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仲麗 口述 楊玉珍 整理

　　很小的時候就認識了毛澤東

　　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已經認識毛澤東了，不僅因為我們都是湖南人，而且因為他與我父親相熟。我父親當年是長沙地區的革命人士，與鄧中夏、謝覺哉、董必武、蔡和森、蔡暢等這些革命人士熟識，后來毛澤東自然也認識了我父親。父親為當地的教育事業做了很多事情，創辦了多所學校(現在的長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創辦的)，所以一些進步青年都喜歡與他交往。

　　說到這里，還有一個小故事。毛澤東當年跟楊開慧談戀愛的時候，很窮，想結婚卻沒有錢。我父親當時很有錢，因為我的外公、祖父都是鄉紳，以前他們在重慶、云南、貴州、新疆等地做過都督，所以我家在當地算富有的。毛澤東就來找我父親，說想借點錢結婚。我父親也愿意支持兩個人結婚，就同意借給他。毛澤東之后在我家住過一段時間。有一天，他因為有事情要打電話，可是打完電話要放的時候沒拿穩，把電話給摔了，正好砸壞了我家的痰盂。當時我父親不在家，毛澤東就跑到門房那里說，我把你家的痰盂砸壞了，你看該多少錢，我賠。后來父親回來了，毛澤東又跟我父親講，我把你家的痰盂弄壞了，我要賠你錢。父親笑著說，痰盂砸壞了不要緊，我也不要你賠錢，但你這種做法非常好，愿意自己賠，這是非常講道德的。后來父親把這件事經常講給我們聽，說毛澤東從年輕時就是個極其誠實、認真的人，以此來教育我們。

　　“在延安，一要學會挖窯洞，二要學會爬山”

　　1938年，我從上海奔赴延安，在那里又見到了毛澤東。抗日戰爭初期，全國各地的愛國人士，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往延安跑，我也不例外。因為我們的家庭是個革命家庭，我大伯是大革命時期的營長，我爸爸是長沙的革命人士，我姐姐是蕭勁光將軍的夫人，我的三姐、四哥在革命中犧牲了，我自己之前也做過地下工作，還曾經被捕過，所以我一直很向往延安，向往那里火熱的革命生活。在去延安之前，我一直在上海東南醫學院學醫，學了七年--五年學習，兩年實習(在南京中央醫院)。最后來到延安，繼續從事醫學工作，當醫生。當時的延安，人多屋少，這么多人到延安來，延安的小茅屋、小窯洞怎么能容納得下這么多人呢?所以來的人很多，根本就沒地方住，只能暫時先住招待所。但那么多人也不能老住招待所，招待所也住不開。鑒于這種情況，毛主席就號召大家自己動手挖窯洞。那時有很多人就很不高興，說我們來這里是來革命的，又不是來挖窯洞、做苦工的。毛主席知道這個情況以后，就在窯洞外面的方地上給大家開會。大家都盤腿坐在地上，毛主席坐在一個小凳子上，前面擺個小茶幾。毛主席講的話很多，其中有兩條我記得特別清楚。第一條就是講挖窯洞。他說，首先，你們參加抗日戰爭，我們共產黨特別歡迎，但是你們要吃苦，因為吃不了苦就打不了勝仗，所以一來就叫你們勞動，這是鍛煉大家吃苦的能力。其次，延安人多房子少，哪有這么多房子、這么多床給大家住啊，所以你們要革命就要先勞動，為革命創造條件。要勞動還要講節約，我們目前沒有木頭，沒有床，只能先住窯洞的大炕。自己動手挖窯洞、壘大炕，大炕上面能住很多人，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還有馬列學院，搞的都是窯洞，住的都是大炕。毛主席接著說，我今天講的第二條，就是要你們練習爬山。你們要打日本鬼子，一定要學會爬山，爬山和挖窯洞一樣都不能少。要學會練習兩只腿，學會打仗，要跟日本鬼子比賽。因為你爬山了、自己挖窯洞了，腿腳就會變得靈活，而日本鬼子爬不動，到時候你們就可以把日本鬼子一個個都打死了。毛主席講得活靈活現，我都記在了腦子里。毛主席當時就是要求大家自己動手，不靠別人，所以后來才有了南泥灣。

　　“我和江青織的毛衣最漂亮，最好賣”

　　說到南泥灣，還要講講我們當時在延安的生活。原來國共合作時還好，后來國民黨和共產黨有了摩擦，國民黨就開始封鎖我們，不許送東西到延安來。在延安，吃的沒有，穿的沒有，什么都沒有，最后連飯也沒得吃了。怎么辦呢?毛主席就想了一個辦法，自力更生，搞大生產，開發南泥灣。當時王震是三五九旅旅長，就讓他帶兵來開發南泥灣。

　　在大生產運動中，男同志開發南泥灣，女同志除了勞動外，還要紡線、織毛衣。我們這些領導人的家屬也都參加進來，并且還給我們布置了任務，比如一禮拜交多少斤線、交幾件毛衣等。給我們定的任務是一星期上交-件織好的毛衣。當時紡線，很多都拿羊毛來紡，紡出來看著還不錯，只是顏色太單調了，只有黑的白的，因為沒有辦法染。當時參加紡線的有我、有江青、有劉少奇的夫人王前，還有朱德的夫人康克清，但康克清參加的比較少。我們坐在-起，嘮嘮叨叨，什么話都說。我和江青因為是大城市(上海)來的，懂得一些時髦花樣，所以織出來的毛衣就比較好看，賣得也比較好。后勤部賣完我們的毛衣后跟我們說，你們織的毛衣放在邊區賣，都搶著買。我當時還織了一套特別漂亮的衣服，上面是外套，下面是裙子，裙擺特別大，很時髦，也很漂亮，后來江青喜歡，就被她拿走了。那時，我們的生活就是這樣，白天忙著工作，晚上首長們開會，我們就聚在-起紡線、織毛衣。

　　當時在延安沒有什么娛樂活動，如果工作不太忙，偶爾還可以跟主席他們打打麻將。因為我和王稼祥住的窯洞和主席的窯洞挨著(因為經常有作戰電報，王稼祥就和主席住得近一些，方便工作)，所以主席有時候就會對著我們的窯洞喊，仲麗啊，三缺一呀，大家就一起打麻將。當時參加的有主席、江青、我和葉子龍。

　　毛主席的生日宴改成了舞會

　　1943年，毛主席馬上要過50歲生日了。江青老早就跟葉子龍說，主席的生日快到了，我們要歡歡喜喜、熱熱鬧鬧地搞一場。葉子龍去請示毛主席，毛主席說：“過什么生日，不過!不搞這些，省錢，省時間。”有些人看不慣，就說，生日不過怎么行啊。江青也跟毛主席吵：“你的生日，五十大壽，請點客、吃點飯有什么不可以?”毛主席說：“請什么客，不過不過!”后來因為江青吵得厲害，毛主席沒有辦法，就說那就搞個舞會吧。當時毛主席正在學跳舞，我是老師。他那段時間正在起草-個講話，很累，江青就想讓他借學跳舞好好休息一下。毛主席聽說要學跳舞，很高興地說：“學跳舞啊，好啊!”就開始跟我學。有一次，他跳得挺高興，我就跟主席開玩笑說，您跳舞不像跳舞，像跳體操。主席說，你叫我朝前我就朝前，你叫我朝后我就朝后，還說我跳得像體操，不跳了，然后繼續回屋寫他的東西。他當時滿腦子都是他要寫的東西。

　　到了舞會那天，大家都聚在新蓋的禮堂里。那時延安還沒有電燈，開會時都用汽燈。音響設備也不怎么好，只有一臺從日本人那里繳來的留聲機，破破爛爛的，聲音發啞。但大家興致都很高。那次參加跳舞的，有我、江青、劉英(張聞天的夫人)，還有陳琮英(任弼時的夫人)。好多人都不會跳，只在旁邊看著，鄧穎超、康克清等都在場。當時也沒什么吃的，就是-杯水，一點小零食，比如花生、紅棗啊，還有本地的一些土特產品，就算是慶祝了。輪到毛主席跟劉英跳舞，劉英是那種身材比較嬌小的人，主席跟她-起跳，跳那種轉圈的舞，跳著跳著，一下把劉英給甩出去了。當時我們哈哈大笑，主席也笑，劉英也笑。我們跟毛主席開玩笑，說他倆跳舞像老鷹捉小雞，主席聽了一點也不生氣。

　　在去參加那次舞會之前，還有一段小插曲。當時從毛主席住的楊家嶺到禮堂，中間有一段距離，走路很遠，毛主席就經常坐車去。說起這輛車，還跟我有點關系，因為這輛車救過我的命。這輛車是宋慶齡當年送給毛主席的，可是很多時候它都充當了“救護車”。有一次，我發高燒，當時王稼祥他們正在開會，家里沒有人，只有一個勤務員。我持續高燒不退，電話打到毛主席開會的地方，毛主席就派了那輛車把我送到醫院。要不是送的及時，我可能命都沒有了。舞會那天，汽車拉著我們幾個人往禮堂開去。當車走到一座山旁時，突然從山后竄出一只狼，坐在那瞪著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們。大家發現后都嚇得哇哇大叫，最先叫的是江青。她一邊叫一邊說，要死了，要死了，怎么辦?毛主席說，見著狼都怕，見著敵人怎么辦?不要怕，開燈，燈一開，狼就跑掉了，它怕燈光。果然，車燈一開，那只狼就跑了，我們順利地到達目的地，給主席過了-個特別的生日。

　　按說那個時候戰爭形勢還算挺好，晉西南、東北戰局都是好的，過個五十大壽也沒什么不可以，但毛主席卻堅決不干，在江青的一再要求下，才辦了這樣-個舞會。舞會只是大家在-起熱鬧熱鬧，也沒花多少錢，比較節儉。

　　一片火腿，毛主席也要和其他同志分享

　　當時在延安，沒什么好吃的，菠菜、土豆、黑豆角就算最好的菜了，連豆芽菜、豆腐什么的都沒有。我們苦得厲害，根本就沒東西吃。有一天毛主席吃飯，見桌子上擺了一塊火腿。他一看今天有火腿吃，就把大廚老周叫來，問老周這個火腿哪來的。老周說，這是從西安帶來的。“西安帶來的?恩來和其他的同志都有沒有?”“他們沒有，就給你-個人吃的。”“我不吃，要吃就大家一起吃，讓我一個人吃，我不吃。”老周就說：“就這幾片火腿，太少了，這是大家關心你、愛護你，看你好多天沒吃過肉了，才拿給你的，我不拿走。”毛主席說：“你為什么不拿走?我不能一個人吃。”后來老周沒辦法，就給周恩來、王稼祥等都分了分。

　　就那么幾片火腿，毛主席還想著其他的人，照顧著其他的朋友、同志。這既是中共領導人節儉的一種體現，也反映了當時在延安大家同甘共苦的一種狀態、一種精神。

　　為毛主席做保健工作，毛主席說：“沒有事，我身體好著呢!”

　　1949年春，毛主席從西柏坡來到北平，住在西山的雙清別墅。王稼祥、陳云、劉少奇等同志也都搬到這里。雖然住所在西山，但大家都不在這里辦公，辦公要每天坐汽車到市里的北京飯店。那時候所有人的工作都異常繁忙，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馬上要成立了。我們要讓全世界知道，中國人民馬上要站立起來了，我們要爭取獲得世界各個國家的支持，因此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需要處理。

　　當時毛主席身邊沒有保健醫生，大家就推薦我做毛主席的保健醫生。我說不行不行，我馬上要跟隨王稼祥去蘇聯了。他們說，你還有兩個月才走呢，你就先當兩個月。我還是說不行。因為我那時還很年輕，才30歲出頭，怎么能當毛主席的保健醫生呢。后來江青也來跟我說，仲麗，你就先當一下吧，現在毛主席身邊沒有人，等有了人就接替你。我說，我不當保健醫生也可以給毛主席做保健工作，在這幾個月之內，我保證只要毛主席一喊我就到。所以，在去蘇聯之前，我就在毛主席身邊，給他做了幾個月的保健工作。

　　毛主席住在西山期間，我一直陪著他量血壓，做一些身體的小檢查。毛主席那時候興奮啊，因為南京馬上要解放了，南京一解放，全國的解放就指日可待了。毛主席每天起早貪黑，既要看電報，又要進行戰略決策，所以工作很多、很累。

　　每次給主席量血壓的時候，主席都說，沒有事，我身體好著呢。當時，他們都跟我說，毛主席的身體全靠你呢，可是我當時心想，我就是一小孩，毛主席的身體靠我怎么能靠得住呢。

　　毛主席親自到門外迎接沈鈞儒

　　當時，主席講的最多的除了戰爭，就是聯合政府，就是怎樣把愛國人士都請到北平來，開政治協商會議。當時像沈鈞儒、宋慶齡、何香凝、章伯鈞等都是被邀請的對象。國民黨不讓他們到北平來，他們就繞道東北、香港，不遠萬里來到北平。每一位民主人士，毛主席都親自接見。記得有一次沈鈞儒來，毛主席親自跑到門外，替沈鈞儒打開車門，然后扶著他下來，對他很尊敬，很客氣，非常真誠。毛主席把每位民主人士都請來談，談將來建立的統一戰線政策，談新政協的成立，請他們每個人對這些事情發表意見。毛主席同很多人的談話我都在場，因為我是他的保健醫生，要時刻跟隨在他左右，對他的健康負責。

　　任何時候都不忘堅持群眾路線

　　新中國成立后，大概是1953年或1954年，毛主席一個湘潭的親戚來北京看病。當時我是北京友誼醫院的院長。北京友誼醫院，原名叫“蘇聯紅十字醫院”，成立于1952年，是在蘇聯的幫助下成立的，我是這所醫院的第一任院長。葉子龍當時把病人領到我這里，跟我說，主席特意交代，不要搞特殊，不要特意找好大夫看，要跟普通人一樣掛號、排隊，該住院住院，不該住院也不要強求。聽他這么說，我就像接待普通病人一樣接待這位毛主席的親戚，沒有跟醫院的其他醫生說這是毛主席介紹來的，也沒有特意找好大夫給他看，確實如主席所說，一切按正常程序辦事，沒有給予任何“特殊優待”。

　　這件事情雖小，但同樣令我們感動。主席不為私，不為己，任何時候都不允許自己搞特殊，始終站在群眾的立場，堅持走群眾路線，我想這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還有一件事，我同樣印象深刻，也是我在北京友誼醫院工作期間。有一天，毛主席介紹了一位女同志來找我，希望我能為她在我們醫院安排一份工作。原來，這位女同志是毛主席年輕時的一個戰友的夫人，會接生，希望找一份婦產科的工作。聽了這個情況，我說可以，可以安排在我們醫院工作，就把她介紹給了我們婦產科主任。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又找到我，說這位女同志的丈夫很早就犧牲了，她本人很要求進步，希望能在我們醫院入黨，征求我的意見。我說好，回頭我得跟我們的黨支部說一下。回去之后，我把這個情況跟醫院的黨支部說了，可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位女同志入黨的事情始終沒有消息。有一次，主席又見到我，問我：“入黨的問題解決了嗎?”我說還沒有，我回去再問一下。打聽之后才知道，醫院的黨支部之所以遲遲不批準這位同志入黨，是因為覺得這位同志工作上不夠出色，做接生工作沒接受過正規的訓練，采取的是土辦法;再加上年紀有些大了，動作慢，不夠靈活，所以一直沒通過她入黨的請求。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他們覺得這個人是院長介紹來的，對這種“走后門”的做法可能有一種抵觸、逆反的心理。后來再見到毛主席，他又問我，我就把這個情況跟毛主席說了，主席只“哦”了一聲，沒有再繼續追問下去。到最后，那位女同志始終沒入成黨，我也從來沒跟醫院的人說過這個人是毛主席介紹來的。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毛主席從不用自己的特權壓人，始終尊重群眾的意見。

　　這是我在毛主席身邊工作時的一些小故事。在毛主席誕辰120周年之示，講述這些往事，以為紀念。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635期，摘自2014年第1期《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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