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牧同志自新中國成立之后，任濟南市委書記的幾年間。由于工作出色，主席盡管未曾與其謀面，但三次將濟南市委的報告批示給全國。例如：主席于1952年2月10日批示道“茲將濟南市委二月五日關于五反斗爭的報告發給你們仿行，并在黨報上發表，濟南市委的領導藝術是成熟的，各城市正在開展五反斗爭，必須研究濟南同志的經驗。”批示肯定了濟南市委工作同時，對谷牧的領導才能也給予了表揚。緊接著，主席即借視察之際，接見并當面考察了谷牧同志。

　　1952年上半年，主席南下視察途經濟南。他未下車而是召谷牧上車，陪他一道南下視察。

　　在火車上，主席開門見山道：“你的報告我看過了，濟南的工作做得不錯嗎!”谷牧作簡要匯報后，主席話題一轉，上下古今地聊了起來。主席問道：“濟南因何得名呀?”“因為它在濟水之南”谷牧答曰。“濟水現在為什么找不到了?”主席自問自答曰：“濟水在山東的河道被黃河奪去了，你回去查查書，入鄉問俗，在一個地方工作，就要了解那里的情況，包括現實情況和歷史情況。”谷牧凝神聆聽，主席又問道：“諸葛亮是哪里人?”谷牧是個文化人，讀書也不少，就據史書所載答到：“山東臨沂人，后來移居河南南陽、湖北襄陽。”“諸葛亮為什么姓諸葛?”這一下，主席考住了谷牧。“你看過陳壽的《三國志》嗎?可以查一查《諸葛瑾傳》。”主席解釋說：“孔明先生本姓葛，后來移居陽都(臨沂古稱)陽都的葛氏是當地大族，排擠外地姓葛的。孔明因自己來自諸城，故改稱諸葛，以別于當地葛姓，后代相沿，就姓了諸葛。”

　　說話間就到吃午餐的時候，主席對同行兩位老同志風趣地說，你們“靠邊站”，我要同年輕同志吃頓飯。當上來魚時，主席問道：“你說什么魚好吃?”谷牧家鄉榮城，自小在海邊長大，便隨口舉了幾種海魚。

　　主席不贊成地說道：“書上不是說鱸魚，就是松江的鱸魚最美味嗎?”谷牧反駁道：“海洋占地球面積三分之二還多，海水魚的品種遠較淡水魚多。”主席堅持道：“我吃過的魚還是淡水魚好吃。”谷牧看主席挺較真，便耍了個小聰明：“主席，淡水、海水魚里，都有好吃的魚，但最好吃的是咸淡交匯處生長的魚，膠東的嘉吉魚就是這類魚中的優良品種。”“你還有些關于魚的知識，可以當個自然科學家，不過我還是喜歡吃淡水魚。”

　　當主席看到沿鐵路山上光禿禿的，說：“這里的山上為什么不長樹?”“從前有些樹，在戰亂中被破壞了。”谷牧答。“這是個原因，在蘇區時國民黨圍剿我們，也毀了很多樹，但過不久就又長起來了。”“南方雨水多，樹長得快，山東氣候干旱，樹木生長受到影響。”主席風趣地說：“你說的理由不對，古代山東樹木也很茂盛，《水滸傳》寫的武松打虎的景陽崗，樹就很多嘛!”

　　筆行至此，我想起一段王芳(前國務委員、原公安部長)叔叔親口講的與之有關的一件趣事：1953年30日晚，浙江省委請主席吃飯，時任公安廳長的王芳與主席同坐一桌。席間，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指著王芳說：“王芳同志的名字應該改一改。一個山東大漢，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認識的人還好，不認識的還以為是個女同志。”主席多喝了點酒，紅光滿面，談笑風生，也指著王芳說道：“你們同意，我不同意!你山東綠化這么差，到處荒山禿嶺，山上不長樹，有的連草都不長。你王芳頭上剛剛長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時候山東綠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主席一說，大家都開心地笑了。

　　當主席同谷牧談到山東革命史時，谷牧斗膽提出：黨史上說王明路線造成白區黨組織損失百分之百是不準確的，如果白區地下黨沒有了，在抗戰初期韓復榘逃跑之后，一一五師挺進山東前，山東怎么會冒出那么多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呢?對如果尖銳的問題，主席也并沒有在意。

　　主席與谷牧在專列上交流，實際是聽取匯報、考察干部的一種行之有效的工作藝術。這與以后主席提攜谷牧同志堪當大任是有密切關系的。

　　附文：原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前30年不開放是因為毛澤東的看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是我國經濟發展最快、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的時期。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實行對外開放，從而加快了我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

　　國際社會中，包括若干對我國很友好的人士，似乎有個看法，認為毛主席忽視國內建設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時下國內也有些人，主要是青年人，認為新中國成立后的20多年間，我國的對外經濟關系基本是個空白。這類看法，不符合歷史的真實，因而也就無助于總結歷史經驗。的確，新中國成立后的20多年間，我們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松散。但是，這主要不能歸因于我國，更不是中央決策的失誤，主要原因是帝國主義的封鎖。鄧小平同志說得好：“毛澤東同志在世的時候，我們也想擴大中外經濟技術交流，包括同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發展經濟貿易關系，甚至引進外資、合資經營等。但是那時候沒有條件，人家封鎖我們。”

　　關于新中國的對外經濟關系，毛主席有明確的基本構想。他在1945年召開的黨的七大上就說過：“為著發展工業，需要大批資本。從什么地方來呢?不外兩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國人民自己積累資本，同時借助外援。在服從中國法令，有益中國經濟的條件下，外國投資是我們所歡迎的。”1949年3月，在籌劃建國大政方針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主席說：“關于同外國人做生意，那是沒有問題的，有生意就得做……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當年6月，毛主席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宣布：“中國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國人民實行友好合作，恢復和發展國際間的通商事業，以利發展生產和繁榮經濟。”1956年，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這篇名著中專門講了“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主要講要結合中國實際正確學習蘇聯經驗，同時也提出了要向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對我們有用的東西。他明確指出：“外國資產階級的一切腐敗制度和思想作風，我們要堅決抵制和批判。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去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方面。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才，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習過來，以利于改進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

　　長期擔任新中國總理的周恩來同志，作為經濟建設的“前線總指揮”，從實踐中更為迫切地感到國內建設聯系世界經濟的重要性。他說過：“任何一個國家在建設中，任何一個國家在這個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閉關自給，總是要互相需求，首先就是貿易的來往，技術的合作。”他認為，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采取閉關自守的排外政策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敢于向一切國家的長處學習，就是最有自信心和自尊心的表現，這樣的民族也一定是能夠自強的民族。1972年他曾在一份去東歐考察引進設備的報告上批示：“為何不派人去倫敦、巴黎、波恩、渥太華、東京去研究西歐、美加、日本的機械工業情況，反而求其次?”

　　為了打破帝國主義的封鎖，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赴蘇聯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后，由周恩來、李富春等同志與蘇聯具體商談，從蘇聯引進建設了156個工業建設項目。20世紀60年代初蘇聯背信毀約時，建成或基本建成149個。這些大項目成為我國工業的骨干，使我國有了一個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與此同時，我國還積極開展與民族獨立國家的貿易往來，1952年9月，同錫蘭(現斯里蘭卡)簽訂了用大米換橡膠的長期貿易協定，就是著名的一宗。還努力同日本等國發展民間貿易，從1952年至1955年，先后同日本簽訂了三個民間貿易協議，以及1962年簽訂的廖(廖承志)高(高石奇達之助)協定，就是很有名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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