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蘇聯解密檔案和托洛茨基檔案所見的蘇聯歷史

　　"The Soviet Union's History Seen from the Trotsky Archives and Russian Declassified Documents after the Cold War."

　　講演人：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

　　2014年5月20日北京清華大學

　　本稿為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為北京之行準備的“蘇聯斯大林時代的繼續革命”之系列講演的第二部分。

　　A.導言

　　自俄國十月革命以來，蘇聯歷史便一直遭到篡改。首先撒謊的就是那些試圖傾覆革命的勢力。

　　因被擊敗而流亡的孟什維克們出版了許多書籍和報刊，直至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末。也正是他們奠定了美國和或許其他地方的俄羅斯研究的基礎。

　　“白軍”(The “Whites”)，或曰專制保皇勢力，以野蠻的行徑攻擊布爾什維克。他們終被挫敗之后走向流亡，主要是在西歐。他們也發行了不少書籍和報刊，并且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贊助了恐怖分子和間諜組織在蘇聯的活動。

　　“白軍”是反動的民族主義集團，它和包括白俄羅斯和烏克蘭部分在內的其他民族主義者，在1919-1920年間支持企圖顛覆革命的協約國武裝干涉。而到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急劇右傾，甚至滑向了希特勒的納粹陣營。

　　二戰爆發后，他們和其他所謂的“民族主義者”與納粹聯手對抗蘇聯紅軍，殺害了成百上千萬的蘇聯戰俘以及西遷的百姓。在西方他們獲得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支持。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進入學術界尤多，開始在學術的掩蓋下制造反共宣傳。

　　1991年蘇聯解體后，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離開加拿大、美國和西歐回到烏克蘭。他們于是開始主導學校和大學的歷史研究以及大眾媒體上的歷史討論。2000-2009年間，他們成為一股獨占鰲頭的勢力，推動烏克蘭政府進行反共的歷史歪曲。他們在烏克蘭現政府中很有權勢。

　　除了這些公開的反共勢力之外，布爾什維克黨內也存在一些反共力量。1929年，列夫·托洛茨基(Leon Trotsky)被逐出蘇聯。之后他組織并領導了一場無所不用其極地攻擊布爾什維克黨領袖的運動。

　　托洛茨基于1940年8月被斯大林下令暗殺。在赫魯曉夫(Khrushchev)于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上發表秘密報告之前，托洛茨基少有影響，而赫魯曉夫的報告簡直讓托洛茨基看上去像一個先知、一個天才。這使得托派的活動死灰復燃，如今也是許多國家重要的反共力量。

　　B.赫魯曉夫說謊

　　就其實際上對世界歷史的沖擊而言，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可以說是二十世紀甚或迄今為止最具影響力的演講了。他在其中把斯大林描畫成實行恐怖統治長達二十多年的嗜血暴君。這次報告直接導致非共產主義陣營國家里約一半的共產黨員在兩年之內紛紛退黨。

　　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上，赫魯曉夫及其追隨者對斯大林進行了更為惡毒的攻擊。此后大批蘇聯歷史學家為赫魯曉夫的謊言添磚加瓦。這些假話為冷戰時期如羅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之類的反共者所沿用。它們也進入了左翼話語，不僅經由托派和無政府主義者的著作，而且還經由那些“親莫斯科”(pro-Moscow)的、當然不得不接受赫魯曉夫那個故事版本的共產主義者。

　　在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和葉利欽(Boris Eltsin)時代，先是蘇聯的職業歷史學家，隨后是俄羅斯的職業歷史學家，把赫魯曉夫的謊言進一步放大。戈爾巴喬夫編造了層出不窮的反共謊言，為蘇聯回歸剝削制度和最終放棄社會主義改革、重返資本主義掠奪制造了意識形態煙幕。

　　2005-2006年期間，我研究并寫下了《赫魯曉夫說謊》一書。其長副標題如下：“在1956年2月25日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臭名昭著的秘密報告所揭露的斯大林[和貝利亞(Beria)]的每一條罪行都被證明是完全錯誤的。”

　　在我的書里，我理出了61條赫魯曉夫針對斯大林的指控或某些情況下針對貝利亞的指控。接著，我根據前蘇聯檔案曝光的證據研究了其中的每一條指控。令人驚訝的是，61條中有60條都能被證明是明顯的錯誤。

　　赫魯曉夫竟能偽造一切并與之撇清干系長達50年之久這個事實，表明我們仍需重新審視其他所謂的斯大林及他領導下的蘇聯的“罪行”。

　　我的書已被翻譯成六國語言，由中國社科院馬維先教授翻譯的中文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也將在近幾個月內面世。

　　1）赫魯曉夫黨羽和西方反共者

　　赫魯曉夫贊助許多蘇聯歷史學家在成千上萬的書籍和文章中潤色他的謊言。著名的例子包括羅伊·麥德維杰夫(Roy Medvedev)[1]的《讓歷史來審判：斯大林主義的起源及其后果》和亞歷山大·勒科瑞奇(Aleksandr Nekrich)的《1941年6月》。

　　赫魯曉夫黨羽的謊言被西方反共作者利用并在蘇聯外反復散布。重要的例子是羅伯特·康奎斯特所寫的《大恐怖：斯大林三十年代的清洗》和其他很多書籍。康奎斯特的所有著述嚴重依賴赫魯曉夫時代的資料，盡管他同時還不加辨別地援引了各種反共的書籍和文章，譬如亞歷山大·奧爾洛夫(Alexander Orlov)[2]的《斯大林肅反秘史》。

　　另一本嚴重依賴赫魯曉夫時代說法的重要著作，是史蒂芬·F·科恩(Steven. F. Cohen)的《布哈林(Bukharin)和布爾什維克革命》，出版于1973年以后已多次重印。我和我的莫斯科同事弗拉基米爾·L·波布羅夫(Vladimir L. Bobrov)已經發表了對上書第十章的詳細研究。科恩在他的書中追溯了布哈林從1930年到他于1938年3月受審、被處死的生平，可我們的研究展示了兩件事。首先，科恩幾乎僅僅是依賴赫魯曉夫時代的說法。

　　其次，我們展示出，事實上科恩從赫魯曉夫時代援引而來的每條陳述都是錯誤的。通過仔細研究蘇聯解體后公布的前蘇聯的檔案，我們能夠證明這一點。就跟我對待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樣，我們用這個檔案的證據來表明，科恩取自赫魯曉夫時代的陳述和事實論斷是錯誤的。

　　2）戈爾巴喬夫及其后

　　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自1985年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并于1990年3月15日當選為蘇聯總統。他在1987年發動了一場甚至比赫魯曉夫在1961年11月蘇共二十二大后所發動的都更激烈的運動。在他首肯之下，據說數以百計的書籍和數以千計的文章不只將斯大林，還將所有前蘇聯的領導人涂抹成惡魔。西方反共學者在蘇聯出版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科恩關于布哈林的書，該書也受到戈爾巴喬夫本人的贊揚和資助。

　　戈爾巴喬夫和之后的葉利欽都承諾，伴隨著沿資本主義路線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即“重建”)，他們還會力求蘇聯歷史的“公開性”(glasnost，即“開放”)。許多前蘇聯的檔案因此短時間地部分向研究人員開放，盡管幾乎僅僅是向反共的研究人員開放。但在1995年，很多或者說大部分的檔案又被重新“分類”，重新保密，不再對學者開放。當局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不過我們都能猜到這是由于文件無法支撐當前官方授定的反共版本的蘇聯歷史。

　　如今檔案匯編又不斷地出版著。它們都非常重要!但這個過程被反共學者們嚴密地監控著，還經常與一個打著“人權”旗號而受索羅斯基金會(Soros Foundation)等西方集團資助的極端反共組織“紀念協會”(MEMORIAL Society)相關。大多數關于莫斯科審判、軍隊肅反、“葉若夫時期”(Ezhovshchina)或“大恐怖”(Great Terror)以及1930年代高層政治的其他重大事件的調研證據都被設為機密，學者無從參閱。現狀仍然如此，盡管照俄羅斯法律，75年之后的文檔應當解禁，以供學術之用。但這沒有兌現。

　　然而，也有很多重要的檔案已經印發，有時來源模糊。但通過仔細地辨認、收集、研究，我們現在已經可能發現許多或大部分斯大林時期重大事件的真相。這也是我今年在北京，在這所大學和贊助我北京之行的中國社科院演講的主題。

　　C.謝爾蓋·基洛夫謀殺案

　　1934年12月1日大約下午4:30，列昂尼德·瓦西里耶維奇·尼古拉耶夫(Leonid Vasil'evich Nikolaev)，一位失業的黨員，開槍射中了列寧格勒布爾什維克黨第一書記謝爾蓋·基洛夫的后顱。尼古拉耶夫繼而試圖爆頭自殺，但未擊中而暈倒。

　　起初，他似已聲稱，是他自己要殺基洛夫。一個星期不到，他就供認他不過是黨內秘密組織策動的陰謀的一個環節，而這秘密組織正是由反斯大林、支持基洛夫之前一任列寧格勒第一書記格里高利·季諾維也夫(Grigory Zinoviev)的黨員構成。

　　對尼古拉耶夫所指認的圖謀者及這些圖謀者所指認的牽連者的審訊帶來了許多比較局部的招供和一些比較全面的招供。謀殺發生后的三個星期以內，就有14人因參與陰謀而被指控。他們受審于12月28-29日，被宣告有罪并被迅速處決。

　　基洛夫謀殺案更大的意義在之后的三年逐漸浮出水面。這股將謀殺案頭目引向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Kamenev)的線索導致了1936、1937和1938年三次莫斯科“擺樣子公審”(show trial)，還有1937年被熟知為“圖哈切夫斯基事件”(Tukhachevsky Affair)的對軍事領袖的審判。

　　赫魯曉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之中對基洛夫遇刺的官方版本提出質疑。他的黨羽想盡一切招數要把謀殺的主使推到斯大林。找不到相應的證據，他們就最終虛構了一個尼古拉耶夫因為自身原因鋌而走險的詳盡故事。然而，斯大林謀害基洛夫的版本仍在坊間流傳，廣為蘇聯內外的人所認同。

　　1990年以來，尼古拉耶夫獨立行動的觀點已被官方接受。而斯大林被認為是要借此謀殺案來陷害先前的或假定的敵人，迫使他們坦白從未犯下的罪行，處決他們，最終懲處成千上萬的人。

　　我的目標是要解決基洛夫謀殺案。我盡可能客觀地審查所有的證據，加以適當的懷疑，不攜帶任何先入為主的結論。我研究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尼古拉耶夫絕非“孤膽槍手”。蘇聯的調查人員和起訴早在1934年12月就得出了正解。一個藏在背后的季諾維也夫分子陰謀組織，尼古拉耶夫作為其中的一員，殺害了基洛夫。

　　D.托洛茨基在20世紀30年代

　　1）右派和托派集團

　　哈佛霍頓圖書館的托洛茨基檔案在1980年1月開放之后不久，托派史學家皮埃爾·勃魯埃(Pierre Broué)發現了列夫·謝多夫(Leon Sedov)和他父親托洛茨基的通信。這些通信足以證明蘇聯內部托派和其他反對派之間的集團的存在。1932年中某時，謝多夫告知父親如下：

　　集團已經建成。季諾維也夫分子、斯登-羅明納茲(Sten-Lominadze)集團和托派(原“投降派”)成員紛紛加入。

　　薩法爾(Safar，按指Safarnov)和塔克漢(Tarkhkan，按指Tarkhanov)集團尚未正式加入——他們的立場過于極端;但他們很快就會進入集團。正是在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被流放之前，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正在為著集團的事宜而與我們的人談判，此時，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作出了關于他們在1927年的重大失誤的聲明。

　　幾乎同時，美國歷史學家阿奇巴爾德·蓋提(Arch Getty)發現托洛茨基至少曾秘密致函拉狄克(Radek)、索科利尼科夫(Sokol'nikov)、普列奧布拉任斯基(Preobrazhenskii)、科倫泰(Kollontai)和李維諾夫(Litvinov)。前三者在公開改變觀點以前屬于托派。蓋提并未找到那些信件——發現的只是些掛號信收據。蓋提據此領會到這意味著托洛茨基檔案也已被“清洗”過。信件已被移除。其他材料也免不了被清洗。

　　“清洗”這類檔案唯一的緣由，無非是為了去除那些可能證明托洛茨基有罪的、對其聲譽有惡劣影響的材料。信件遭到移除的事實，正如對致函拉狄克的問題的一個調查所顯露的，無論如何都能說明托洛茨基在1930年代曾經說謊。他自食其言地聲稱他從未與蘇聯內的反對派保持聯絡;并且自相矛盾地說，他絕不會接受一個在他的支持者和其他反對派團體之間的秘密集團。

　　很明顯，勃魯埃覺得這個事實的意味令人不安。他絕口不提蓋提對托洛茨基與蘇聯內部支持者和其他人物通信或者托洛茨基檔案曾遭清洗的發現，盡管勃魯埃非常肯定地引用了蓋提的出版物(一篇文章和一本書)。

　　可見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前學者們就已證明，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集團在事實上存在，其成型于1932年，而且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親身參與。謝多夫還前瞻到薩法爾諾夫的加入，后者無論如何也還有一個自己的小集團。

　　1937年1月下半月，正值第二次莫斯科審判之時，謝多夫在與荷蘭語的社會民主主義報紙《人民》(Het Volk)的訪談中說漏嘴，曝出托派曾與1936年8月第一次莫斯科審判的被告有所聯絡。謝多夫特別點到了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米爾諾夫(Smirnov)。說到拉狄克和皮亞塔科夫(Piatakov)，謝多夫補充道：“托派與他們的聯絡少過其他人。更準確的說：根本沒有聯絡。”這不過是謝多夫企圖收回關于拉狄克和皮亞塔科夫的失言。

　　但謝多夫甚至都沒有試圖收回這前面的信息：托派確然與“其他人”有所聯絡：斯米爾諾夫、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這場訪談，包括說漏嘴的部分在內，發表在1937年 1月28日地方版的《人民》。說漏嘴一事這也被共產黨的報刊所留意。(見Arbeideren, Oslo, February 5, 1937; Abejderbladet, Copenhagen, February 12, 1937.)幸好有了蓋提，現在我們知道黨報是對的。謝多夫的談論還真是說漏嘴了。我們知道謝多夫是在撒謊，因為蓋提已經發現了托洛茨基給拉狄克寫信的證據。托洛茨基確確實實在與拉狄克接觸。謝多夫評論的第一條，說接觸比之其他人更少，倒是確切的。

　　這樣一來，在托洛茨基檔案的確認下，我們就有了充分的、非蘇聯方的證據來佐證如下事實：

　　* 一個季諾維也夫派、托派和其他反對派組成的“集團”的確在1932年形成，其中至少囊括了斯登-羅明納茲集團、或許包括薩法爾諾夫-塔克漢諾夫集團(無論如何都與之有所接觸)，以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本人。

　　*托洛茨基確實一直在與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其他人聯絡，也許是經由他的兒子兼首席代表謝多夫。

　　*托洛茨基確實至少與拉狄克和皮亞塔科夫接觸過。

　　*正如拉狄克在1937年莫斯科審判時證實的那樣，托洛茨基確曾在1932年的春天寄了一封信給當時正在日內瓦的拉狄克。

　　*我們沒有什么理由接受托派史學家皮埃爾·勃魯埃的結論：說這個集團是短命的、朝生暮死的。勃魯埃沒有證據支持他的結論，我們卻了解到了托洛茨基檔案曾在某個時候被清洗過。

　　2）20世紀30年代的托洛茨基

　　遠在赫魯曉夫之前，托洛茨基就把斯大林描畫成了搞大屠殺的嗜血屠夫，把1930年代的莫斯科審判描畫成捏造構陷。20世紀50年代以前少有人相信他。然后兩件事發生了。一是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二是伊薩克·多伊徹(Isaac Deutscher)的三卷本傳記，尤其是最后一卷，《流亡的先知》。

　　1980年1月2日，哈佛托洛茨基檔案公諸眾人。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美國史學家蓋提和世界首屈一指的托派研究者勃魯埃，發現了托洛茨基故意掩蓋其與蘇聯反對派聯絡的謊言。但是勃魯埃沒有探究其發現的深意。

　　我卻一直在研究這些。如果了解到不是斯大林，而是托洛茨基在他1934年之后的著述中肆意歪曲幾乎任何關乎蘇聯和斯大林的事，那么這會震驚，甚至攪擾許多人。是托洛茨基在30年代發明了關于莫斯科審判的虛假故事。

　　托洛茨基的所有傳記作者，無論是同情的還是敵對的，都輕易忽視了這一點。作為一種癥候，這昭示了當代左翼置身的死胡同：托派無視大白于眾人20年以上的真相：托洛茨基在30年代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書寫充斥著故意的謊言。

　　我正在寫作一本關于30年代的托洛茨基的書。這本書將會在2015年出版。

　　E.莫斯科審判

　　新近的證據確證了下述結論：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莫斯科審判中的被告是有罪的，至少犯有他們供認的那些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團”確實存在。該集團策劃發動政變——即他們所謂的“宮廷政變”(dvortsovyi perevorot)——暗殺斯大林、卡岡諾維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即他們所謂的“宮廷政變”。該集團的確刺殺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均與德國和日本密謀策劃，還有軍隊同謀者參與。如果“宮廷政變”失敗，他們希望通過在入侵事件中向德國或日本效忠來執政。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他的一些支持者直接與德國和日本合謀。

　　*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Ezhov)，作為1936年到1938年底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頭號人物，同樣參與了同德國人的密謀。

　　所有反共學者皆認為三場莫斯科審判中的證詞是內務人民委員部以某種方式捏造的。但他們沒有提供任何證據給予證明，也沒有做任何論證來替這些非常可觀的疏漏辯護。實際上馬修·E·利昂(Matthew E. Lenoe)之類的反共學者只是選擇忽視這一點及大量其他證據。

　　現實中，從來沒有人成功證明莫斯科審判中的任何一點是偽造的。然而，在高度政治化和一邊倒的蘇聯歷史領域，莫斯科審判變成了無中生有，所有被告都是被“陷害”的。這樣的立場不僅居于“主流”位置，而且是唯一得到容許的觀點。無論誰說莫斯科審判可能不是胡亂構陷的都將面臨嘲笑甚至更糟的事情。因此，有很大的職業壓力讓人們把審判視為羅織罪名，卻沒有動力叫人對此做任何認真的研究。

　　任何客觀的調查都必須正視必需的核實。因此，本節我們將討論兩個問題。一，基洛夫在第一場莫斯科審判中的證詞是什么?二，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證實或證偽這次審判的證詞?

　　1936年8月19日至24日第一場公開的莫斯科審判是有大量的調查做鋪墊的。這些調查生成的檔案，如口供、陳述記錄以及一些實體證物，僅有一小部分被公開，絕大部分到現在仍然是絕密。沒有研究者能夠接觸到檔案的全部內容，我們當然也不能。

　　像任何其他研究者或調查員一樣，我們面臨著以客觀的標準來評估所有證據的任務。反共的研究者僅僅假設審判對被告者的指控乏善可陳，斯大林是要借此摧毀“前”反對派。事實上，沒有證據表明斯大林以摧毀前反對派為目標：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證據。相反的是，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基洛夫謀殺案之前斯大林試圖安撫前反對派，或者說那些他認為是前反對派的人。斯大林相信，他們的反對立場已經是往事了，因為他們就是這樣保證的。

　　1）方法論問題

　　如何評定材料的真實性?我們實際上能合理地期待從這些材料中認識到什么?這個問題也是反共學者所面臨的，雖然他們不直接這么說。他們有審訊稿、審判筆錄和調查材料。他們選擇性地向我們披露其中的一部分，此外，我們還擁有他們無論出于何種原因而遺漏了的證據。

　　對莫斯科審判做全面的審查超出了本文的范圍。但我想強調一點：沒有證據表明在這些審判中的任何一名被告是被誣陷、被誤判或是無辜的。沒有一絲一毫證據表明被告沒有犯下他們被指控的罪行，而他們也認罪了。也沒有人拿出證據證明被告是被迫以某種方式按照檢方或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口授作證的。赫魯曉夫時代，尤其是戈爾巴喬夫時代被解禁的檔案和報告中，并未包含可以認定被告無罪的證據。所有解禁報告的所有結論都只是(確證被告有罪的)斷言。

　　充分的證據表明，部分被告至少沒有把真相全盤托出，雅戈達(Iagoda)和其他被告，包括葉若夫，在審判中歪曲和隱瞞了一些事情。但這種欺騙并不能開脫任何被告的罪狀，這只會在我們既已掌握的他們罪行與陰謀的畫卷上又添一重。據我們所知，被告的證詞反映了他們想說的話。

　　評價莫斯科審判證詞的關鍵問題，在于通過不可能被檢方安排、植入或以其他方式制造的證據來考察審判中各陳述的獨立確證性。當然，僅僅是缺乏獨立性并不意味著證詞或口供是檢方偽造的。巧妙的陰謀設計中可能根本沒有獨立的證據。這只不過意味著我們無法將證詞和獨立的證據進行比較。不過即使我們不能證實證詞間的獨立性，我們還是可以評估不同被告、不同時間所做的各個陳述間內在的一致性。

　　幸運的是，莫斯科審判之外甚至是蘇聯之外的一些證據確實存在，所有這些外部證據均傾向于證實被告的供述。

　　2）審訊的證詞是偽造的嗎？

　　所有反共學者都“回避這個問題”。他們先入為主地認為，審判證詞是以他們并未確指的某種方式偽造的。做此預設無異于效尤受縛于意識形態的反共研究者。在研究蘇聯歷史的史學家中，很容易就能找到作出這種預設的人，卻找不到誰證明了這一預設，或拿得出任何相關證據。從未有過任何證據證明莫斯科審判中的證詞是偽造的，或被告被迫說出由他人編派或口授的供詞。

　　不過，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這次審判的證詞是偽造的，卻有很多相反的證據：證詞是真實的。下面是1937年1月的證詞和其他公認的事實之間相互佐證的幾個例子：

　　*拉狄克等人作證說他們反對對個人的暗殺(1937 Trial 71;101-2)。這與雅戈達獨立做的證詞一致，這一點我有專章講述。

　　*拉狄克聲稱，他在1932年春收到了來自托洛茨基的信，這可由蓋提在哈佛托洛茨基檔案中找到的掛號信收據證實。(92)

　　*拉狄克作證說，布哈林曾告訴他，他(布哈林)已經“走上了恐怖主義的道路”。(99)從1971年儒勒·恩貝爾-德厚(Jules Humbert-Droz)在瑞士出版的回憶錄我們可以知道，在此之前很久布哈林就已經決定暗殺斯大林。

　　*索科利尼科夫作證說，“早在1932年秋”，季諾維也夫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的“聯合總部”就已決定策劃對斯大林和基洛夫的恐怖主義行動。(147)這與瓦連京·阿斯特洛夫(Valentin Astrov)的供詞一致，他是布哈林的追隨者之一，其供詞一種已公開發表。阿斯特洛夫本來有機會在蘇聯垮臺后矢口否認這一說法，但他明確拒絕這樣做。阿斯特洛夫還堅持認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調查人員對他很尊重，并沒有對他做出逼迫行為。

　　*穆拉洛夫(Muralov)說，伊萬·斯米爾諾夫曾告訴過他自己出國會見謝多夫的事。(217)在他的《關于莫斯科審判的紅皮書》(Livre rouge)中，謝多夫承認自己曾與斯米爾諾夫會面，雖然他聲稱這次會面是完全清白的。

　　*穆拉洛夫表示，舍斯托夫(Shestov)在1932年給他帶來了謝多夫的一封信，內容是用隱形墨水寫的秘密消息。(218)我們知道謝多夫會使用安替比林寫秘密信息，因為至少一封這樣的信保存在了哈佛托洛茨基檔案里。他在信中建議他的父親托洛茨基也用隱形墨水回信。

　　*拉狄克說，正是他自己向托洛茨基建議，讓忠于托洛茨基的軍事指揮官維托夫特·普特納(Vitovt Putna)代表托洛茨基與德國和日本進行談判。與此對應的是布瓊尼元帥(Marshal Budienniy)所記錄的普特納后來的供述。

　　此類的大部分證據可能會被解釋為偽造的——假如有任何證據證明口供以及所謂的陰謀，已由內務人民委員部寫好腳本的話。但沒有證據顯示在審判中造假的任何有關陰謀，而我們也有證據表明，審判并非提前設計的。

　　這些事實不允許任何稱職且客觀的研究者未經思考就簡單地摒棄審判記錄中非常重要的證據。

　　F.“葉若夫時期”，或稱“大恐怖”

　　2004至2005年間我分兩部分寫了名為《斯大林與民主改革的抗爭》的文章。自那時以來，大量新的證據被公布出來，涉及反對派，1936年、1937年和1938年的莫斯科審判，軍隊肅反(或“圖哈切夫斯基事件”)，以及隨后的“葉若夫時期”，羅伯特·康奎斯特1968年首次出版了一本極不誠實的書后，人們通常以這本書的書名稱“葉若夫時期”為“大恐怖”。

　　新近的證據證實了下述結論：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莫斯科審判中的被告是有罪的，至少犯有他們供認的那些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團”確實存在。該集團策劃發動政變——即他們所謂的“宮廷政變”——暗殺斯大林、卡岡諾維奇(Kaganovich)、莫洛托夫(Molotov)等人，即他們所謂的“宮廷政變”。該集團的確刺殺了基洛夫。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均與德國和日本密謀策劃，還有軍隊同謀者參與。如果“宮廷政變”失敗，他們希望通過在入侵事件中向德國或日本效忠來執政。

　　*托洛茨基本人以及他的一些支持者直接與德國和日本合謀。

　　*尼古拉·葉若夫，作為1936年到1938年底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頭號人物，同樣參與了同德國人的密謀。

　　1）葉若夫

　　與2005年相比，現在我們關于尼古拉·葉若夫的角色的相關資料豐富了很多。葉若夫作為內務人民委員部領導人，有個人的陰謀反對蘇維埃政府和政黨。同時，他也曾受雇于德國的情報機構。

　　與右派和托派一樣，葉若夫和他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心腹寄希望于德國、日本，或者是其他的資本主義國家發起入侵。他們使無數無辜的人屈打成招，最后承認自己有死罪，以致最后被迫害致死。甚至更多的人被他們錯誤地，或是根本沒有任何原因地處決。

　　葉若夫希望通過對無辜者的大規模屠殺促使蘇聯的多數人反對當局，從而為德國或日本入侵發起內部叛亂奠定基礎。

　　關于這些事情，葉若夫欺騙了斯大林、黨[聯共(布)]和政府(蘇聯人民委員會)。1937至1938年間那場非常恐怖的涉及約六十八萬兩千人的大規模處決，很大程度上是葉若夫及其心腹對無辜者無端發動的，以喚起蘇聯人民對當局的不滿。

　　雖然葉若夫處決了大量無辜的人，但從現在的證據可以看出，被處決的人中確有與陰謀相關。俄羅斯政府繼續保存著相關調查的大量絕密文件，而缺少這些證據，我們還無法得知陰謀的確切量級。因此，我們不知道這682,000人有多少是真的有罪，多少是無辜的受害者。

　　正如我在2005年寫道，斯大林和黨的領導層早在1937年10月就開始懷疑一些處決事件的合法性。從在1938年初開始，隨著帕維爾·波斯蒂舍夫(Pavel Postyshev)受到嚴厲批判，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繼而被開除出黨，最終以不正當的大規模鎮壓為名被審判和處決，對葉若夫的懷疑逐漸增長。

　　當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i Beria)被任命為葉若夫的副手時，葉若夫和他的部下明白，斯大林和蘇共領導已經不再信任他們。他們孤注一擲密謀在1938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21周年慶典之日刺殺斯大林，但事先敗露，葉若夫的手下被捕。

　　葉若夫從而被迫辭職。隨即展開了緊密的調查，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大量權力濫用事件得以浮現。很多葉若夫時期的判決被重審，超過十萬人被從監獄和集中營種釋放。委員部的許多成員被捕，承認了他們曾經折磨、審判和處決無辜的人的事實。很多成員被免職或者被判刑。

　　與葉若夫的1937-1938年相比，貝利亞上臺后的1930-1940年間，案件數量驟降至不足前者的1%，并且其中許多是處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遺留問題，包括葉若夫本人，被認定犯有大規模非法鎮壓以及殘害無辜者之罪。

　　2005年公開以來，最具沖擊力的證據之一是葉若夫和他的副手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Mikhail Frinovsky)的供詞。我已經把其中的一部分內容的俄語原文和英譯放在了網絡上。我們還有其他許多葉若夫的供述和審訊，絕大多數材料不完整，在其中他承認了更多的事實。這些材料由阿列克謝·帕夫柳科夫(Aleksei Pavliukov)在2007年通過半官方的途徑公開。

　　2）反共學者隱藏了真相

　　所有的“主流”——也就是反共產主義的——和托洛茨基主義的研究者錯誤地聲稱，受到處決的人中沒有陰謀。按照他們的說法，所有莫斯科審判的被告、所有軍人被告、以及所有那些因間諜活動、陰謀、破壞和其他罪行而受審并判決的人，都是無辜的受害者。有人聲稱，斯大林曾計劃殺死所有的這些人，因為一旦蘇聯遭到襲擊，他們可能構成一個“第五縱隊”(Fifth Column)。其他反共者偏向于相信斯大林只是想恐嚇人民使其順服的這一解釋。

　　這只是一種意識形態性的反共立場，卻被偽裝成了一個歷史定論。它并非基于歷史證據，并且與證據相左。反共史學家忽略了可用的一手證據來源，甚至無視在他們自己的作品中引過的檔案集的證據。

　　為什么無論俄羅斯還是西方的反共“學者”都忽略所有這些證據?為什么他們繼續推行這種錯誤的觀念，否認陰謀存在，認為是斯大林，而不是葉若夫，下令處決了數以萬計的無辜的人?唯一可能的解釋是他們是出于意識形態的考慮。通過研究一手資料得出的本真面目，對大多數來說，意味著把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變成好人”。

　　3）布哈林，而非斯大林，當因大規模鎮壓受到譴責

　　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右派代表和領導人布哈林，聽聞當時正在進行的“大清洗”運動后，在監獄中給斯大林寫信對其贊揚有加。

　　這還沒完。布哈林肯定心知葉若夫跟他自己一樣是右派陰謀的一員。正因如此，他才歡迎葉若夫的當選內務人民委員一職——他的這一態度被記錄在了他的遺孀的回憶錄里。

　　在他的第一次供詞中，在今天著名的那封他在1937年12月10日寫給斯大林的信里，在1938年3月對他的審判上，布哈林都聲稱自己已經徹底“繳械”，并且已經交代了自己知道的一切。但是現在我們可以證明這是一個謊言。其實布哈林知道葉若夫是右派陰謀的領導成員——但他當時并沒有供出來。據葉若夫的左膀右臂米哈伊爾·弗里諾夫斯基的供詞，葉若夫很可能答應過布哈林，如果布哈林不提及葉若夫本人的參與，就可以免于處決。(參見1939年4月11日的弗里諾夫斯基的供詞)。

　　如果布哈林當時說了實話——如果他這么做了，也就是供出了葉若夫的話——葉若夫的大屠殺完全可能被當即叫停 ，那么成千上萬無辜者的生命就能被挽救。

　　但布哈林對他的同伙保持了忠誠。他沒有透露葉若夫的參與陰謀，依然受到了處決——一種他誓言比他應得的“輕了十倍以上”的處決。

　　這一點怎么被強調都不為過：布哈林的手上，同樣沾有葉若夫和他的黨羽在1937至1938年間屠殺的無數無辜者的血。

　　4)客觀性與證據

　　我同意歷史學家杰弗里·羅伯茨(Geoffrey Roberts)的一個說法：

　　在過去的15年左右里大量關于斯大林……的新史料從開放的俄羅斯檔案中涌現出來。我得明確說，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有強烈的還原過去之真相的傾向，不論那種結論可能多么地不中聽……我不認為這有什么兩難的：你就說出你說看到的真實罷了。

　　("Stalin's Wars" 斯大林的戰爭, Frontpagemag.com February 12, 2007. At http://hnn.us/roundup/entries/35305.html)

　　我所得到的有關“大清洗”的結論，對那些從意識形態出發的人定會是不可接受的。我并非出于為斯大林政策和蘇聯政府“辯護”的欲望才做出這些結論。我相信這些是根據可用的證據所能得到的唯一可能的客觀結論。

　　我可不是說蘇聯的領導層不犯錯誤。斯大林對從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愿景明顯有很多毛病，因為斯大林所設想的愿景并未實現。斯大林統治時期，和列寧占據領導位置的短暫時期一樣，蘇聯犯下了許多錯誤。犯錯，當然，在整個人類活動中都不可避免。我們要理解布爾什維克黨人作為首次奪取并執掌政權的共產主義者，完全是在未知的水域探索。因此，錯誤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豁免的——他們也著實犯了。

　　然而，基于證據和歷史記錄的客觀研究將會指出，蘇聯走向強制集體化和工業化是別無選擇的——要不然就等著被資本主義的聯合勢力吞沒。同樣，右派、托派和軍方陰謀確實存在并被蘇聯領導層——他們也設法用計挫敗了葉若夫的陰謀——扼殺的事實再一次證明了是蘇聯，或“斯大林”，把歐洲從納粹主義中拯救出來，也把所有的同盟國從軸心國制造的難以計數的突變和災難中解救出來。

　　G.結語

　　在這次講演中我只涉及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蘇聯歷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這一周接下來的幾天里，我還會在北京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進行幾次講演并將討論其他的部分。

　　在結語里，我想談談客觀性以及我為了探求真知而進行的嘗試。

　　現而今，幾乎所有已經出版的關于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歷史的書籍和文章都被某種我稱之為“反斯大林的范式”所扭曲，進而被控制。在西方的學術討論中，研究者被強制性地——必須——得出結論，帶著反共產主義的色彩，將斯大林描繪為一個邪惡的劊子手和獨裁者，而蘇聯則是一個屠殺之地和殘暴之所。如果你不愿將你的研究置于這個被偏見左右的框架中，你的學術生涯便毫無出路。

　　兩位優秀的蘇聯史研究者——他們不是左派，但力求保持客觀——曾經告訴我說，那些對斯大林沒有仇視的書籍根本不會被任何學術出版機構出版。在西方確實如此，而且我相信在俄羅斯也是這樣。

　　換一種方式說，如果你的研究領域是蘇聯史——如果你想在西方的任何大學里的歷史系教授蘇聯史——我想在中國情況可能有所不同——你根本無法做我正在做的研究。如果你像我這樣在做蘇聯史研究，你的成果也無法在正規期刊上發表，或者被主流學術機構出版，很快你就無法繼續蘇聯史的研究了，因為你連工作也不會有了!

　　這就是我的位置特殊之所在。我在英文系教書。我的學術生計絲毫不依賴于我在蘇聯歷史相關領域進行的研究。

　　這就是我不得不做的。世界上很多人認為這很重要。不只是左派。反共產主義者也覺得這項研究很重要。即便他們不喜歡。

　　很多右派并不希望斯大林統治時期的蘇聯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真相被公諸于眾。他們想要繼續妖魔化它，繼續將其與希特勒和法西斯相類比，繼續撒謊。這就是他們的行徑——不僅“被動地”，借由他們的“觀點”，或者說偏見，而且主動地，有意地對相關證據，資料和歷史進行篡改。

　　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道，“無產階級除了鎖鏈便再也沒有什么可失去了。”我認為他們這么說的意思是我們無產階級沒有奶牛作為神圣的犧牲和獻祭(沒有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東西)，也沒有理由拒絕服從于批判性的審思。我們想要拋卻所有的幻象和謬誤。只有“真相能讓我們得到自由”，既然“我們”都反對人對人的一切剝削，既然“我們”是國際工人階級。

　　馬克思最喜歡的一句話是“懷疑一切”(De omnibus dubitandum)，并懷疑你對其他事物的先入之見以及偏狹。如果你想要探知真相，這便是你必須要做的。

　　另外，這也是每個偵探小說里每一個資產階級偵探所熟知的。正如夏洛特·福爾摩斯過去曾說的：不要倉促就定下結論。在提出假設之前要先找事實依據。隨時準備好舍棄那些與事實依據相悖的假設。

　　如果你不這樣做——如果你不去追本溯源探求真相——那么你就沒有可能偶然回首，得見燈火闌珊。你所找到的也不會是真相。

　　這就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那些對斯大林和蘇聯進行妖魔化的共產主義運動史“專家們”帶著反共產主義的偏見，他們之中沒有人試圖保持客觀。他們不去探求真相，因為他們不想這樣做。他們只是想要寫出“帶著腳注的宣傳品”。這就是他們研究工作的實質。

　　我在美國做講演時，曾提到了一名喜歡諷刺挖苦的流行歌手，叫做“怪咖揚科維奇” (Weird Al Yankovich)。他有一首歌題目叫做“你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謬誤”。而這就是蘇聯史研究的現狀。關于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史，我們所耳濡目染的一切，至少從赫魯曉夫時期開始——就是錯的，這種謬誤建立在反共產主義的謊言之上(同樣，在中國情況可能不太一樣。)

　　而現在我們有了充分的證據，主要來自前蘇聯檔案以及哈佛大學托洛茨基檔案館，這些證據表明，我們不可避免地——在每一種情況下都總是這樣——發現這些反共產主義者，從列夫·托洛茨基到赫魯曉夫，再到戈爾巴喬夫，以及如今所有的反共產主義“學者們”——都是錯的，大多數情況下他們都在有意撒謊。

　　我這里想要舉個例子，關于我最近一本書的主題：

　　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血地：希特勒與斯大林夾持下的歐洲》(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Y: Basic Books, 2010)

　　斯奈德，耶魯大學東歐歷史領域的全職教授，撰寫了數十篇文章發表在主要的學術期刊上，如紐約書評。2010年，他出版了《血地》。這本書是迄今為止最成功的企圖把斯大林與希特勒，蘇聯與納粹德國等同起來的努力。它獲得了不計其數的報紙和期刊上的如潮好評;獲得史學方面的獎項;并被翻譯成超過20種語言。

　　斯奈德對納粹評論的很少，它主要的靶心是斯大林和蘇聯政策，總的來說是共產主義。他的更廣泛的說法是，蘇聯殺死了六到九百萬無辜平民，而納粹殺害了約一千四百萬。斯奈德認為蘇聯和納粹罪行之間到處都有相似點。

　　我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有條不紊地檢查每一個注腳、每一條參考，去審視那些被視作由斯大林、蘇聯，或親蘇聯共產黨人犯下的罪行。斯奈德的資料主要源于波蘭和烏克蘭，源于一些很難找到的書籍和文章。

　　我發現，斯奈德所稱的每一個“罪行”都是假的，捏造的。斯奈德經常故意曲解他的參考文獻。更多的時候，他引用了反共的波蘭和烏克蘭的二手資料來替他說謊。同樣，沒有一條控訴成立。

　　這一大規模的胡編亂造意義顯著。其一，斯奈德的書現在是被廣泛引述的權威。斯奈德曾在《血地》中“說”了什么，人們就認為事實就是什么。

　　不過更廣泛的意義還在于此：斯奈德背后有一整隊非常反共的波蘭、烏克蘭的民族主義研究者群在幫著他。而他，大體上正是把該團隊的研究成果“零售”給英文世界的讀者。斯奈德自己倒也花了多年時間研究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東歐歷史。

　　然而斯奈德找不到一條由蘇聯、斯大林，甚至親共產主義團體犯下的真正“罪行”!理所當然的是，這個專心致志的反共團隊，在他們的后蘇聯國家的扶持下查閱檔案、從所有的東歐語言里吸取養料，本是沒有道理發現不了斯大林或蘇聯“真正”的罪行的——只要它們存在過。這就是“罪行”子虛烏有的最好證明。

　　我這本關于斯奈德的《血地》(Bloodlands)的書，姑且叫做《血色謊言》(Blood Lies)，會在這個月出版。

　　我的下一本書，計劃于明年，也就是2015年出版，是關于列夫·托洛茨基在20世紀30年代，特別是從1934年12月至他1940年去世期間的著作。與前蘇聯檔案的證據放在一起，而今托洛茨基自己的檔案更讓我們看到，在此期間，托洛茨基如何有意涂改了蘇聯和斯大林，基洛夫謀殺和莫斯科審判。他這樣做是為了保全自己的陰謀。做一個陰謀家自然而然就要說謊。但一開始是他自己的追隨者相信了托洛茨基的謊言，接著，赫魯曉夫的秘密講話之后，許許多多的人也相信了。所以，我認為這項研究至關緊要。

　　一個人問的問題不可避免地反映和暴露出他的政治意圖，我也不例外。我相信在斯大林時代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歷史能給后人很多教益，雖然這段歷史被反共人士扭曲、模糊，有待重寫。那些想從過去尋求指引的政治活動家，那些堅信能通過吸取從前的斗爭經驗來為創造更好的世界做出巨大貢獻的、有政治覺悟的學者們，勢必能從蘇聯留下的遺產中學到很多東西。

　　就像迷失于更多憑想象繪制的地圖的中世紀水手，我們被主流的、主要是虛假的蘇聯歷史給誤導了。探索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實驗的歷史真相的進程還幾乎尚未開始。我相信這對我們的未來意義深遠。我希望你們能在這個問題上同意我的看法。

　　感謝大家的傾聽。下面我會盡我所能地答問，并虛心聽取你們的批評。

　　(清華大學學生求是學會等集體翻譯)

　　格雷弗·弗教授簡介

　　格雷弗·弗(Grover Furr)，國際知名俄蘇問題專家、歷史學家。1979年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美國新澤西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英語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世紀文學、蘇聯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格雷弗·弗教授曾與俄羅斯學者合著《被誹謗的斯大林》(Yuri Mukhin, Grover Furr & Aleksei Golenkov. Slandered Stalin. Moscow: Algorithm / Penguin Books. 2010)、《1937年，斯大林依法審判，無可上訴!》(Grover Furr & Vladimir L. Bobrov. 1937. Justice Stalin. Not Appealable! . Moscow: Penguin Books. 2010)等書。2007年出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Grover Furr. Anti-Stalinist Meanness. Moscow: Algorithm. 2007，2010年重版)，成為俄羅斯暢銷書，短期內銷售了近兩萬冊。《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徹底顛覆了西方某些歷史學家和報刊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高度評價，不僅推翻了他們關于“秘密報告”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演講”之類的溢美之詞，還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赫魯曉夫整個“秘密報告”“全部由謊言拼湊而成”，而赫魯曉夫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貝利亞的論據，沒有一件與事實相符。2012年格雷弗·弗出版《斯大林與民主，托洛茨基與納粹》(Grover Furr. Stalin and Democracy - Trotsky and the Nazis. Istanbul: Software Update, 2012.)，2013年出版《謀殺基洛夫：歷史、學術與反斯大林的范式》(Grover Furr. The Murder of Sergei Kirov: History, Scholarship and the Anti-Stalin Paradigm. Kettering, OH: Erythros Press & Media. 2013)，2014年出版《血腥的謊言》，主要揭露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的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Y: Basic Books, 2010)一書的 欺騙性，Snyder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斯大林等于希特勒。2015年格雷弗·弗教授將出版一本專論，揭露1930年代托洛茨基言 論中的謊言。由于格雷弗·弗多年來致力于回擊國際資產階級對斯大林和蘇聯革命的抹黑和誹謗，美國右翼保守主義名人、作家David Horowitz將其列為“美國101個最危險的學者之一”(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格雷弗·弗教授的《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不日將刊行中文版。格雷弗·弗的網頁是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

　　[1] 羅伊·A·麥德維杰夫(Roy A. Medvedev，1925—)：1925年生于格魯吉亞加盟共和國首府第比利斯。屬于蘇聯少數民族。他曾在列寧格勒大學學習哲學和教育學，并在該大學獲得職業教育方面科學學位候選人提名。他對蘇聯歷史和政治哲學的興趣顯然是被赫魯曉夫1956年在蘇共第20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所揭露出來的所謂“內幕”激發起來的。麥德維杰夫1959年完成其博士學位論文，不久就出版了兩部教育學方面的論著。1962年他開始寫作《讓歷史來審判》。本書對所謂“斯大林主義”進行了嚴厲抨擊，認為它是歷史上的一種變態。麥德維杰夫在1969年被開除出共產黨。兩年以后，就在出版《讓歷史來審判》以及《關于瘋狂的問題》〔和他的同胞兄弟——現住倫敦的生物學家曹瑞斯(Zhores)合著〕前夕，他辭去了在教育科學研究院職業教育研究所的工作。從那以后，集中精力從事持不同政見者的活動。他的著作和文章經常在西方發表。在《讓歷史來審判》 于1973年出版。他的第二部主要著作《論社會主義民主》1975年出版。1979年之后，麥德維杰夫的作品被大量翻譯成中文出版。

　　[2] 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奧爾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Орлов;1895年-1973年)，原名列夫•費爾德賓(Лев Фельдбин)，是一位蘇聯秘密警察，軍銜為少將。曾獲得列寧勛章，大清洗時流亡美國，后成為反共產主義作家。奧爾洛夫出生在白俄羅斯博布魯伊斯克的一個東正教猶太人家庭，曾在莫斯科大學學習，后來加入沙俄軍隊。俄國內戰爆發之后奧爾洛夫加入蘇聯紅軍，成為總參謀部情報局(GRU)的軍官，活躍于烏克蘭的基輔。后來前往阿爾漢格爾斯克，進入內務人民委員部附屬國家政治局中工作。1924年5月，成為秘密警察中的一員。作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他曾先后前往巴黎、柏林、美國、奧地利、英國等地活動。后來西班牙內戰爆發，內務人民委員部派遣奧爾洛夫前去協助西班牙第二共和國，并在內戰中扮演重要角色。20世紀三十年代，奧爾洛夫的上司阿布拉姆•斯盧茨基聲稱得到消息，說德軍計劃刺殺奧爾洛夫，準備為奧爾洛夫裝備一個衛隊;但奧爾洛夫認為其目的是為了監視自己，因此婉拒了這個建議。1938年，葉若夫向奧爾洛夫發出電報，要求他前往比利時安特衛普的一艘船上與蘇聯特工接頭。奧爾洛夫認為自己將會被逮捕回國，而回國后可能遭到逮捕處決，因此拒絕回國并且攜妻女流亡美國。在美國，他過起了隱居生活，用俄語寫下《斯大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一書。此后又將其翻譯成英語，于1953年在美國出版。該書的出版轟動了整個西方世界，他本人則成為美國中情局的被保護人。1963年，赫魯曉夫政權不再將奧爾洛夫列為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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