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談談列寧的“遺囑”。你們都聽見了反對派分子在這里大喊大叫，說黨中央委員會“隱瞞了”列寧的“遺囑”。這個問題，我們在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上討論過好多次，這是你們知道的。(喊聲：“幾十次了。”)事實已經證明并且再三證明了：誰也沒有隱瞞過什么，列寧的“遺囑”是給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這個“遺囑”已在代表大會上宣讀過，(喊聲：“對!”)代表大會一致決定不把它公布，其原因之一是列寧本人不愿意而且沒有要求把它公布。所有這些，反對派并不比我們大家知道得少，然而反對派竟敢宣稱中央“隱瞞了”“遺囑”。

　　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們在一九二四年就發生過關于列寧“遺囑”的問題。有那么一個叫做伊斯特曼的，從前是美國共產黨黨員，后來被驅逐出黨。這位先生曾經在莫斯科托洛茨基分子中間鬼混過，收集了一些有關列寧“遺囑”的傳聞和謠言，后來跑到國外出版了一本書，叫做《列寧死后》。他在這本書里不惜筆墨，大肆誹謗黨、中央委員會和蘇維埃政權。這本書的主要根據就是所謂我們黨中央“隱瞞了”列寧的“遺囑”。因為這位伊斯特曼有一個時期跟托洛茨基有過來往，現在抓住托洛茨基并且引用反對派的話，使托洛茨基在“遺囑”問題上負起污蔑我們黨的責任，所以我們政治局委員建議托洛茨基跟伊斯特曼劃清界限。因問題十分明顯，托洛茨基確實跟伊斯特曼劃清了界限，在報刊上發表了一篇有關的聲明。這個聲明發表在一九二五年九月“布爾什維克”雜志第十六期上。

　　讓我讀一下托洛茨基這篇文章中說到黨和黨中央是否隱瞞列寧的“遺囑”的一段話。現在就來引證托洛茨基的這篇文章：

　　【“伊斯特曼的書里有幾個地方談到中央對黨‘隱瞞了’列寧在逝世前不久寫的許多極其重要的文件(指的是民族問題的書信、所謂‘遺囑’等等)，這無非是對我們黨中央的污蔑。從伊斯特曼的話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似乎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曾經指定在報刊上發表這些帶有組織內部建議性質的書信。事實上，這是完全不對的。弗拉基米爾·依里奇從患病時起就再三向黨的領導機關和黨的代表大會提建議，寫信等等。所有這些書信和建議，當然總是按照指定送達，通知了黨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會的代表，當然對黨的決定也總是發生了應有的影響;這些書信所以沒有全部發表，那是因為寫信的人沒有指定在報刊上發表。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沒有留下任何‘遺囑’，無論就他對黨的關系來說，還是就黨本身的性質來說，都不可能有這種‘遺囑’。在流亡國外的俄國資產階級、外國資產階級和孟什維克的報刊上通常提到的‘遺囑’就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的一封內容是組織內部建議的信(已經被歪曲得面目全非)。黨的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像對待所有其他書信一樣，也非常重視這封信，并根據這封信做出了適合當時條件和情況的結論。關于隱瞞或違背‘遺囑’的一切論調，都是惡意的捏造，完全違反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的本意和他所建立的黨的利益。”】(托洛茨基的文章“關于伊斯特曼<列寧死后>一書”，載于一九二五年九月一日《布爾什維克》雜志第十六期第六十八頁)

　　看來是很清楚了吧?寫這篇文章的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別的什么人。現在，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根據什么來嚼舌根，硬說黨和黨中央“隱瞞了”列寧的“遺囑”呢?嚼舌根是“可以”的，但是也該知道個分寸。

　　有人說，由于斯大林“粗暴”，列寧同志在這個“遺囑”里建議代表大會考慮由其他同志接替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的問題。一點不錯。是的，同志們，我對待那些粗暴而陰險地破壞并分裂黨的人是粗暴的。這一點，我過去和現在都沒有掩飾過。也許對待分裂分子要有某種溫和態度。但是這個我做不來。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會后的中央全會第一次會議上就請求中央全會解除我的總書記職務。代表大會本身就討論過這個問題。每一個代表團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所有代表團，連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也在內，都一致責令斯大林留在自己的崗位上。我有什么辦法呢？從崗位上溜掉嗎？這不合我的性格，我從來沒有從任何崗位上溜掉過，也沒有權利溜掉，因為這樣做就是逃兵行為。我這個人，以前已經說過，是個不由自主的人，只要黨責令我，我必定服從。一年以后，我又向全會提出辭職，但是全會又責令我留在崗位上。我還有什么辦法呢？至于公布“遺囑”的問題，那是代表大會決定不公布它，因為它是給代表大會的，并沒有指定在報刊上發表。

　　一九二六年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曾經做出決定，請求第十五次代表大會準許發表這個文件。同一次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決定發表列寧的其他書信，在那些書信中，列寧指出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起義前夜所犯的錯誤，并耍求把他倆開除出黨。

　　很明顯，說黨隱瞞這些文件，那是無恥的誣蔑。在這些文件里也包括列寧主張必須把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開除出黨這樣的書信。布爾什維克黨，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從來沒有害怕過真理。布爾什維克黨的力量正在于它不害怕真理，正視真理。

　　反對派竭力拿列寧的“遺囑”當王牌。但是只要讀一讀這個“遺囑”就會明白沒有什么東西可以給他倆當王牌。相反地，列寧的“遺囑”致命地打擊了反對派現在的首領們。

　　列寧在“遺囑”中斥責托洛茨基為“非布爾什維主義”，而關于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在十月革命期間所犯的錯誤，則說這個錯誤不是“偶然的”，這的確是事實。這是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在政治上決不能信任托洛茨基，因為他有“非布爾什維主義”的毛病，也決不能信任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因為他們的錯誤不是“偶然的”，他們會重犯而且必定會重犯這些錯誤。

　　值得注意的是，“遺囑”中沒有一個字、沒有一句話暗示斯大林有錯誤。那里面只說斯大林粗暴。但是，粗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斯大林的政治路線或立場上的缺點。

　　請看“遺囑”中有關的一段話吧：“對其他中央委員的個人品質我不想再評定了。我只提醒大家一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當然不是偶然的，但這很難說是他倆個人的過錯，就像很難說非布爾什維主義是托洛茨基的過錯一樣。”

　　看來是很清楚的了。

　　斯大林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上的演說

　　《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149-1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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