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19世紀中葉以前的世界歷史和國際關系中，從來沒有出現過什么“西藏問題”。19世紀中葉，英國殖民主義者在入侵印度后開始把侵略魔爪伸向西藏，在西藏上層人物中扶植親英集團，采取各種手段籠絡達賴、班禪，拉攏和收買西藏官員，挑撥藏漢關系，干涉中國軍隊的行動，策動西藏獨立。于是，才有了西藏分裂勢力要求西藏獨立的“西藏問題”。為了使西藏脫離中國“合法”，英國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私下勾結，1913年在中國政府拒絕簽約的情況下，在印度西姆拉簽訂了《西姆拉條約》，炮制了中國對西藏的宗主權理論，否認了中國對西藏具有主權的關系。這一帝國主義殖民理論為美國實用主義的西藏政策提供了歷史根據。本文依據美國政府解密的外交文件，對美國策動“藏獨問題”國際化的歷史過程作一探討，以期對美國于“西藏問題”上奉行的實用主義政策實質作出深刻解析。

　　一、策動達賴喇嘛抵制《17條協議》和叛離祖國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出于冷戰和反華戰略的需要，插手西藏事務，支持達賴喇嘛集團的藏獨活動，試圖利用藏獨勢力的反華、反共和分裂祖國的活動，打擊遏制中國。1951年5月23日，中國中央人民政府與西藏地方政府簽訂《和平解放西藏辦法協議》(即《17條協議》)后，美國在幕后積極支持西藏地方藏獨勢力抵制共產黨中國對西藏的接管。5月24日，美國駐印使館代辦斯蒂爾(Steere)在新德里秘密接見了急于尋求美國幫助的藏獨分子夏格巴等人。夏格巴首先轉告斯蒂爾，達賴喇嘛和一些藏人對《17條協議》中“收回西藏外交權”和干涉西藏內政條款極為不滿，“如果中央政府在西藏邊境駐軍，并對西藏采取強硬措施，達賴喇嘛就會立即離開西藏”[1]。根據夏格巴的情報，美國國務院制訂了周密的行動計劃，并向駐印使館作了明確的部署。艾奇遜指示美國駐印度大使亨德森作好下列工作：第一，使達賴喇嘛重申其被迫接受有損自治的條件“是對方強加的”;第二，對達賴喇嘛許諾“美國在政治和經濟諸方面將予以充分的關注”;第三，向達賴喇嘛聲明：“只有西藏人自己真正作出努力并進行堅決的抵抗，援助才能奏效。”[1]夏格巴曾這樣對達賴喇嘛轉達了美國的授意：“這意味著西藏政府不僅不能接受《17條協議》，并且還將予以反對行動。”隨后，達賴喇嘛立即向美國表明：他和“西藏政府并沒有承認《17條協議》，西藏代表是在受到壓力和威脅的情況下被迫簽字的”[2]。

　　從1951年夏季開始，夏格巴和達賴喇嘛的兩個哥哥——土登諾布和嘉樂頓珠——頻繁往返于西藏、噶倫堡(印度西部孟加拉邦北境城市)和美國之間，開始了陰謀策劃反對《17條協議》、策動西藏叛亂、驅逐西藏中央政府權力機構，挾持達賴喇嘛出逃，在印度另立所謂西藏“流亡政府”。美國駐印度使館從加爾各達領事館派副領事達切爾(N·G·Thacher)赴噶倫堡，與夏格巴等人秘密會面，積極參與謀劃活動。達切爾向夏格巴先是提供一份關于“中共代表最早可能在6月22日到達西藏”的情報，并告誡夏格巴“重要的是達賴喇嘛在這之前要公開否認《17條協議》”，然后重申美國的態度：第一，達賴喇嘛應該把印度(或者泰國和錫蘭)作為最合適的避居地;第二，美國政府愿意秘密提供援助，使達賴喇嘛到達他所選擇的任何一處避難地;第三，如果西藏接受中共的條件，援助就“毫無指望”;第四，如果達賴喇嘛離開西藏(無論去印泰或美國)，都會受到“自治國家的政治領袖和宗教領袖”規格的接待[1]。7月初，達賴喇嘛初步作出決定，聽從美國的意見去印度避難。為了慎重從事，他請求美國說服印度，并讓印度作出接受達賴喇嘛一行避難的擔保。此后，美國駐印大使不僅親自敦促印度政府主動邀請達賴喇嘛到印度，而且還推動盟國英國也敦促印度政府發出對達賴喇嘛的邀請。在美國和英國的敦促下，印度最終作出決定：允許達賴喇嘛到印度避難[1]。與此同時，美國駐印使館已經為夏格巴、土登諾布等人設計了一個挾持達賴喇嘛出逃的具體方案：1.先從隨行人員中選擇一小部分信得過的人同他們(達賴喇嘛及其隨從——引者按)一道悄悄離開，并最好在夜間起程，以避免達賴喇嘛被從各大寺院及拉薩的政府機構中派往亞東的代表勸回拉薩。2.再命令某某(文件中刪去了名字)秘密將他護送到印度。3.假如上述兩種方案都行不通，達賴喇嘛就致函某某(文件中刪去了名字)，請求某某(文件中刪去了名字)秘密地轉交給兩名聯絡員哈雷爾(Harrer)和帕特遜，并按照原定計劃化裝在亞東附近迎接達賴喇嘛，然后把他送到印度[1]。9月17日，美國駐印大使亨德森轉告達賴喇嘛：美國認為，“必須把抵抗中共對西藏的入侵當作長期性的問題來看待”，美國將“準備對現在和將來抵抗共產黨入侵西藏的行動給予支持，并且提供切實可行的物資援助”，“這一援助的前提是您(達賴喇嘛——引者按)離開西藏，公開否認西藏代表和中共代表所締結的‘協議’，并且依然愿意在反對共產黨方面與美國合作”[1]。1952年2月13日，美國國務卿遠東司司長艾利斯(Allison)、南亞司代理司長威爾(Well)、遠東司中國科科長帕金斯(Perkins)等人在華盛頓會見了土登諾布，請土登諾布轉告達賴喇嘛“不要對反對共產黨中國的事業失去信心”[3]。

　　1954年，美國開始實施NSC5412計劃，即“遏制國際共產主義的秘密軍事行動計劃”。據此，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進行了一系列秘密援助“藏獨”的活動。如在印藏邊境設立諜報網，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在印度噶倫堡設立“西藏國民大會”總部以策動領導西藏地區的叛亂活動，征募和訓練藏族士兵，策劃康巴地區叛亂，向西藏叛亂分子運送武器、彈藥等等。正是在美國的支持和操縱下，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終于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17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在叛亂失敗后，達賴喇嘛集團由羅布林卡渡過拉薩河南逃，在美國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穿越山口國境，行程兩周，到達印度。此間，中央情報局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一行保持密切聯系，并準備好一種適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航行的C-130型運輸機，隨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4]。

　　二、策動將“藏獨問題"從“人權角度”提向聯合國舞臺

　　1959年3月17日，達賴喇嘛逃往印度后，立即著手開始了新一輪的“藏獨”活動。美國也開始利用所謂“藏獨問題”，實現遏制中國的計劃。4月底，達賴喇嘛的特使土登諾布向美國駐印度使館轉交了達賴喇嘛的信，信中向美國表明“目前只宣布‘西藏自治’是不夠的”，“應實現西藏脫離中國，達到西藏獨立的愿望”，并請求美國“影響其他國家也支持西藏獨立”[5]。

　　1959年6月20日，達賴喇嘛在印度的穆索里公開舉行記者招待會，宣稱要恢復1951年《17條協議》簽訂以前西藏所有的自由和獨立地位。9月，在印度的達蘭薩拉，達賴喇嘛召開了由外逃的原西藏地方政府官員、其他藏區的土司頭人貴族、上層僧侶，叛亂頭目參加的所謂“第一屆西藏人民代表會議”，會上成立了“大雪國政府”即所謂西藏“流亡政府”，頒布了“西藏國憲法大綱(草案)”，規定達賴喇嘛為“政府首腦”。達賴藏獨集團急切地尋求國際社會的“聲援”和美國的支持。但是美國國務院里的外交官們還是十分謹慎地對待是否支持達賴喇嘛要求獨立的請求，沒有貿然承認西藏獨立，而是策動達賴藏獨集團將“藏獨問題”以“人權角度”提交聯合國，采取了“戰略性沉默”的態度，其原因是：

　　第一， 美、蘇兩國冷戰正處于激烈的交鋒時期，美蘇雙方都在爭取第三世界國家加入自己的陣營。如果美國將支持“西藏獨立”問題作為冷戰的一個戰略步驟凸顯于眾，“不僅會給蘇聯留下重開冷戰”的口實，還會失去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不結盟運動國家的支持。正如美國助理國務卿迪倫(Dilbn)向艾森豪威爾總統建議所述：“盡量避免給他人留下我們試圖利用‘西藏地位’問題為冷戰的整體目標服務的印象。”[5]

　　第二， 美國十分清楚，盡管印度政府接受達賴喇嘛在印度避難，但并不等于印度會支持西藏獨立。一份參謀長聯席會議的報告分析，印度“僅僅是從信仰佛教的一致性等因素考慮接納達賴喇嘛來印度避難，并不是從支持西藏獨立的立場來接納達賴避難的”，美國竭力避免使印度“把西藏問題視為冷戰內容的一部分”[5]。印度是不結盟運動的倡導國家，這使美國不能貿然采取獨自支持西藏獨立的政策。特別是美國考慮到，因為印度在地理位置上控制了中國西藏與外界聯系的主要通道，所以美國不能忽視印度政府的態度。有鑒于此，在美國斷定印度在“還沒有與美國保持一致的情況下”[5]，美國對“西藏獨立”的承認問題不得不謹慎從事。

　　第三， 美國認為，印度“尼赫魯總理擔心會由于惹怒中國，而引發中印邊境沖突”，因為憑借印度的軍力很難抵擋住中國軍隊的進攻;美國考慮到“印度更關心的是中國是否承認‘麥克馬洪線’邊界問題，如果中國一旦承認這一邊界，印度將完全可能會放棄支持達賴喇嘛的要求，以作為解決中印兩國邊界問題的交換手段”[5]。此間，與中國西藏和印度臨界的兩個佛教國家錫蘭和泰國也發表聲明，認為西藏叛亂是中國的內政，沒有明確表示反對中國而與美國采取一致行動。

　　第四， 在對待西藏地位問題的態度上，美國也很重視臺灣當局對待西藏獨立問題的立場。美國認為盡管臺灣國民黨當局持“堅決反共”，“反對共產黨中國”的立場，但卻反對西藏獨立，只允許西藏“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前提下實行區域自治”，迫于美國的壓力，臺灣當局終于表示：“會全力支持任何提出西藏問題提案的其他國家”，“并派臺灣代表團參與討論，斥責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的行動并重申蔣總統3月26日的聲明”，但“臺灣政府不會自己單獨在聯大上提出西藏問題提案”[5]。

　　第五，美國避免暴露自己是達賴喇嘛“藏獨”勢力的實際操縱者這一身份。美國國務院認為，如果暴露這一身份，帶來的后果是：不僅會使亞洲人民識破達賴喇嘛的真正面目，而且還會失去達賴喇嘛“藏獨”勢力可利用的價值。在冷戰的背景下，為了遏制中國，美國非常需要利用達賴喇嘛宗教領袖的號召力來爭取亞洲佛教國家對“藏獨”活動的同情和支持。美國駐蘇聯大使埃夫里爾·哈里曼(W.AverellHarriman)和副國務卿切斯特·鮑爾斯(ChesterBowles)都曾在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上指出：“美國草率的行動不利于揭露共產主義的殘暴和對宗教的敵視，因為此舉極易招致國際社會的曲解，即美國對達賴流亡政府的承認是基于冷戰的需要。”[6]

　　有鑒于此，美國將西藏政策納入其遠東安全戰略體系中，根據NSC5913/1號文件的精神，“從人權、民主的角度發掘西藏地位問題”的利用價值，使西藏政策服務于全面“遏制中國”的遠東安全戰略目標[7]。具體措施就是策動達賴藏獨勢力從“人權”角度向聯合國提出申訴，將“藏獨”問題推向國際社會，在聯合國的框架內加以解決[5]。并力促西藏問題向“民族自決”的方向發展，以實現從“人權”和“民主”等方面對中國實施遏制的目標。這種政策不僅具有戰略上的隱蔽性，而且可以在國際社會中爭取更多支持者，利用世界輿論向中國施加壓力。美國助理國務卿墨菲(Murphy)向達賴保證：美國政府愿意為其向聯合國提交呼吁書盡一切努力。美國駐印度大使館還暗示達賴，為了使達賴喇嘛要以“西藏人權”遭到否定和破壞為由要比指控中共侵略更容易獲得聯合國成員國的支持。這樣可以避免那些有潛力的支持者因西藏法律地位不明確為由而放棄;或因不愿直接與中共對抗而放棄。如果達賴在聯大上發起呼吁，華盛頓承諾對其他國家施加壓力以邀請達賴訪問，并使該議案公開化。至于承認西藏“流亡政府”的地位問題，目前應推遲考慮，但大使館表示，該問題將在隨后的聯合國行動中得到充分的審議，最好由亞洲國家牽頭，尤其是佛教國家，墨菲強調，美國不希望在人權問題上表現出不負責任或冷淡的態度，如果達賴為訪問而尋求支持，即達賴來紐約，我們有義務給予支持[6]。

　　事實證明，正是在美國的幫助下，西藏分裂分子才得以將“譴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問題三次提交聯合國大會，并在聯合國大會上通過了所謂的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這使本來不是問題的“西藏問題(即西藏地位問題)”卻成為一個國際問題，聯合國則成為攻擊中國“西藏人權”問題的最佳場所。

　　三、推動“西藏人權”提案在聯大獲得通過

　　為了使達賴藏獨集團提出的“西藏人權”問題提案獲得聯合國大會的通過，美國在幕后積極運作。

　　首先，美國對臺灣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希望蔣介石發表聲明，支持達賴喇嘛對西藏實行“民族自決”的統治[5]。國務院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羅伯森(Roberson)向臺灣當局提出“如果國民黨政府聲明放棄對西藏的宗主地位，承認它的獨立，將對西藏是一個很大的幫助”[5]。但是，早在1959年3月26日，蔣介石就曾發表過聲明，聲稱“只有在國民黨收復大陸后，他才能按照自決原則幫助西藏人民實現自己的愿望”。因為“在國民黨政府的憲法中，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而在目前情況下，修改憲法需要立法院中至少2/3以上成員的贊成，現居臺灣的兩個組織幾乎不能超過所需數目的半數”，因此，“為現行目的修改憲法是不可能的，也不能這樣做”，而且，“任何組織都不會承擔放棄中國領土的責任”[5]。4月29日，臺灣當局再次向美國重申，“關于西藏人民自決問題，國民黨政府提出的聲明將與3月26日蔣介石總統所作出的聲明保持一致”。如果達賴喇嘛宣布成立西藏政府，“臺灣國民黨政府只能聲明以下立場：1.根據中國憲法第120條，為西藏自治政府提供保證，承認達賴政府(流亡政府——引者按)是西藏政府的代表;2.宣布國民政府將繼續致力于幫助西藏人民取得自決的目標;3.支持西藏人民反對共產黨、爭取宗教和文化自由的斗爭;4.由于西藏獨立問題涉及改變中國的疆界，改變憲法，目前有困難，因而不能那樣做。[5]“沒有哪個團體愿意承擔放棄中國領土的責任。”臺灣當局還要求美國政府：“如果發表任何承認達賴喇嘛所建立的臨時政府(provisionalgovern—ment)的聲明，不應與臺灣政府有太大出入。”[5]臺灣當局的態度，使美國政府不得不考慮支持“西藏獨立”的政策不能走得太遠。

　　其次，美國試圖使印度參加美國支持“西藏獨立”、脫離中國的行動。1959年5月，美國駐印大使針對達賴決定向聯合國遞交呼吁書一事同印度外交部長達特(Dutt)會晤，以探索印度的態度。達特的回答是：1.由于共產黨中國不是聯合國的成員，印度認為將西藏問題提交聯合國是不恰當的;2.現在不會有一個國家由于西藏問題而同中國作戰，所以在討論中不會出現有力的措施和嚴厲的譴責;3.關于人權渠道，聯合國可能予以承認，但這也依賴事實。達特的回答使美國確認“印度還沒有達到我們(指美國——引者按)所希望的地步”[5]。如果現在美國公開承認西藏獨立，美國會被視為達賴喇嘛“藏獨”勢力的保護者，這不僅使美國遇到麻煩，而且會使印度等亞洲國家將西藏問題與冷戰聯系起來，并以此為由從西藏事務中脫身[5]。

　　再次，尋找“西藏獨立”的法律依據。1959年5月，美國國務院及參謀長聯席會議討論了西藏的法律地位問題。美國資深的國際法專家馬丁被邀請參加此次會議。會上，美國遠東事務助理羅伯遜和馬丁一致認為“雖然翻遍了有關的資料”，但是在“近幾個世紀中，西藏沒有完全獨立的事實，也找不到能使西藏獨立的法律條文”。因此，如果美國承認達賴喇嘛流亡政府為獨立國家，不僅沒有法律根據，而且也不會有很多國家追隨美國。特別是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只會使達賴喇嘛“流亡政府”更加“依賴于美國的政治支持”，其結果“必定會損害達賴作為亞洲受人尊重的宗教領袖地位，并且將妨礙他代表西藏人民進行活動”[5]。基于這種考慮，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一致認為，在西藏向聯合國的提案中重點強調“中國侵犯西藏的人權”[5]。會后，美國向達賴喇嘛說明在聯合國大會，表示美國將努力安排達賴喇嘛訪問亞洲友好國家，以便能在聯大討論之前作好必要的工作[5]。

　　最后，經過美國的幕后運作，終使“西藏人權”提案在聯大獲得通過。1959年9月4日，達賴向國際社會最高機構聯合國發出呼吁書，聲稱“提案在控告解放軍人侵西藏的同時，中國在西藏違反人權，壓制基本自由，實行大屠殺等行動，并要求聯合國支持西藏獨立”[5]。美國在幕后緊密配合，國務卿赫特(Heter)向美國駐聯合國特使勞埃德(Lioyd)和美國駐聯合國官員庫夫(Couve)部署國務院旨意：“讓愛爾蘭外長艾肯(Aiken)、馬來亞聯邦及菲律賓代表提出類似譴責中國的提案，這一提案是建立在人權基礎上，而不是獨立。”在美國的推動下，9月28日，馬來亞聯邦和愛爾蘭代表致信給聯合國秘書長，要求把西藏問題列入第14屆聯大正式議程。10月9日，聯合國總務委員會將西藏提案列入聯合國大會議事日程。為了使議案在聯合國大會爭取更多國家的支持，美國中央情報局秘密策動一些輿論宣傳進行策應。1959年10月8日，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助下，“西藏獨立”的狂熱鼓吹者小羅威爾·托馬斯(LowellThomas.Jr)(曾與其父于1949年親赴西藏)出版了《西藏的無聲之戰》一書，書中蓄意歪曲歷史，污蔑中國共產黨侵略西藏，對西藏獨立十分同情。10月12日，美國的《國際生活》雜志刊登了一篇題為《亞洲的離奇戰場》的文章，并附有六幅據稱是由“西藏流亡者”拍攝的照片，描繪中國人是如何“入侵西藏”的。事實上，這些照片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本土科羅拉多州的哈爾營訓練藏藏獨特工時拍攝的，中央情報局局長杜勒斯親自打電話要求《國際生活》的主編刊載[8]。美國助理國務卿墨菲還特意安排前國務院法律顧問厄內斯特·格勞斯(ErnestGross)作為西藏代表團的法律顧問(經驗豐富的格勞斯是一位非常內行的說客)，在他的幫助下，“西藏問題”一改往日備受冷落的局面，開始引起各方關注。10月28日，聯合國大會最終通過了譴責中國的“西藏人權”提案[9]。

　　四、“民族自決”提案的提出及其在聯合國的通過

　　如上所述，因為“西藏獨立”問題找不到合適的法律根據，美國便決定以承認“西藏自決權”的手段來達到幫助達賴藏獨集團實現西藏獨立的目標。1959年10月29日，美國助理國務卿墨菲向達賴喇嘛通報了美國支持西藏“民族自決”的立場。11月25日，國務卿赫特(Herter)致函達賴喇嘛正式表明了美國的立場：“美國認為盡管在歷史上西藏是宗主國中國的一個自治區域，但美國人民認為支持西藏人民應該自己決定自己的政治命運。”[5]1960年2月29日，美國國務院公開宣布美國支持西藏“民族自決”政策。這時美國在幕后積極推動其盟國和與之友好國家支持這一提案[5]。

　　為了趕在1961年聯合國大會之前尋找中國對西藏犯有所謂“罪名”的“證據”，由中央情報局創建并資助的“國際法學家委員會”(1949年創建)早在1959年就針對中國在西藏的制度作了所謂的“調查”。這時他們再次雇傭一批“法律專家”成立所謂“西藏問題的法律咨詢委員會”。該委員會自稱是“民間機構”、“非政府組織”，所謂能夠“沒有任何偏見”的調查西藏與中國之間的事件。該委員會編輯了所謂的“調查報告”，其名稱為：《西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于1960年7月在日內瓦出版。該“報告書”在1961年聯合國大會召開前被分發給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各國代表和法律界人士。這份長達345頁“報告書”的主要內容分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指責中國進行種族滅絕;第二部分，指責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第三部分，污蔑西藏在1912-1950年(和平解放的“17條協議”簽訂之前)間是一個事實上獨立的國家;第四部分，指責中共違反了“17條協定”。后面的附錄總計15篇文獻中，8份是達賴喇嘛和分裂分子夏格巴發表的聲明;歷屆中國政府從未承認過的《西姆拉條約》等文件;中國方面的文件僅有兩份，即毛澤東致電中國駐印度大使及回函。這樣的一份調查報告，競被聯合國作為指責共產黨中國侵犯“西藏人權”的依據及西藏目前基本狀況的基礎而列入1961年聯大關于“西藏問題”的最終報告[9]。在這份報告書的扉頁上赫然印著達賴喇嘛的所謂“至理名言”：“在西藏中心拉薩，教俗統治機構將同時無一例外地將被限定范圍，財產被充公，自己也不得不充當自己敵人的奴仆或在鄉村像乞丐一樣地游蕩乞討，所有的生靈都陷入苦難與恐怖中。”這無疑是一篇政教合一的奴隸主階級肆意歪曲民主改革，以維護其舊的反動農奴制的自白。同時，也竭盡其能對西藏人民及國際上不明真相的人進行哄騙，對中國共產黨進行惡意詆毀。“委員會”自詡為要“客觀公正”地調查，實際是為反共、反華、為西藏分裂勢力制造借口，以推動聯合國通過西藏“民族自決”的提案。

　　在第16屆聯合國大會上，馬來亞聯邦、泰國再次建議將“西藏問題”列入議事日程。9月2513，聯合國大會進行投票表決，以48票贊成、14票反對、35票棄權通過決議，決定將議案置于聯大議事日程，于12月19日至20日進行討論。12月12日，薩爾瓦多、馬來亞、愛爾蘭和泰國在美國授意下提出了關于西藏問題的聯合草案。這份草案除了重申1960年馬來亞聯邦、泰國和愛爾蘭提出草案內容外，又加進“承認西藏民族自決權利”一款。一時，在聯合國大會上刮起一股反華逆流。支持上述國家草案的國際代表指責中國，誣稱自1959年聯大通過的“尊重西藏基本人權”的決議以來，藏人受到壓抑情況根本沒有得到改變。同時列舉出國際法學家委員會指派的法律咨詢文化院出版的一份研究報告，其中有16項侵犯西藏人權、違反國際人權宣言的行為，又列舉在12月4日通過的授予殖民地國家和人民獨立的宣言款項，指出如果聯合國大會不能有效地處理西藏問題，那么聯合國將不能保證以后處理涉及其他相關的殖民主義、自決權和基本人權問題時擁有權威性。這次通過的決議與1959年通過的決議相比，有很大不同。它除了對“西藏人權“問題”表示嚴重關注外，還把“西藏問題”列入自決權范圍。1962年，美國中央情報局繼續執行1958年確立的即定目標：“使西藏從中共的統治下解放出來。”[10]

　　1962年10月20日，中印邊界戰爭爆發。美國對此反應十分迅速，即刻寫信給尼赫魯，表明美國對待中印邊界問題的立場和態度。他說：“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對您的同情是真心實意的，您在處理與中國關系上的忍耐和容忍的程度是讓人印象深刻的，您把大多數地區領導人極力主張而又很難進行的事情付諸實踐。”[11]10月26日，肯尼迪授權美國駐印度大使加爾布雷思，正式對麥克馬洪線的歸屬問題表明美國的立場：“一條傳統的、基本上被接受的國際邊界，美國完全支持印度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10]此后，美印開始聯手進行西藏準軍事活動合作計劃以及對木斯塘地區的援助活動。兩國的合作首先在情報部門展開。其實從1959年以來，印度為了收集西藏內部的中國情報已在中印邊境建立了多個據點并訓練人員。1962年12月，印度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實施“察克拉塔計劃”(ChakrataProject)。依據該計劃，這些藏人將被組建為“特別邊境部隊”(SpecialFrontierForce，縮寫為：SFF)，用于收集中國情報和其他準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劃”。除了為“特別邊境部隊”提供輔助Il生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U.S.ArmySpecialForce)為其提供“秘密的”游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將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內部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傳感器，用于偵察中國核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信息。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里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即“特別中心”(SpecialCenter)，其主要職能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問諜。1964年春，在美國接受訓練135名藏人間諜從美國黑爾營基地返回印度。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邊境地區，用美國提供的無線電電臺收集并發送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1964年初冬，美印合作象征的“聯合行動中心”(CombinedOperationsCenter)在新德里成立。該中心負責指揮在黑爾營訓練的藏人和木斯塘游擊武裝。應當說，這一時期美國仍實施遏制中國的戰略，因此希望通過對流亡國外西藏分裂勢力的支持，來保住這一可用來牽制、遏制中國的“基地力量”。對達賴木斯塘游擊武裝力量的援助可謂耗資巨大，涉及政治宣傳、經濟資助、武器裝備、軍事培訓、通訊設施等各個方面，并且還積極拉攏合作伙伴共同支援西藏分裂勢力，以及積極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以遏制中國。

　　1965年11月29日，土登諾布在聯大討論西藏問題前，拜會了美國國會議員歐·哈拉和戈登堡。土登諾布向美國提出兩個請求：一是支持在聯合國討論西藏獨立的目的;二是敦促印度不要只是從“人權”方面支持西藏問題，也應該積極從政治方面給予支持。戈登堡說美國正在從“人權”和“政治”兩個方面仔細考慮“西藏人民”的請求，并準備積極地予以支持。他提示土登諾布，應該注意亞非拉國家的態度。“非洲國家只專注于本大陸上的事物，他們避免站在與共產黨中國直接對立的立場。亞洲國家尤其是以佛教為中心國家的態度是很重要的。印度是至關重要的，它在亞非拉國家中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它與西藏是臨近的國家，并擁有對西藏事務權威的見解。”土登諾布將草案內容請戈登堡過目，并解釋說“這是在新德里起草并得到印度政府同意的，但還沒有同菲律賓及其他的支持國家協商，美國的幫助不能太暴露，否則對增加支持有害，因為這會導致一些人相信西藏提案是美國鼓動為它的冷戰戰略服務的”。美國代表的電報指示，對“西藏問題”應努力在聯大對其表現出冷淡的意向，隱藏“真實意圖”。但告之美國代表可私下拓寬與西歐、非洲代表的接觸，還包括約旦和伊朗的代表[7]。

　　在1965年第20屆聯大討論“西藏問題”時，印度放棄過去的棄權立場，積極支持聯合國通過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并對中國進行惡毒攻擊，還引用一些所謂的“事實”，攻擊中國的西藏政策。印度政府的立場對聯合國通過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聯合國大會最后以43票贊成、26票反對、22票棄權第三次通過了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不過這個決議只是重申了1959年和1961年的決議：呼吁尊重人權及西藏應享有自決的權利。

　　在美國的操縱和鼓動下，聯合國大會在1959年、1961年和1965年三次通過的關于“西藏問題”的決議，是冷戰時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集團反共反華戰略的產物。這三個決議發表以后，所謂“西藏地位問題”、西藏“高度自治”和西藏“民族自決”等問題擴大到聯合國范圍，使本來不是問題的問題成為所謂“國際化”的問題，這對后來“西藏問題”走向國際化的進程提供了平臺和所謂的法律依據。

　　此后，達賴喇嘛頻頻出訪亞洲一些國家，會見各國政要，成為國際社會備受關注的人物之一，它在亞洲一些國家受歡迎的程度甚至超過了那些國家的領袖。他通過自身的影響力成功地引導了國際社會對藏獨問題的矚目。達賴喇嘛利用冷戰的國際背景，迎合西方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心理，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進行了惡毒攻擊，對社會主義的新西藏予以全面否認，多年在國際上“化緣”，請求亞洲一些小國在聯合國大會提出有關“西藏問題”的決議，謀求國際輿論對“西藏獨立”的同情和支持，推動“西藏問題”國際化。美國為了支持達賴的藏獨活動而開展了西藏政治行動。美國設立了藏人政治和宣傳活動的資金。這些資金除了援助西藏藏獨勢力的準軍事行動外，還資助達賴集團的政治宣傳和情報活動。這些行動通過支持達賴和流亡藏人主張建立一個自治的概念來詆毀中國國際聲譽。利用達賴喇嘛作為藏人的精神領袖形象，有效的提醒世界關注中國給其向其鄰居和其他少數國家帶來的威脅。這些宣傳行動的目的是為擴大世界對藏人的了解和同情。在過去的幾年中，中央情報局將努力培養一個藏人實體，利用它反對中國。同時，美國還繼續為達賴集團培養行政專業人員。他們中的一些畢業學員在印度的西藏署(Tibetan Bureau)工作，在印度流亡政府管理達賴的事務。另一些則在新德里的文化中心作為藏學研究者，以吸引眾多旅游者。西藏署還出版向世界發行英文報紙，進行“藏獨”宣傳。

　　1968年年初，美國303委員會進一步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西藏行動做總結。鑒于美國受國際大環境的影響，由于美蘇激烈對抗，中蘇矛盾加劇，美國才開始考慮松動包括西藏問題在內的中美關系，于是開始謀求與中國改善關系，支持西藏獨立的各個渠道的秘密活動也隨之有所削弱。但是需要提及的是美國對中國的緩和并沒有以犧牲西藏為代價。

　　時至今日，美國政府并沒有公開承認西藏流亡政府，也沒有承認西藏是一個獨立國家。美國策動“藏獨”問題國際化，別有用心地炮制“西藏自決論”，無非是想借支持“西藏人民的自決權利”之名，向中國西藏地區輸出美國的人權觀、民主觀，甚至社會制度，達到遏制中國和分裂、弱化中國之目的。從1951年至1968年間，美國策動“藏獨”問題國際化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出，美國并不是真正關心西藏的“獨立事業”和“人權問題”，這些只不過是美國用來牽制中國的棋子。美國在西藏問題上奉行實用主義的雙重標準：一方面美國既想利用“藏獨”問題進行反共反華;另一方面，出于國家利益的考慮，美國根據局部利益與形勢發展的變化而對西藏政策做出相應調整。而美國本國的國家利益顯然要高于其他一切利益，而達賴藏獨集團則成了這種政策調整下的御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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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美國策動“藏獨問題”國際化的歷史考察(1951—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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