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年代的烏克蘭：

　　歐美主流史學界是如何捏造和歪曲烏克蘭歷史的　

　　Yet More Anti-Stalin Lies Exposed: The Ukraine:

　　Collectivization, Famine; the Military Purges of 1937-1938; the so-called‘Katyn Massacre’

　　講演人：格雷弗·弗教授

　　2014年5月23日北京大學

　　本稿為格雷弗·弗（Grover Furr）教授為北京之行準備的“蘇聯斯大林時代的繼續革命”之系列講演的第三部分：揭露更多反斯大林謊言：烏克蘭：集體化，饑荒，1937-1938年的軍隊肅反，所謂的卡廷慘案。

　　一、介紹

　　晚上好!首先我要感謝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的邀請，使我可以在今晚與大家交流，對此我感到萬分榮幸。

　　這是我此次在北京的“斯大林時期蘇聯歷史上的繼續革命”系列演講中的第三部分。主辦方希望我結合自己最近的研究就以下幾個主題談一談看法，包括：蘇聯集體化運動;1937-1938年的大清洗[1];被反共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污蔑的所謂“烏克蘭人為大饑荒[2]”(Holodomor，烏克蘭語為Голодомор, 意為“通過饑餓蓄意殺滅”，"Extermination by hunger" "Hunger-extermination";Holodomor詞源來源于‘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意為“通過饑餓殺害民眾” "Killing by Starvation"，更有人將其視為蘇聯政府在烏克蘭制造的通過人為饑荒對烏克蘭民族進行的種族滅絕，是“Famine-Genocide in Ukraine”。這個詞如下文所言，是反共產主義分子有意模仿“Holocaust”(納粹對猶太人蓄意進行的種族大屠殺)一詞所生造的詞匯);1937-1838年的大清洗，其中據說有大概682000人被處以死刑;1937-1938年的軍隊肅反，也即“圖哈切夫斯基事件”;還有所謂的“卡廷大屠殺”。

　　這些事件每個都長期被反共意識形態者視作攻擊共產主義的焦點。反共者把這些事件歸諸斯大林犯下的所謂的“暴行”。但根據前蘇聯的檔案和一些新的證據的最新研究表明，我們所了解的這些事件全都發生了極大的改變。

　　多虧了這些新證據，我們才得以滿懷信心地宣布，反共主義者對這些事件的觀點都是錯誤的。真相是這樣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斯大林本人在任何時間犯下了任何暴行。但是現在的蘇聯歷史學界被反共者們霸占著，他們絕不會承認這個真相。這些反共人士完全是出于意識形態，而不是基于真實歷史的角度去塑造那些反對斯大林所需要的“殘暴故事”，目的在于證明他們攻擊斯大林的合理性，進而證明對斯大林時代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運動發動攻擊的合理性。

　　類似的行為還有反共作家針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攻擊，其動機也是相同的。我懷疑這些反共反毛的主張也是錯誤的。我并不是中國史研究領域的專家，所以對此也不能說的更多。但是，發現真實的斯大林時期的蘇維埃歷史要求我們必須揭露那些違背歷史真相的謬誤，反駁那些由反共意識形態者們故意散布的謊言。對此我們能做的有：

　　1、學習、搜集和研究現在可以利用到的眾多的前蘇聯檔案，還有現存于哈弗大學和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其他各種相關文獻，比如托洛茨基檔案等等。

　　2、時刻關注挑戰反共者歷史敘事的最新研究成果。

　　3、探索我們自己的歷史研究方法，力圖盡量真實客觀地去發現真實的歷史，無論結果如何，都要盡可能完美的展現證明推理過程。

　　我已經照此從事這項工作很多年了，我今晚所講的每一件事都在我已經出版或即將出版的文章和專著中有案可稽。

　　二、集體化運動和1932-1933年的饑荒：到底發生了什么？

　　饑荒已經在俄國出現過無數次。俄國學者在1988年時對俄國歷史上從公元736年到1914年間記錄在案的饑荒做出了一系列統計。在烏克蘭也同樣發生過很多饑荒。這一千多年來的饑荒歷史和12年內發生的三次重要的農作物歉收引發的饑荒的歷史是理解1932-1933年饑荒和蘇維埃政府采取的對應措施的基本背景。

　　1917年，俄國發生了兩次革命，這一年出現了嚴重的農作物歉收，并導致了1917-1918年的城市饑荒。在整個20世紀20年代，蘇聯有以下一系列饑荒：1920-1923年的伏爾加和烏克蘭饑荒以及1923年的西西伯利亞饑荒;1924-1925年伏爾加和烏克蘭再次發生饑荒;1928-1929年發生在烏克蘭的一次嚴重而很少被研究的饑荒。

　　1928-1929年的烏克蘭饑荒是蘇聯當時七年以來由自然災害引發的第三次饑荒。這次饑荒是導致當時全國范圍內大規模的糧食供應危機的最主要原因。

　　對于蘇聯領導人來說，在討論關于蘇聯農業必須改變的大討論中，烏克蘭饑荒顯然是最重要部分之一。(馬克·B·陶格 2001a 169-70)

　　集體化運動　　

　　農業集體化運動[3]的目的在于終結幾個世紀以來不斷折磨俄國和烏克蘭的一輪又一輪的饑荒。集體化是一場改革——一場顯著改善農村人口安全與生存條件進而改善全部人口安全與生存條件的改革。集體化的目的不是為了對農民“課稅”或“剝削”農民，抑或壓榨農村的剩余價值。相反，在1929-1939年的十年里，蘇維埃政府在農業方面投入了一百多億盧布。“他們主要的目標是通過使用當時能利用的最為現代的、先進可靠的方法來增加糧食產量”(陶格 2004, 70)

　　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將集體化視為為快速實現農業現代化的唯一方法，以此來根除浪費嚴重、耗費人力的土地私有的耕作方式;通常是在眾多分散的小塊土地上先進行集體化，而后其就成為更大規模集體化的基礎。他們以這種大規模的、高度機械化的美國大農場農業為樣板建設國營農場(蘇維埃農場)。

　　農民反對集體化的抗議

　　農民的抗議的確存在。根據OGPU(蘇聯國家政治保衛總局)1931年3月的報告，在集體化運動中，有大概百分之五的農民參與了抗議活動。這也意味著絕大部分農民并沒有參與這種抗議。絕大部分的抗議都得到了和平的解決;OGPU的報告稱，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抗議是訴諸暴力解決的。

　　許多農民是積極支持集體化運動的，特別是當本地那些既有經驗又十分熱情的積極分子耐心地給農民解釋了集體化的目的以后，支持者的數量進一步增加。一些農民“自發組成集體農莊，主動合并他們的土地。”(陶格 2004, 75)

　　陶格的結論是：

　　集體化運動的目標十分清晰且必要，即要在在一個經常被饑荒折磨的國家提高糧食產量。先前進行的十分成功的國營農場的經驗也為集體化運動提供了支撐，同時國家的大規模投資也為集體化運動提供了保障。

　　許多歷史學家宣稱，農民普遍反對集體化甚至不惜發動叛亂，因此是集體化導致了“饑荒和失敗”。陶格相信事實并非如此：

　　這些研究輕視了或者說忽視了[一系列的東西，包括]糧食的實際產量數據，造成歉收的環境因素，從饑荒和作物歉收的境況中不斷進行的農業恢復，1930年代的糧食大豐收，這些年中蘇維埃農場的機械化，蘇聯的人口增長，蘇聯時代就糧食產量和消耗量而言的長期的發展。(陶格 2004, 87)

　　簡而言之，集體化運動對蘇維埃和烏克蘭的農民，對整個蘇維埃社會而言都是成功的。當然，這也依賴于農業勞動者的辛勤勞動。

　　……集體化使蘇聯的傳統農業實現了高度的現代化，并為1970年代和1980年代相對而言的巨大的糧食產量和消耗量奠定了基礎。(陶格 2006, 109)

　　在任何年代都沒有“完美”的計劃。1932年當然也不可能有。毫無疑問蘇聯犯有很多錯誤，也不可能不犯錯誤。但是要是不集體化才會是最大的錯誤。

　　證據尤其顯示，集體化運動使得資源如拖拉機、種子援助、食品救濟的動用和分配成為可能，這些都使得農民在嚴重的饑荒中還能生產出大量的糧食。這在俄國歷史上是史無前例的，在蘇聯歷史上也是罕見的。因此，這項研究顯示，集體化運動無論對農業造成了什么樣的負面影響，從實際效果上看，確實促進了蘇聯的農業現代化，有助于蘇聯農業的發展。(陶格 2006, 112)

　　三、1932-1933年的饑荒

　　目前有兩種關于這次饑荒的錯誤的解釋被廣泛接受。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宣稱，饑荒是因為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領導層為了出口而故意從烏克蘭農民手中扣下了糧食;另一種說法是為了鎮壓烏克蘭獨立運動，斯大林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故意使烏克蘭人民挨餓;或者兩種原因兼有之。這種斷言的動機很復雜，因為沒有證據能證明他們的說法成立。

　　這就是所謂“烏克蘭人為大饑荒”(Holodomor)的神話。作為對猶太大屠殺的有意模仿，這一神話最早源于離散于各國的烏克蘭人，這深受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OUN)和黨衛軍第14“加利西亞”志愿兵師退伍兵以及烏克蘭反抗軍(OUN-UPA)的影響并在其中廣為流傳。上述力量曾站在納粹一方戰斗，并在紅軍挺進烏克蘭時隨德國部隊西逃。事實上，納粹形塑了早期的“人為饑荒”神話，并把造成“烏克蘭大饑荒”的罪名扣在猶太人頭上。

　　當1991年烏克蘭獨立后，這些力量再次涌入這個國家，并且對歷史-意識形態方面的種種問題施加決定性的影響。他們提高烏克蘭反抗軍的歷史地位，要求將這些曾經屠殺了大量猶太人、波蘭人、蘇聯公民的罪犯當做“為爭取獨立而戰斗的英雄”。(這里的假設就是“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某種方式可以成為大屠殺的借口。)

　　所謂“烏克蘭人為大饑荒”(Holodomor)的神話絕對沒有任何證據支撐。毋寧說，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完全出于政治動機而編造的東西。但這種說法已經被烏克蘭國家官方所接受，現在已經被強行灌入烏克蘭學校的教學活動中，并為烏克蘭學者所推廣。因為完全沒有證據支撐，所以“烏克蘭人為大饑荒”(Holodomor)干脆就被簡單地當作“理所當然”來處理。這個話題已經成了一個非正式的“討論禁區”，在烏克蘭國內，禁止在公共場所進行任何和這種觀點相左的討論。(在烏克蘭在各國的移民社區中，情況同樣也是如此)在“橙色革命”的領導人尤先科擔任總統時，尤先科曾一度有意通過一項法律，以刑事懲罰威脅那些敢在公共場所對這個觀點提出質疑的任何人。

　　一個更加“主流”但仍然還是政治化解釋的說法是：大饑荒應該歸咎于農業集體化和國家過渡的糧食征集，正是后者導致了災難，管理失控，人民造反，以及最終的饑荒和餓死人的悲劇。這是俄國官方的說法。這種說法和以上諸種說法同樣缺乏實證來源。

　　環境因素導致了饑荒

　　1932-1933年饑荒的主要原因應該是環境問題造成的糧食歉收。這些環境因素包括：一些地區的干旱，另一些地區罕見的大暴雨;農作物感染了嚴重的黑穗病和銹病;各種害蟲疫病，包括亞洲蝗蟲、甜菜象蟲、草原蛾、毛毛蟲等;還有嚴重的鼠患。糧食歉收十分嚴重，整個蘇聯的糧食可供應量明顯少于整體人口的糧食需求量。

　　以上這些現象是人類活動與環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到處蔓延的嚴重的雜草問題，是由于本該從事除草工作的勞動力短缺造成的。因為農村人口大量遷徙，留下的農民多是老弱病殘，自然會造成勞動力短缺。許多耕地閑置或者產量不高，則是因為大量農村人口遷入城鎮以及剩余農民因饑荒而變得衰弱不堪或瀕臨死亡這兩方面原因所致。

　　馬是犁地播種及其他農業活動中最重要的牽引畜力。1931-1932年的饑荒中餓極了的讓農民吃掉了馬的主糧——燕麥，導致很多馬匹要么餓死，要么嚴重羸弱。雖然蘇聯政府進口了一些拖拉機和其他機械，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馬匹缺乏導致的動力短缺，但并不足以完全克服這個問題。

　　許多土地已經連續多年耕種糧食，這導致土壤枯竭，肥力嚴重下降。農莊和農業部門很難再找到新的土地用以建立農耕區，農地關系十分緊張。但是到了1933年，在充足的勞動力的條件下終于迎來了糧食的豐收，這次饑荒終于結束了。這意味著1931年和1932年的勞動力也是充足的。所以這些年糧食的減產主要應歸結為上述的環境因素。

　　蘇聯領導層沒有充分理解環境因素的重要性。無論是他們自己的信息收集人員、OGPU(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是當地的黨的領導人，都沒有意識到這些問題。因此，他們將饑荒原因歸咎于諸如管理混亂、決策層失誤甚至擴大到農民反抗、富農怠工消極破壞等人為因素。至少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最重要的環境因素沒有被理解，人們反而相信那些認為糧食本應該豐收的報告。如此一來，唯一符合邏輯的解釋自然就成了饑荒是由下列各種嚴重的怠工反抗活動所致，包括：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明目張膽的破壞;農民藏匿糧食;農民和其他一些人囤集居奇待價而沽;農民因不情愿而在農田里消極怠工;黨、集體農莊和其他機構的共謀等等。

　　不過蘇維埃政府極大地減少了谷物的出口，并開始運送糧食和種子到烏克蘭及其他受災地區。

　　陶格引用的證據表明不少農民雖然不喜歡集體農莊，但是仍然在努力的參與農莊的工作，還有許多農民“始終都很積極地在農場工作……(他們)支持這個集體化的系統。”(陶格 2004, 85)

　　因此，整體而言，農民實際上接受了集體化。

　　糧食出口問題

　　像沙皇政府一樣，蘇聯政府也出口糧食。但在1932-33年間，蘇聯政府面臨著這樣的局面：即使所有的出口都被停止而非被大幅度削減——正如它們曾經被削減的那樣——食物也不足以養活全部人口。

　　饑荒的嚴重程度和在地域上的擴展，1932-33年銳減的糧食出口，對種子的需求，和近幾年來在蘇聯內部出現的混亂，這一切都說明即使是從根本上禁止糧食出口也不足以防止饑荒的發生。這一情況讓我們難以接受那些認為是1932年的糧食收購和刻意的種族滅絕行為導致了大饑荒的觀點。1932年的歉收才是使大饑荒不可避免地發生的根本原因。(陶格 1991，88;89.)

　　面向集體和個體農民的糧食征遞，也就是采購配額，被好幾次大幅度地削減，以保證他們度過糧食緊缺的時期。一部分已經收購的糧食又被歸還到了農村。而正是這些經常被執行得很嚴厲的糧食收集工作，被那些“故意論”的信徒所強調并理解為蘇聯對農民的漠不關心甚至是故意懲罰和殺害的證據。

　　此外，蘇聯政權還要用這種征購手段去養活生活在城市和工業地區的四千萬人，他們也正在挨餓，這是1932年的收成顯得不足的另一項證據。在1932年5月，蘇聯政府將私人的谷物交易合法化了，但在1932-33年間只有很少的糧食是通過這種途徑賣出的。這也表明1932年的收成相當不足。

　　大約10%的烏克蘭人因為饑荒或與之相關的疾病而死去，但90%的人活了下來，其中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出身的軍人或是農業工人。活著的農民必須在食物不足的情況下辛苦耕種，直到創造了1933年的收成。他們在繼續勞作時獲得了蘇聯政府的明顯的救助。否則一個因死亡而數量減少，受到饑餓的削弱，擁有牲畜更少的人口，是絕對不可能在1933年成功獲得豐收并終結饑荒的。這是另一個說明1932年的收成極為微薄的證據。

　　蘇聯政府的救助最早在1933年2月7日開始，它包含了500萬噸用于緩解饑荒的食物，其中就有給烏克蘭的，而對拖拉機等機械的分配被特別地傾向于烏克蘭，“一個由設置于機器-拖拉機站的幾千個政治部所組成的網絡對1933年的豐收起到了巨大的貢獻”(陶格1991， 72-74)。此外還有其他措施，包括為著播種和收割而派遣的特別委員會，這些委員會管理著工作，給農民分發種子和食物援助物資。

　　在陶格看來：

　　總之，饑荒是由自然因素引發的，而政府在第二年幫助農民獲得了更大的收成，從而終結了饑荒。

　　這與那些西方的反共人士和烏克蘭的民族主義者的論調是針鋒相對的。那些所謂“Holodomor”，或者所謂“故意的饑荒”和“人為的饑荒”的解釋不簡單是在很多重要之處出現了錯誤。這種論調的支持者通過省略一些會破壞他們的解釋的證據來歪曲歷史。這不是歷史，更是偽裝成歷史的政治宣傳，我把這些稱為“有腳注的宣傳鼓動”。(陶格，2012b，3)

　　四、1937-38年的“大恐怖”

　　我的由兩部分構成的論文《斯大林和民主化改革的努力》是在2004年5月寫的，而大量有關反對派運動、1936-1938年的莫斯科審判[4]、被稱為“圖哈切夫斯基案件[5]”的軍隊清洗、以及接踵而至的“葉若夫時期”或曰“大恐怖”(它得名于羅伯特·康古斯特的那本1968年首次出版的極其失實的書的題目)的資料，在此之后已經被公布出來。

　　最新的證據證明：

　　*1936年8月，1937年1月和1938年3月的莫斯科審判的被告都至少犯下了他們所承認的罪行。“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團”確實是存在的，它計劃在一次政變中暗害斯大林、卡岡諾維奇[6]、莫洛托夫[7]等人，他們把這次政變稱為“宮廷政變”，而這個集團確實暗害了基洛夫[8]。

　　*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都和德國與日本串通起來，他們都是軍事上的陰謀家。如果“宮廷政變”沒有奏效，他們希望通過向日本和德國表示忠誠，在日本和德國發動侵略時取得政權。

　　*托洛茨基也直接和德國與日本串通，他的不少追隨者也一樣。

　　*尼古拉·葉若夫[9]，1936-1938年間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頭目，同樣和德國人有串通。

　　葉若夫

　　相比于2005年，我們現在已經擁有了很多關于蘇聯人民委員會內務人民委員部負責人尼古拉·葉若夫的所作所為的證據。

　　葉若夫作為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有他自己的反對蘇聯政府和黨的領導的陰謀。葉若夫同樣被吸納入了德國的情報系統。

　　就像右派分子和托派分子那樣，葉若夫和他的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精英成員也指望著德國，日本或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他們嚴刑拷打了大量無辜的人，讓這些人承認犯下了死罪，接著就被槍斃了。他們基于虛假的證據或者在根本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處決了一大批人。

　　葉若夫希望這種大規模的對無辜者的殺戮會讓大量蘇聯人轉而反對政府。當德國和日本入侵時，這將為國內的反蘇聯政府叛亂制造基礎。

　　葉若夫向斯大林、黨和政府領導人隱瞞了他的全部計劃。1937-1938年對超過682000人的真正的令人發指的大清洗，是葉若夫和他的高層同黨故意進行的對大量無辜人民的不公正清洗，其目的在于在蘇聯人民中播下不滿的種子。

　　盡管葉若夫處決了相當一大批無辜的人民，但從目前能獲得的證據來看，在被他處決的人們中間也存在著真實的陰謀。俄羅斯政府如今還把除一小部分外的所有這方面的調查材料視為最高機密，沒有這些證據，我們無法準確地獲知真正陰謀的數量。因此，我們也不知道這682000人中有多少是真的陰謀者，而有多少是無辜的受害者。

　　正如我在2005年的那篇文章中所述，斯大林和黨的領導班子早在1937年10月就開始懷疑一些鎮壓行為是非法的。從1938年初開始，也就是波斯蒂舍夫[10]被嚴厲批評、逐出中央政治局、被開除黨籍并因為眾多的非法鎮壓而被處決的時候，對葉若夫的懷疑就更加深了。

　　當貝利亞[11]被指定為葉若夫的副手后，葉若夫和他的同黨認識到斯大林和黨的領導班子不再信任他們了。他們最后試圖在1938年11月7號慶祝布爾什維克革命21周年的慶典上暗殺斯大林，但葉若夫的同黨被及時地逮捕了。

　　葉若夫被勸說辭職，一項緊鑼密鼓的調查馬上展開，并揭露了內務委員部的大批濫用職權行為。眾多經過葉若夫定罪或判罰的案件被重審，超過10萬人被從監獄和集中營中釋放。眾多內務委員部成員被逮捕，并被指控嚴刑拷打無辜人民，最終被判刑和處決。更多的內務委員部成員被判處監禁或流放。

　　在貝利亞的管理下，1938-1940年的處決數量下降到了不足1937-38年葉若夫領導時的百分之一，而且很多被處決的對象是內務委員部的成員，包括葉若夫自己，他被控在眾多的不公正鎮壓和對無辜人民的處決上有罪。

　　2005年以來被公布的一些戲劇性的證據是葉若夫和他的副手弗里諾夫斯基[12]的供詞。我已經把一部分這些內容的原始俄語版和英文翻譯版本放在了網上。我們同樣還有更多的葉若夫的供詞和審訊記錄的片段，在這些資料里他做出了更多的供述。這些資料在阿列克謝·帕夫柳科夫(Aleksei Pavliukov)2007年發布的一份半官方報告里被公布。

　　五、1937-38年的軍隊清洗

　　1937年6月26日，布瓊尼致伏羅希洛夫的信

　　圖哈切夫斯基[13]和他的同案犯被蘇聯最高法院軍事執行委員會和他們的高級軍事指揮官同事們組成的陪審團審判并定罪，后者包括了蘇聯元帥謝苗·布瓊尼[14]、一級集團軍指揮員伊萬·潘·別洛夫[15]。布瓊尼和別洛夫都給當時的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16]寫了信，報告他們在審判中的發現和感受。

　　別洛夫的信在1996年被公布出來，因此研究者可以利用它。但是，別洛夫寫的只是模糊的泛泛而談，而且很多都是他對這些被告的反應。他幾乎沒有報告被告的真實供述。我們將在這篇文章的最后簡要地討論這件事。

　　布瓊尼的信就完全不同了。它至今從未被解密，如今它在俄羅斯還是一個秘密。它至今僅有的一些被引述的片段來源于什維爾尼克委員會[17]1964年為赫魯曉夫準備的“最終報告”。其中，該信被稱為是給斯大林而非給伏羅希洛夫的。除了一位之外，所有引述它的作者全都重復了這個錯誤。這表示他們從未見過這封信的文本本身，而只是簡單地從什維爾尼克委員會那里不加確認地引用，而我們需要在下文中分析那重要的一樁例外情況。

　　我發現，這封信的原文本的一個副本被保存在伏羅希洛夫檔案里。這件布瓊尼的信的文本的真實性被這樣的事實證實，即它包含了早先被公布的那部分摘錄。

　　布瓊尼的信的全文，以及這個文本和在俄羅斯已被公布的摘錄的對比，為我們現在的研究帶來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結果。

　　最為重要的是，這封信包括了那些被告是如何描述自己在反蘇聯政府的陰謀中的角色的，包括了他們勾結德國和日本的重要細節和托洛茨基的參與。

　　1.德國和日本的陰謀　　

　　約·埃·亞基爾[18]這里的供述證實了與這項陰謀有關的其他證詞。如果原計劃的反蘇聯政府的政變并未成功，而使德、日等國的武裝干涉成為必須的話，那么他們將同意割讓烏克蘭給德國，割讓遠東給日本。而這一協議和布哈林[19]在1937年6月2日的第一次供述和1938年5月在審判時的供述是相呼應的。亞基爾同時提到了倫德斯泰特[20]將軍和克斯特林[21]將軍，這兩人也在其他人的供述中也被指認，比如圖哈切夫斯基供出了倫德斯泰特，其他幾個人供出了克斯特林。

　　奧·烏·科爾克[22]宣稱，這些軍事陰謀家從德國那里獲得消息稱，德國正在計劃借道波羅的海國家襲擊蘇聯。科爾克宣稱他是從圖哈科夫斯基那里而非直接從德國人那里了解的這些，這一事實，與我們所能預想的重大陰謀的情況相一致：只能有相當少的一部分人被直接告知陰謀的細節。

　　維·馬·普里馬科夫[23]稱，這場“半打”軍事領導人參與的陰謀的邏輯將會導致他們之間相互競爭，看誰能更符合德國——也就是說，希特勒——的希望。

　　布瓊尼寫到，德國空軍被計劃用來對付列寧格勒，它們偽裝成蘇聯飛機參與預謀中的暴亂。顯然，這是來自普特納[24]的證詞，因為伏羅希洛夫在他6月9號前幾天給國防委員會的報告中提到了一些與之很相似的表述。

　　2.托洛茨基、軍事陰謀、德國和日本

　　布瓊尼只給出了一個對1937年6月11日的審判上供述的軍事陰謀的總結。他主要的注意力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被告證詞中純軍事的那些方面。正是那些陰謀者和德國軍隊的合謀使這起陰謀變得相當危險。

　　與之相對比，托洛茨基的參與倒成了次一級的關注點。托洛茨基的力量在于他在相對來說少數的黨和軍隊的領導者中的影響力，但這些人里有一部分對托洛茨基是相當忠誠的，這就轉變成了托洛茨基手中的一種力量。

　　因此，布瓊尼確實觸及到了托洛茨基在軍事陰謀中的角色。根據布瓊尼所說，托洛茨基是有關這場軍事陰謀的供詞中涉及的最重要的政治人物。

　　普特納似乎是那八個受審軍人中唯一一個宣稱自己的陰謀活動是被他對托洛茨基的信仰所直接激發的。科爾克，就像我們在前面所見的，宣稱圖哈切夫斯基對他隱瞞了一些關于陰謀的細節。這包括這位元帥和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李可夫[25]的關聯。

　　布哈林在1938年3月對他的審判中說，他并不相信圖哈切夫斯基和那些軍人，因為他相信這些人將會在上臺后拋棄他們純政治性的盟友。

　　普里馬科夫宣稱，托洛茨基曾直接給他一項極其秘密和私人的任務：當在陰謀者和德國武裝力量的煽動下爆發的叛亂掌握了列寧格勒后，普里馬科夫就去列寧格勒迎接回國的托洛茨基。

　　在這里似乎沒有什么含混不清的地方。布瓊尼相信普里馬科夫作證說，他自己已被托洛茨基親自托以重任。普里馬科夫還繼續說，他遵從了托洛茨基的指示——斷絕所有和托派分子的聯系，以詐取黨和領導層的信任。

　　布瓊尼仔細地證實了，普里馬科夫陳述說自己是從托洛茨基本人處得到這則任務的。普里馬科夫甚至聲稱他還指派過一位專門的軍官，一旦列寧格勒被計劃好的軍事起義所掌握，他就去邊境迎接得勝歸來的托洛茨基。

　　根據布瓊尼所述，列寧格勒起義本身就是圖哈切夫斯基的一項指示，并且是和德國軍隊一起計劃的。

　　普里馬科夫的最后陳述牢牢地將他的托洛茨基主義和法西斯主義聯系起來——要不是普里馬科夫已然證實了上述事實，這種聯系無疑看起來很牽強。

　　維克多·阿爾克斯尼斯上校

　　1990年，當蘇聯還存在，維克多·阿爾克斯尼斯[26]上校從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長官克留奇科夫[27]那里得到了閱讀1937年6月11日對圖哈切夫斯基案件的審判記錄的許可。據我所知，這份記錄還沒有其他人讀過和討論過。

　　即使阿爾克斯尼斯申請閱讀審判記錄的時候正是俄羅斯政府承諾“公開性”之時，但阿爾克斯尼斯似乎僅僅是因為他特殊的地位才得到這個許可的。他是紅軍的上校。他的祖父，雅科夫·伊萬諾維奇·阿爾克斯尼斯[28]，曾任蘇聯空軍司令，二級集團軍指揮員[29]，1938年被處決。他是審判了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人的法庭成員之一，并在一年多之后自己也被鎮壓和處決。

　　阿爾克斯尼斯也是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的成員。綜合各種情況，就能夠解釋為什么他雖然不是任何被告的親屬，卻能獲準閱讀庭審記錄。

　　和坎托爾不同，阿爾克斯尼斯上校通過閱讀庭審記錄確信被告有罪。阿爾克斯尼斯在的一次采訪中談到了他對審判的印象，這篇采訪發表在2000年的《元素》雜志[30]上。

　　阿爾克斯尼斯上校暗示，他的祖父也許是被迫認罪的。他也獲準閱讀該文件，但從中他沒有發現證明祖父有罪的內容。他的祖父阿爾克斯尼斯在1937年11月28日被捕，那時正是葉若夫的權力的高峰期。很可能他是被人陷害的。

　　被告對于他們與德國的陰謀的陳述與我們現有的其他文件一致：那是布哈林1937年6月2日的第一個的供述及其在審判時的證詞，以及發表于2006年年初的葉若夫在1939年4月26日所做的自供書。

　　從赫魯曉夫時代直到現在，蘇聯和俄羅斯領導人想方設法地隱藏這些包含被告罪證的文件，這個行為是一種掩蓋。而且，這本身就是這些被告以及托洛茨基與德國人相互勾結的強大證明。軍人被告，右派和托派以及托洛茨基本人，都是有罪的——但強大的政治人物們希望公眾和世界相信事實正好相反。

　　結論

　　關于布瓊尼的信件的任何介紹和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打開一扇大門，使得我們可以對所謂的蘇聯“經典”歷史進行戲劇性的重寫。50多年來圖哈切夫斯基審判的被告都被宣布為無罪。他們中的一些人，包括圖哈切夫斯基本人都被官方認定為民族英雄。然而，所有現有的證據表明事實正好相反：他們犯下了陰謀推翻蘇維埃政府和與法西斯德國和日本勾結的罪行。

　　在《元素》雜志的采訪中，阿爾克斯尼斯上校總結說，圖哈切夫斯基審判的記錄就像“能向我們的時代開火的一門大炮一樣……威脅當今的當權者。”在后來的訪談中，阿爾克斯尼斯又使用了“炸彈”這樣類似的比喻，??即通過對這一時期的客觀的研究，人們必將重新評估當前俄羅斯的政治人物，從而對當權者構成威脅。

　　坎托爾、切魯舍夫、柳什科夫　

　　還有更多的證據證明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與之一同被審判和處決的高級指揮官是有罪的。

　　俄羅斯研究人員尤利婭·坎托爾撰寫了篇幅長達兩本書的《圖哈切夫斯基事件》。坎托爾堅稱圖哈切夫斯基和其他被告是完全無辜的，是被斯大林“陷害”的。然而，她列舉的證據完全無法支持這個論點。相反，它有助于證明這些人的有罪。坎托爾對于這個案子的調查報告有優先使用的特權。她引用的原始文件從沒有其他人引用過，也沒人獲準閱讀。

　　尼·謝·切魯舍夫，一位軍事史學家，也有特權獲得大量的因參加反蘇陰謀而被審判和定罪的蘇聯軍人的調查和審判文件。和坎托爾一樣切魯舍夫也完全不客觀。他堅稱所有的軍人都是無辜的，不存在任何陰謀。

　　但切魯舍夫已出版了五本書，其中引用了許多軍人的調查材料和審訊筆錄。所有這些證據都證明他們并非清白，而是有罪的。和坎托爾一樣，切魯舍夫也對這個事實充耳不聞。

　　我們也有來自于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將軍亨里希·薩莫伊洛維奇·柳什科夫[31]的證據。他于1938年6月逃往日本，為日本軍隊撰寫反斯大林的宣傳材料，直到他們1945年將他謀殺。美國學者埃爾溫·D·考克斯[32]能夠讀寫日語和俄語，他采訪了一些曾與柳什科夫共事的退役日本軍人。據日本人說柳什科夫曾向他們明確表示，軍事陰謀以及布哈林、李可夫和其他人的右派陰謀實際上是真實的。當然，這與他寫的反斯大林宣傳是相反的。

　　我在我的《謀殺謝爾蓋·基洛夫》一書的第17章總結了這方面的證據。我在最近的清華大學的講座中談到了基洛夫被謀殺的事。基洛夫案[33]在許多方面是一把鑰匙，能開啟莫斯科審判、圖哈切夫斯基事件和許多其他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高層政治”的真相。我的書已經有英文版和俄文版。

　　我有一本研究軍事陰謀的書，已經寫完大半。在我寫完下一本關于20世紀30年代的托洛茨基的書之后，我將繼續寫完這本研究軍事陰謀的書所剩下的部分。

　　六、所謂“卡廷大屠殺”

　　歷史爭論

　　關于所謂“卡廷大屠殺[34]”的問題，歷史上有過重要的辯論。遺憾的是，對于那些想知道歷史真相的人來說，這場爭論純粹按照政治劃分成了兩派。

　　全世界、包括俄羅斯的反共主義者毫不懷疑地認為，蘇聯槍殺了那些波蘭人，納粹1943年的報告，除了反猶詞句，都是完全真實的。共產主義者(托派除外)、親共分子以及許多俄羅斯民族主義者，相信德國人槍殺了那些波蘭人，相信蘇聯1944年的布爾登科(Burdenko)報告[35]的準確性。

　　一些研究者轉向一種更微妙的立場：第一，蘇聯槍殺了一些波蘭戰俘，也許因為這些戰俘被認為有反蘇、反共的罪行。據說這是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1985年11月透露給軍事史學家亞·尼·科列斯尼克(A. N. Kolesnik)的說法。卡岡諾維奇是原中央政治局成員，與斯大林關系密切。第二，德國人顯然出于與蘇聯極為不同的原因，槍殺了其他的波蘭人。后來在1943年，德國人為了制造宣傳噱頭，上演了一場“發現”尸體的戲。他們把在別處槍殺的波蘭軍官的尸體挖出來，運到卡廷，重新埋葬以后再去“發現”。實際上，這個小地方還不叫卡廷，而是叫科吉格里(Koz'i Gory)。

　　1990到1992年，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和鮑里斯·葉利欽宣稱，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領導人確實下令，槍殺波蘭人，事實上肯定了波蘭反共的民族主義者的說法。1992年葉利欽給波蘭官方發送“一號秘密文檔”(Closed Packet No. 1)[36]的傳真。如果文件是真實的話，將坐實蘇聯所犯的罪行。

　　但是1995年開始，有俄國研究者反駁，這些文件是偽造的。他們反對卡廷事件的官方說法，他們對文件的分析研究一直持續至今，越來越詳細復雜。研究表明，至少有初步的證據，質疑這些文件的真實性。但是爭論的雙方都態度強硬。那些認為蘇聯犯下罪行的人，即使在新證據面前，也絲毫不改變觀點。我認為我是極少數能夠轉變觀點的人，我原來以為“那都是蘇聯干的”，現在認為事實還未明朗。

　　近些年來，卡廷事件的研究有了兩個引人注目的進展。其一，2010年10月，有證據表明，著名的“一號秘密文檔”(Closed Packet No. 1)中的文件也許是偽造的。這一年發表了一些文件，這些文件看起來像是為偽造的定本“一號秘密文檔”而準備的草稿件。一些俄國人對“一號秘密文檔”已經懷疑很久了。但2010年發表的這些文件構成了證明“一號秘密文檔”造假的第一批文獻證據。這之后，問題就變成：哪些文件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一號秘密文檔”中的，還是2010年披露的?

　　烏克蘭的發掘

　　從2010年開始，越來越多的證據對卡廷森林事件的“官方版本”提出了強烈質疑。在烏克蘭的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來自波蘭和烏克蘭的考古學家們發現了證據顯示，一直被人相信于1940年四月或五月在加里寧(如今的特維爾)附近遭到蘇聯槍殺的兩名波蘭警察，實際上在1941年下半年法西斯入侵蘇聯后死于德國人以及他們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盟友手中。這一事實自身消解了“官方”的“卡廷慘案”敘事。現在的論者正努力描述和考察這個新證據，同時解釋為什么它證明“官方版本”一定是假的。

　　這些發現說明了圍繞“卡廷慘案”的歷史敘述是多么荒唐。[根據波蘭和烏克蘭的官方版本，]前述兩名波蘭警察被說成是在離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700英里以外的卡廷森林被射殺和埋葬的，射殺和埋葬的時間，也被提前到16個多月之前。[所以現在]對他們身份證明的發現是至今為止在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的發掘中最重要的成果。這是自2010年10月“偽造證據”被披露以來關于“卡廷慘案”最重要的進展了。但為何事件沒有得到其應該得到的關注呢?毋庸置疑，因為波蘭以及烏克蘭強大的政治力量并不希望事件得到公開——因為這會使得人們開始質疑蘇聯的罪狀。

　　因此，事件的發展被人為掩蓋。波蘭考古學家的報告里只提到了其中一名警員的徽章。而此次提及也僅僅只是隱藏在腳注中——簡直就是一種“加密的”參考資料(a "coded" reference)(其與卡廷慘案的聯系就顯得異常隱晦了)，如此一來，就只有那些對于卡廷慘案非常熟悉的人們才能理解其中的聯系。不過至少波蘭的報告明確總結道，集體墓穴中的罹難者死于1941年德國人以及他們的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盟友的槍口之下。烏克蘭的考古報告則對波蘭警察的身份證明一事只字不提!還有，一位烏克蘭考古學家明確表示，這個遺跡能夠“質疑蘇聯是否對其他波蘭戰俘進行了射殺”——也就是說，質疑“卡廷大屠殺”的“官方版本”。

　　事實上，他們對于事件的掩蓋早在這之前就開始了。關于“一號秘密文檔”的“造假草稿”在2010年10月就已經被披露，杜馬代表維克多·伊柳欣(Viktor Iliukhin)還將其上呈至俄羅斯國家杜馬。但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幾乎被俄羅斯的主流媒體所封鎖。我只能找到一篇相關文章，而且還是語帶暗諷的批評。俄羅斯之外的大眾媒體更是完全忽視了2010年對“造假草稿”文件的發現，正如波蘭、烏克蘭之外的大眾媒體對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的發現視而不見一樣。我從西歐和美國的大眾媒體中找不到任何一篇文章提及這些發現。左翼和網絡媒體確實報導了此事，這使得主流新聞媒體的不作為更加值得注意。

　　從對此次發掘的早期的媒體報導來判斷，看起來主流媒體相信罹難者是被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所射殺的。我們有把握認為，如果波蘭和烏克蘭其中任何一方想過發掘結果會構成對“卡廷大屠殺”的質疑，他們根本不會進行對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的集體墓穴的發掘。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顯示OUN(烏克蘭民族主義組織)武裝力量參與了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的集體屠殺。OUN在烏克蘭西部卻受到了尊崇。弗拉基米爾-沃倫斯基的一條街道甚至以OUN領導人、納粹盟友斯捷潘·班杰拉[37]的名字命名。正是他的手下參與了那里的集體屠殺。

　　蘇聯在所謂“卡廷大屠殺”中犯下的“罪惡”確實是20世紀90年代后波蘭民族主義的重要建構因素。波蘭把“卡廷事件”轉化為一個對其罹難者崇拜性的反共反俄狂歡。波蘭政府斥資數億美元興建數以百計的“卡廷事件”的紀念碑與紀念館。大量的紀念活動用以祭奠“卡廷事件”，有些規模相當龐大，許多學者親力親為，成百上千的出版物得以發行。波蘭所有學校都教授慘案的“官方”說法。除了反共主義主題外，“卡廷慘案”能夠保持生機是因為其被視為擊敗俄羅斯的武器，因為俄羅斯是蘇聯的延續。波蘭仍然堅持其長年累月的努力，目的是使人們認為“卡廷慘案”就是“種族屠殺”，使俄羅斯向受害者家庭支付賠款。

　　但是現在我們知道沒有所謂的“卡廷慘案”——沒有一個關于這一系列事件的線索鏈能表明蘇聯人擊斃了所有的波蘭戰俘。但是波蘭、烏克蘭以及反共主義者都不愿意承認這點，更不用說讓他們的民眾和整個世界去質疑蘇聯在卡廷犯下的所謂罪行了。

　　“卡廷”的故事是一個令人著迷的歷史難題。舉個例子，美國歷史中的任何一個相似的事件都能夠持續吸引大批專業或業余歷史研究者的關注。而在波蘭，即便是輕微的對“官方”的“卡廷事件蘇聯主犯說”的質疑都是禁忌。這就導致了對于事件的掩蓋以及否認。

　　我曾發表過一篇詳盡的文章討論烏克蘭的發掘是如何反駁所謂“卡廷大屠殺”的官方版本。我也建立了一個網站用以上傳關于整個“卡廷事件”的大量詳細資料(見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

　　七、總結

　　關于斯大林時期的蘇聯歷史中各種各樣問題的研究，我的結論如下：我們所學習到的，所閱讀到的，關于這一歷史時期的論述都是錯誤的。對斯大林時期蘇聯歷史的研究，總是充滿了反共謬論的生編硬造和政治宣傳，而非首先致力于探索歷史真相。那些做出優秀研究、有過重大發現的這一領域的學者們，必須把他們的研究成果強行置于一個我稱之為“反斯大林范式”的總體框架中。他們必須確保他們的成果可以符合妖魔化斯大林和他統治下蘇聯的反共需求，否則他們的成果將得不到發表機會，他們對蘇聯歷史的研究也難以持續。

　　所有的所有——所有事件和所有事件鏈——關于斯大林時期蘇聯歷史的研究，都必須根據新發現的文件和證據進行徹底的重新解讀。更重要的是，必須擁有堅決的客觀精神。我很榮幸我能夠對此有所貢獻。

　　感謝各位能夠聽完我相當冗長的演講。我將謙虛接受各位的提問和批評。

　　（集體翻譯）

　　格雷弗·弗教授簡介

　　格雷弗·弗(Grover Furr)，國際知名俄蘇問題專家、歷史學家。1979年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博士，現任美國新澤西蒙特克萊爾州立大學(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英語系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中世紀文學、蘇聯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格雷弗·弗教授曾與俄羅斯學者合著《被誹謗的斯大林》(Yuri Mukhin, Grover Furr & Aleksei Golenkov. Slandered Stalin. Moscow: Algorithm / Penguin Books. 2010)、《1937年，斯大林依法審判，無可上訴!》(Grover Furr & Vladimir L. Bobrov. 1937. Justice Stalin. Not Appealable! . Moscow: Penguin Books. 2010)等書。2007年出版《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Grover Furr. Anti-Stalinist Meanness. Moscow: Algorithm. 2007，2010年重版)，成為俄羅斯暢銷書，短期內銷售了近兩萬冊。《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徹底顛覆了西方某些歷史學家和報刊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高度評價，不僅推翻了他們關于“秘密報告”是“二十世紀最有影響的演講”之類的溢美之詞，還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赫魯曉夫整個“秘密報告”“全部由謊言拼湊而成”，而赫魯曉夫用于直接“揭露”斯大林或貝利亞的論據，沒有一件與事實相符。2012年格雷弗·弗出版《斯大林與民主，托洛茨基與納粹》(Grover Furr. Stalin and Democracy - Trotsky and the Nazis. Istanbul: Software Update, 2012.)，2013年出版《謀殺基洛夫：歷史、學術與反斯大林的范式》(Grover Furr. The Murder of Sergei Kirov: History, Scholarship and the Anti-Stalin Paradigm. Kettering, OH: Erythros Press & Media. 2013)，2014年出版《血腥的謊言》，主要揭露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的Bloodlands. Europe Between Hitler and Stalin (N.Y: Basic Books, 2010)一書的欺騙性，Snyder書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斯大林等于希特勒。2015年格雷弗·弗教授將出版一本專論，揭露1930年代托洛茨基言 論中的謊言。由于格雷弗·弗多年來致力于回擊國際資產階級對斯大林和蘇聯革命的抹黑和誹謗，美國右翼保守主義名人、作家David Horowitz將其列為“美國101個最危險的學者之一”(David Horowitz. The Professors: The 101 Most Dangerous Academics in America)。格雷弗·弗教授的《反斯大林的卑劣行徑》一書不日將刊行中文版。格雷弗·弗的網頁是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

　　[1] “大清洗”：也稱“葉若夫時期”(俄國官方用詞)、“肅反擴大化”(親蘇分子用詞)、“大恐怖”(反蘇分子用詞)等，指1936-1938年間在尼·伊·葉若夫擔任內務人民委員期間進行的大規模逮捕、審判和處決活動，以莫斯科第一次公開審判為開始，以葉若夫被撤職告終。貫穿這一時期的是三次莫斯科公開審判和圖哈切夫斯基事件，大量黨、國家、軍隊領導人和平民被處決、關押、流放。——譯者注。

　　[2] 烏克蘭大饑荒：指1932-1933年間在蘇聯、尤其是烏克蘭地區發生的大規模饑荒。對烏克蘭大饑荒中損失400萬到700萬人的估計在學術界占主流地位(這包括了蘇聯、俄羅斯、烏克蘭和西方的分析)。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聲稱這是一次針對烏克蘭人的有意識的種族滅絕活動，并效仿德語“Holocaust”(即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種族主義屠殺)制造出“Holodomor”一詞指代該事件。弗教授認為，“烏克蘭人為大饑荒”的神話絕對沒有任何證據支撐，它從一開始就是一個完全出于政治動機而編造的東西;烏克蘭大饑荒主要是自然原因導致糧食大量減產造成的。——譯者注。

　　[3] 農業集體化：指1929-1934年間蘇聯進行的大規模集體化運動，即將農民的私有土地并入集體農莊。弗教授指出，蘇聯走向強制集體化和工業化、運用當時最先進可靠的方法來增加糧食產量是別無選擇的——要不然就等著被資本主義的聯合勢力吞沒，而且由于有限資源的集體使用讓農民在環境因素造成的嚴重饑荒中生產出大量糧食，蘇聯的農業集體化得到了大多數農民的支持。斯大林在1930年發表《勝利沖昏頭腦》肯定了集體農莊運動、批評了魯莽情緒、強調了自愿原則。到1933年末，蘇聯的絕大多數(99.7%)農民加入了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蘇聯官方宣布在1934年正式實現集體化。——譯者注。

　　[4] 莫斯科公開審判：指大清洗時期的在莫斯科進行的三次公開審判，即1936年8月針對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原“聯合反對派”)的“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反蘇聯合中心”案件，1937年1月針對斯米爾諾夫和皮達可夫和拉狄克(前托派)的“托洛茨基反蘇平行中心”案件和1938年3月針對布哈林和李可夫(原“右派反對派”)的“右派-托派反蘇集團”案件。1988年蘇聯最高法院撤銷了莫斯科公審的判決，宣布在莫斯科三次公開審判中的所有被告人除根·格·雅戈達一人以外都是無罪的。——譯者注。

　　[5] 圖哈切夫斯基案件：即“托洛茨基軍事陰謀集團案件”，即1936年蘇聯揭發的以蘇聯元帥米·圖哈切夫斯基為核心的軍事陰謀案件，主要罪狀為勾結托洛茨基、里通德日、陰謀政變等等。該案件涉及圖哈切夫斯基以下9名重要將領，除1人在被捕前自殺以外其余均被判處槍決。由于涉及軍事機密，所以由蘇聯最高法院和軍事委員會組織秘密審判，沒有公開審訊記錄。事件隨即引起了軍隊的大清洗。1957年，赫魯曉夫政權對圖哈切夫斯基案件的所有被告均予以平反，軍隊清洗過程中被殺的軍官也基本都相繼被平反。弗教授從蘇聯解體后的解密檔案和美國的托洛茨基檔案中發現鐵證表明，圖哈切夫斯基等高級指揮官確實犯下了陰謀推翻蘇維埃政府和與法西斯德國和日本勾結的罪行。——譯者注。

　　[6] 拉扎爾·莫伊謝耶維奇·卡岡諾維奇(1893-1991)：蘇聯政治家，政治局委員(中央主席團成員)，斯大林的主要盟友，1957年因反對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而失勢、被開除出中央委員會，1962年被開除黨籍。(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譯者注。

　　[7] 維亞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維奇·莫洛托夫(1890-1986)：蘇聯政治家，政治局委員(中央主席團成員)，曾任外交人民委員，支持蘇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線、反對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政策，1957年與卡岡諾維奇等人一同失勢。(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譯者注。

　　[8] 謝爾蓋·米羅諾維奇·基洛夫(1886-1934)：蘇聯著名政治家，政治局委員，1934年12月遇刺身亡，他的遇刺直接導致了大肅反。(Sergey Mironovich Kirov)——譯者注。

　　[9]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葉若夫(1895-1940)：1915年到1917年在舊俄軍隊服役，后參加了十月革命和內戰。1930年，他被任命為聯共(布)多部門機關的領導，包括人事部門、工業部門和特務部門。1934年，葉若夫在奧地利維也納療養期間為德國情報部門色誘，成為德國間諜(見葉若夫本人被審訊時的供詞：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research/ezhov042639eng.html)，回國后快速躥升。1936年接替雅戈達任內務人民委員，國家安全總政委。作為1936年到1938年底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頭號人物，葉若夫參與了同德國人的密謀。1937至1938年間那場非常恐怖的大規模處決，很大程度上是葉若夫及其心腹對無辜者無端發動的，以期喚起蘇聯人民對蘇維埃政權的不滿，從而制造社會動亂。1939年葉若夫被捕，1940年被處決。(Nikolai Ivanovich Ezhov)——譯者注。

　　[10] 帕維爾·彼得洛維奇·波斯蒂舍夫(1887-1939)：蘇共中央書記，政治局委員。1938年初因推行肅反擴大化而被蘇共中央委員會除名，此后被開除黨籍和審判處決。(Pavel Petrovich Postyshev)——譯者注。

　　[11] 拉甫連季·巴甫洛維奇·貝利亞(1899-1953)：蘇聯元帥，曾任內務人民委員和內務部長，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被赫魯曉夫政權秘密處決，他在蘇德戰爭中的巨大貢獻也被后來的官方故意遺忘。弗教授指出，貝利亞取代葉若夫出掌內務委員部以后，1938-40年的處決數量下降到了不足1937-38年葉若夫領導時的百分之一，且很多被處決的對象是內務委員部中犯下殘害無辜民眾罪行的成員。(Lavrenty Pavlovich Beria)——譯者注。

　　[12] 米哈伊爾·彼得洛維奇·弗里諾夫斯基(1898-1940)：內務人民副委員，偵查員，葉若夫的左膀右臂，在大清洗中相當出力，殘害了不少無辜民眾，1940年與葉若夫一起被處決。他的審訊記錄見：http://msuweb.montclair.edu/~furrg/research/frinovskyeng.html。(Mikhail Petrovich Frinovsky)——譯者注。

　　[13] 米哈伊爾·尼古拉耶維奇·圖哈切夫斯基(1893-1937)：蘇聯軍事家，1935年蘇聯元帥，1937年因叛國被處決，1957年被赫魯曉夫政權平反。(Mikhail Nikolayevich Tukhachevsky)——譯者注。

　　[14] 謝苗·米哈伊洛維奇·布瓊尼(1883-1973)：內戰英雄，組建第一騎兵軍，1935年蘇聯元帥，指揮了衛國戰爭前期的一系列戰役，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的親密戰友。(Semyon Mikhailovich Budyonny)——譯者注。

　　[15] 伊萬·潘菲洛維奇·別洛夫(1893-1938)：1935年一級集團軍指揮員，1938年被處決，1955年平反。(Ivan Panfilovich Belov)——譯者注。

　　[16] 克利緬特·葉夫列莫維奇·伏羅希洛夫(1881-1969)：1935年蘇聯元帥，國防人民委員，曾于斯大林死后出任蘇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7年，1957年與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一起批評赫魯曉夫，但在清除“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時倒戈站到赫魯曉夫一邊，后仍被逐漸邊緣化。(Kliment Yefremovich Voroshilov)——譯者注。

　　[17] 什維爾尼克委員會是1961-63年間蘇共高層負責調查大清洗的聯合委員會，1961年5月成立，由蘇共中央、蘇聯檢察院和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代表組成，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尼古拉·米哈伊洛維奇·什維爾尼克牽頭。——譯者注。

　　[18] 約納·埃馬努伊洛維奇·亞基爾(1896-1937)：蘇俄內戰英雄，1935年一級集團軍指揮員，基輔特別軍區司令員，圖哈切夫斯基軍事陰謀案中被處決，1957年被赫魯曉夫政權平反。(Iona Emmanuilovich Yakir)——譯者注。

　　[19] 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1888-1938)：蘇聯著名政治家，政治局委員，黨內右派主要領袖，在1938年“右派和托派分子集團”案中被處決，1988年被戈爾巴喬夫平反。(Nikolai Ivanovich Bukhalin)——譯者注。

　　[20] 格爾德·馮·倫德斯泰特(1875-1953)：時為德國上將，德國國防軍第1集團軍指揮官，二戰終戰時為德國元帥。(Gerd von Rundstedt)——譯者注。

　　[21] 恩斯特·奧古斯特·克斯特林(1876-1953)：德國軍人、外交家，時為中將，德國駐蘇大使。(Ernst-August Köstring)——譯者注。

　　[22] 奧古斯特·伊萬諾維奇·科爾克(1887-1937)，1935年二級集團軍指揮員，白俄羅斯軍區副司令員，因參與圖哈切夫斯基軍事陰謀集團而被處決，1957年被赫魯曉夫政權平反。(August Ivanovich Kork)——譯者注。

　　[23] 維塔利·馬爾科維奇·普里馬科夫(1897-1937)，1935年軍長，列寧格勒軍區副司令員，因充當托洛茨基陰謀集團潛伏在黨內的臥底而被處決，1957年被赫魯曉夫政權平反。(Vitaly Markovich Primakov)——譯者注。

　　[24] 維托夫特·卡濟米羅維奇·普特納(1893-1937)，1935年軍長，駐英大使館武官，圖哈切夫斯基軍事陰謀案中被處決，斯大林去世后被赫魯曉夫政權平反。(Vitovt Kazimirovich Putna)——譯者注。

　　[25] 阿列克謝·伊萬諾維奇·李可夫(1881-1938)：蘇聯政治家，政治局委員，黨內右派領袖之一，與布哈林一起被處決，1988年被戈爾巴喬夫平反。(Alexei Ivanovich Ryikov)——譯者注。

　　[26] 維克多·阿爾克斯尼斯(1950-)：拉脫維亞藉，原蘇聯空軍上校，雅·伊·阿爾克斯尼斯的孫子。(Viktor Imantovich Alksnis)——譯者注。

　　[27] 弗拉基米爾·亞歷山德羅維奇·克留奇科夫(1924-2007)：政治局委員，末任克格勃主席，曾參加八一九政變，建立了反對戈爾巴喬夫改革的緊急狀態委員會，力圖挽救蘇聯，最終行動失敗，蘇聯共產黨被葉利欽下令停止活動。(Vladimir Alexandrovich Kryuchkov)——譯者注。

　　[28] 雅科夫·伊萬諾維奇·阿爾克斯尼斯(1897-1938)：曾任蘇聯空軍司令，1935年二級集團軍指揮員，1938年被處決(弗教授認為他很可能遭葉若夫陷害)，50年代末被平反。(Yakov Ivanovich Alksnis)——譯者注。

　　[29] 職務軍銜制：1935年蘇聯紅軍恢復軍銜制，由于“將軍”一詞在沙俄時期名聲不好，所以校官以上的軍銜為職務軍銜，即：旅長(旅指揮員)、師長(師指揮員)、軍長(軍指揮員)、二級集團軍指揮員、一級集團軍指揮員、蘇聯元帥。職務軍銜并不一定對應職務，如上文提到的維·普特納的軍銜是軍長，但他并不是某個軍的軍長，而是蘇聯駐英國大使館武官。1940年蘇聯取消了職務軍銜制，引入了各級將軍軍銜。——譯者注。

　　[30] «Элементы »雜志是俄羅斯的一份小型學術叢刊，有若干輯。——譯者注。

　　[31] 亨里希·薩莫伊洛維奇·柳什科夫(1900-1945)：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遠東局局長，1938年叛逃日本，1945年被日軍滅口。(Genrikh Samoilovich Lyushkov)——譯者注。

　　[32] 埃爾溫·D·考克斯(1924-1999)，圣迭戈州立大學教授，亞洲史專家。(Alvin D. Coox)——譯者注。

　　[33]基洛夫事件：指蘇聯政治家、斯大林的親密戰友謝·米·基洛夫于1934年12月在斯莫爾尼宮被刺客尼古拉耶夫刺殺的事件;該事件震動整個蘇聯上下，導致斯大林親率調查團前往列寧格勒。調查結果認為暗殺行為為前聯合反對派的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所為，這導致兩人被處決;1956年，赫魯曉夫毫無根據地將該案推翻并明確暗示斯大林本人策劃導演了該事件，隨后蘇聯國內外關于該問題的主流輿論徹底逆轉。弗教授根據蘇聯解密檔案和托洛茨基檔案表明，殺害了基洛夫的幕后兇手確實是季諾維耶夫陰謀組織。——譯者注。

　　[34] 卡廷事件：指在斯摩棱斯克附近卡廷森林地區針對波蘭被俘軍官的有組織屠殺事件，1943年納粹德國宣布“發現”被蘇聯處決的波蘭軍官尸體，蘇聯隨即反駁這是納粹方面屠殺了波蘭戰俘進行嫁禍。1990-1992年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政權“承認”這次行動由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導，并開始“道歉”，卡廷事件是波蘭民族主義者表達反俄仇恨的目標之一。弗教授根據最新的文獻研究和烏克蘭的考古發掘結果指出，蘇聯解體后圍繞該事件的這種“官方版本”的歷史敘述已經徹底破產。——譯者注。

　　[35] 布爾登科報告：1944年1月，蘇聯奪回斯摩棱斯克和卡廷地區后組建“波蘭戰俘被德國法西斯侵略者于卡廷森林所槍殺事件認定和調查特別委員會”，由蘇聯醫學院院長尼古拉·布爾登科領導重新調查卡廷事件。“布爾登科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顯示，槍殺由德國占領軍于1941年秋天所完成。——譯者注。

　　[36] “一號秘密文檔”：1990到1992年，反共產主義者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宣稱，斯大林時代的蘇聯領導人確實下令，槍殺波蘭人，事實上肯定了此前納粹德國和波蘭反共的民族主義者的說法。1992年葉利欽給同樣堅決反共的波蘭總統瓦文薩發送“一號秘密文檔”(Closed Packet No. 1)的傳真。葉利欽政權向波蘭出示的這份所謂最高機密檔案“一號秘密文檔”中包括拉夫連季·貝利亞于1940年3月5日提議處決25,700名西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科澤利斯克營、奧斯塔什科夫營、斯塔洛柏斯克營中的波蘭戰俘，和斯大林(以及其他人)的簽字;1940年3月5日政治局下達槍殺命令的摘錄;還有克格勃領袖亞歷山大·謝列平于1959年3月3日寫給蘇共中央總書記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報告，核實了被槍殺的總人數為21,857人，并建議將這些人的個人檔案全部銷毀。但現有的證據表明，這一“一號秘密文檔”有可能是反共的戈爾巴喬夫-葉利欽政權偽造的。——譯者注。

　　[37] 斯捷潘·安德里約維奇·班杰拉(1909-1959)：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西烏克蘭民族主義運動和烏克蘭民族主義者組織(OUN)的領導人，烏克蘭反抗軍領袖，1939年至1941年間其與納粹德國的合作。1941年9月，班杰拉被納粹軟禁于集中營，1944年9月獲釋。1959年被赫魯曉夫政權暗殺。現有研究表明，所謂的“卡廷大屠殺”應為納粹德國和親納粹的烏克蘭班杰拉勢力共同所為。班杰拉被親西方的基輔現政權視為民族英雄。(Stepan Andriyovich Bandera)——譯者注。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