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中說，陳獨秀之所以在政治上不能成功，就在于“他遠遠缺乏與中國社會極其復雜的各個階級、階層打交道的豐富經驗，也缺乏中國政治需要的靈活性極強的各式策略和權術，更缺乏具有人身依附特征的實力基礎(如軍隊、干部)”，他又“忽視了農民作為中國革命主力的地位(所以反對蘇區和紅軍)”，這是他“注定要失敗”的主要原因。毛澤東作為陳獨秀之后的后起之秀之所以成功，所具備和擁有的恰恰是陳獨秀缺乏和忽視的，這正是毛澤東與陳獨秀在本質上不一樣的地方。

　　家教·秉性

　　陳獨秀長毛澤東14歲，兩人出生環境不一樣，所受家教不同，秉性各異。陳獨秀不滿兩周歲的時候，父親便被瘟疫奪去生命。母親對他的個性影響極大，她對兒子的唯一要求“是考科舉，起碼也要中個舉人，替父親爭氣”。母親雖沒讀過什么書，卻比較開明，從不拿“忠孝節義”的道德說教來束縛和規范自己的孩子。陳獨秀評價自己的母親很能干，本質上又是個老好人。他說：“有人稱贊我嫉惡如仇，有人批評我性情暴躁，其實我性情暴躁則有之，嫉惡如仇則不盡然，在這方面，我和我的母親同樣缺乏嚴肅堅決的態度，有時簡直是優容奸惡，因此誤過多少大事，上過多少惡當，至今雖然深知之，還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不嚴肅，不堅決，而母親的性格之遺傳，也有影響罷。”

　　陳獨秀5歲時過繼給叔父陳衍庶，嗣父是個舉人，曾在東北做過官，少年陳獨秀曾隨嗣父去過東北，親眼目睹沙俄士兵隨意殺人、奸淫婦女的暴行。這慘烈的一幕幕，對他刺激極深，每每“思之當一大痛哭”，他為國人“只爭生死，不爭榮辱，但求偷生茍活于世上，滅國為奴皆甘心受之”而感到羞辱，誓言“我等在全國中雖居少數之少數，亦必盡力將國事擔任起來”。這種壯烈的民族情懷，貫穿了他的一生。與陳獨秀不同的是，毛澤東出生在閉塞的韶山沖。父親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勤勞節儉，精明能干。父親對他要求不高，只要能識字打算盤。

　　當祖父拿著戒尺，硬逼著年幼的陳獨秀背誦經書時，只有6歲的毛澤東已經在外祖父家，和表兄弟們一起下地，做些力所能及的零星勞動，較早地知道了稼穡勞作的艱辛。毛澤東9歲才開始讀書，雖說書是讀得晚了些，可他悟性好，記憶力強，舊時讀書人必備的默寫背誦的功夫，對于他來說一點也不難。

　　少年毛澤東讀書時就愛思考，他發現一個很多人都忽略了的問題，那就是《水滸傳》《西游記》和《三國演義》等“這些小說有個特別之處就是里面沒有種地的農民”，都是“勇士、官員或者文人學士，沒有農民當主角”。在重溫這些小說內容后，他終于明白：“我發現它們全都頌揚武士，頌揚人民的統治者，而這些人是不必種地的，因為他們擁有并控制土地，并且顯然是迫使農民替他們耕作的。”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長沙發生饑民暴動，官府實行殘酷鎮壓，暴動者的頭顱高掛在長沙城南門外示眾。這一事件轟動整個湖南，也給時在韶山東茅塘讀書的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這件事當作自己的事：“我覺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樣的普通人，對于他們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

　　陳獨秀顯然沒有這么近距離地接觸農民，在這個年齡段，他在大哥的督促下，整天埋在經書子集里，以預備科舉考試。18歲那年，為了“母親的心愿”，才隨大哥到南京參加江南鄉試。一路進京科考的經歷，給他刺激極大，深感科舉制度的腐朽與黑暗，這才與科舉決絕。由南京回安慶后，他撰寫了《揚子江形勢論略》等文，向清政府提出長江防務的方案。他的這些文章仍然主張依靠皇帝進行改革，以達到富國強兵、抵御外侮的目的。

　　毛澤東13歲就和家中的雇工一樣，在田地里勞動，晚上回到家中，還要在昏暗的油燈下給父親記賬。但他不愿困守在韶山沖，要走出去獨闖天下。他知道父親絕不會同意，而要讓父親放行，再用硬碰硬的方法，顯然是行不通的。聰明的他找來八舅文正瑩、堂叔毛麓鐘和表哥王季范當說客，這些人在鄉間很有聲望。父親在他們的勸說下，終于同意他去湘鄉東山小學堂讀書。1910年秋，17歲的毛澤東背著簡易的行囊，邁著堅實的步伐，走出了韶山沖。

　　陳獨秀自小就缺乏這種圓融變通的心計。兒時為了背書，不知挨了祖父多少板子，年邁的祖父就想聽到孫兒的求饒聲，可他偏偏不，手打腫了，屁股打紅了，心疼得母親在一旁暗暗垂淚，可是他卻咬緊牙關，一聲不吭。憤怒的祖父氣得怒目切齒地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這種倔強剛烈的性格，以及一條道走到黑的偏執，似乎伴隨陳獨秀的一生，使他為此吃了不少的苦頭。

　　迂腐·遠見

　　陳獨秀是中共的當時最高領導人，第一次國共合作正是他面臨的最“現實的事”，兩個本就性質不一的政黨聯合到一起，免不了會有這樣那樣的矛盾與沖突，而他所缺乏的就是應對這種局面的氣魄和手腕。國共實行黨內合作，中共為防止被國民黨所溶化而建立黨團，這個做法遭到了國民黨右派的極力反對，作為中共領袖的他應責無旁貸地給以回擊，可他卻書卷氣太重，反而以推己及人的雅量為對方設身處地地思慮，這就是他的冬烘迂腐之處，更迂腐的事還在后頭。據他的好友、國民黨大佬吳稚暉于1926年3月26日日記所記，3月6日，吳稚暉在與陳獨秀的談話中詢問：“列寧的共產，行在中國要若干年呢?”他竟然毫不防設地回答：“20年足矣?”吳稚暉急了，驚訝地說：“那末豈不是國民黨的壽限，只有十九年，便要借尸還魂了呢?”

　　此時，北伐戰爭正捷報頻傳，陳獨秀正陶醉著，當吳稚暉試探性地詢問時，這位“用不著提防”的書生領袖，就不假思索地答以20年即可實行“列寧式的共產”，殊不知，他的這位老友對“列寧式的共產”深惡痛絕。這就給吳稚暉提供了所謂檢舉中共的口實。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毛澤東成為中共領導核心之一。他看到在民族危亡之際，兩個原本對立的黨派走到一起，完全是歷史的機緣。毛澤東十分清楚合作的過程。他始終沒有忘記中共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既維護合作的大局，又不犧牲本黨的根本利益，對借合作之機暗藏溶共乃至滅共的居心，一直保持高度的警覺。

　　蔣介石早就有心借改編之機將紅軍收編，使中共沒有武裝，失去根據地。10多年的實際斗爭經驗，已經告訴毛澤東，與國民黨、蔣介石文斗也罷武斗也罷，都要憑實力作后盾。所以，在國共兩黨關于紅軍改編八路軍的多次談判中，他一直指示要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不變更共產黨人員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絕不允許國民黨干涉紅軍內部任何事情”。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一部分同志以為國民黨真的友善，再也不會禍起蕭墻，主張紅軍應該早出動，“全部出動為宜”，甚至有人提出“我們不能完全獨立自主”等。毛澤東超出常人之處在于，一直站在維護本黨根本利益的立場上，對來自各方面的意見耐心分析。他說，國共兩黨在階級上仍然是敵人，所以“黨的階級獨立性問題應提起全體黨員注意”。他認為國共兩黨代表著“兩種政策，兩種前途”，我們的任務“是爭取共產黨和紅軍成為抗戰的核心，一切工作準備過渡到工農資產階級聯盟的民主共和國”。

　　正是吸取了陳獨秀時期的教訓，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中牢牢把握中共的獨立自主性，在服從總的戰略的前提下，不被國民黨牽著鼻子走，這樣才不致于被國民黨溶化乃至瓦解。

　　農民·紅軍

　　1927年7月，陳獨秀給中央遞交了辭職信，自此離開了領導崗位。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已厭倦與國民黨論爭的“口水戰”“筆墨戰”，意識到與國民黨斗，還是要靠實力和槍桿子，城市不是中共的優勢所在。他毅然選擇了農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1923年4月，毛澤東在領導水口山礦區工人罷工時，發現這些工人原本就是農民，他立即派工會領導成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到他們的家鄉衡山縣岳北白果鄉開展農民運動。這個鄉有很多農民在水口山礦區做工，受過毛澤東的教育，親歷過水口山礦區罷工，感受過團結起來的力量。僅僅幾個月的時間，農民就發動起來。9月中旬，湖南第一個農會——岳北區農工會成立。根據開展農運的經驗，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主要介紹農民運動的情況，強調農民問題的重要意義。中共也曾研究與討論過農民問題，而將農民運動在黨的代表會議上正式提出，卻是毛澤東開的頭。對于這一點就連張國燾在晚年也不得不真心地佩服。他說：“他(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

　　如果說陳獨秀忽略了農民問題，那顯然有失公允。早在1923年7月，他就在《前鋒》發表《中國農民問題》，這篇被鄧中夏稱為“算是精審可觀，對于中國農民狀況分析得很細致”的文章指出：“農民的大群眾，在目前已是國民革命之一種偉大的潛勢力”，國民革命“不可忽視農民問題”。他對農民的經濟狀況、階級構成以及所受的壓迫，進行了細致的分析，也給中國農民指出了改變命運的途徑，那就是“教育與宣傳” “組織消費協社” “組織農民借貸機關” “組織谷價公議機關”和“抵御兵匪、改良水利”及“縣長民選”等。雖然如此，他對農民的一些關鍵問題，如土地問題、農運問題等缺乏足夠的認識。

　　1924年12月，毛澤東離開上海回長沙養病。次年2月，來到家鄉韶山，走戶串門，與鄉親們拉家常交朋友，對農民進行思想啟蒙教育。除辦起20多所農民夜校外，還創辦了農民協會，更重要的是在韶山積極發展共產黨員，創辦了中共韶山支部。他在韶山時間不長，領導的農民運動卻有聲有色，走“在各縣之先”，成為“湖南全省之中心”，而農運一開始即“作經濟政治斗爭”，“時常與地主土豪發生沖突”。

　　毛澤東認準了中國革命的廣闊天地在農村，中國革命的生力軍是農民，他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農民運動上，可總書記陳獨秀卻始終對農民運動存有偏見，說農運已經“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1927年1月，毛澤東帶著陳獨秀所提的這些問題，徒步考察了湖南的湘譚、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毛澤東并非沒看到農民運動的過火之處，但是，他主要是看到了農運的本質和主流，這就是昔日的泥腿子、莊稼漢，如今也在農村挺直了腰桿說話，這是天翻地覆的事情。因此，他得出結論：“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

　　大革命失敗前夜召開的中共五大上，毛澤東和彭湃、方志敏等將籌劃已久的分配土地的方案，提交大會討論。可是，陳獨秀沒在大會上提及。“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國共分裂已是大勢所趨，“心情蒼涼”的毛澤東正在思考和運籌著下一步的革命行動。大革命失敗后，就在陳獨秀給中共中央一封又一封去信，憤憤不平地辯說時，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隊伍上了井岡山，創建人民武裝——工農紅軍，與國民黨反動派實行武裝割據。

　　紅軍日益發展，工農武裝割據已成星星之火時，陳獨秀卻站出來對紅軍和蘇區大加討伐。他寫了《關于所謂“紅軍”問題》等文章。這些文章已不是一般地反對武裝斗爭，也不僅僅是對農民有著“紳士式”的歧視，而是惡狠狠地污蔑紅軍的社會基礎是“災民、土匪、神兵、紅槍會、大刀會、刀匪”，由這些“極惡劣的分子來革命，便是從好處向壞處革命了”，并說紅軍的游擊戰爭是“土匪式的騷擾”。因此，“統治階級罵我們是共匪和匪共并稱，都不足為異”。時值國民黨對蘇區發動“圍剿”，蔣介石把這篇文章大量印刷，向江西蘇區廣泛散發，這就難怪有人說蔣介石對紅軍和蘇區是“武剿”，而陳獨秀則是“文攻”。

　　與陳獨秀主張“國民會議”、取消革命的思想背道而馳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卻牢牢把握槍桿子，從無到有，由小到大，并在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四次“圍剿”中開辟了一個又一個新的革命根據地。后來的歷史證明，如果中共沒有軍隊和根據地，中國革命的勝利就無從談起。毛澤東在創建人民軍隊的過程中，已與這支軍隊水乳交融、血脈相連，廣大指戰員也在實戰中意識到毛澤東的重要地位，以至在他被排斥時，他在軍隊中的影響力，也沒有多大的減弱。這是毛澤東與陳獨秀的不同之處，也是毛澤東的高明之處。

　　信仰·紀律

　　中國革命處于低潮，陳獨秀和毛澤東都看到了，可在低潮期如何領導中國革命，兩個人卻指出了極不相同的方向。陳獨秀認為，國民黨還沒有到崩潰的時候，所以，人民“奪取政權的時機尚未到”，現在應放棄“以暴動取得政權”的“幻想”，以“不繳租、不完糧、不納稅、不還債”的經濟斗爭取代階級斗爭。毛澤東堅持武裝斗爭，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

　　1928年2月，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已然形成，工農武裝割據的局面正在開辟之際，湘南特委派員來到井岡山。

　　來人下車伊始，便批評毛澤東是“右傾逃跑” “槍桿子主義”，并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誤傳為“開除黨籍”。毛澤東就這樣被“開除”出黨，成為只擔任師長的“黨外人士”。毛澤東后來說，當時“開支部會我都不能去，很痛苦的”。他只是感到委屈，并沒有絲毫違背組織紀律的言行。

　　也是在這一時期，陳獨秀多次給中共中央去信，忘卻了“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古訓，繼續提出一些早已遭到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批評的意見。共產國際考慮他的意見及特殊的歷史地位，指名讓他和另外幾位同志參加即將召開的中共六大，其他幾個同志都去莫斯科參加了會議，惟有他卻不顧組織紀律，嚴詞拒絕出席會議。更離奇的是，他竟置中央的一次又一次的警告于腦后，把他致中共中央的信在黨的基層組織中公開傳閱。

　　他企圖引起對黨的路線的公開討論，這一愿望在當時就被否決了。當他獲知托洛茨基反對派的信息后，便很快投入到黨內反對派的活動。作為中共創始人的他，在創建這個黨時就理應明白列寧主義的政黨紀律，黨內不能有反對派活動。在中央一再的勸說和警告下，他置若罔聞甚至梗著脖子向中央叫板：“我們的黨此時正需要反對派。”他公開地追隨托洛茨基，明目張膽地建立反對派組織，正如他的老友汪孟鄒所說，他是一個“無法無天”的人。

　　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在指導中國革命時犯了很多錯誤，這是歷史的真實。對待這些錯誤，包括毛澤東在內的許多共產黨員都是了然在胸，十分清楚，可很少有人像陳獨秀那樣肆言無忌直至公開批評。他甚至膽大到在給中央的信中要求“公布列寧遺囑”，而列寧遺囑的最核心最敏感的內容是 “我建議同志們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此時的斯大林不僅是蘇聯黨和國家的最高元首，而且也是國際共運的領袖。可陳獨秀卻毫不顧忌，理直氣壯。

　　在托洛茨基的力薦下，陳獨秀當上了中國托派的中央書記，可是自命不凡的年輕的托派們并不把他當回事，仍對他的所謂右傾進行批判，而他的一些另類于托派的思想，又從來不能見容于這些年輕人。他并不在意這些，用他的話說：“我只注重我自己的獨立思想，不遷就任何人的意見。”他在審視自己所信仰的思想時，大膽地懷疑，不時地否定，并自詡要用“科學的態度”，“重新估定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內)之價值”，斷言“列寧之見解，在中國不合，在俄國及西歐又何嘗正確”。他從批判孔子開始，一生信仰和拋棄的主義和思想之多之快，也是罕見的，延至晚年連最后信仰的列寧和托洛茨基也拋棄了，這就難怪胡適說他是“終身的反對派”了。

　　作為政治家的毛澤東，與陳獨秀不同的是，他除如自己所說具有“虎氣”外，還有“猴氣”，那就是靈活性。中共確定了獨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后，斯大林開始擔憂起來，立即派王明回中國督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貫徹，唯恐毛澤東的獨立自主，見罪于蔣介石，從而使蘇聯失去東面屏障。王明自以為是欽差大臣，以在武漢的長江局向延安的中央鬧起獨立。這一點，連賦閑的原共產國際代表李德都看得一清二楚。

　　王明正在勢頭上，且背后又站著斯大林，毛澤東在黨的會議上除闡述自己的意見外，盡量避免與王明的正面沖突， 也就是李德所說“除抗大以外，卻很少露面”，可另一方面又通過任弼時、王稼祥等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的真實情況，從而取得了共產國際的理解和支持。

　　1920年5月，陳獨秀、毛澤東相會于上海。陳獨秀向青年毛澤東談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后來，毛澤東向斯諾說：“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這些話，給我留了深刻的印象。”陳獨秀拋棄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畢生信仰馬克思主義，一切的出發點與著眼點都是為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為此，他既能順勢而為，也能在逆境和挫折面前毫不氣餒，巧與周旋，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對自己的信仰和追求一絲一毫也不懷疑，只是腳踏實地的踐行著，這就是他與陳獨秀在本質上的不一樣。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