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場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為何而戰，又不了解戰爭本身已經發生改變，更不明白誰將是戰爭最大受益者的人，錯誤發動和進行的摧毀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戰爭。

　　盡管馬克思早于半個世紀前，就在他不朽的《資本論》中，提出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著名論斷，但歐洲那些冥頑不化的君主們，依舊不肯正視帝國的“上層建筑”與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早已“不相適應”的現實，卻又對自由資本主義升級為壟斷資本主義后的大工業生產對資源欲壑難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銳的勞資沖突導致的社會階級矛盾，充滿擔心和恐懼。

　　為了擺脫他們根本就不曾理解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歐洲同僚們——奧匈帝國的老皇帝約瑟夫，俄羅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奧斯曼帝國的哈里發，大英帝國和法蘭西共和國的決策者們，以1914年6月28日費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被刺為契機，幾乎不約而同地為各自的國家選擇了戰爭脫困之路。

　　大錯既已鑄成，相應的錯誤就會接踵而至。既然帝國的決策者們無法理解在帝國母體內孕育生長并日益膨脹的資本主義，不過是一次“借腹生子”，帝國的專制體制與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生產方式，從根本上同體異質，互相排斥，他們當然也就對被資本所推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戰爭方式的改變一無所知。而這最終導致歐洲的帝國一哄而上，打了一場耗時四年多，大約6500萬人參戰，1000多萬人陣亡，2000多萬人受傷，耗資2700億美元，受戰禍波及人口15億，結果卻是千金散盡，王冠落地，帝王們自己埋葬自己的戰爭。

　　在這場戰爭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國。因為美國是當時真正理解了資本主義的逐利方式與天性，完全將自己的國家體制與其融為一體的國家，這使美國得以用純粹資本的方式去理解這場戰爭，將之視作一次超大規模的商業活動：生產、運輸、貿易、債務、貸款、融資，除了在戰爭背景下，一切都與和平時期沒有兩樣，所以，這種資本主義的清醒使美國笑到最后，成了“一戰”(包括20年后的“二戰”)最大的獲利者和最終的勝利者，應該說毫不奇怪。

　　一、一場戰端未啟，結局已定的戰爭

　　中國人的“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與西方人的“打仗就是打后勤”這兩句話，異曲同工。引申為現代理念，即打仗就是拼國力。什么是國力?從硬件角度講，就是獲取和控制資源與資本并將其轉變為生產力的能力。這種由資源和資本所體現的國家實力，是對戰爭時長和規模的硬約束：有多少錢(資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資源(人力、物力和生產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決于交戰方的戰爭融資能力，后者則決定了交戰方的戰爭持續能力。這意味著戰場上的勝負一開始就被交戰雙方所能獲得的戰爭資源和資本能力所左右。這也意味著戰爭的決策者必須清醒地懂得：打仗只能量入為出，量力而行。

　　顯然，一次大戰交戰國的首腦和決策者們，并不真正懂得這個道理。而做為大戰的主要發動者德皇威廉二世，在這一點上尤其愚蠢。他們無一例外地以為，戰爭的勝敗取決于雙方軍隊在戰場上的較量，而對戰爭的勝利更多地取決于戰場之外雙方在人力資源、物質資源、生產能力、稅收財政、貿易水平、信用創造以及盟友狀況等等要素，給予了驚人的忽視。

　　以德國為例，如果德皇威廉與其號稱“世界上最出色的總參謀部”的軍官們，對當時已經形成的同盟國與協議國雙方的真事實力對比有一個清醒的了解，也就不會把對戰爭勝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斷上：

　　“他們篤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國和俄國將得到喘息的機會，組建堅不可摧的力量。”(《戰爭的悲憫》P23)這意味著，那時再動手，對德國人來說，可能就為時已晚。而資源的短缺、流動性的緊張，長時期為準備戰爭而形成的軍備壓力，社會矛盾的激化，使德軍總參謀長小毛奇認為“人們越來越傾向于將戰爭視為緩解大規模軍備、財政收入和政治緊張局面的出路。”(書名同上P113)

　　在這樣朝野上下一派輕言戰爭的氣氛中，難得德國人還在戰爭開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象力所及的最大范圍內，對這場可能發生的戰爭的費用，做出了預算：

　　“估計戰爭的費用約700億馬克。當時的財政部長赫爾費里希對此充滿信心。”(《世界是部金融史》P917)他完全不曾料到，開戰以后， “帝國的戰爭開支將達到平均每年為300億馬克，每天約為8400萬馬克。”(《紙與鐵》P82)更不會料到，戰爭結束后的1920年，德國公債總額將高達2200億馬克。

　　那么，即使按德國人估算的700億馬克這個數字，這筆戰爭的成本將如何收回?對此，德國人自信的近乎異想天開：“德國人有自己的打算，他們覺得自己一定會贏得勝利，只要每年稅收足以償還內債利息，獎來取勝，賠款就是凈利潤。”(《世界是部金融史》P171)

　　或許被這種盲目樂觀的情緒所感染，一向以嚴謹著稱的德軍總參謀部，根據著名的“施里芬計劃”為藍本制訂的作戰計劃，同樣令人驚訝的輕率，充滿了投機色彩。一俟開戰，德軍將牢記施里芬的遺訓：“袖拂英吉利海峽”，以六個星期擊敗法國。然后，揮師東向，攻打俄國。這個一廂情愿的計劃，意在既避免兩線作戰，又各個擊破對手。但是，真正的戰爭與戰爭計劃往往是兩副面孔，甚至風馬牛不相及：德國人失算了，這場戰爭一打就是四年半。最后支付戰爭賠款的，不是對手，而是德國人自己。賠償數額經過反復的討價還價，仍然高達1320億馬克，足以讓戰敗的德國永世不得翻身。“因為這個數字遠遠地超過了被榨干的德國國民經濟的支付能力。”(《錢的戰爭》P50)

　　其實，設想一下，德國的決策者們在決定開戰前，對如下數字略加過目的話，還會輕啟戰端么?

　　總人口：同盟國約1.44億，協約國約6.65億;可投入戰爭人數：同盟國約2500萬，協約國3000至4000萬;全球制造業產量占比：同盟國19%，協約國28%;工業潛力：同盟國與協約國相比為1:1.5。這些數字對比，還沒有算上美國。

　　假如在如此再清晰不過的對比下，還能定下開戰的決心，除了瘋子，還會有誰這么干?據說，德皇威廉二世因戰敗而退位，為時太晚地讀罷《孫子兵法》后長嘆：“如果早幾年讀到此書，就不會有這樣的結局了。”我想，他被深深震撼的，一定是開篇第一句話：“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二、注定不可能獲勝的德國

　　尼爾·弗格森在《金錢關系》一書中，以一種殘酷詩意的口吻寫道：“一戰的決定性因素除了鮮血的流淌，還有資本的流動，二者的意義同等重要。”對于任何一個國家來說，鮮血和資本，都是它的兩種血液，也是國家進行戰爭的兩種能力。前者是國家的戰爭資源動員能力：鮮血——人力資源是一切戰爭資源中的頭號資源;后者是指國家的戰爭融資能力;資本——發鈔、稅收、舉債，是國家支撐戰爭的重要手段。

　　在長達四年多的世界大戰中，“戰爭的雙方都面臨著資源短缺的問題：已過度消耗的國家財政和物力，只為了在戰役中獲得暫時勝利的一方，必將在那曠日持久的沖突中吞食失敗的苦果。它們已彈盡糧絕，它們的勞動力數量——特別是熟練工人的數量——大幅度銳減，罷工運動此起彼伏;它們供給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儲備所剩無幾;它們已在國內外債臺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戰爭的悲憫》序言)這意味在“鮮血和資本”兩方面處于劣勢的國家，注定在戰爭中也處于劣勢，并且幾乎不可能有獲勝的希望。

　　盡管在一次大戰之前，德國的經濟就已經取得了傲人的業績。它的鋼產量在1913年就超過了英國，它的國家收入已把自己的宿敵法國遠遠地甩在身后;它的電氣工業總產值在1893——1913年間增長了整整28倍;并且在1913年這一年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是，這些成就并不足以抵消大英帝國的全部優勢。此時，英國正在享受全世界的殖民地帶來的豐厚利潤，原有的工業體系足以支撐國內政治、經濟和軍事的需要。(《世界是部金融史》P169)更重要的，是工業經濟的長足進步，并不能彌補德國金融業這塊致命的短板。這使德國與金融霸主英國相比，在戰爭融資方面，一開始就處于了下風口。

　　金融戰幾乎是與一次大戰呼嘯的炮彈同時甚至更早些打響的。1914年7月底，在戰爭爆發的前夜，“英格蘭銀行先下手為強，將貼現率從3%提高到10%，吸引資金回流英倫諸島。柏林當時還沒有統一的貼現中心，資金立刻出現了恐慌。”僅此一舉，經驗老到的英國人就讓德意志帝國銀行出現擠兌風潮，一個月減少存款20%。(書名同上P171)

　　面對此舉，經驗不足，實力亦不夠的德國人的應對方式，可謂“簡單而粗暴”：先是回應以“馬克與黃金脫鉤，停止兌付黃金;”隨后又將3個月國債納入貨幣體系，這等于事實上的增發貨幣。而在金本位時代宣布自己的貨幣與黃金脫鉤，“就等于斷送了自己的貸款途徑。”(書名同上，P17)與德軍在戰爭前期的表現相比，德國人在金融戰中，毫無可圈可點之處，一直處于被動挨打的局面，不但沒有還手之力，甚至連招架之功都逐漸喪失。

　　到這一年的9月，帝國已經不得不每半年發行一次“戰爭債券”。直到四年后戰爭結束，戰爭債券已累積發行993億馬克，比戰爭初期增長了整整20倍。但隨著戰爭支出與借債規模的同步放大，盡管此時德國的黃金儲備已達870噸，在美、俄、法之后居世界第4位，但這仍不足以支撐其信用使公眾繼續有意愿向政府提供長期貸款。

　　與此同時，德國向國外舉債的水平也大幅下滑。相應的，德國債券比英法債券的價格也低出了10%左右。這一差價反映出德國債券在購債人心目中明顯的風險，使德國不得不提高利息，以拉大德國債券與英法債券的利差，來吸引債權人的青睞，但這仍然甚至愈加無法挽回德國人在戰爭融資方面的頹勢。在整個戰爭期間，德國的外債規模總額盡管也達到了80億金馬克之巨，但相比英國人從美國那里借到的170億美元的資金來說，只能算小巫見大巫。這一狀態持續到1917年，這一年，協約國從美國拿到的授信額度是23億美元，而同期德國人僅僅獲得了可憐的2700萬馬克的海外借款。

　　戰爭融資能力的每況愈下，嚴重地制約了德國的戰爭能力，使其在戰爭初中期獲得部分優勢和勝利，隨著戰爭的曠日持久而一點點喪失殆盡。

　　盡管直到此時德皇威廉二世仍一口咬定：“最先破產完蛋的肯定是俄國人”，但德國被戰爭損耗得難以為繼的定力，已經逃不過像羅斯柴爾德這樣的世界級金融寡頭的銳眼。他在私信中談道：“德國政府很拮據。”并且他對“德國向國外資本市場兜售債券印象深刻”。從某種程度上說，金融資本家對某一投資國的向背取舍，是資本流向的晴雨表，從而也就是戰爭最后勝負的風向標。

　　但德國人的厄運并不僅限于戰爭融資領域。英國人對德國展開的金融戰是全面的，幾乎不留死角。自日德蘭海戰，英國皇家艦隊對德意志帝國海軍取得決定性勝利之后，英國海軍對德國的封鎖就變成了協約國對德國及同盟國貿易戰的一部分。英國人甚至連美國對中立國的貿易船只也不放過，統統予以截留，迫使美國不得不為了自身安全而只與協約國做生意。從而使“協約國的(在貿易方面)優勢繼續領先于同盟國;使后者無法從已經變成敵方的中立國進口物資。毫無疑問，英國海軍對德國海上貿易展開的打擊造成了相當嚴重的經濟崩潰局面，”“到1915年，德國的進口水平已降到戰前的55%。”(《戰爭的悲憫》P158)

　　對德國人來說，協約國更狠毒的一招，是“德國人持有的9.8億——13.7億英鎊的海外投資，被英、法、俄包括后來加入的美國將其中至少60%進行了查處和沒收。德國航運領域受到的打擊尤為劇烈。通過擊沉和充公，德國承受人喪失了629艘商船，總噸位達230萬英噸。德國人通過兜售外國證券籌措了高達1.47億英鎊的資金。為了給支付赤字付賬，德國不得不銷售高達4800萬英鎊的純金，并從外國供應商那里進行短期私人借貸。”

　　戰爭打到這一步，就已經不是敗象初露，而是敗象盡顯了。但直到戰爭結束，德皇威廉二世也沒有弄明白，不是你的工業化程度，也不是你的生產能力，而是你的戰爭融資能力，決定你的戰爭勝敗。從某種意義上說，你的戰爭融資能力，就是你的戰爭能力。你手中能弄到多少錢，將決定你打多大規模、多長時間、多強烈度的戰爭。這幾乎就是現代戰爭的鐵律。

　　三、協約國的慘勝與代價

　　與德國為首的同盟國相比，英、法、俄組成的協約國陣營，在人力物力諸方面，都擁有巨大的資源優勢。但一場越打越失去目標，打到后來，勝利就是一切的持久消耗戰，是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承受的，因為，沒有一個國家的資源是無限的，同盟國如此，協約國也如此。特別是當交戰雙方把軍事戰爭打成消耗戰的同時，也把貿易戰、金融戰打成了消耗戰，就更是如此。

　　越打越濫的戰爭，無情地壓榨著同盟國，也同樣無情地壓榨著協約國。英國為首的協約國，雖然成功地壓制了同盟國的戰爭融資能力，使其借債無門，從而從根本上打擊了對手持續進行戰爭的能力，但其自身有效的戰爭融資能力，卻最終讓自己債臺高筑，就這樣，為了那個遲遲不來的勝利，一個個債權國淪落為一個個債務國。

　　為了應對日漸臨近的大戰，1913年，法國未雨綢繆，借債額達到了國家收入的86%。同年，俄國的公共負債總額也急劇攀升，從44億盧布增長到88億盧布，翻了整整一番。而英國的國債則在同期比其他歐陸國家都要高，是其公共稅收的10倍之多。(《戰爭的悲憫》P104)

　　戰爭對于經濟的惡化，總是從金融開始。因為金融是經濟生活最敏感的溫度計。在距戰爭不到一個星期之際，金融溫度計的水銀柱已經開始爬升：

　　“7月27日，俄國中央銀行就已經被迫終止黃金兌換。”在為了防止戰爭導致黃金外流方面，協約國與同盟國一樣拿不出更好的辦法。這一暫時在戰時中止金本位制的短期行為，其結果就是使其在戰后也未能真正得到恢復，直到被美國人在1971年8月15日徹底廢止。英國人雖然沒有馬上宣布終止黃金兌付，但“當英格蘭銀行7月31日試圖通過將基本利率翻倍至8%來免受相同命運時，次日該數字又上漲了2%，直接導致市場癱瘓。為了避免徹底內爆，證券交易所不得不于31日停業。柏林和巴黎也出現了相同情況。”法國則在同一時間更陷入了“收稅情況嚴重惡化，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戰爭爆發前夕。”(書名同上P158)

　　環球同此涼熱，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在影響正常經濟生活方面，戰爭對于交戰雙方來說都是公平的。

　　如果說戰前的金融波動主要是由于恐慌所致，但當戰爭殘酷地迎面走來時，它脫韁野馬一般的耗費，對于參戰國經濟和金融無止境的索求，就是誰也無法回避的現實。

　　僅以法國為例。“戰爭所需的龐大的軍事費用，使法國在1914年度的財政預算赤字高達55億多法郎。”為此，法國政府除了加速開動印鈔機，已別無選擇。“法國的貨幣流通量不斷增加，在1914年第四季度，信用流通量竟然高達96億多法郎。”其結果只能是“國庫虧空，入不敷出。”(《貿易戰》P104)

　　看不到盡頭的絞肉機式的戰爭，把一個個國家拖進了債務的深淵。除了還遠在大洋彼岸隔岸觀火的美國，所有投身這場戰爭者都不得不被迫吞咽下負債累累的苦果。

　　“截止1917年，俄國外債額達8.24億英鎊，意大利和法國凈外債額同樣巨大。截止1919年，英國向聯邦自治領和戰時的盟國提供貸款共計18億英鎊，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32%，并向美國和其他國家借貸13億英鎊(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22%)。”(《金錢關系》P279)這意味著所有國家不但要背負起債務國的重負，還要無一例外地讓自己的國家和國民承受嚴重通貨膨脹的啃噬和煎熬。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戰爭經常出現的“傷敵一萬，自損八千”的情況，在一次大戰的戰場內外都展示的淋漓盡致。無論是戰勝國還是戰敗國，會發現雙方在這場戰爭中付出的代價幾乎是相等的：雙方都站在了戰爭的廢墟上。而這還不是參戰國付出的最后代價。最后的代價是，幾乎所有參戰的帝國君主都因這場戰爭而垮臺。古典帝國的時代，在歐洲結束了。

　　只有置身事外的美國是“例外”。這時的美國“是凈債權國。債權額達70億英鎊，約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9%。”(書名同上P279)要知道，不過四年前，美國還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

　　戰爭是國際關系最大的顛覆者，當然也就是債權與債務關系的顛覆者。

　　四、美國，大戰唯一的受益者

　　當整個歐洲大陸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生命絞肉機和資本吞噬機時，美國人一直隔著大西洋冷眼旁觀，并不急于下注。它只是把自己手中的錢——戰爭資源和資本——源源不斷地借給那些輸紅了眼的賭徒們，就像不時把干柴投進灶膛中一樣，以便使爐火燒得更旺。它一直在等待屬于自己的機會。這個機會不像某些淺見的歷史學家們以為的那樣，是由于德國人瘋狂的“無限制潛艇戰”，愚蠢地擊沉了英國人的“盧西塔尼亞”號，也不是德國外長齊默曼犯了一個激怒美國統治者和全體國民的致命錯誤。

　　這些歷史學家斷言，這兩個事件導致了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國人倒向了協約國一邊。這是對精于戰略盤算的美國人的低估。如果說，這也算是美國參戰的原因的話，那只不過是美國人投身那這場毀滅歐洲的戰爭的借口。對美國人來說，即使沒有這些事件，照樣可以找到其他合適的借口。美國人一開始就知道，加入到這場戰爭中去是遲早的事，它要做的，只是何時加入。這是個時機問題，但這個時機和時間無關，它只取決于一個條件，那就是什么時候，整個歐洲燃燒到油盡燈枯?只有這時，美國人想要的時機才會成熟。因為美國人真正想要的，是權力從歐洲那些老牌帝國，確切地說，是從世界霸主英國人的手中，向美國轉移，而不是僅僅通過發戰爭財，獲得目光短淺的商業利益。“美國駐英大使佩奇給總統顧問愛德華·豪斯的信中說：‘差不多全體歐洲國家都要破產……’整個世界的前途會落在為我們手中。”(《好懂的世界格局》P146)為這一刻——擊垮英國，美國人已經等了很久。但美國人先要擊垮的對手，卻是德國。從德國人在十九世紀末葉，其經濟實力超過英法，成為世界老二并直追美國，甚至開戰前一年，在國際市場中所占份額21%，超過美國的17%之后(書名同上p148)美國人就大吃一驚地堅定了必須打垮這個霸權競爭者的決心，為此，美國只能選擇站在自己遲早要取而代之的英國及其協約國一邊。但為什么要在戰爭打到第四年，美國才丟掉“中立”的面具，決定參戰?原因不言而喻：美國需要德國這個帝國的后起之秀，傾盡初生之犢的蠻力，消耗英國。而為了使年邁的獅王能夠支撐的更久一些(同時也就消耗的更狠一些)，美國這個戰前的債務國，慷慨地向自己從前的債權人敞開錢包，先后分別借給英國47億，法國40億美元，(《全球貨幣戰》P627)開始扮演“戰爭的最后借貸人”角色。歷史證明，誰能扮演這個角色，誰就將是戰爭最后的勝利者。

　　扮演這一角色的好處，在美國人還未投身戰爭之前，就已經充分顯現了出來：“美國從戰前的債務國一躍而上升為世界最大的債權國，同時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輸出國。”“它不僅回收了交戰雙方在美國的有價值股權，而且增加發行了巨額債權的數量，加快資本輸出的速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1919年，美國在國外的總投資額高達70多億美元，協約國向美國的借貸也高達100億美元。”與此相應，美國的黃金儲備也在迅速增加，占世界黃金儲備量的40%。”從此，“國際金融中心也逐漸偏離倫敦，開始向紐約轉移。”(《貿易戰》P105)

　　“美國總統威爾遜無法抑制心中的興奮，說道：‘在當今世界金融領域和商業領域，美國所占的地位和必須占有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前我們不敢想象的。’”(書名同上P105)顯然，對于這位學歷最高(博士學位)的美國總統來說，勝利好像來得太快，也太容易了些。

　　此時，遠在大洋彼岸苦戰的英國人，心情就不會有威爾遜總統這般輕松了。因為德國人又重新恢復了“無限制潛艇戰”。“英國大量戰艦、商船被擊沉。戰爭形勢開始朝著有利于同盟國方面轉變。以英國為首的協約國有戰敗風險，并且英國的金融形勢已經開始出現崩潰的跡象。因此，威爾遜認為，從保護債務國的角度看，美國應該立即對同盟國宣戰。”(《好懂的世界格局》P148)

　　這是威爾遜總統說服國會授權美國參戰的最好理由。但從總統本人到那些支持美國參戰的議員們，都在肚子里揣著另一個更能說服自己的理由：老牌帝國英國倒下，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新興帝國德國，才是與美國爭奪霸權的強勁對手。所以，必須趕在它擊敗英國，成為新的歐洲霸主之前，擊敗它。這樣在戰爭結束之后，將不會再有任何一個國家，阻礙美國登上英國人曾經坐了百年的王座。

　　而恰在此時，德國人擊沉了英國商船“盧西塔尼亞”號，造成美國公民的死亡，接著又從英國情報機構“及時地”傳出了德國外長齊默曼，秘密致電德國駐墨西哥大使，授意他策動墨西哥政府向美國提出領土要求，并建議德墨結成抗美聯盟，這一足以激怒全體美國人的消息。一切都來的恰到好處，正應著中國人的一句俗語：想睡覺就有人給你遞枕頭。最后，德國潛艇又干了一件蠢事：擊沉美國軍艦“豪薩頓尼克”號，終于把美國人鐵心拖進了對自己的戰爭。

　　1917年6月27 日，由潘興將軍統率的美國遠征軍，登上了歐洲大陸，雖然這支臨時拼湊起來的軍團遠談不上強大，但已足以使戰爭的天平，由于壓上了美國這只巨大砝碼，毫無懸念地向協約國一方傾斜。

　　這樣的結局，雖然早在開戰之前就已注定，但卻足足打了四年零三個月，耗盡了幾乎所有參戰國的人力物力，才見分曉。對于自認為“是上帝的特選子民”，“白人至上”的歐洲人來說，真是莫大的諷刺。但對于悲催的歐洲人來說，其厄運并沒有到此就畫上句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用法國元帥福煦那句意味深長的話來說，“這不是和平，只不過是二十年的休戰”。

　　果然，整整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戰爭盡管規模、時長、損耗和慘烈程度，都遠遠超過了一戰，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卻只是一次大戰“跳空高開”后的“缺口回補”。用我一位朋友的話說，就是“把一戰沒打完的仗全打完了”。因為一戰的結果，并未能讓覬覦王座的美國人如愿以償——徹底實現“權力轉移”。大英帝國雖然搖搖欲墜，但仍坐在王座上不肯對新貴美國屈尊俯就。被“凡爾賽和約”高達1320億金馬克的戰爭賠款逼紅了眼的德國人，也在把復仇的牙齒咬得咯咯作響。如此一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就是遲早的事情了。

　　福煦一語成讖。在這種情形下，美國人顯示出來的戰略耐心與它的戰略謀算一樣深沉老到。直到20年后，歐洲通過下一場戰爭，把新老帝國間所有的積怨，也把他們所有的財富，連同歐洲人引以為傲的古典文明，一齊打光打盡，才心有不甘卻又無奈地拱手向美國人交出世界霸主的權杖：至此，由大英帝國推進的貿易文明為標志的第一輪全球化結束了，而由美國人推進的金融文明為標志的第二輪全球化，還要等二戰結束后四分之一個世紀，才將拉開大幕，這是后話。

　　2014年8月22日于夕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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