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采訪人:李零(簡稱李)
·采訪人:張煥君(簡稱張)孟繁之(簡稱孟)
·錄音整理:李淑芳
·執筆人:張煥君
李零先生不習慣在公眾場合說話,他說最怕看到電視中自己那張臉,為此拒絕了央視《百家講壇》、香港《鳳凰衛視》的邀請。2013年9月,應長治學院之邀,李零先生回到家鄉作短期考察。承蒙繁之兄安排,李先生雖然不太情愿,仍然接受了我們的采訪。話題并未按照原定的采訪提綱,看似散漫,但李先生說話時的專注神情,分明在告訴所有聽者:這是嚴肅的對話,是十分正經的事兒。因為,里面有他的憂慮在。
張:李老師您好,很榮幸您能接受我們的采訪。其實,所謂的采訪,也就是隨便聊天,不用太正式。
李:行,這樣比較隨意,不過要是弄成文字的東西,還要加工,我又不是那種出口成章的人。平時說話可以隨便,沒頭沒腦也無所謂,人家也不能把你當成中央首長,說話可以斷斷續續,供大家從中窺察風向。
張:我們根據錄音稿整理出來的文字,只是稍微做些修改,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距。
李:以前有人采訪我,完了改得都不像我說的話。有的記者瞎寫,說我“如是說”,但其實每一個字都不是我說的。
張:整理是根據錄音稿,我一般不大動,只是在文章開頭加個按語,相當于背景介紹,這些都用不同的字體標注。
孟:今年第3期采訪的是皇甫(束玉)老,我認為在所有訪談錄中那篇最出彩,問出了一些問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段,說他在外面鬧革命,父親卻在家鄉被當作反革命鎮壓了。所以三十多年沒回家鄉。
張:對。三十六年。
孟:但他只是說,作為革命者,就是這個樣子。是吧?
張:對。我當時問他是什么感覺,他說:“就那樣唄。”能怎樣呢?還要活下去呢。
孟:或許,他認為那就是革命。
張:革命就是那個樣子。所以,有時候學歷史,真是越學越糊涂,尤其是近現代史,總覺得很隔,也很難理解當時革命者的心態。當年反帝反封建,可我們這一代人對帝國主義……
李:帝國主義好著呢(笑)。
張:也沒什么感受。只是覺得當年搞民主,爭自由,但等到在野的變成上臺的,往往反其道而行之。有些人一生效忠,即便被打死也不改初衷,真有這樣的人嗎?我總覺得這是編出來的。如果真是如此,那真讓人無法理解。
李:你這么想,也是一種洗腦。就是把原來的洗掉,又回到前邊的那種認識。之所以對這些人有這樣的不理解,也是因為你有感于現在(的種種問題),發牢騷罷了。以前的歷史也不是他們說的那樣,你多看些史料,了解當時的社會氣氛,就會覺得好多說法都是胡說八道。今天還有人跟我說簡化字破壞了中國文化的韻味,都是瞎說。那是臺灣人給你洗腦!這些說法都是不脛而走,似乎有道理,實際上毫無道理。我們學過古文字的人都知道,怎么就改變了古文字的韻味?任何楷書對古文字都有破壞。你比如說,現在簡化字中萬歲的“萬”,戰國文字中就有了。碑刻、墓志上大量的碑別字、俗字,包括“二王”,包括大書家寫的字,都有簡化字。你說這些大書家就不知道他寫的字都是破壞?這不都是胡說嗎?
孟:對。其實,簡化是任何文字都要經歷的過程。
張:以前聽裘(錫圭)先生講課,他說戰國文字中就有很多簡化字。再說,草書不也是簡化字嗎?
李:對,草書也是啊。簡化字方案里有相當一批就是草書。草圣寫的你也說沒有文化韻味,誰寫的有?臺灣人其實活得也很憋屈,因為他們沒有國際地位啊。被蹬出聯合國之后,他們就研究怎么拿出一個強項,借此說明大陸怎么破壞中國文化,把文字都破壞了。其中就包括臺灣大學的周鳳五。他要參加評獎,我審查他的資料。他的學術論文都是挺好的,論文之外還有一篇,是給馬英九上的折子,說的就是臺灣必須打繁體字的牌才能提高地位。周鳳五也是國民黨,他有這個認識。我給的意見是同意評獎,但指出這篇文章不是學術論文,不宜參評。
張:我和周老師喝過兩次酒。有一次他喝多了,居然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熱淚盈眶。
李:那是開玩笑。再說《義勇軍進行曲》本來是抗戰時的電影插曲,國民黨原先也唱?,F在很多人都在說洗腦,恐怕到底什么是洗腦都不知道。比如說,大家都以為五一節是共產黨過的節,但它卻是美國發明的。但美國不過。它另外搞一LaborDay。躲開五一,放到九月。
張:現在大家都寫簡化字,看古文就有些怵。
李:我們古文獻專業的學生剛入學也不會寫繁體字,但只要學也沒什么難的。我自己有親身經歷。學完繁體后學簡體,學完注音字母學拼音,腦子里就有了一開關,如果稿子是給中華書局寫的,啪,一扭,就按照繁體字寫。如果是給三聯書店寫,弄成繁體反而麻煩,編輯還得一個一個地改。而且,我不覺得簡化字有什么不好。因為我對文字改革的歷史也留心過,那個簡化字方案很考究。
張:對,腦子要經常轉彎,給三聯、商務就用不著寫繁體了。
李:臺灣人沒有這樣經歷,所以不理解。簡化字剛開始看確實看不懂,但等它變得強勢了,國際上承認,那他也沒轍。照樣定你的雜志,看你的文章。不過,他們過去確實偏見很深。我原來在美國的時候,看臺灣人編的華語報紙,有個人說大陸的簡化字匪夷所思,他認為排字廠工人排簡體字,肯定是共產黨的干部用手槍頂著才干的。我說正好相反,你現在找個工人來,拿手槍逼著他排繁體字還差不多。他根本就不認識繁體字了。
張:這是不是文化正統權的爭奪?歷史上南北分裂時期,南方的漢族政權總是這種意識更強一些。
李:兩岸隔絕多年,有這樣的差別原也不足怪。但為什么一說這個東西,大陸的人就靡然風從呢?原因還是文化氣候。30年前吃虧吃多了,就念起國民黨的好來了。其實,他根本不知道國民黨原來是什么樣的。
張:現吃的虧時代近,感同身受。國民黨離得遠,早已是個傳說了。就像文革。
李:對,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兒,很多人恐怕并不清楚。
張:說毛澤東時代好,為什么?廉潔。之所以這樣說,是針對現在貪污腐敗。這種說法,是以古諷今,以古非今。
李:我們生活在一個沒有革命也沒有戰爭的時代,對革命和戰爭的理解就非常隔膜。我不過是想盡量地(接近歷史真相)。我年齡稍大一點,跟過去的事情離得近一點,和那個時代的人有所接觸,所以認識不太一樣。
張:現在抗戰史研究很熱,相關的電視劇也多,國民黨正面戰場抗戰受到越來越多的肯定。很多人更進一步,開始懷疑共產黨在抗戰中的貢獻。對這種現象,您怎么看?
李:包括這幾年紀念辛亥革命,大家就念起國民黨的好了,說共產黨掩蓋歷史,抗戰都是國軍的。首先要明確一點,在戰爭狀態下,共產黨不會說國民黨的好,國民黨也不會說共產黨的好,國共合作時可以說,關系一破裂就不能說了。我曾經在中科院查閱抗戰時期解放區印的書,包括毛澤東、朱德的那些書,跟正式出版的《毛選》也不一樣啊。毛選是經過刪改的,因為當年他跟友軍合作,經常要引用一下國民黨的某某將軍說的話。后來兵戎相見,這些話引文就必須刪了。國民黨也是如此,他也不會引用周恩來說過什么。所以,國民黨也沒有說過共產黨的好話。要說掩蓋歷史,互相都是掩蓋,這是當時的環境決定的。你說國民黨不掩蓋?那怎么1945到1949年的歷史在臺灣的教科書里是空白?學生很好奇,咱們中華民國怎么這段時間就沒有了?這個你連問都不能問。
張:對,日本投降后這段歷史,無事可記。也可能是羞于啟齒。
李:連年走麥城,當然不能提了。現在總說國民黨正面抗戰,它代表中國政府,當然要正面抗戰,沒什么大驚小怪的。而且,國民黨的正規軍都打了那么多爛仗,共產黨在敵后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怎么能說共產黨不抗戰?不抗戰,怎么搞國共合作?而且是在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下,蔣介石才放棄內戰,不然他還是要剿共的?,F在有人居然說當時如果把共產黨剿滅了中國就好了,還講張學良、楊虎城都是歷史罪人。就是因為他們跟共產黨合作,國民黨最后丟了江山。他們根本就不理解西安事變怎么發生的。張學良從東北到了內地,因為不抵抗感到內疚。蔣介石呢,則是一直在等待國際救援,他們確實都不想抗戰。蔣介石在南方,根本就不打算管北方。張學良就跟咱們老閻(錫山)、楊虎城商量,打算成立一個北方的聯合抗日政府,共產黨也參與其中。這才是西安事變的真正背景。甚至像盛世才這樣的人,也要抗日,國共兩黨不管選擇誰,要抗日是無可置疑的。這有什么錯?關于這段歷史,也有很多演義,比如說張學良想殺楊虎城之類的事,有很多,但這些都不能改變根本的東西。中國最終走向抗戰,這怎么就不是一個好事,成千古罪人了?評價張學良、楊虎城這些人物的歷史功過,關鍵是看他對歷史發展的大脈絡所起的作用。
張:現在研究歷史很重視細節,但容易使歷史事實碎片化。
李:細節要研究,但你要有一個總體的估價。否則,你寫戰爭史,追求細節的真實,那么打仗就是血肉橫飛,但你不能只是寫一個血肉橫飛就完了。對蔣介石來說,一直面臨一個問題,想統一中國,但力量不足,割據勢力又太多。他的辦法就是讓各個割據勢力相互消耗。在他眼里,共產黨也是一種割據勢力。所以長征中他圍追堵截,讓沿路軍閥都跟共產黨打。不管誰打輸了,對他都有好處。
張:他還可以趁機進入別人的地盤。
李:對啊。他折騰了半天,到解放戰爭時,內部的派系斗爭還是他潰敗的一個原因。他解決了什么?什么都沒能解決。李宗仁、白崇禧他能消滅?閻錫山、三馬能消滅嗎?都不能。誰把他們消滅了?是共產黨完成了統一大業,共產黨等于是他的遺囑繼承人。共產黨一掃,什么割據勢力都沒有了。這些人到了臺灣他就不割據了,手里沒槍了。咱們閻(錫山)院長能干什么呢?都是閑職,到阿拉伯當大使去了。統一全中國,不是誰想干就能干的,蔣介石想了多少辦法都沒能解決,共產黨最終完成了。1949年新中國建立,為什么中國人都歡欣鼓舞,舉國沸騰?就是因為這是一百年來中國人第一次站起來,不再受人控制,不是誰想欺負就能欺負的了。朝鮮戰爭之后,就連美國也發怵!這就是當時中國人的感覺,揚眉吐氣啊!為什么那么多才智之士要拋頭顱灑熱血地去鬧革命?像方志敏說的那樣,就是為了拯救“可愛的中國”,不讓她“亡于帝國主義骯臟的手里”。
張:為了反帝鬧革命,可以理解,但不能因此就說假借革命之名的一些行為就是對的。
李:蔣介石在抗戰中跟美國顧問關系很不好,可以看出,他也想擺脫帝國主義,但是做不到。就像現在敘利亞這些中東國家,他能惹起美國?所以我常說對于欠發達國家,最迫切的問題有兩個,一個是民族獨立,一個是國家統一,都離不來大國的支持,不是歐美,就是蘇聯。這很自然。新疆的三區革命,那都是跟蘇聯干的,我們還得支持它。從現在的角度看那等于是分裂祖國啊,可在那時候不這樣做反而是落伍,只要分裂出來,就是脫離帝國主義和軍閥、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所以才會有現在看上去很不合理甚至不可思議的做法。
張:某種程度上說,國民黨是為淵驅魚,把統一之前需要做的都做了。
李:做了一部分吧。北伐的時候,也有共產黨,國共并肩作戰。蔣、馮、閻、桂,各系軍閥都跟蔣介石打過,最后就算名義上歸附了國民政府,實際上并沒有解決問題。
張:我有一個感覺,研究古代歷史,哪怕是幾千年前的事,好像都能說得頭頭是道。反而是眼前的歷史,僅僅隔了幾十年,倒說不清楚了。
李:眼前的問題看不清是因為你身在其中,有利害關系在,現實的政治沖突你撇不開,不能站在各種沖突勢力之外看,必須深入到里面去。
張:近代史上的好多事,對于我們來說,只能通過閱讀來了解。書上寫什么,我們就知道什么。雖然未必全信,但這就是最主要的信息來源。
李:所謂洗腦,不就是你原來接受一種思想,人家又拿來一種,說你以前的是被洗腦的,他就再給你洗一番?,F在大陸上很多人不都是被國民黨、被美國的意識形態洗腦了嗎?
張:什么東西宣傳多了,熱起來了,就會摻雜很多人為的因素,失真的成分也比較多。
李:比如說蔣介石搞“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時,你要真了解那個時代,就知道真沒有人跟國民黨走,因為那是很丟臉的。民眾已經人心渙散,美國靠山也不要他了,誰會想去臺灣?只不過是你后來搞政治運動,知識分子受到沖擊以后,才說還不如去臺灣呢,那是現在后悔,但當初沒人愿意去。包括中研院那11個走了的院士,7個去了美國,留在臺灣的只有4個。1993年,我在臺灣,正趕上中研院選舉,他們提出要本土化,因為那幾年選出的院士都是美國人。在臺灣,凡是反蔣的人都不愿意在那里待著,包括作為自由派的胡適,包括閻長官的后代。雖然對臺灣不滿,但也不能回大陸,就只能上美國。去美國的人,或者逃共,或者逃蔣。臺灣并非人人擁護蔣介石,蔣經國表面上好像有些威望,還有人說他是什么“民主之父”,什么呀,他是間諜王,戴笠、毛人鳳之后就是他啊。國民黨就是靠特務統治的。
張:很多人認為蔣經國受過完整的蘇聯式教育。
李:他們逃到臺灣以后,實際上一直在學共產黨。第一就是整風,而且是拿著共產黨的文件搞整風,然后又搞土改什么的。在這些過程中,臺灣的左翼、共產黨以及本土人士大量被殺,那都是被蔣經國殺的,不能全怪老蔣,他是管情治的呀。這就是民主之父!天下道理是一家。以前我們講無產階級專政,就是把敵人鎮壓了,然后搞民主。他們也一樣,把共產黨、左翼分子、本土人士說成漢奸,消滅干凈,然后搞民主自由。但是直到今天,反對國民黨的也是很大的一股勢力?,F在常提臺獨勢力,其實以前臺獨勢力跟我們才是一家。因為蔣介石去臺灣時,大陸的民主運動與臺灣同步。在大陸時,滲透進那么多共產黨,到了臺灣也一樣。要不是美國和韓戰,臺灣的結局無非兩條:要么是共產黨打過去,徹底統一;要么是內部造反,也夠他吃一壺。就是因為韓戰得到喘息之機,才把臺灣的共產黨、所有的左翼都消滅了?,F在的臺灣有選舉,有自由,但你不能反過來說那時就有言論自由。別忘了,蔣介石講的是一個思想一個領袖!哪有什么民主可言?
張:所以是離得越近越說不清。
李:所謂的民主,就是把街頭政治換成選舉政治,但街頭政治并未消亡,照樣有。(沉默)但是現在的人們,一張口都是這一套。
張:您這幾年常回山西嗎?這邊親戚還多嗎?
李:去年清明回來了。我爸爸這邊的親戚不多了,我媽媽那邊的還不少。但都是下一輩了。一回村子里感覺挺難受的。好多人都出去打工了,好多都不認得了。
張:您是1970年插隊回村里的?插隊都是統一組織的嗎?
李:有統一組織,但是我沒去。我們學校有去山西的,也有去東北的。我跟幾個朋友去了內蒙,呆了兩年才回來。我父親覺得以后在北京也沒什么前途,加上他的老朋友高沐鴻、王玉堂也都押解回武鄉了,就讓我回去看看房子能不能修,打算回老家。我是屬于打前站的。雖然我父親后來沒有回來,但我在武鄉一直呆了五年。一般人,十年文革也就結束了,我父親過了十三年才解放,他到1979年才平反昭雪。
張:什么罪名?
李:革命時間太長,疑點太多。
張:您父親是先入國民黨,后入共產黨?
李:對清朝來說,國民黨也是革命黨,都是逆黨。我父親看到南方在鬧革命,就去了南方,那是1927年,跟尚鉞一樣。那正是國民黨大屠殺的時候,他加入共產黨。那時入黨沒好處,請誰誰不愿,除非是為了理想。
張:1927年,國共兩黨的綱領差別大嗎?
李:他們原來的目標都是反帝反軍閥,打倒列強,這是共同的。問題是國民黨很快就發現共產黨是發動底層民眾起來的,要斗地主,就會有革命軍家屬被收拾,很多人就反過來了,變成還鄉團,回來殺這幫泥腿子。所以你也不用說誰殘酷,雙方逮住對方都是往死里整,地主與貧苦農民也是如此,這就是當時的歷史。這還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被自己人殺掉。你要參加革命就得有這準備。盡管如此,還是有人追隨革命。為什么?肯定沒有任何好處。我父親在黃埔軍校時還不是共產黨員。擊敗夏斗寅叛變后,他所在的部隊奔赴南昌參加起義,晚了一天,沒趕上,隨后轉戰廣州。他是在廣州起義后革命力量最消沉的時候加入共產黨的。
張:那時候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
李:南方天氣熱,起義軍都帶著紅領巾,只要看脖子上有紅印的都殺,失敗后我父親躲到鄉下的紅薯地里。高沐鴻的《少年先鋒》中說,一個女的把他們藏起來。那是一個普通農村婦女。她說我不懂得發生了什么,但什么革命能把孩子們都殺了?這觸動了我父親,他跟我奶奶關系很好,所以就特別想家。
張:廣州起義以后就回來了?
李:沒有。他是1932年底回來的。
張:資料上說1928年他回到武鄉,高沐鴻害怕他有危險,拿路費讓他趕快離開。
李:對,是回來過一次,時間很短。就是這次回來,他給高沐鴻講了革命的經歷,后來以他為原型,寫成小說《少年先鋒》。在家的時候,我爺爺罵他共產共妻,二人發生沖突,他就去了洪湖,任游擊第二縱隊政委,是紅軍的領導者之一。洪湖肅反時,他先是在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返回途中被關押在武漢的監獄中將近3年,幸免于難?;氐轿溧l后,他建立共產黨,任縣委書記。文革時不讓寫國民黨史,很多領導都是抗戰出來的老干部,根本就沒見過十年內戰時期的情況,覺得不能寫。批斗我父親時,根本不承認他是武鄉共產黨的創始人,說他是武鄉國民黨的創始人。我父親說沒錯,我既是國民黨的創始人,也是共產黨的創始人。
張:先有國民黨,后有共產黨。
李:國民黨原來也是革命的黨,肇造共和,推翻滿清王朝,功勞很大,要不現在我們還有皇帝呢。這兩年有人想把皇帝請回來,你到哪兒請啊?溥儀連生育能力都沒有,沒法繼承。
張:要不還真說不準會弄出一個皇帝來。老看清宮戲,大家都覺得當皇帝挺好。
李:當皇帝的滋味也不是那么好受的,溥儀自己都不想當。你看清宮戲就知道,皇宮里都是什么人?女人和太監,惟“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很多亞非國家推翻皇帝比較容易,歐洲好多國王都沒被打倒,亞洲好得多,尤其是中國,更徹底。
張:我有時想,中國二千年帝制,說不要就能不要了?
李:中國歷史有一條很重要的線索,就是中國人可以一直造反?;实蹤嗤m高,但人們要是不承認你,說你不“替天行道”了,起而代之,就很容易推翻。
張:天命可以轉移。
李:天命可以改變。中國沒有宗教統治,也不需要宗教革命。中國文化最大的優點就是這個。你看阿拉伯世界,搞個世俗革命有多難。中國太容易了,因為我們原來就是世俗政治。只要把皇帝打倒了,什么事都沒了,馬上就是共和國。
張:《尚書》中就有“革命”的觀念,天命可轉移,有德者居之。
李:推翻滿清還有一個很好的借口,強調“華夷之辨”,滿族人統治漢族人,那是異族入侵,當然要推翻。不像清宮戲里,覺得滿清王朝可好啦。隔了一個時代,就有這樣的錯覺。我在美國時沒事翻看章太炎的東西,他當年在日本鼓吹的就是種族革命,特別受歡迎,因為說到每個人的心坎里了。孫中山說要“驅除韃虜”,使滿清皇帝的合法性面臨很大的問題,他是外族啊。國民黨利用會黨鬧革命,會黨就是反清復明的。國民黨一開始就有幫會背景。
張:現在關于國學、傳統文化,說得很多,范圍很大,反而鬧得稀里糊涂,抓不住根本性的東西。您有什么看法?
李:傳統中國最大的優點就是沒有統一的宗教?,F在有人要把孔教立為國教,這是對中國文化最大的破壞。這是跟誰學的呢?洋人。當年康有為有感于西方的宗教改革,在中國要搞出一個孔教當國教。日本把溥儀弄到東北去了,有了皇上,還要成龍配套,就扶植孔教,搞了一個孔教會。當年國民黨禁止孔教會,說什么“近察有漢奸和共黨分子要立孔教會”,共黨哪里要立什么孔教會啊?把它和漢奸放在一起,不過是出于意識形態上的考慮。
張:五四之前北洋政府號召“保教保種”,也是在意識形態上有意識地跟西方對抗?
李:是。你有基督教,我就有孔教,這樣才能對等。這跟你有堅船利炮,我也有堅船利炮,才能跟你對著干,是出于同樣的心理。
張:因此很多人不同意把儒家稱作儒教,因為它沒有宗教性,敬鬼神而遠之,講的是人間德行。
李:對,它比較世俗,盡管是官方意識形態,但并不是宗教。在中國,信教的都是一些愚夫愚婦。這點和西方不同,中國沒有上層精英信教。歐洲只有經過宗教改革后,大學里不信教的人才多起來。咱們現在的知識分子和歐美大學的自由知識分子一樣,根本就不信教,而且比他們更徹底。不信教,不等于就是無神論。他是不關心那個問題,沒有所謂的宗教關懷。琴棋書畫,他迷戀的是這些。對靈魂,不論是你的我的,會怎么樣,不關心。
張:對家族綿延、家族教育更關心,操心的是子弟成才、成器的問題。
李:對。最主要是想當官。當的都是世俗的官,他不去當和尚。這才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一條。
張:對儒家的批判,是把它作為官方意識形態來批的,其實它還體現了民間的文化傳統與習慣。
李:也不完全是民間的。漢代以后,它是官僚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說他重要沒錯,但經常被參雜進其他東西,弄得亂七八糟。比如蔣介石,他迷陽明之學,老婆信仰的卻是基督教長老會。所以他腦子里就是一個大雜燴,美國新教和宋明理學揉在一起。他推行儒教,也不是作為宗教要推行給老百姓。老百姓根本就不信這個,咱們山西這些廟里的神靈夠他們信的了。他是給他那幫軍人預備的,新生活運動就是從軍人開始,他要抓的是黨風、軍風建設。到現在臺灣還在講傳統倫理、國粹、禮儀規范,大家覺得傳統文化的中心是在臺灣。當年蔣介石專門成立了一個文復會,口號就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那時咱們正在搞文化革命,人家就搞文化復興。
張:也在60年代?要復興什么?
李:1967年搞的。文化復興,說白了就是復興道德。
張:道德?有具體的時代背景嗎?比如漢唐,或者宋明?
李: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那時美國有個反共的基督教組織,鼓吹全世界抵抗共產主義,說他們有最好的道德。想理解這樣的組織,只要看看杜維明每天干什么,你就知道了。就是要建立一個世界宗教。我們知道,宗教之間最不相容,但很多人都說要建立世界宗教。問題是把所有的宗教裝到一個筐里,誰領導誰啊?文復會聲稱可以包含基督教、伊斯蘭教,但它們最后都要歸儒教領導。現在都說中國夢,這就是一些人的中國夢,其實模仿的是美國夢。
張:美國人講個人英雄主義,中國人是什么主義?集體主義,還是國家主義?
李:也不一定。大一統從來都不是鐵板一塊,內部都極其松散,一旦控制不住,馬上就散了。中國的一個單位里,成天打打鬧鬧,矛盾特別多。最好的辦法就是提倡個人主義,都來點個人隱私,你也別管我的事,咱倆除了上班以外面都不見,這下就沒事了。而且小心眼,你要鬧他什么事,他還到法院去告你。當然外國也不是沒有勾心斗角的事,但咱們是太公開化了。
張:所以要保證人與人之間的安全距離。
李:對。他們特別怕身體接觸,“把你的手拿開,別碰我”。(笑)生活的地方越基層,看到的社會黑暗面就越多。
張:我覺得兩頭都有,在小地方,看到的野生的活力也多,跟在都市的感覺不一樣。
李:哦,那就不錯。現在很多地方文物保護,做得還很不夠。碑刻、墓志要收回家里,這是對的,但應該把原來的地理坐標標清楚,要有記錄,否則成了孤立的東西,只能算是博物館的標本,就失去了它原來的意義。另外像南京的六朝石刻,放在野地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日漸風化,有一天可能就碎成一團了??墒前峄貋?,那個景觀就沒了。我覺得最好是做一個鋼化的復制品,把真的搬回家?,F在還有一些革命時期的壁畫,甚至大躍進時期的標語,也值得保護。上回我在我媽媽那個村,還看到抗戰時的征兵站。
張:現在山西的很多地方,還保留下來閻錫山書寫的碑,上邊刻著他的訓話。
李:他特別愛搞那些,他的日記也是,記一些格言,不記史事,編的跟《論語》似的。他在山西是割據勢力,肯定熱心家鄉建設,也發展教育。我父親念的太原國民師范,就是他手里辦起來的。現在雖然校址還在,但早就不是原貌了。修馬路要占地,從大門口往里壓,變成縮小版的了。我也去武漢找過黃埔五期的遺址。在長江橋頭,原來是張之洞辦的兩湖書院,地方很大,現在里邊還有好幾所學校。第五期里邊的共產黨特別多。以軍事學習為主。那時學外國最主要的就是學軍事,包括閻錫山。而且都是從日本學。
張:通過日本學德國。
李:是。最早是北洋學堂。陸軍學德國,海軍學英國,全世界都是如此。蔣介石特別迷的是德國,是希特勒。抗戰時,德國跟日本一伙,可實際上是德國人最早幫中國抗戰。美國是到珍珠港事件之后才幫的,有他自己的目的。另一個是蘇聯。蘇聯援華物資是最多的,但軍隊訓練,包括滇緬、淞滬作戰的軍隊,都是德國訓練的。
張:對,國共兩黨的軍事顧問都是德國人。
李:李德是共產國際派過來的,背后是蘇聯。雖然都是德國顧問,但這邊是工人,那邊都是陸軍的將軍,完全不一樣。現在有那么多專家專門研究這個,那么熟悉史料,可卻經常給大家提供對歷史的誤解,我很不理解。我覺得,主要是文化立場有問題。
張:您說的文化立場怎么理解?
李:就是到處都吃后悔藥,反面看倒霉,搞翻案史學,全是這一套。這也是一種洗腦,我都被洗了(沉默)。好多事情都說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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