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共識網在頭條的位置刊出了人大張鳴教授的一段訪談《袁世凱死了，中國也跟著輸了》。張教授在這次訪談中發表言論的大意就是認為袁世凱復辟帝制(搞君主立憲)比革命黨搞民主共和更適合中國國情，袁世凱的復辟失敗了，中國也就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搞君主立憲式憲政的機會。袁世凱死了，中國人就徹底失去了搞資本主義民主憲政的可能，所以中國也就跟著輸了。掛角一將，張文同時認為類似孫中山這樣的革命黨人，并無真心拯民眾于水火，只是忙于“政治人物之間的沖突，就是在爭奪權力”(張鳴教授原文)，和軍閥們相比，是一丘之貉，甚至比軍閥還壞。

　　文章讀完，感覺心里特別堵得慌。怎么評價這篇文章呢?或許直接套用張鳴教授在文章中多次使用過的一個詞就比較合適——“扯淡”!

　　當然，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斗爭，所以筆者在這里謹就自己的所知、所學與張鳴教授探討、商榷一番!

　　一、晚清真的“很不錯”嗎？

　　張鳴教授在訪談中開門見山就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說：

　　“在當時老百姓的眼中，民國就是不如大清。這種情況也很容易理解，人一旦有了不滿的情緒，就傾向于把當下跟過去做比較。

　　國人受進步(原文如此，似應為‘進化’)史觀的影響太重了，老認為晚清王朝一塌糊涂，其實晚清很不錯，從秩序和社會繁榮度來講，它都比民國好。民國時期，總統和總理鬧翻了，國會也搞不好，國家一團糟。

　　有人庸俗地說，兩次帝制復辟都失敗了，說明民主共和已經深入人心，這是扯淡的。如果民主共和真的好，怎么會出現兩次復辟？”

　　晚清社會真如張教授說的那樣“很不錯”嗎?

　　未必。

　　研究近代史所謂的晚清時期一般都是指的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后至1911年清王朝覆滅這段時間。但是縱觀張鳴教授全文，他所指的晚清時期大概應是袁世凱直接參與過的清王朝最后幾年搞的所謂“預備立憲”這段時間。張鳴教授一直對這段時期的清朝政治經濟活動青睞有加，在他的著作中他曾明確的表述過：“新政是清朝最認真的一次改革。.……如果按照這條路走下去的話，那么中國的前景還是不壞的。”(見張鳴《重讀近代史》，中國致公出版社2012年2月1版，第201頁)。這無疑與他在訪談中的觀點是一致的。

　　在這里，筆者想指出的是，晚清這場所謂的“立憲改革”是當時的統治者在極端嚴重的統治危機之下，萬般無奈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是很可惜，這根稻草雖然可能一度起到了“強心針”的作用，但終究由于它自身的先天不足，不但未能成為挽救中國社會危亡的“續命神丹”，甚至還進一步加重了普通國民的生活負擔，增填了他們對這個老大政權的的絕望情緒。

　　寫到這里，筆者不由得想起《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對這段歷史的一段評述，可謂十分恰切。在這部費正清教授編著的史書中，著者寫道：“政府開始它的各項改革時并沒有足夠的經費。它必然要從各省榨取必要的資金。在各省，以強制捐獻形式出現的額外稅收卻用種種名目強加到公眾頭上。普通老百姓都感到這是最不堪忍受的負擔。對他們來說，采取立憲政體也好，專制政體或是其他什么形式也好，這都無關緊要；他們說到底只需要輕徭薄賦，雞犬不驚的生活。反映人民這種絕望處境的民眾起義，在清末的很多地方幾乎連年不斷。與此同時，政府一方面強迫督撫們對財政改革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又逐步削弱他們的權力。……..但這些人的行事往往各有打算。結果，這些改革反而促成了王朝的滅亡。”(見《劍橋中國晚清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2月第一版，第403-404頁)。為這段論述作出的最好注腳就是爆發于清朝覆滅前一年的一南一北兩次民變——湖南長沙的搶米風潮，山東萊陽的抗捐抗稅斗爭(具體事跡可參閱《清史紀事本末》第十卷3251-3262頁，上海大學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民窮政苛”就是這段歷史的真實寫照。

　　試問，這樣的晚清，也能被稱為“很不錯”嗎?

　　二、袁世凱真的想搞“君主立憲”嗎？

　　這幾年，為袁世凱說好話，甚至為其翻案的文章，筆者也見到不少。這一方面是由于新的史料的發現，不斷開闊著人們解讀歷史的視野;另一方面也是有人想借著肯定歷史上已有定評的反面人物的機會，斷章取義地引用，甚至是無中生有地編造一些材料，以達到否定歷史，虛無歷史的根本目的。

　　張鳴教授在訪談中講到:“袁世凱對共和制不信任，他還是覺得君主立憲好，但是沒辦法，只有共和了。因此，對待共和制，他也不認真，開始的時候，國會的選舉，他沒有摻和，要說操縱選舉，是國民黨。”按照張教授的說法，似乎袁世凱真的是要當一個“做皇帝的華盛頓”，也真是個熱衷資本主義立憲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呢!其實，袁世凱這個人，從骨子里說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封建軍閥，而且還是一個“不學有術”(鄭孝胥對他的評價)的陰謀家式的封建軍閥，指望他真心實意地搞民主憲政，簡直就是癡人說夢!

　　陶菊隱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曾經提到過袁世凱和他的心腹智囊楊度的一段談話，就活靈活現地展現了袁氏的這一真面目。其時正值孫中山第一次到北京與袁世凱會面，由于孫中山感到袁世凱“已經逐步地融化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中”，“絕無可疑之余地”，便慨然表示支持袁世凱擔任十年總統(這也可以看出孫中山政治上確實沒有袁世凱老辣。同樣道理，認為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先行者連專制軍閥還不如的觀點，無疑也是有失偏頗的)。表面上，袁世凱似乎也為孫中山的誠意所感，表現得激動萬分，甚至還引吭高呼“孫中山先生萬歲”。

　　可是轉過頭來，袁世凱就對心腹楊度講了實話：“目前的形勢，孫黃之徒想在軍事上打倒我是辦不到的了，可是他們又在政治上變把戲，主張實行什么政黨政治，想在我的頭上套上一道緊箍咒。前幾天孫悟空（指孫中山）要把正式總統讓給我，今天你的老鄉（指黃興）又要把國民黨領袖讓給我。我若鉆進他們的圈套，以后只能給別人牽著鼻子走，自己不能行動一步，這種場面我可受不了!如果他們肯放棄政黨政治，皙子（楊度字），你不妨做個革命黨，我也不妨做個革命黨，大家都做革命黨，倒好耍子！”邊說邊大笑起來。(見《袁世凱真相》，線裝書局，2008年1版，第185-187頁)

　　這真是活脫脫的奸雄本色!哪里有半點資產階級革命家的味道!

　　張鳴教授的訪談中還提到過袁的女兒袁靜雪關于其父病情的一段回憶(這段引用，張教授也有與原文不盡相符之處，因與本文主旨無關，姑且先不指出)，筆者這里也就就勢引用一下袁靜雪女士回憶中關于袁世凱的兩段軼事，以見袁世凱的封建軍閥本色。

　　其一，東北軍閥張作霖第一次覲見袁世凱。為了籠絡張作霖，袁世凱破例在自己的辦公室里接見了張。會見過程中，袁發現張作霖在談話時不時注視著離他座位很近的四塊金表。袁知道張作霖喜歡上了這幾塊表，當即送給了張。待張作霖走后，袁世凱一路笑著上樓，對家里人說：“他(指張作霖)真是沒見過世面。他既然看著喜歡，我就送給他了。”一個小故事，張作霖的裝傻充愣，袁世凱的細心與迷信物質收買，躍然紙上，這實在是一幕封建時代的攻心術表演的現代翻版。(見袁靜雪《女兒眼中的另面袁世凱》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年2月第一版，第38頁)

　　其二，洪憲帝制沒有公開之前，馮國璋得到消息，向袁世凱詢問此事究竟。袁世凱聽他的口氣，知道是來勸阻的，便說：“我的身體很不好，幾個兒子又都不成器，我哪里有這種心思呢?”就這么把馮的嘴堵住了。袁世凱當晚上樓后，卻連聲說：“馮華甫豈有此理!馮華甫豈有此理!”馮國璋號稱“北洋之狗”，是袁世凱的忠實打手，袁對他也是這般心機用盡，兩面三刀，稱他為封建軍閥有何冤枉?(見上書第51頁)

　　綜上，足見袁世凱本人完全不具備在中國真正推行民主立憲的精神，他的復辟稱帝最終目標就是要實現袁氏王朝的封建專制。

　　袁世凱死了，中國就跟著輸了，這完全是個偽命題。因為袁世凱從本質上說就是一個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中最后一個軍事投機成功的強人。如果袁世凱早生幾百年，或許他真的可能干出一番自創一脈江山的大事業，可惜時代真的變了，他既做不了虛禪假讓的曹丕，更做不了杯酒釋兵權的趙匡胤，他的不幸結局再次印證了一個為一己之私利，逆時而動者的悲慘下場!

　　袁世凱死了，中國就輸了嗎?歷史早已證明，袁世凱的死亡只不過是歷史發展過程中再正常不過的一次新陳代謝，中國絕不會因為他的死亡而失去什么。相反，正是因為有了以袁世凱為代表的近代軍閥勢力的種種倒行逆施，才一次次地教育了中國人民，使他們在艱難困苦的歲月中，最終選擇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選擇了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才改寫了中華民族百余年的屈辱歷史，重現了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

　　回望歷史，更需擦亮雙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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