為主力。但20 世紀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是一種新類型的群眾運動,這次運動的發動、領導者及主要力量和過去的革命不同。阿瑟·馬威克在研究60 年代的著作中曾評論說:“不是所有對現存社會的挑戰都來自社會底層。[ 15 ] (p143)

　　60 年代學生運動的參加者大多是中產階級或中產階級下層的子女。他們在大學期間一般是較優秀的學生。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古典文學系主任約瑟夫·方廷羅斯曾有如下評述:“自由言論運動的領袖代表了新一代學子?.他們都是好學生,他們嚴肅,有奉獻精神,負責任,有獻身民主觀念。”有人對1964 年12 月初美國一次靜坐示威中被捕的自由言論運動參加者作過分析,結論是,他們中絕大多數是高出一般水準的學生。被捕的大學生中有47 %均分在3 分(即B 級) 以上,有71 %的被捕研究生均分在3. 5分(即在B 級與A 級之間) 以上。根據1964 年11 月在社會學系教授羅伯特·薩默斯監督下進行的調查,在被采訪的學生中, 均分達到B 級或更高級別的人中,45 %是支持自由言論運動的,只有10 %反對自由言論運動。而在B 級或以下級別的學生中,有1/ 3反對自由言論運動,只有15 %的學生支持自由言論運動。[16 ] (p13214)

　　學生運動參加者在其對運動目的的表述中,也反映了學生運動的中產階級文化革命的特質。例如,巴黎索邦大學的占領者在《對權力的想像》一文中表述說:“資產階級革命是司法革命;無產階級革命是經濟革命;我們的革命是社會和文化革命,其目的是使人能實現自我。”[17 ] (p2652266)

　　從整個學生團體來說,其成員的社會來源是紛雜的,絕大多數學生不是來自工人階級家庭。法國共產黨曾對法國學生團體的構成作過階級分析,結論如下:領工資的農業工人子女占0. 6 %;農場主的子女為5. 6 %;文職人員子女為0. 9 % ,藍領工人的子女為6. 4 %;白領工人的子女為7. 9 %;工業和商業部門總經理的子女為17. 7 %;中層經理人員的子女占17. 8 %;自由職業者和上層經理的子女為28. 5 %;無職業但擁有財產的人士的子女為7. 6 %; 出身于其他家庭的學生為7.6 %。[ 18 ] (p1252126) 根據上述調查資料,學生運動的成員具有相當比例的中產階級的成分無疑是一個事實。

　　從各國學生運動發展的軌跡來看,在學生運動最初階段,其要求并沒有超過中產階級運動的范疇。在美國,從1964 年9 月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開展的自由言論運動,其要求沒有超出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范疇。美國60 年代學生運動最重要的組織“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在它1960年創立和在1962 年提出的《休倫港聲明》中,將其目標限于人道主義、個人主義和參與民主制。然而,到1968 年秋季以后,這個組織提出要“成為一個革命的青年運動”,并于1968 年12 月分裂產生了“氣象員”派。此時,它把與世界范圍內的解放力量團結一致“, 創立一個革命群眾運動”作為其目標,[19 ] (p5602563) 向左傾政治方向迅速轉變。

　　從整體上來看,60 年代美國、法國、西德和英國學生運動在使用的話語和實際活動中,具有左傾政治化的鮮明特征。

　　法國“五月風暴”學生運動的重要領袖丹尼爾·科恩·邦迪,此前沒有參加任何法國左翼政黨或政治組織。在5 月的學生運動中,他反復強調,這個運動沒有組織、沒有結構、沒有寡頭制,也沒有綱領。[8 ] (p59) 他論述說,群眾不是按照等級制結構,而是靠“榜樣的力量”動員起來的。在“五月風暴”過去后,科恩·邦迪與兄弟加布里埃爾·科恩·邦迪出版了《已過時的共產主義:左翼的變化》一書,作為對“五月風暴”的回顧。從該書來看,作者對社會主義史比較熟悉。該書的中心是對法共的官僚主義和在“五月風暴”中采取的錯誤路線的批判。書中寫道:“我們論著的中心是分析官僚現象。”法國工人工會和政黨“, 他們的錯誤之處主要不在于他們如此僵化和背信棄義,而在于他們已經整合進資本主義國家整體的官僚體制中。”“官僚傾向是一個世界范圍的現象,資本持續地集中化,國家加強對經濟和社會事務的干涉,已經造成了一個新的邊緣階級,其命運不再與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聯系在一起。”“當領導人在政治等級中追逐權力時,階級斗爭被忽視。”[20 ] (p249)

　　在這本書中,邦迪論述了革命者的作用。書中寫道:“革命者是以各社會層次吸收來的富于戰斗性的少數人,這些人因為擁有一種意識形態而被團結在一起。他們立下誓約,展開反對壓迫者的斗爭,消除統治階級和官僚的神秘性,宣布只有當工人把他們的命運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時,才能保證他們建立一個新社會,相信只有通過革命斗爭和直接行動才能在政治上成熟。”關于革命者與工人階級的關系問題,作者論述說:“工人階級的群眾參與是我們斗爭最偉大的成就;它是朝著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前進的第一步。”[20 ] (p251 ,252)

　　學生運動的左傾政治化尤其表現在學生組織依據階級理論,對學生與工人階級結合問題作出了清晰的陳述。例如,“法國學生全國聯盟”發布的一份文件指出,從根本上說與現存大學對抗以及與現政權對抗是不可分割的。文件強調了“學生斗爭與工人斗爭相聯系”的目標。文件指出:“只有當工人自身進行斗爭時,現政權才可能垮臺。這就是說,變革社會的主要力量是工人階級,工人應該掌握自己的命運,從現在起就應在所有企業中向雇主的權力展開攻擊。”[13 ] (p22223) 學生組織在其文件中,反復提出要與工人運動結合并改造自身思想的問題。他們對毛澤東有關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以改造自己思想的理論爛熟于心。在60 年代西方各國,左翼學生組織極為關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的論戰,他們極為熟悉《九評》,他們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對蘇聯修正主義的批評意見。毛澤東的著作和《毛主席語錄》在西方學生運動中廣泛流傳,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話語成為非馬克思主義的左翼學生組織發布的宣傳品的常用語,而毛澤東頭戴軍帽的木刻頭像,廣泛地刊印在學生的刊物和傳單上。

　　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并稱為“三M”,成為西方學生運動的革命偶像。誠然,影響學生運動并在學生運動中極為活躍的,還有各種左翼和極左的政治組織、信奉極端革命論的“第四國際”托洛茨基派。到了學生運動后期,美國和聯邦德國的學生運動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壓力和打擊下,學生骨干中革命盲動策略占據上風,成立了極左的派別組織,甚至采取了不恰當的密謀暗殺和爆炸的消極反抗策略,使之嚴重脫離群眾,組織內部發生分裂并遭到破壞。

　　在美國“, 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在 1968 年秋季提出要“決定它對于工人階級的方向”“, 在校園內外都要擴展到新的民眾中去,并把‘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組織成一個革命的青年運動。”[19 ] (p506) 從“爭取民主社會學生組織”中分裂出來的革命派別“氣象員”,在1969 年6 月的聲明書中引述林彪的《人民戰爭勝利萬歲!》一文中的話:“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革命人民與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是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這個矛盾推動了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的斗爭。”文章論述說:“今日世界進行的主要斗爭是美帝國主義和反對它的民族解放運動之間的斗爭。”[21 ] (p51 ,52) 這個派別認為,要在國內開辟一條反帝戰線,包括在需要時進行武裝斗爭,來與世界范圍內的“解放力量”表明團結一致。聲明最后宣布,必須創建一個以城市的白人、青年人的武裝力量為基礎組成的“, 具有處于秘密狀態的自力更生的骨干組織”、“集中化組織的‘革命黨’”。1969 年9 月的芝加哥大會以后,“氣象員”開始實行全國行動計劃,宣布要“把戰爭引向國內”。《新左派短簡》將這個口號印在刊物的封面上。[19 ] (p600) 1970 年《新左派短簡》發表的題為《下一次是大火》的文章,甚至提出了“我們的計劃是通過一場社會主義革命完全重組美國”的極左的口號。[ 19 ] (p453)

　　在聯邦德國,學生運動活動家魯迪·杜切克在1968 年初提出了“穿透整個制度的長征”的策略口號。他認為,學生運動在未來應采取的做法,是“加深在社會不同層次(高級中學、假期培訓學院、大學、著名的工業部門,等等) ??業已存在的矛盾?.以此分裂代議制制度整體的各部分和分支,并把他們爭取過來轉入革命者陣營。”“顛覆性地利用復雜的國家———社會機器中可能有的矛盾,以此在一個長期的過程中摧毀它。”[22 ] (p138) 在聯邦德國,學生運動參加者先后建立了“革命細胞組織”、“紅軍黨團”、“六二運動”,進行了大量小規模的恐怖活動。

　　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極端的左傾政治化,表明這個運動已部分超出了傳統的中產階級知識分子運動的性質。然而,極左的冒險主義策略,在另一方面又反映了青年學生面對強大的資本主義制度時的急燥、不成熟和無奈。

　　20 世紀60 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已在歷史上成為一個特殊的歷史坐標,它處于并標志著二戰結束后西方左翼政治力量活動的峰巔。這次左翼運動的余波持續到70 年代最初幾年,而后便急劇地衰落和瓦解了。以后便是保守主義的泛濫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60 年代以后在西方興起的新社會運動,無論在規模和鋒芒上都無法與60 年代學生的反叛運動相提并論。①

　　【收稿日期】　2003 —04 —10

　　【作者簡介】　沈漢(1949 — ) ,男,江蘇常熟人,南京大學歷

　　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從事歐美近現代史、英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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