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是個天下大亂的時期，根本不像現(xiàn)在人吹的，簡直是黃金時代。天下大亂，最倒霉是誰?是老百姓，不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再不舒服，也跟老百姓沒法比。你不能把全部歷史都寫成知識分子的受苦受難史。即使“文革”也不能這么講。當時誰都知道，首當其沖是老干部，知識分子頂多是陪綁。更何況，整知識分子的，很多也是知識分子。

　　這是一段戰(zhàn)爭與革命的歷史，血流成河、淚流成河，中國人受了很多苦。但這也是一個英雄輩出、大師輩出的時代。它既催生了武夫、政治強人和革命家，也催生了現(xiàn)在讓人羨慕不已的“學術大腕”。國家多難，英雄和大師都是幸存者。在中華民族的苦難史當中，知識分子并非神游物外，而是身在其中。他們或者被政治拋棄，想搞政治而不得，或者寄生于政治的夾縫之中，有如褲襠里的虱子(阮籍的經(jīng)典比喻)，躲避政治還來不及。很多人的學問都是逃避政治逃出來的。

　　中國傳統(tǒng)，讀書人“以天下為己任”，熱衷政治。天下有道，可以搞政治。但天下無道怎么辦?孔子說，得保全自己，等待時機，東山再起。但起不來怎么辦?于是而有隱逸。隱是隱士，逸是逸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腳是逃避政治。

　　比如王國維，他對政治本來很上心，革命絕了他的望，他才借學術打發(fā)時光，像魯迅說的，“無聊才讀書”(《贈鄔其山》)。他根本看不慣這個時代，覺得革命就是天下大亂，天下大亂有什么好。他跟羅振玉東渡日本，就是出去躲政治。國民黨也好，共產(chǎn)黨也好，在他看來，都是亂黨。什么時候不亂?當然是大清朝，特別是早一點兒的大清朝，其父祖之輩的大清朝。陳寅恪也如此，他的感情也在民元以前。此人無黨無派，要說派，是名士派，臺灣不去，北京不來，國民黨也好，共產(chǎn)黨也好，他都不買賬。現(xiàn)在有人說，某些文化保守主義者對保存文化有功，這是對的。但說“萬般皆下品，唯有保守高”，就過了。

　　這兩位大師，講范兒也是“前民國范兒”。真正的“民國范兒”是國民黨的范兒。

　　現(xiàn)在講“新史學”，真是越講越亂。梁啟超講進化史觀，自稱“新史學”。傅斯年尊蘭克學派，臺灣叫“新史學”。現(xiàn)在倒好，文化保守主義可以叫“新史學”，國民黨史學可以叫“新史學”，唯獨左翼史學不許叫“新史學”。其實左翼史學才一味求新。誰都知道，它最重考古學和民族學，最強調(diào)社會史和比較研究。你就是再不喜歡，也無法把它歸入舊史學。

　　1949年，蔣介石兵敗如山倒，逃往臺灣。國民黨不得民心，連挺蔣的美國人都大失所望，打算換掉他(文換胡適，武換孫立人)。現(xiàn)在倒好，有人說，大陸淪陷，文化斷裂，傳統(tǒng)文化全都去了臺灣，不但人去臺灣，東西也去了臺灣。比如“中研院”，那才叫人才濟濟;臺北故宮，好東西全在那兒。這不是胡扯?

　　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幾個想上臺灣?實在不敢留大陸，那也是去美國。1948年底，蔣介石有“搶救大陸學人計劃”，派人拿飛機接，誰都不去。1948年中研院選出的第一批院士，共81人，除郭沫若是左翼人士，一水兒全是“民國范兒”。他們，只有傅斯年、李濟、王世杰、董作賓去臺灣，陳省身、李書華、汪敬熙、林可勝、李方桂、趙元任、蕭公權去美國，胡適先去美國，后去臺灣，其他人全都留在了大陸。胡適幼子胡思杜、李濟之子李光謨，還有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他們也留在了大陸。

　　文物，民國那點家底，跟大陸沒法比。故宮南遷文物，只有1/4去了臺灣，東西在他們的故宮。殷墟的標本，山彪鎮(zhèn)與琉璃閣的標本，還有居延漢簡，東西在他們的“中研院”。老河南省博物館的收藏，東西在他們的歷史博物館。他們帶走的東西，就這么多。中國的文物絕大多數(shù)還在大陸。更何況故宮搬不走，殷墟搬不走，中國的風水寶地搬不走。考古在大陸從未中斷，新文物層出不窮，即使“文革”也未中斷，真正的文化資源還是在大陸。

　　出版，大陸也未中斷，即使“文革”也未中斷。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文物出版社和科學出版社，整理古籍，翻譯外文，印考古報告、文物圖錄，不知出了多少東西，臺灣沒法比。

　　當然，歷次運動，大陸學者受沖擊，不知遭過多少罪。他們，即使在監(jiān)牢里也有人寫東西、譯東西。受委屈還有這等貢獻，這叫什么?這叫可歌可泣。

　　民國有什么遺產(chǎn)，咱們來看一看。

　　臺灣學者的傳燈錄，杜正勝來北大講過。他們的第一代學者是上述遷臺五院士，以及北大、清華和中研院的個把老人，根子在大陸。第二代是留美的余英時(1930-)、許倬云(1930-)、張光直(1931-2001)，也是從大陸走的。第三代是杜正勝(1944-)他們這一代。這一代才是在臺灣長大。我記得，1990年“中研院”選院士，呼吁本土化。他們的院士，國籍多是美國。本土化的意思是臺灣化。

　　余英時和許倬云，家庭背景都是國民黨。因為人在美國，國籍是美國，他們更喜歡的身份是“世界公民”。

　　余英時是燕大歷史系的學生，跟社科院考古所的陳公柔是同學。考古所的老所長徐蘋芳先生也是燕大的。他跟我講過余去香港的前前后后。余去香港是跟錢穆學，去美國是跟楊聯(lián)陞學。錢是文化保守主義者，后來是蔣介石的“帝師”。余的歷史研究，中心是士。《士與中國文化》，強調(diào)中國文化，命運系于士。他最恨“暴民造反”。比如《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經(jīng)他索隱，處處暗伏玄機，全是罵共產(chǎn)黨。他說郭沫若剽竊他老師，也是為了打倒左翼史學。他回憶說，他在燕大時，自由主義者分化，左翼向中共靠攏，右翼以胡適為首。他的表兄是北大地下黨的負責人，勸他參加革命，無論左派、右派，他都不參加。他說他學過馬克思主義，發(fā)覺全是騙人。他提到的“表兄”不是別人，就是1983年當過北大代理書記的項子明(原名汪志天)。項子明病故，他只寫了幾行字，說他本想寫點什么，唯恐下筆不慎，產(chǎn)生副作用，現(xiàn)在不寫，將來總會有機會寫。

　　許倬云是臺大歷史系畢業(yè)，遷臺五院士，胡適、傅斯年、李濟、王世杰和董作賓，還有李宗侗，他都奉為老師。他在匹茲堡大學教歷史學和社會學，性學專家李銀河留學美國就是跟他學。王小波“以性交解構文革”。許說，王的作品經(jīng)他推薦，才在臺灣獲獎。許的代表作是《漢代農(nóng)業(yè)》和《西周史》。前書，我在農(nóng)經(jīng)所時，曾從農(nóng)業(yè)科學院借閱過，我意外發(fā)現(xiàn)，此書是送給杜潤生(中共負責農(nóng)業(yè)的高官)。后書，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張光直教授的學生)寫過書評，可參看。

　　他們兩位對臺灣影響很大。臺灣的很多學者都是他們的學生。

　　張光直是臺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yè)，考古，師從李濟，人類學，受凌純聲影響最大。李濟是中國考古第一人。離開大陸，無古可考，是他最大的遺憾。1960年，大陸策反李濟，他沒回來(夏鼐寫過信)。他的學生圓了他的夢。

　　張光直是李濟最得意的門生。他是把新中國的考古發(fā)現(xiàn)介紹給世界的第一人，也是促成中美考古合作的第一人。1994年，“中研院”請兩個本省人執(zhí)掌該院，正院長是李遠哲，副院長是張光直，兩人都是有國際聲譽的學者。當時，張光直已患上帕金森癥。

　　張光直是臺灣人，但他說，他也是中國人。他在臺灣做過發(fā)掘，但更大的愿望是回大陸發(fā)掘，因為中國考古的基地畢竟在中國。李水城回憶，張先生和夏鼐聯(lián)系過，想回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跟宿白聯(lián)系過，想回北大工作，都未成功。商丘考古是他的圓夢之旅，可惜已經(jīng)太晚。當他終于站在商丘工地的探方里，已舉步維艱。他比前兩位小一歲，但早早離開了我們。

　　這里我想重點說說張先生，說說他和前兩位有什么不同。

　　2012年12月23日為北大中文系靜園講座演講

　　《北大中文系第一課》(漆永祥/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6月版

　　本文節(jié)選自李零《歷史就在你腳下：講給北大中文系新生的故事》，載于《北大中文系第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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